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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集《奶奶的村庄》创作谈
注：本文为2017年4月22日，在温州市图书馆之籀园品书会第92期上的讲稿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各位家长，以及各位小作家朋友，大家下午好！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前来捧场，有你们的支持，我深感荣幸。
下面，我就简单聊一聊我业余写作的一些感受，以及我对文学与生活的理解。稍后，敬请大家互动交流，批评指正！
一、故乡和童年
谈及写作的话题，不得不说故乡与童年的成长经历对我人生的影响。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的故乡叫南阳湾，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以南阳湾为轴心，往北10公里，就是我国四大佛山之一的九华山；往南38公里，便是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黄山。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偏僻的南阳湾山乡的文化生活是相当闭塞的。我记得我看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做《第二次握手》，当时是从一位叫吴凤华的铜陵下放知青身边借阅的。
我曾经读过著名作家苏童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八百米故乡》。苏童在这篇文章里，讲述了他的童年生活那段难忘的经历。而我的故乡，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五百米。一个叫作王家村，一个叫作背后村，两村之间的距离只有五百米。我的父母各自从小都是随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和曾外祖父曾外祖母从皖北来皖南逃荒的难民，所以，他们当年走到一起成家的时候，一无所有，连睡觉的被子还是几个放牛的兄弟你五毛我一块凑钱买来赠送的。我在背后村一户人家出生，当时的房子是父母租住的，与现在不同的是，那时村里人善良厚道，不用租金，父亲只要在房东的租赁契约上盖个私章就行；后来我在王家村王氏祠堂生活至九岁，又随着一家人搬迁到背后村，15岁那年又搬到王家村。一家人不停地搬家，不断地折腾，原本清贫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所以，我在1977年15岁初中毕业之前，我的童年所有记忆都与这两个村亲密相连，直到17岁，跟一位曾在国军（国民党）服股的老兵篾匠师傅学徒、在南阳湾周围村庄吃百家饭的时候，故乡对我的概念才从五百米延伸至三千米。
在我童年成长的记忆里，除了上学以外，就是放牛、砍柴、并参加生产队劳动，比如拨秧、割稻、耘田、锄草、撒牛粪，等等。那时的我，少年不知愁，用今天的话说阳光灿烂，活泼单纯，尽管家境一贫如洗，我依然无忧无虑快快乐乐。
在我青春年少的时候，有两件事至今回想起来还感到有点遗憾。一是与高考擦肩而过。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的时候，16岁的我已经成为生产队的一名正式社员。安徽省当时是春季招生，赶上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改为秋节招生，我原本可以补习半年的，但由于家境贫困，我自动放弃了。二是我参军的梦想成为泡影。由于父母从来不操心儿子的前程，不去生产大队搞关系，我连去县城参加体检的资格都没有争取到。
今天，当我回首往事，回想我的写作之路，感慨万千。一个人之所以爱上写作，我想可能有很多环境因素造成的，每个作家的情况都不一样。而我对写作的热爱，不得不说源于故乡的乡土文化气息，以及苦涩的童年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
