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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萧红生前好友、《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主编戴望舒,在日军监狱里受尽酷刑,终于被朋友解救出狱。出狱后,获知萧红死讯的戴望舒由叶灵凤陪着,请日本《读卖新闻》驻港记者平泽随行,到了当时还是军事禁区的浅水湾,祭奠萧红,写下了千古绝唱《萧红墓畔口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一代才女,在诗人旧友笔下,竟如此潇洒。戴望舒在日军监狱鬼门关里走过一遭,心灵身体均受重创。他难免不为萧红逃过日军监狱而庆幸,曾经写过《生死场》的萧红,若真正与日军狭路相逢,又怎么能免于残酷迫害呢?
1946年10月10日,在香港工作的夏衍和K到浅水湾看萧红墓。
“萧红的骸骨埋在从丽都的大门边正北行约一百七十步的地方,西向面海,算得上是风景绝佳之地。没有隆起的坟堆,在一丛开花的野草中间,露出一块半尺阔的木板,排开有刺的草,才看出‘萧红之墓’这四个大字:看笔迹就知这是端木写的,木牌后面有一棵我叫不出名字的大树,很奇怪这棵树的躯干是对分为二的,以墓为中心,有一圈直径一丈多的矮墙,其实,这不能说墙而只是高不及尺的‘石围’而已,从墓西望,前面是一棵婆娑的大果树,两三棵棕榈和凤尾树,再前面,就是一片沙滩和点缀着帆影和小岛的大海了。”
夏衍提到的“石围”就是当年埋葬萧红时,小椋广“拿出钱来修的”。“除他之外,参加这善举和在战争中着意保存了这墓地的,还有日本《读卖新闻》社的记者(平泽)和他的夫人。”
萧红墓,自逝世之后,许多内地文化人都前往凭吊以示敬重。
周鲸文回忆了他所见到的浅水湾萧红墓。
“我于1956年底来到香港之后,1月某日携内人和一位朋友到浅水湾丽都花园萧红墓前凭吊。只见在一株大树下,立着一尺多长的木牌,上书‘萧红之墓’。这株树,四周砌成一个丈多直径的圆圈,圈内四周由石块砌成,圈内积土。左近的几株树多是如此,大概是为了保持水份的原故”。
周鲸文所看到的石围,是否就是夏衍当年认为小椋广修的,还是每棵大树都有石围而夏衍没有看到。或除萧红墓,其他的石围是后修的,现在仍然是个迷。
1946年,周海婴在香港读书,曾与同学拜谒过萧红墓。
“在香港期间,我曾与几个培侨同学,到浅水湾萧红的墓地凭吊。墓地近海滩,立著一块小小低矮的木板碑,上面写着:萧红之墓。对于这位热情天才的阿姨,当时我虽然年少,她来我家时的音容笑貌仍记忆犹新,伫立她的墓前不禁怆然生悲,随即拍摄几张照片留念,至今保存着。”
1948年,郭沫若在萧红墓前做了“五分钟演讲”。
1948年冬,夏衍带吴祖光、秦威、陈歌幸、吕恩、陶金、郑敏、吴家骧到萧红墓前凭吊。
1949年,丁聪、张骏祥、吴祖光、夏衍、张瑞芳、白杨、曹禺、沈宁、叶以群、周而复、阳翰生等拜谒萧红墓。
1949年,骆宾基、陈敬容、蒋天佐拜谒萧红墓。
……
浅水湾因萧红“埋幽之地”而斐声中外,永载文学史册。
第四节 迁葬地广州银河公墓
1957年,萧红在远离家乡的浅水湾,静静地“与蓝天碧海相伴”了十五个春秋。香港进入了战后高速开发建设的历史时期。
浅水湾萧红墓,早在1956年,就面临动土被毁的危险。事因承租方香港大酒店,准备在丽都酒店前建一座儿童游乐池,位于丽都酒店附近的萧红墓在规划范围内,将被平掉。此事引起香港文化界的震动,文化人纷纷就此撰文,呼吁给萧红墓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
1956年12月5日,香港记者、诗人陈凡在《人民日报》发表呼吁文章《萧红墓近况》。
年年海畔看春秾,每过孤坟息旅筇。
黑水白山乡梦渺,独柯芳草旧情空。
沧波不送归帆去,慧骨长堪积垢封?
