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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的夏天，一个孩子在心里种下了对生死难以言喻的迷惘。我还记得那个人少的夜晚，当时我发着高烧，我走得很慢，就像身上背着一个麻袋一样。前面的两道无言背影，是父母的标识，我的奋力追赶，是对那两道身影不懈地追逐。大约是这个时候，在我卖力而又拼命追上那背影时，背后的村口牌坊上面挂着的两个大红灯笼，开始随风摇摆。一道驴儿车上面的铃铛声从身后传来，清脆的铃铛声在漆黑寂寥的村里响起，使我即使在白天回想起来依旧无声开口。
我身后空无一物，只有随风摇晃的杨树和大红灯笼，其他的东西什么也看不清。那个声音只是在我回头后消失了，我是那么急切和害怕它会再次响起，一个只有我才能听到的铃声，可是没有再响起了。不过到现在我才明白我为什么恐惧它的出现，因为没有人见过声音的来源，没有什么比看不见摸不到更让人恐怖的了，尤其是在百般解释之后。
紧接着便是卫生所的铃铛响了，里面泛黄的灯泡和陈旧的墙皮对照着。这很明显是输水之后的看到了景象，是对之前心中恐惧的抚慰，但是我每次想起来还是不知该如何做解释。
也或许是之后几天发生的事情，算是对铃铛的声音做出了回答。那是即将落日的傍晚，天上还残留着太阳烧红的云霞，就像油画被弄脏了一样不够优美。我在老家往村口的新房子跑去，原本的石子路被沥青替换，也只是外面这一条路。无人的沥青马路前面，走着一个拄拐的老太，她穿着白衣黑裤，手中拄着拐杖，走着的时候似乎全身力气都压在那根不起眼的拐杖上面，仿佛在原地踏步一般。看着快要到家门口的她速度缓慢，耳畔响起的铃铛声使我心中又开始迫切焦虑和恐慌。那个老太从一开始就看着我，苍白皱纹的脸上笑着，从远到近目不斜视。就在我惊恐地越过她跑进院子里时，她站在门外看着我，随后便一直向前走去。我只记得铃铛响起的声音，却不记得她走路的声音。我长大之后每谈起这件事情，总会回忆起那个老人的满是皱纹的脸和一根细长的拐杖，惊讶为什么会把这种不符合常理的事情理解为铃声的出现。
我记得那是我还在争辩这怪异的事情，那个中午我与家里老人争辩的口干舌燥，嗓子眼都觉得快要溃烂了。夏天的风扇似乎商量好了一样把外面的热风卷进屋内，而不是让人感到凉爽。我争吵着，甚至站在院子里手舞足蹈表演起来。这时外面街上热闹了起来，我听到了呜呜的哭声连成一片，还带着腔调。
应该是更确切地说，我们村里的陈杰子从外面跑我家里来。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当时的表情，他异常兴奋的给我说扛一个花圈两毛钱！
“你扛不扛花圈，两毛，吃三天饼子。”
那个黑色相框安静地摆放在我家路南的十字路口上，我看得清楚，她就是那天傍晚走在我前面的老太。此时的我再怎么回想当时的场景，我也只记得残言片语的画面，具体到什么却不记得了。过往的事情被打磨的看不清人脸和动作，只剩下印象深刻的节点。那个离世的老太，只能让当时的我感到吃惊，不会出现任何的人生感悟。照片中的她不曾微笑，表情仅仅只是安详，以及跟着她照片一起烧掉的花圈还有纸扎的金山银山。我第一次知道那是死掉的人，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可能是今后的生活将不再参与其中。这个人从此不住在这里了，这是我小时候的理解，原来死了就是不住在我们村了。
从那之后我恐惧无人的街道，尤其是闭上眼睛后，面前便出现一条马路，与夜色如期而至的还有漫天的黑色气球，倾盆而下将我淹没了，淹没了一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愿意一个人出门，村里午休的时候无人的小路也会使我恐惧起来。我一次次拒绝出门，但父亲喝酒的酒瓶子总有办法迫使我出去，我拼命奔跑。我害怕再听到熟悉的铃铛响起，一旦响起了，就会看到死亡。可我最终还是得出门，因为酒瓶子换的零花钱属于我。当我在小卖部里走出来，发心没有听到铃铛响时，看到手中的绿色两角钱纸币，我的开心难以抑制，这声音并不属于我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