我的网名叫做“徽州游子”，故乡南阳湾虽说距离徽州（今天的黄山市）将近有80公里的路程，但南阳湾各个村庄早期建筑大多都具有徽州特色的，直到今天，依然保存着不少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的古宗祠。小时候，王家村与背后村依然保存着许多老房子，有天井，有厢房，飞檐走壁，古色古香，我和小伙伴们时常在里面玩耍、捉迷藏。庄重、典雅的徽派建筑有着它独一无二的内在美，有它特定的文化气息，至今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读者高沐女士读了我的《奶奶的村庄》后表示，她被书中的环境描写吸引住了，以后有机会一定去徽州旅行。
我常想，后来引起我写作兴趣的另一个原因，可能与我从小听过太多的故事有关。我们村里人，好多人都会讲故事。我记得大伙儿在生产队干活，中午歇息的时候，讲故事与听故事，是社员们唯一的乐趣。受其影响，我青春年少的时候不知不觉也成了一个讲故事的能手，村里的孩子们给了起了个雅号，叫做“故事大王”。我十七八岁学徒期间，师傅也爱听我讲故事。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师徒二人，徒弟一边干活，一边讲故事，师傅一边干活，一边迷着眼睛听故事，那画面是非常有趣的。
今天，我不知道我的写作之路将来究竟能走多远，但我一定知道，我写作的出发地永远是故乡！故乡的山山水水，人文底蕴，以及苦涩的童年成长经历，始终是我写作的宝贵资源，是我精神财富取不之尽的宝藏。
二、一个人的文学
写作，是一个人的精神劳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人在寂寞孤独的没有终点的道路上独自行走，有时是非常冒险的。我们的内心期盼鲜花和掌声，期盼自己的心灵倾诉能够与更多的读者分享，但实际的情形是，我们辛勤的付出与收获是不能成正比的。所以，我们爱好写作的人，要有一颗平常心，要耐得住寂寞，要有文学理想和情怀。
回顾我自己的写作之路，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煎熬，分别是“年少懵懂期、孤独挣扎期和焦虑徘徊期。”
第1个阶段：年少懵懂期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拿笔装模作样写作，写的竟然是电影剧本。那是19岁那年冬天，我在大山里一户人家做篾匠，看到了一本电影期刊杂志，上面有一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剧本，正好这部电影在南阳湾各个生产队放映。之前我已经看过这部电影，当回过头来看电影剧本时，我心有所悟，脑海里像打开了一扇天窗，无知无畏的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信心满满地说自己也要写一部电影。那段时间，我好像着了魔似的，白天一边务农，一边琢磨自己要写的电影故事；晚上再也不串门了，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在一本记工分的练习本上一字一句地写起电影剧本来。第二年春天，我将自己的“大作”先寄给了《大众电影》编辑部，后又寄往了南京电影制片厂。结果可想而知，退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让我万分感激的是，《大众电影》编辑部的编辑不仅给我写了回信，而且还将像老师批改作文一样，将练习本上每一页错别字用红笔一个个圈了起来。南京电影厂将稿件退回的同时，也附了一封回信，大意是“我厂今年拍摄故事片的任务已满，请你投寄其他电影制片厂。”虽然说这是人家在婉拒我，但他们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对作者认真负责的态度，依然令人感动。
由此可见，作为一名业余文学爱好者，尽管我的起点那么低，文字基础那么差，但我却是幸运的，我的人生第一次投稿就遇到了有责任的心杂志社编辑，和对作者给予尊重与鼓励的制片厂工作人员。
此后的两三年里，我一边务农，一边将当时的初中生教材重新复习了一遍，并从生字拼音学起，为了提高自己的基础文化知识，我不顾家人的反对，在南阳乡中心小学担任了三年的代课教师。短篇小说《竹乡情》是我的处女作，1987年发表在芜湖《大江》文学杂志上，这一年我才25岁。今年我55岁，弹指一挥间，30岁过去了。
第2个阶段：孤独挣扎期
看过中篇小说《命根儿》的读者，几乎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是不是作者的亲身经历？
这里我想说的，是文学与生活的距离。
