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61)

　　萧红大胆使用这种怪诞方式为鲁迅做传，除前述理由，与“周遭世界的鬼祟跳嚣做个对比”，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港期间，萧红正专注于小说创作中的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哑剧每一幕都强调鲁迅国民性批判倾向，或称之为萧红所强调的“国民性问题”探索，将这种理念投射到她所展示的鲁迅生平，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第四幕是全剧高潮，本该突出表现鲁迅晚年生活重大事件，但在此，萧红还是通过小贩、伙计等人强调了“国民性”问题。鲁迅上海期间，参与了很多有历史影响的大事件，如文艺界的“两个口号”论争，萧红回避了这场论争。表演上，用鲁迅去德国递交抗议书而点睛，突出鲁迅国际视野和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终场的剧情介绍，萧红重点把鲁迅1923年《娜拉走后怎样》中的经典性预言单独提炼出来，以突出鲁迅先生以文学改造国民性的宗旨。“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自己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萧红确信鲁迅先生的预言，她在此用了鲁迅的这段话之后，这样写：“现在这鞭子未出所料地是打来了，而且也未出所料的中国是动弹了。”这里所说的鞭子显然是指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全剧高潮，萧红却选择小贩、伙计等人，去表现靠鲁迅吃饭的人却因他的衣着不好而歧视他，见了他与外国人在一起又恨自己有眼无珠的国民劣根性。萧红再次利用哑剧重申恃强凌弱、崇洋媚外的病态国民性是招至“挨打”的理由。哑剧的形式比之话剧更容易宣泄萧红对丑陋愚昧习俗的深恶痛绝。正如鲁迅先生的遭遇一样，萧红在全民抗战、文艺抗战的呼声中，坚持独立作家立场仍然是孤立无援的。哑剧《民族魂鲁迅》正是萧红和鲁迅先生的一次精神对话，是完成鲁迅先生未竟事业的一次壮行。此后，1941年5月5日，萧红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了《骨架与灵魂》，纪念“五四”运动。“在我们这块国土上，过了多么悲苦的日子。一切在绕着圈子，好像鬼打墙，东走走，西走走，而究竟是一步没有向前进。我们离开了‘五四’已经二十多年了。……可没有想到，自己还要拿起刀枪来，照样地演一遍。”萧红为这块土地上仍然重复着“五四”主题而感慨，作为“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她又确定无疑地站了出来。把哑剧《民族魂鲁迅》和《骨架与灵魂》对照考察，就可看出萧红居港期间，置朋友误解于不顾，置世事纷争于界外，倾力于国民性问题思考，其动因皆来自于继承鲁迅未竟事业，即继续国民性改造的文学实践。

　　与此同时，萧红也在紧锣密鼓地写作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这是与《马伯乐》风格完全不同的传记式诗性小说。著名文学史家杨义认为，“萧红是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她是‘诗之小说’的作家，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笔致，牵引小说艺术轻疾柔美地翱翔于散文和诗的天地，令一时的人们产生了对人间才华何等殷切的期待。”这段话用于解释《呼兰河传》给文学史带来的意外之旅最恰切不过。萧红让人有幸见识到何谓美文，也让人领略到“天才”强大的吸引力和“气场”。9月1日《呼兰河传》开始在戴望舒主持的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连载，萧红边写边发，到12月20日收笔，12月27日连载结束，前后用了3个多月。

　　《呼兰河传》连载期间，香港“反新式风花雪月”正热烈地论争着，萧红不可能不知道此事，但是她没有发表任何只言片语。由杨刚《反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引发对抗战期间香港青年“与民族煎熬，社会苦难不太相称的文章”的批评。许地山、林焕平等著名文化人都参与了讨论，许地山把杨刚的意见概括为“在‘我’字统率下所写底抒情散文，充满了怀乡病的叹息和悲哀，文章底内容不外是故乡的种种，与爸爸，妈妈，爱人，姐姐，等。最后是把情绪寄在行云流水和清风明月上头。”林焕平则认为，“不只是香港的青年朋友，有许多流浪四方的青年和老年。还是一样地多多少少有这种倾向……他们那种小资产阶级根性或知识分子根性，使他们对于抗战的观察，得不到最正确，坚决与彻底的结论；使他们只看到目前而摸不清未来。可不是吗？他们眼光光看着仗已打了三年多，自己已受尽了流离迁徙的痛苦，而故乡还掩映在太阳旗下。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故乡，会到离散的父母兄弟姐妹甚至爱人呢？从这里，就种下了颓废，幻灭的根苗”。林焕平的讨论已深化到怀乡病的“根性”问题，可见彼时的论争“上纲上线”已属平常。

