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部自然生态童年(3)

　　云南的地域风光是吴然创作的主要材料，但物态的自然在语言结构中呈现为文学世界，其艺术机关的转换是需要相当功力的。文学中的自然实质是对自然性的一种表现，或对现实自然的扩展，其中增值于纯自然的就是那浓郁的人文情怀。吴然自己在创作外也反复表达，“云南这块土地太神奇太神圣了，要写的东西太多了。重要的是要找到那份感觉，找到那份情调，找到那种对这块土地既亲切又敬畏的与生俱来的缘分。”[4]而且他也认识到，因为在儿童文学语境内写作，所以要怀有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在他是全然贯彻了的。其实儿童文学的艺术规定更为他奠定的是抒写云南基本的情感基调，那就是对童年的怀恋，精神血脉中故土与童年的混合，使得这一切的表达信手自如。吴然的艺术笔致想追求的是飘忽在云南大地上空的不可思议的捉摸不定的气息，从作品具体显示来看，凡是散文中跌宕了孩子活动的部分，这种气息恰倒灵动飞扬起来，也许捉摸不定的气息是不可能存在于人之外的，至少在儿童文学中是这样的。《玩月亮》很是一个代表。孩子们居住在一个有许许多多大树的村子，大青树就是孩子们天然的乐园。最有趣的是在晚上，月亮出来的时候，孩子们在大青树下“玩月亮”。吴然对夏天傍晚月亮出来时的描写很细腻，水灵灵嫩汪汪的月亮是能用鼻子闻到的，从天而降的气息，凉丝丝的，带着甜甜的润润的香味，接着是恍然听到的月光的声音，这一切的幽静突然被可爱的孩子们“玩月亮”的歌唱声掀动了……吴然笔下的月亮是人能感到亲密性的存在，它无所不在，用我们的每一种感觉都可以触摸到，它神美的存在向万物敞开，人安静地被拥入其轻柔的怀抱，孩子们则快乐地游戏于其中。

　　因此，吴然的自然始终是生态童年的。童年赋予了自然以灵性，或者说童年激活了自然的生命力。在与自然为伴的童年中，人一点点地具体化了。

　　我抄起清凉的、明净的溪水，在一块呈现着暗绿色和白色水纹的光滑的石板上，磨着我的大理石。溪边的一丛艳红的杜鹃，连同我的影子，一起映在溪流里。

　　——《大理石》

　　我喜欢站在你卵石砌的河岸，看着你一朵浪花追着一朵浪花，每朵浪花上，都闪耀着一颗太阳。

　　——《学校旁边一条河》

　　我喜欢坐在你白玉般的溪石上，看点水雀叼起一条闪光的小鱼；看翠鸟顺着你的溪流飞过。我也喜欢坐在你白玉般的溪石上，从打着旋的小水塘——啊，小酒涡里，捞起红的花瓣，白的花瓣，蓝的花瓣，黄的花瓣……我把你带来的这些花瓣，穿成一串，水灵灵的一串。

　　——《清碧溪》

　　谁能说童年的诗意是有限的？它追逐在水岸的世界里，随清凉的波动凝固在记忆的长线中了。永远是无限的确定，恒久的安宁。精神的原乡就在“水与孩子”之间，月亮下行走的童年中，如此的理想生态在吴然的文本中弥漫开来。“我看见了，我嗅到了，我住在，我喜欢，我相信，我希望……”，在圣美的大自然面前，“我在”是必然的。这是永远不会终结的对话，“我”与“自然”，孩子－成人，对吴然是两个维度的一个整体，他在文学－人生之间一起完成了。

　　吴然为孩子提供了恒定的艺术世界，也为自己提供了一体的童年境界。人生的童年境界在两个层面上存在：人生而即得，生命存在的第一阶段人人都必经历的，是生命时间的一个体现，一种过程；成年后的创造，纯然体现为精神维度，心灵超越自然规律、现实世界而回归童年，但不是简单的印象复制，更准确说是个体社会发展、价值生成的一种形态，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创造。儿童文学就是培植并发展这种创造的适宜形式，儿童文学因开拓出了童年境界而创造出了人的精神生活。人的成长是内在体验、价值观获得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价值损耗的过程。这突出表现在历时性的对童年的遗忘与无可挽回，对属于人的历史的东西的抛弃，对属于成人与属于孩子的两种世界观价值观的截然对立。又因为主宰这个世界的始终是成人的意志与威权，所以现实态的童年与精神态的童年都很难完好地存活，人们总是在肆意否定与破坏着这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揭示并肯定吴然笔下“生态童年”的原因。儿童文学的价值旨归其实质就在创造并保存这样的童年形式，彰显其内在深刻的本体性，借以纯美的艺术而渗透于人们的惯常生活与心灵之中。

　　第二节 乔传藻：敬畏生命

　　自然作为艺术作品的主题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人类的原古神话中就开始与神、人构成整一的世界而获得了形象的表达。文艺中的“自然”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沉浮起落，经历了“从浑沌到谐振”，“从旁落到凋敝”，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生态文艺潮”的重新回归。[5]今天，随着“生态文艺学”这门新兴文艺学科在国内的兴起，“自然与文学”的关系又被提到了新的高度。