1993年，我31岁，人生刚好步入而立之年。然而，恰在这个时候，我的婚姻出现了严重危机，我原本幸福的家庭最终支离破碎。1994年，一无所有的我，孤身一人来到温州。那个时候，我身无一技之长，不会做皮鞋，不会驾车，原本只会种庄稼的本领和做篾匠的手艺在城里派不上用场。为了在异乡都市能够生存下来，我在饭店洗碗、端盘子，在工地上做小工，在皮革公司做仓库员。孤独无助的我，重拾文学梦，希望通过书写寻找心灵的安慰与平静。1995至1999年，是我写作最为勤奋的时期，我一边打工，一边克服自身文化的不足，不停地写，不停地投稿。有段日子，几乎每个星期都能在《温州日报》《温州经济生活报》和《温州侨乡报》上，见到我的“豆腐干”似的打工随笔。那时候写作我还没有条件敲键盘，而是“爬格子”。有年冬天，我深更半夜一个人趴在仓库小阁楼上誊稿子，右手因此生起了冻疮，手指像红萝卜头一样又红又肿。如今回个头来看那时候的文字，还谈不上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却见证了一个农民工，从乡村到城市的人生轨迹。
《命根儿》写于2007年，2009年刊发在《江南》第5期，距离1993年，已经15年的光景了。也就是说，我要把一段过去的人生经历变为文学作品，还必须具为语言书写和文学表达的基本能力。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学与生活的距离。当然，文学与生活的距离，具体到每个写作者应该是因人而已。
1999年，我从仓库员的岗位上跳槽，成为一名皮革业务员。从此，在市场的浪潮里摸爬滚打的我，一边推销牛皮，一边推销我的文学与写作。我的面包车里除了牛皮以外，还经常放着一些与文学相关的书刊杂志。时间久了，当我每次走进工厂的时候，老板和工厂都戏谑说“作家来了”。也许，这是一句玩笑话，但足以证明一个皮革业务员，在向客户推销皮革产品的同时，也一直努力地推销我自己。有了大家的认可，使我对写作有了进一步的自信心。这一时期，在作家朋友、报社编辑的关心支持下，我的写作有了长足的进步，《温州晚报》《温州都市报》等几个有名的副刊，如《春草池》《池上楼》《文学角》等，也会经常出现我的零散文字。2008年，我的第一本小说散文集《人在旅途》，除了两篇小说外，其他的文章都是我打工之初个人收获的第一笔精神财富；2013年，我再一次将日常发表的散文随笔，进行收集整理和筛选，出版了第二本书，也就是《从皖南到温州》。
第3个阶段：焦虑徘徊期
2009年，我结束了打工生涯，在黄龙皮革市场开了一间小店，从此踏上了独自创业之路。然而，这些年来，金融危机的阴云一直笼罩着大江南北，生意人的日子并不好过，我这个皮革小店自然也是举步维艰。此时，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我，身体素质有所下降，精力大不如从前。一个人的小店，开车送货，结账、讨债，等等，所有的活儿都是自己干。随笔《2011，我每天都在焦虑不安中躬身行走》是我创业路上的真实写照。但我必须要努力，因为，我父亲七老八十了，作为儿子，我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儿子目前还在读书，作为父亲，我有培养他成长的责任；妻子是家庭妇女，没有正式的工作和收入，靠帮别人家做钟点工来补贴家用，作为丈夫，我深感愧疚。所以，作为男人，我是家中的顶梁柱，我不能松懈，也不敢松懈。
生活的压力自然也影响到我的阅读与写作。一个没有闲情静心大量阅读的人，怎么写得出好作品？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所面临的最尴尬的事情是，每每千辛万苦写作发表了一部作品，大多数朋友关心的并不是你作品的好坏，也就是说，你创作的劳动成果无法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大家关心的只是你一篇稿子能赚多少钱？或者说你出一本书能赚多少钱？每每遇到不少“好心人”问起这样的问题，我都哭笑不得。这不是那一个人的错，这是当今时代，在娱乐文化消费的冲击下给作者造成的现实窘境。说好听点，叫做文学边缘化；说难听点，是作者的悲哀。
中篇小说集《奶奶的村庄》就是在我焦虑、徘徊的困境中，坚持文学情怀，不忘初心，又一次努力完成的一个写作的心愿。尤其是《雪花巷房客》和《奶奶的村庄》两个中篇小说的创作，它们都是在我日常琐碎的生活中、和为了生计一年到头焦虑不安忙忙碌碌奔波中零打碎敲完成的，可谓是“怀胎十月，一朝分娩”。
