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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所能够提供给诗歌与诗人的空间与氛围，实在是太有限，太让人不敢恭维了。这也许不是时代的错误。如果我们反躬自问自省与自责的话，我以为我们甚至没有抱怨的资格。为什么呢？且不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知识经济与政治经商的时代，它所渴求的各类精英，如无实业之学与济世之才，是绝然无法有更大的担当。想想战国时代的大诗人屈原，我们不仅汗颜，叹为观止，相比之下，更是距之何其遥远。屈原作为政治家的诗人，或诗人政治家，他不仅有绮丽的才华，更有提兵八万，率兵与秦军肉搏血拼的壮烈之举。在我看来，我们对屈原的千古流芳之作《
天问 》、《 离骚 》的认识，还停留在诗歌文本的认识层面，还没有进入对诗人人格境界的真正理解，尤其没有对屈原等文化先贤人格的真正效法与仰学，故而当我们面对一个伟大的时代的时候，在既没有实业之才学又没有先圣之鸿志的状况下，又能有什么作为呢？或者说又能写出什么样的诗篇呢？抱怨是需要资格的，当你有了堪与《
离骚 》、《 天问 》相较的作品，那么你尽可以为不公抱怨。问题是一无所有，我们抱怨谁呢？更别说让时代包容、抬举、尊崇我们了。
其实，在这里，我说的是一个“大我”与“小我”的关系问题，当然实质上说的是如何认识我们身处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问题。在我看来，真正优秀的诗人可能正在时代的先锋之中，他们可能根本就没工夫写诗，更没工夫读诗，他们像当年的毛泽东，也许会在休息与喘息的马背上涂上几笔，根本来不及誊抄，就又被急迫的时代召唤走了。没准哪日得宽裕，就会写出“当惊世界殊”的千古名篇来。我并不是妄自菲薄地小觑我们当下的诗人，我想提醒我自己的是——别吭声，沉下来，甚至赶快停下来。不仅要像屈原先生那样志洁行芳地写诗，还要赶快志洁行芳地投身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冷酷无情，这个时代六亲不认，这个时代不听抱怨，这个时代甚至也不听诅咒与谩骂。是的，当一列轰隆隆的时代列车奔驰向前的时候，就已经构成了风驰电掣的诗意，我们看不到，写不出，那不是时代的错。
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尤其是还直接导致八九万同胞遇难，它必定会深刻地影响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心灵。创伤与伤口的愈合无须多长的时日，而心灵的创伤与残疾却是精神疗救与救赎的冲要首当。然而检点2008年汶川与2010年玉树的两次大地震的诗歌潮，我动容于此一刻有那么多人热泪横流，又有那么多人提笔写诗；我庆幸自己目睹了这一大爱的壮阔场景，我知道于此之后我再说“爱是人类永恒的主旋律”时，我的底气十足，信心倍增。但是，玉树百天过去了，汶川两年也过去了，地震诗歌出版了成百上千部，但精品佳作却寥若晨星，这又是为什么？难道真诚大爱并不能催生精品，热泪成吨并不能代替佳作？是的，这是常识。创造的审美并不能代替审美的创造。诗歌并不是情感海洋的本身，而是瀚海汪洋中的珍珠——源于海，但它不是海。它是海的精华，海的灵魂。为什么呢？回顾一下为数不多的、当年感动我们的诗歌佳作就会发现，如果用对人灵魂的精神关怀的更高要求来看，这些佳作的思想情感的艺术感染力还不能真正对人、对亡灵、对往生、对现实，给予更深入、更透彻、更厚重、更宽阔，当然也是更动人的抚慰与救赎，还显得轻巧有余而力度不够、悲愤有余而挚爱不足，等等。如果我们更宏观地检视“地震诗潮”，我们又会发现，情感与思维指向的单一，几乎很难例外地属于大同小异的伤痛、悲哀、同情、奉献、救援等层面，鲜有进入生之欲望与死之魂灵，进而为往生而解脱升华，为死亡而抚慰珍怜，进而达到对生者、包括对灾区之外的心灵的关爱、抚慰与救赎的诗歌佳作；更难看到真正沉入八九万死难生命的内部，以这巨大的牺牲为依据仰仗，来恸问欲望，蔑视拜金与权力；来追询灵魂，歌唱善良与爱人的诗篇。肤浅是显而易见的，虽然那真情的泪水是极其珍贵的。然而这珍贵毕竟不能代替艺术的审美创造，更不能代替对人的灵魂的深入理解与深入丰富的表达与感染。所以，我不愿意听到有人说“地震已经过去了”。什么过去了呢？什么又没有过去呢？我1990年写《 狂雪