　　比较起来，“自然”在儿童文学中的存在则一直显得那么自在随意，它不为外界所动，默默奉行着自己的职责，盘活着艺术大家庭中这一特异的灵性家族。这可能根源于儿童与自然的天然亲缘关系，在人的范畴内，儿童最直接关联于自然而没有被社会属性全部吞噬。艺术表现童年即意味着关注了自然，关注了自然形态的审美对象。在对自然由衷的虔敬中，儿童文学家最完美地保留了原生态的自然信念，他们超越功利、世俗的欲望化时代，冲决现代社会中人的情感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用最纯净、最平和、最尊敬、最充满爱意的眼光凝望着宇宙、自然、万物，在人类审美精神的困境中开辟出一片旺盛的精神生态家园。

　　乔传藻的儿童散文[6]创作坚守了这样的理念，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用心抒写着云南的自然图景。在儿童散文这一特殊的艺术方式下，作家明晰地形状出了系列的自然生命形态，使云南丰厚的地域资源获得了知识学意义上的广为传播，但构建其艺术独创性的要素远不止此。绚丽多彩的大自然固然是作家创作不尽的源泉，为他连续不断地提供着有意义的创作冲动，而酿成其艺术生命力的本源则在于其主体心灵，在那里潜伏着他自己凝视、组合“自然”的审美范式，即一种人类“敬畏生命”的原始精神信念。在儿童视界的艺术规定中，这一内在形态又被赋予了活泼与灵动的美学特征。

　　一、孩子需要自然

　　自然是人类存活的前提。人对自然生命的态度本质上是人对自己的态度，对自然的认识是对人自身认识的一部分。敬重自然应该是人类生存的公理，是世界颠朴不变的法则。我们要像爱孩子一样爱自然，因为他们都是人类未来的基础。

　　孩子需要自然，需要自然界千万种生命的陪伴。孩子能“同情”于自然界，他们能和鸟、虫、兽说话，大自然是儿童天然的精神伴侣。可是成人纠葛于世事太多太久，他们忘了自然。给孩子买一些吃的，穿的，一大堆玩具，应付了事，哪有闲暇顾及孩子的心灵？“活”的孩子需要“活”的生命，我们不能全部给他们“人造”的、“死”的东西。

　　除去物质空间里自然生命的伴随与情感的满足，最能提供“活”的生命形态的就是艺术了。在当下，人类的生存空间越来越被物质挤压，自然逐渐淡出城市之后，实际上我们所能给孩子自然的途径就所剩无几了。艺术以它的情感性与形象性重塑了一个自然。儿童文学家在费心地用笔为孩子描摹自然，衡量这种艺术行为的首要指数是“真实”。作家要写出真实的生命，不仅是表层的生物属性意义上的真实，还要写出“活着”的各种生命的真实情态，他们所为自我生命认真执行的那一部分。那些生命是各个不同，万千变化着的。需要作家锐利的眼睛，明澈的心灵，爱的情怀，深邃的思想，去悉心发现、感受、感动、追问、思考，简单说，自然生命需要人的生命在艺术中还原，这是一个间性交往的过程。

　　乔传藻的创作演绎了这个过程。在他笔下，出现了一个立体的云南地域自然风情图，这里有太阳鸟、森林黑土、火狐、怪石、岩羊、醉鹿、松雀鹰、黑雕、野猴、细角牛……神奇的自然生命全部以饱满的姿态挺立在孩子们面前。从知识层面透视这些作品的确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人类一步步把动物、植物、原始的生命都逼走了，它们只生存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现实中人类已经很难看见它们了。但是我们需要告诉孩子，地球上有着多么丰富的物种，在美丽中国的一隅，那富饶的森林黑土地，正在抚育着多少强劲的生命。乔传藻为孩子们打开了自然的画卷，他一个一个地引导孩子熟悉这些生命，记住它们，我们地球上尊贵的主人。但是，优美的散文不是知识读物，它的功能不在平面化地传递科普知识，如果只是客观化地记录自然，那作为艺术的儿童散文也便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乔传藻的创造是在知识层之外的。

　　这首先是个价值观的问题，也是作家所处理的自我与写作对象的关系问题。乔传藻进入自然的姿态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他怀着深深的敬畏之情进入了这个王国，观看着这个世界自在的生命运行规则，摒除浮光掠影似的轮廓扫描，耐心发现咀嚼审美对象细部的美感，在事件中抽取让人惊叹的属于自然的本质性的东西。进一步说，乔传藻写的是“内在”的自然，一个有着自身逻辑法则的异人类空间，这里的生命所秉承的对美的追寻、对信念的坚守、对亲情的捍卫、对强权的反抗、对幼小生命的保护、忠诚、友爱、责任……缔结美好、和谐宇宙的原生态美德，竟然完整无缺地保存在非人的世界里。人却把它们丢得不多了。

　　作家采取几种视角多层次反复表达自己的这种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