借此机会，我想对年轻的有志与文学写作的朋友说，文学与写作，是一项清贫的“事业”，——假如你将它视作“事业”的话。如果温饱不能解决、生存面临压力的话，最好还是面对现实，努力工作，不要误入歧途。
三、故乡与远方
来温州之前，我长年累月与土地庄稼打交道，或者整天拿着篾刀与竹子打交道，几乎没有出过远门，距离家乡四十公里外的县城，也只有春节期间，以办年货的名义偶尔去闲逛一天。家乡南阳湾四面是连绵起伏的大山，那时的我，常常一边干着笨重的农活，一边望着山顶上的蓝天白云发呆。我很好奇山外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然而，自从1994年来温州打工以后，我的人生经历里突然冒出“故乡”一词来。而且，我很快发现，随着时光的流失，随着每年只有春节期间匆匆回老家呆几天，故乡与我之间现实的距离似乎越来越遥远。因此，我对故乡的关注、想念之情也就越来越真切。所以，我的写作一直与我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与我的故乡牵肠挂肚。《命根儿》是，《牌坊村人家》是，《奶奶的村庄》也是。
就在上个月，也就是3月5日，我的父亲突然患了脑梗塞，也就是通常说的中风。在亲友的帮助下，我父亲顺利地住进了老家的县中医院。我6日从温州匆匆赶回，为了方便照顾，8日我将父亲接到温州。这里，我要说的是7日这一天的心情和感受。
老家王家村村后半山坡上有一座七十平水米共五间的平房，这座房子是我1988年亲手建造的。当时对于26岁白手起家的我来说，所有的艰辛与快乐都与这座房子有关。我在中篇小说《命根儿》里有相关的细节描述。自从1994年我离开老家来温州打工以后，这房子一直由父亲居住。二十多年来，我每年春节回老家，因为父亲健在，我依然感受到昔日的温馨。而现在，父亲生病住院了，我要带他去温州了，这就意味着我的这个家，——曾经辛辛苦苦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屋子，从此清晨和傍晚，将再也看不到浓浓的炊烟……所以，我那天在屋子里收拾东西的时候，心绪莫明地伤感、怀旧、留恋……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岁月不饶人。人到中年的我，离开故土二十多年我，此时站在自家的屋子里，竟然遇不到一个曾经熟悉的身影！是的，光阴荏苒，如今的村庄人口越来越少了。我记忆中的老人几乎都一个个驾鹤西去，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在上海、合肥等大都市谋发展；头脑活络的有经济条件的人家都搬到南阳湾大街，或青阳县城居住。
村庄出奇的安静，父亲饲养的几只老母鸡在坦前觅食，它们还不知道主人要离开了，接下去是死是活完全靠它们自己在野外的生存能力了。
我匆忙而简单地收拾好家中的一些零乱的物品，以及父亲需要洗换的衣服，当锁门的那一刻，我听到了铁拴发出的久违的熟悉的声音时，我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惆怅，鼻子突然一酸，禁不住泪流满面。因为我不知道此次离去以后究竟什么能回来？或者说，当我下次重新回到故乡时，还能不能看到父亲曾经的音容笑貌？
这就是人生，一种无法逃避或抗拒的无奈，只有顺其自然，从容面对！
我的写作也是如此，在《奶奶的村庄》这部中篇小说集子里，每个人物的生存状态，悲欢离欢，都不是作者有意而为之，而是现实生活的无奈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遗憾的是，作为一名业余作者，我做的还不够好。我的写作，以及个人文学素养，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要努力探索，不断地向生活的深度挖掘，无论怎样的写作，作者都不应该忘记自己的使命，要想让自己的作品有生命力，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必须与这个时代息息相关。
悠悠岁月，面对故乡，我们都是过客。所以，我在《奶奶的村庄》这本书的后记里写道：唯有故乡，才是我的远方。换句话说，我曾经站在故乡的田野上向往外面的世界，而如今，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经历过人生太多的风风雨雨，人到中年的我，故乡成了心中无法割舍的牵挂。因为，故乡是我今生今世出生成长的摇篮……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