》时，距1937年南京大屠杀五十三年，为什么还能写？所以，我更愿意把写出地震诗——真正佳作经典的希望寄托在未来。未来没有欺骗过我们，它总是在我们的前方，出其不意地给我们以惊喜。那么，让我们重新出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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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快就会过去，明天当我们回顾今天，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而历史所包含的传统，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的一切的结晶。中国新诗九十多年，而历史的步伐一直都踏在时代的最前沿。在中国人民谋求砸烂封建旧世界，不做奴隶要做人的解放的道路上，新诗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其渴望解放的精神特质而彪炳于文学史册——胡适所作的新诗的发轫之作《
尝试集 》，其实就是把新诗从古汉语的格律诗中解放了出来；而伟大的诗人郭沫若的伟大诗篇《
女神 》所张扬的主体精神，则是被今天验证了的伟大的远见。郭沫若在20世纪之初纵情地在诗中放号——我要拥抱印度洋，拥抱大西洋，拥抱太平洋，我要拥抱人类的全部的全部！当年这石破天惊的号叫，已被今天彻底地验证了，因为大诗人的奔放激情蕴涵着普罗米修斯必定要解放的先知先觉的伟大预言，它当然是解放的报春雷；而徐志摩、戴望舒等所歌唱的爱情，则书写的是女性的情感解放，包括家庭与婚姻的解放等；而田间、光未然、艾青等诗人的抗战诗篇，则呼唤的是民族的解放。新中国成立，一大批诗人为分得了土地、站起来的奴隶而歌唱，表达的是解放后的幸福美感，那仍然属于解放精神特质的诗歌实践与创造；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郭小川、艾青、贺敬之、白桦、雷抒雁、邵燕祥、公刘、李瑛、叶文福、舒婷等等所创作的一大批诗歌，则为新中国的“第二次解放”发出了跨越时代的最强音——《
阳光谁也不能垄断 》！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勇敢地冲在了最前沿，担当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急先锋。而沿着解放的精神一以贯之的求索过程，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以降，新诗在解放的自由语境中连带着解放之势，在其惯性的带动下无法停下来思考、回顾、反思、展望，像大水灌溉干涸的良田，一片片地漫了过去……诚如青年教授熊辉在归纳这一时期的诗歌现状时所说，“‘消解’式写作是渴望文学身份的解放”，‘个人化写作’是渴望话语地位的解放，‘身体写作’是渴望身体感官的解放，‘垃圾写作’是渴望文学观照对象的解放，‘下半身写作’和‘黑夜写作’是渴望性的解放”，等等。而所有这一切的诗人们的解放创造，都无一例外地有一种“解放”的精神灌注其中，喜耶？忧耶？总得有人站出来判断，那么，我想问的是：下一步，我们还解放什么？作为有责任感的诗人，我想轻声地对朋友们说：停下来吧，让我们从欲望的写作中停下来，等等落后了的灵魂，等等出离了我们灵魂的心。
2006年，我有幸受邀，在重庆参加了一个诗歌二次革命的研讨会，会上我曾作了不足五分钟的发言，我说：“如果说当年孙绍振、谢冕、徐敬亚三位所提出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确立了新时期诗歌思想解放的美学原则的话，那么时至今日，是到了‘劝诫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时代了。因为我们已经走到了事物的反面，该回头了。”
1975年，23岁的中岛美雪踏出校园，谋职不顺，又逢父亲中风，于是创作了名曲《 时代 》，此曲当年夺得第6届世界歌谣季“GrandPrix”的大奖。风靡日本，历久不衰。我愿在结束本文的时刻，为大家朗诵一下她的歌词：
现在是如此的伤痛欲绝，眼泪也早已流干，
大概再没有机会展现笑容的时候了。
但是有一天一定能够袒开心对人讲：
我曾经经历过那样子的时代。
转变着；转变着，时代不断转变着，
一直重复着悲欢离合这出戏，
大家看今天分手了的情侣们，
终究能摆脱过去，重新来段另一场邂逅。
轮替着；轮替着，时代不停轮替着，
重复着分分合合这出戏。
今天不支倒地的游子们，
总有洗心革面，重新出发的一刻。
那么好，让我们重新出发吧——亲爱的诗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