　　无论杨刚的初衷如何，萧红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确是有被疑为“怀乡病”的可能。但此时的萧红，根本不可能顾到“反新式风花雪月”讨论，她早已经历过大风大浪。况且人们并没有明确地指责萧红小说具有这类特点。有趣的是，讨论归讨论，萧红照旧“怀乡归怀乡”。9月1日发表在《时代文学》上的《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说，“当每个秋天的月亮快圆的时候，我们的心总被悲哀装满。想起高梁油绿的叶子，想起白发的母亲或幼年的亲眷”。不能回去的故乡，对萧红就是一块永远的痛。9月20日发表在《大公报》副刊文艺上的《“九一八”致弟弟书》，借回忆弟弟张秀珂，谈到东北人沦陷后“抗战”的艰难，这对萧红也是一种无法解脱的悲哀无奈。她写到一些东北青年人，到象征祖国的上海参加抗战，反而进了监狱，“不知怎样，就犯了爱国罪了。”萧红是最早抗日的东北人，现在聚在香港回忆她的故乡人事，也是回顾中国人抗战的心路历程。作为现实主义作家，萧红必须探讨在抗战过程中为什么中国人会犯“爱国罪”？这种探讨首先是在忠实于历史的情况下的纪录和揭示。在尚未看得到光明的情况下，强调抗战中东北青年爱国的艰难，无处投奔的苦衷。

　　萧红在香港写作并发表的《呼兰河传》，其构思很早就有了，四年前在日本写的短篇小说《家族以外的人》，就把主要人物有二伯勾勒得差不多。全面战争爆发，她在小金龙巷，也动笔写作《呼兰河传》。一路上逃难，离家乡越来越远，思考也越来越清晰明了。《呼兰河传》产生的基础就是她对故乡情深意切的怀念，在快要抓不住故乡的情况下，试图用写作记录下故乡在她心中的模样。

　　在诺士佛台3号大时代书局隔壁二楼，萧红住了近一年。

　　萧红和端木蕻良在到香港不久，除戴望舒等，结识的最重要的人物，也就是说，在萧红生命最后两年，对她支持最大的朋友是周鲸文。

　　周鲸文曾留学日本、美国、英国，主攻政治学。在英国写作专著《国家论》时，“九一八”事变爆发。1931年10月，他通过西伯利亚辗转回到哈尔滨，“创办了东北最早的抗日刊物之一《晨光晚报》，任主笔，公开进行抗日宣传，深受人民欢迎，发行数量不断扩大。”从此走上抗日救国之路。周鲸文在张作相总司令任下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在北京组织“东北民众自救会”，1936年8月就任东北大学代校长，10月，宣誓加入张学良领导的“东北抗日同志会”，“愿献出一切力量，甚至生命，和日本侵略者周旋到底，完成这神圣的使命”。1938年，周鲸文到香港以“笔扫千军，唤醒国魂”为初衷，创办《时代批评》半月刊，自任主编为抗日救亡大声疾呼。

　　据卢玮鸾了解到的情况，为了能够解决在萧红和端木蕻良在香港的生活问题，1940年9月后，胡愈之带着他们去中环去见一位东北同乡。在雪厂街十号交易所大楼一所办公室，两人见到了这位同乡，《时代批评》主编周鲸文先生。

　　端木蕻良回忆，周先生“鉴于香港没有什么文化杂志，很愿意出钱，找个人来合作，出版一份纯文学杂志，”周鲸文是个爽快人，资金也雄厚，对于端木蕻良提出的“编辑有自主权，不要过问及干预”，他也十分乐意地答应下来。据周鲸文回忆，他在香港听说有两位著名的东北作家来港，他们先是在《星岛日报》上发表文艺作品，《呼兰河传》就是在《星岛日报》上看到的。他也急于想和两人晤面。“我们既是同乡又是文化界中人，真是一见如故，彼此非常亲近。从此就常相往来，有时到酒楼饮茶，有时他们到我家作客。”

　　至于办杂志，他解释，“我是把全副精神办《时代批评》，为什么又添办一个《时代文学》呢？理由很简单，因为端木和萧红是文艺家，他们希望有这样一种刊物。同时，那时由国内到香港逃难的有大批文艺工作者，也应给他们发表文章的园地。所以，国内外知名的文艺作家都是《时代文学》的特约撰稿人。”在香港，来自萧红家乡的东北人周鲸文、于毅夫在她生命最后时刻，都伸出援手，让她倍感温暖。

　　第四节 乐道(Rock Road)8号：《北中国》

　　1941年2月，萧红搬到第三个居地，也就是最后一个居地九龙尖沙咀乐道8号。钟耀群的说法如下：

　　到1941年2月中，诺士佛台三号因要调整房子，萧红又搬到尖沙嘴乐道(Rock Road)8号时代书店(大时代书局)二楼的一间房子里。

　　萧红居港期间三个主要居住地，都在九龙尖沙咀。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带阳台的楼房大房间；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3号二楼；。九龙尖沙咀乐道8号二楼。

　　尖沙咀乐道(LOCK ROAD)8号时代书店(大时代书局)二楼，现已无存。2000年左右，原址上建有凯悦酒店。2010年，在凯悦酒店的原址上建成了几乎覆盖半条街的“国际广场”。双号门牌号为乐道36—52，旧日痕迹无一留存。萧红生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就是在这里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