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我们当下的诗歌写作，与我们所要反映的这个时代，多少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如何判断我们已经作出的努力呢？在此，我想起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前苏联首脑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源自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阐述苏维埃联盟共和国正面临的社会大变革时说过的一句话。戈尔巴乔夫说，未来的社会大变革是残酷的，将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它就像一列快速行进的列车进入一个弯道，由于风驰电掣而必然会把一些人从车窗里甩出去。非常不幸，后来发生的事情加倍地应证了这位倒霉首脑的预言：1991年，苏联这列火车不仅没能驶过那个大弯道，而且被那个弯道无情地颠覆了，以至让这个庞大的显赫一时的红色帝国毁于一旦。我们国家的变革要比前苏联幸运得多，因为我们这列火车不仅快速而且顺利地通过了那个弯道；我们所有搭乘在火车上的人，都被它轰轰隆隆有惊无险地送到了今天。我想说的是，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些搭乘这列时代列车共同走过来的人，尽管都走到了今天，但各自的遭遇却是不尽相同的。因为真实的过程是，虽然我们搭乘的是同一列火车，但有人坐着，有人站着，更多的人就像我们熟悉的春运那样，被挤进了逼仄的厕所里、车厢与车厢的连接处和行李架上，甚至被迫钻进了飘满各种异味的座位底下。这样一来，坐着的看见的只能是沿途的风景，站着的看见的是自己艰难的立足之地；而那些被挤在列车的角角落落里的人，因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们生存的状态就只能是不断地抱怨、叹息和相互间推搡。正由于各自的遭遇不同，当我们带着这些遭遇进入诗歌写作，发出的声音必然是不一样的。常常听见把“80后”、“90后”这些年轻诗人的写作归结为“低语”，指责他们难以担当重任，殊不知他们正是被时代挤在角落和边缘的那拨人，所以他们在诗歌中发出“低语”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我引用这个冗长的比喻或者说是隐喻，或许能让大家看清一个事实，这便是，尽管我们大家是搭乘同一列时代列车走过来的，尽管我们的写作都不可能不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我们在诗中反映出来的时代，往往是“三千弱水，我只取其中一瓢”。说到这里，问题也就出来了：既然我们的时代是一列在弯道中快速行进的列车，那么由谁来写这列火车的险象环生、峰回路转？由谁来写这列车上所有人的共同感受、共同遭遇？又由谁来揭示这列火车的内在动力、外在阻力？还有它一路的喘息声、碰撞声、偶尔刹车时金属发出的刺耳声？客观的事实是，当今主动站在这支队伍中的诗人却寥寥无几，即使还有人在执意坚守，但也显得力不从心。
站在时代的前沿，立志于对时代主潮的抒写，其实是诗人应有的一种姿态，应有的一种担承。请允许我把目光局限在现当代，仅以我们崇拜且长期津津乐道的几位国外大诗人为例——可以说，在曾经到来的时代面前，他们是从来不当旁观者的。美国诗人惠特曼早在18世纪就提出，时代之所以需要诗人，是希望他们能揭示沟通现实与他们的灵魂的道路。他说过一句让诗人们扬眉吐气的话：“总统不应该是共同的公断人，诗人才是。”但他的这句话正是针对诗人与时代而言的，因此他接着说：“如果时代停滞而沉重，他(
诗人 )知道如何使它振奋起来。他能使他说的每个字一针见血。”惠特曼本人的诗歌，无不代表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民发出声音。他时刻关注当时美国民众的向往，传达那片生气勃勃崛起的大陆所奔涌的激情，大声呼唤美国的未来；当为解放黑奴而呕心沥血的林肯总统遇刺的消息传来，他直接用诗歌为他心目中的“船长”歌哭。读惠特曼的《
草叶集 》，我们能听到美国那个时代的万事万物在那片土地上生长的声音。艾略特是个在诗歌形式上走得最坚定的人，但也是到目前为止敢于用最浩大和繁复的书写透析时代的诗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上到处布满坟场，艾略特在长诗《
荒原 》的第一句中便沉重叹息：“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在另一部被誉为“现代诗歌里程碑”的长诗《
四个四重奏 》中，直接写到英国的一座小镇所遭受的残酷轰炸，与毕加索的惊世之作《
格尔尼卡 》相得益彰。大家知道，十月革命给俄罗斯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帕斯捷尔纳克为此耿耿难眠，他采取的写作方式是，用“一滴墨水”为俄罗斯“痛哭”。有意思的是，帕斯捷尔纳克主要是以长篇小说《
日瓦戈医生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诺贝尔奖委员会给他的授奖辞，肯定的却是他“在现代抒情和俄罗斯伟大叙事诗传统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最让我佩服的是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和加勒比海诗人沃尔科特，前者因其追求诗歌的纯粹而广受知识分子们的赞赏，又因未被授予诺贝尔奖而引起中外作家对该奖的公愤，但博尔赫斯对其民族的遭遇和先辈们创立的光荣，始终引为骄傲，在诗歌中从来都不惜笔墨给予热情赞颂，哪怕是一场规模不大的独立战争，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具有非洲和欧洲血统的沃尔科特，被布罗斯基叹为“今日英语文学中最好的诗人”，1992年的诺贝尔文学之所以授予他，就在于他的诗歌总是在执著地追溯加勒比海和他的非洲祖先的命运，“具有伟大的光彩，历史的视野”。我十五年前读过他的一首短诗《
维尔京群岛 》，至今仍深深地保留在记忆中。这首诗只用了短短的十九行，就把加勒比海一个叫弗莱德里克斯特德的港口被殖民经济淹没的过程写得淋漓尽致。令人惊叹的是，这首短诗竟写到了美国梦的破灭、小岛纯朴民风的丧失、共管下政府的无能、殖民经济的虚假繁荣等等宏大事件，直击加勒比海面临的尴尬时代，就像惠特曼说的“每个字一针见血”。
当然，我必须承认，以诗歌抒写时代，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更不是堆砌几个政治词汇便可敷衍成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弱水三千，我只取其中一瓢”式的写作具有更大的难度，更大的挑战性，是诗人们常说的“有难度的写作”。因为当你把笔伸向时代的时候，时代纷繁的矛盾和现实复杂的肌理很快就会把你牢牢缠住，让你举步维艰。你手里如果没有一把精确的手术刀，是无论如何下不去手的。而这把手术刀，应该熔铸进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意识、各种现代知识深厚的学养、自觉而博大的人文情怀、高超的诗歌表达技艺等等；最重要的是，在你的灵魂中，与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民族和人民，应该具有患难与共、息息相关的血肉情感。或者说，当你面对这个时代，你首先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一根敏锐的神经，一滴滚烫而且具有足够浓度的血。否则，你发出的声音，必定是嘶哑的，失真的，只能成为一种文字的噪音。
写到此，我想起了获得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捷克诗人塞弗尔特写过的一首诗，名为《 如果你称一首诗为……
》。我理解由安妮翻译的这首诗写的就是诗人与时代、诗人与人民应该保持的姿态。塞弗尔特在诗里这样写道：
如果你称一首诗为一支歌
——人们经常这样说——
那么整整一生我都在歌唱着。
我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一道走着，
那些靠双手谋生糊口的人们。
我是他们中的一个。
我歌唱着他们的苦难，
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希望，
我与他们一起经历了
我们所必须经历的一切。经历了苦闷，
软弱、恐惧和勇气
以及贫困的悲哀。
而他们的血，每当奔涌时，
就喷溅在我身上……
诗人们，时代叫我们重新出发
王久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