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56)

　　《回忆鲁迅先生》成稿于1939年10月，姚奔的回忆中，夏天，萧红身体不好，准备写鲁迅先生回忆，由她口述，姚奔记录。“我们连续几天，在黄桷树镇嘉陵江畔大树下的露天茶馆，饮着清茶，她望着悠悠的江水，边回忆边娓娓动听地叙述着她在上海接受鲁迅先生教益的日子。我边听边记，她根据我的记录，整理成文，这就是后来发表的《回忆鲁迅先生》。”萧红在重庆经历了她与萧军的孩子的夭折，身体正在恢复中。“望着悠悠的江水”，历经人生磨难的萧红，用独特的方式书写着鲁迅。此时，应该说，萧红和端木蕻良在对待“鲁迅书写”内容上是截然不同的。靳以在《悼萧红》中写到，当他问萧红在写什么时，萧红说，“我在写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在床上躺着的端木蕻良则爬起来，一面略带一点轻蔑的语气说，你又写这样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他果真看了一点，便又鄙夷地笑起来，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萧红的脸红了，带了一点气愤地说，你管我做什么，你写得好你去写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你何必这样笑呢？对于萧红的这篇回忆鲁迅的文章，靳以说，“后来那篇文章我读到了，是嫌琐碎些，可是他不该说，尤其是在另一个人的面前。”端木蕻良自不必说，即使对萧红尊敬有加的靳以，也认为“嫌琐碎些”，可见萧红坚持日常生活化的立场写鲁迅，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因此，从嘉陵江畔对鲁迅先生的回忆开始，萧红就踏上了传承鲁迅精神的道路，在香港，她仍然边写作，边从事着宣传推广鲁迅精神的事情。

　　另一方面，从上海开战以后，萧红就开始了漫长的“怀乡”“思乡”之苦。实际上，自1934年逃离哈尔滨，萧红便踏上了“怀乡之路”。“家乡田野上抖动着的高梁”，“家乡六月里广茫的原野”，升起在她的梦里，流淌在她的笔下。写于1937年8月22日的《失眠之夜》，把思念家乡的心情更加扩展了。她因思念而失眠，忍不住歌颂起家乡来。

　　在家乡那边，秋天最可爱。

　　蓝天蓝得有点发黑，白云就像银子做成的一样，就像白色的大花朵似的缀在天上；就又像沉重得快要脱离开天空而坠了下来似的，而那天空就越显得高了，高得再没有那么高的。

　　她和朋友谈话，更是捕捉到东北人说话的豪迈口气。把有着肥添黑土地的黑龙江的农作物特产，说得相当自豪，怀乡之情表达的淋漓尽致。

　　这回若真的打回满洲去，有的说，煮一锅高梁米粥喝；有的说，咱家那地豆多么大！说着就用手比量着，这么碗大；珍珠米，老的一煮就开了花的，一尺来长的；还有的说，高梁米粥、咸盐豆。还有的说，若真的打回满洲去，三天二夜不吃饭，打着大旗往家跑。

　　全面抗战两年过去了，战争并没有结束，她和同乡的热烈期待，就像她在《黄河》中的阎胡子一样，充满着理想的向往。然而，在重庆，她经历了五月大轰炸，那些惨烈的场景，无辜百姓的尸体让她感到愤怒。战争胶着地进行着，是否能够活着回家，她感觉渺茫。

　　在这种心境下，她创作了小说《梧桐》。1939年7月24日写就，1939年8月18日发表在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同期“星座”还连载了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大江》。

　　《梧桐》是萧红怀乡之作，但和上海创作的怀乡之作明显调子低沉。

　　张家老太太随着儿子逃难，从关外逃来，逃到重庆乡下来。十分不习惯的张家老太太抱怨着：

　　“这叫什么房子呢，没有见过，四面露天，冬天我看……这还没过八月节呢，我这寒腿就有点疼了，看冬天可怎么过，不饿死，也要冻死。”

　　萧红借老太太之口，把逃难的漫长之路告诉读者，况且这重庆乡下的房子竟然没有窗子，只有两扇小天窗，屋子很黑。四川的冬天是下雨的，夜里这雨声就让她联想到过去的事情。

　　过了这一阴雨的天，冬天就来了，冬天仍旧是下着雨，而且那梧桐叶子也一片一片的落了。又像下雨一样，因为有风才能落叶，风一来那干枯的叶子彼此嗑碰的声音，简直和下雨一样。那老太太又睡不着了。她的思乡的情绪，因为异地的风雨，时时波动着她。