生死场成安乐地,岂应无隙住萧红!
陈凡陈述萧红墓几年中发生的令人担忧的状况,每次他去浅水湾,看到的萧红墓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
今夏去看,景况更令人不快,那坟地竟被人填平,上面搭了帆布棚,作为卖汽水食物的摊子,天天任人践踏,杂垢遍地。
陈凡自香港投书《人民日报》,在国内首发这篇呼吁文章,旨在希望引起大陆文艺界的重视,将著名女作家萧红墓“设法迁葬”,以示尊重。
香港文艺界对萧红墓一直甚为关注。
1955年6月16日,香港《大公报》就以《浅水湾头不快事 萧红墓上筑何台?》为题发表了报道文章。
在浅水湾海滨的中国著名女作家萧红的墓上,最近竟有人搭了一个音乐台似的怪东西,不知作何用场。
前几天,有熟识死者事迹的游人经过墓前,看到这种改变,说:“这对于女作家萧红,甚至对于中国人,都是一件不敬的事。如果是明知故作的话,太令人不快了!”
报道文章还提供了萧红墓的准确位置,在邻近丽都酒店的林阴道上,海滩道二号正对面的下边,以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和监督。
1956年4月11日,香港《文汇报》发表署名双沙的文章《休说萧红墓》。作者以反讽的笔调写到:
不同的世界,就有不同的需要,也就有不同的不需要。这个世界是不需要萧红的,自然不需要萧红墓,就是当作一个点缀,也不需要。因此也就没有人想到保存它,美化它。它的命运,比起那一座不知姓氏的千年古墓来,是另一个样子了。
这种愤慨的声音,是无奈心境的流露,也是对现实不满的发泄。
自1955年起,三年内,香港文化界对保护萧红墓的呼吁一直没有间断。1957年,保护萧红墓的声音终于转变成有组织的行动。
1957年3月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题为《悼念萧红:叶灵凤昨演讲她的生平 与会者倡议重整萧红墓》的报道,并附两张照片,一张是叶灵凤1942年拍摄的端木蕻良手书“萧红之墓”木牌的早期墓状,一张是墓上面搭建了棚架且无“萧红之墓”木牌的被破坏的墓状。
3月1日下午,在告罗士打大厦二楼(萧红战乱中曾在此楼避难),中英学会文化组举行了萧红报告会。
会上的报告人由叶灵凤担任。他在报告中提及在浅水湾的萧红墓的现况时表示深感不安,跟着出于一位与会者的倡议,香港大学讲师陈君葆答应由他把此事提交中英学会讨论,考虑是否建议香港有关当局对萧红墓作必要的保护,并进而研究重整或迁葬的有关事宜。
同天,香港《文汇报》配图《现在被糟蹋的萧红墓地》,发表了《回忆萧红》的文章。香港文化人决定通过中英学会以行动来保护萧红墓。
端木蕻良当年抱着萧红的骨灰,在日本封锁下躲进了香港大学马鉴的家中,对于那段凄风苦雨,马鉴记得十分清楚。时隔十五年,端木蕻良已回内地,定居北京,虽然尚未再次成家,但大陆政治气候或个人原因,对于兵慌马乱之中由他亲手埋于香港浅水湾的萧红骨灰,未置一词。现在,马鉴回忆起草草埋葬的萧红,认为萧红墓保存在原来的地方恐怕很难做到,原因是墓地处于公共的游泳场,这种地方不适宜保存墓地。在会上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把萧红墓地迁葬到适宜的地方。二是想办法将萧红遗骸送回到她在《生死场》描写的故乡松花江岸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