　　但是竟有这么一天，她从街上回来了，抱着她的孙儿，一开门她就说，“打胜仗了，就要打胜仗了。”她还没有来得及说：这回可能回家了。

　　她的眼睛发亮了，她的心跳着，她说满街的茶馆都在闹嚷嚷的谈论。说苏联出兵了。

　　她的儿子告诉她：

　　“妈，没有的事，那是谣言。你老擦一擦头发上的雨吧。”

　　萧红思乡的心境铺展是相当明确的，写作的调子也显得低沉，萧红1939年在重庆期间，经历了身心重创，先是孩子夭折，后又亲历了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到处躲藏，但还是坚持创作了《茶食店》、《放火者》、《花狗》、《长安寺》等描写战乱生活场景的故事。但均未出现过东北人。而《梧桐》却以一位关外逃避战乱的张家老太太为主角，将离乱中的东北乡愁和归途无望写得动人心魄。

　　在北碚，和在武汉一样，萧红除了写作，还参加文艺界举办的各种抗敌活动。据1939年9月12日《嘉陵江日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9日下午，由陈子展、胡风等人发起，在黄桷镇王家花园举行茶话会，萧红、端木蕻良、靳以等20多人与会，议决定期举办谈话会。

　　复旦大学学生组织“抗战文艺学习会”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经常举行晚会，邀请作家演讲。在黄桷镇登瀛桥头的黄桷树下曾经举办的大型营火晚会，萧红、端木蕻良皆在邀请之列，并作慷慨激昂的演讲。

　　对流亡重庆的东北学生，萧红和端木蕻良格外给以关注，爱护着他们。

　　苑茵在《忆黄桷镇和萧红》中讲到，“我记得在一个中秋的夜晚，明月皎洁，晚风徐徐，抗战文艺习作会的会员燃起一堆篝火，围成一个大圆圈，席地而坐，展开讨论。参加的客人还有文学院的几位教授。讨论的作品是《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讨论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两篇文章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旧社会的本质和与此相连的国民党统治的特点，以及中国的前途和出路。参加这次讨论会的还有两个女作家：年纪较大的是一位和我们朝夕相处的教我们近代小说和文学，被我们这批流亡学生当作母亲一样爱戴的方令孺老师。另一位比较年轻，大约三十多岁，外表朴素而文静，沉默寡言，头上梳着刘海发型，坐在我们中间并不引人注意，但是从她的作品看，她却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她就是写《生死场》的作者萧红。由于她也是东北人，我和她无形成了很亲密的朋友，因为我们都有共同有家归不得流亡的经历和苦痛。我曾读过萧红的作品，她的作品给了我不少的启发和勇气。现在我们坐在一起，我们这一群人又把她象姐姐一样的爱慕。夜静了，燃着的篝火渐渐微弱，大家提议，我们共同高唱‘流亡曲’。我记得在那悲伤高亢的歌声中，我不知不觉地倒向她的怀里，她温柔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发，又用一条手帕擦去我的眼泪，说：‘不要悲伤，我们总有一天要打回老家去的’。”

　　给苑茵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时她寄信或过江到北碚买东西总要邀我陪她同去。后来我发现她脸色淡白，时常干咳，身体虚弱无力，已经有肺病的象征，但她每天除了写作，还得做家务，很少休息。当时的物价飞涨，更谈不上治疗和营养，我时常对她说：‘我多么想分担你的劳苦，让你休息一下。’她总是说：‘你分担不了，你要读书，你有你的任务，那也同样重要。’”

　　在抗日救亡的历史过程中，尤其是文化人抗敌过程中，萧红从来都没有“下火线”，她一直站在岗位上。然而，多年来，由于她同时代的朋友大部分去了延安，就有了一种以延安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心理，她即使在延安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参加抗战文艺活动，也是一种边缘化的行为。甚至身体的强壮与否也成为了能否革命的标志。丁玲说，她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更健康些。”在香港沦陷后，白朗一直关心萧红的归来，“红一定脱险了，而且我我相信，她一定会来延安的。”延安确是进步作家想往的圣地，对萧红来讲，也并非没有想去延安看看的心理。但历史告诉我们，恰巧她没有去延安，远离了延安的政治斗争和文艺论战，才有时间创作《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北中国》等流传于世的小说名篇。她以自身明晰而独特的表述方式，传承着鲁迅先生的精神遗产，从而在对全人类愚昧的批判性写作中，抵达作家艺术家的最高境界——自由书写。

　　第六章 笔杆年：萧红香港居地

　　第一节 香港与内地文化的血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