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59)

　　据卢玮銮披露，萧红和端木蕻良“是著名作家，到香港来，‘文协香港分会’为了表示欢迎，就在二月五日假大东酒店举行全体会员餐聚。那天晚上，出席的作家四十多人，由林焕平(1911-)当主席，萧红还报告了‘重庆文化粮食恐慌情形，希望留港文化人能加紧供应工作’。”端木蕻良则谈到重庆文艺界团结一致，刻苦忍耐的精神，并且谈及重庆生活程度高，也即物质飞涨，作家要求提高稿费等。

　　3月，香港女界迎来了“三八”国际妇女节，香港几所女校联合成立“纪念三八劳军游艺会”筹备委员会，3月3日，由廖梦醒和萧红等人一同出席了在坚道养女子中学举行的“三八节”活动。就“女学生与三八节”等主题展开座谈讨论。萧红对于女学生组织的活动一向是积极参与的。

　　萧红和端木蕻良到香港没过多久，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也到香港办事，就建议他们搬到大时代书店(局)去住，这处住所实际离第一次租住年轻小姐的房子并不远，都在诺士佛台这条小街上。

　　据钟耀群考证：

　　孙寒冰来港办事，告诉端木大时代书店隔壁的房子已腾出了，也在尖

　　沙嘴(咀)金巴利道(Kimberley Road)诺士佛台(Knutsford Terrace)，三号门牌。孙寒冰希望他和萧红搬过去住，有利于编辑“大时代丛书”。

　　1940年春天，由于孙寒冰的关系，萧红和端木蕻良搬进了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的3号2楼，不足20平米的房间。萧红房间的对面，是《经济杂志》主编许幸初的办公室。1940年春至1941年2月中，萧红在诺士佛台3号2楼居住将近一年时间。

　　曹革成对萧红在九龙住所的叙述与钟耀群有所不同，说萧红刚到香港后，“经孙寒冰的事先安排，他们来到了九龙乐道八号二楼，暂时住了在大时代书局里(现九龙凯悦酒店一址)……他们在这儿住了8个月”。然而曹革成又指出，到1941年“2月初，萧红又搬回乐道8号二楼，这回是住在大时代书局的另一侧。这里的房子都是办公室式的房间，一大间有40平米左右，他们共同使用一张大桌。”曹革成在文中所述前后矛盾，没有衔接。如果是1月17日入住乐道8号二楼，8个月后应该是9月。2月初又搬回乐道8号二楼。那么，1940年9月至1941年2月之间共计5个月，萧红和端木蕻良住在哪里，则没有交待，可见其中的记述有所遗漏。

　　在曹革成附录的《萧红年谱》中，更出现了与文中不符的记述。

　　一是萧红和端木蕻良“到香港后住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纳士佛台3号，距大时代书局的地址乐道不远”。二是1941年2月，萧红和端木蕻良“迁居九龙乐道八号二楼，与大时代书局为邻”。

　　两人皆为端木蕻良的亲属，故而信息来源都为当事人端木蕻良。在两人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钟耀群的叙述更符合逻辑。曹革成的叙述则出现内文与附录矛盾的情况。况且，附录中所透露的信息与钟耀群大致相同，只是略去了萧红最初曾租住那位“家人都到西沙群岛做买卖去了”的小姐在诺士佛台带大阳台的楼房。

　　据此，萧红到香港的第一个居地应该是她和端木蕻良自己租的诺士佛台大房间。大约两个月后(3月份)由于孙寒冰到港，搬到了诺士佛台3号二楼，显然是孙寒冰从端木蕻良编“大时代丛书”工作便利以及住房经济等方面考虑，给两人提供方便

　　今天的九龙尖沙咀诺士佛台仍旧存在，但已有很大变化。诺士佛台也称纳士佛台，均译自英文KNUTSFORD TERRACE。位于香港天文台附近，由于地势较高被称之为“台”。从金巴利道往香港天文台方向走，会有一个涂着黄色墙漆的门洞，标有“诺士佛台”、“私家路”字样。

　　穿过门洞，可以看到对面建筑物上标有诺士佛台1号、2号、3号……其中3号就是萧红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门牌号还在，但楼已重新盖过，有二三十层了。这里位置相对隐蔽，已形成了九龙著名的酒吧区，可与港岛的“兰桂芳”相媲美。3号的一楼是装饰成红色的“野火”酒吧。

　　4月，萧红、端木蕻良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员。4月10日至25日，萧红在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学生界”连载短篇小说《后花园》。《后花园》是《呼兰河传》冯歪嘴子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萧红写了三十多岁尚未结婚的磨倌冯二成子，多少年如一日地拉磨，习惯地打着梆子，直到有一天听到隔壁女孩的笑声，才惊起他“怀春”的思绪。然而，幸福还没有来得及告白就落下帷幕，女孩远嫁了。在短暂的单相思之后，冯二成子与寡妇结婚，育有一子。不久妻子皆死，冯二成子仍然回到磨房打着梆子，年年照旧地过活下去。《后花园》明显地反映了萧红对书写磨倌及其所蕴含“千年不变”的老中国缓慢行进的思考。

　　在这里，萧红不参加香港报刊杂志上的讨论，如1940年7月1日杨刚引发的“新式风花雪月论争”，但对于学生的活动多半是有求必应。5月11日，由广州迁往香港的岭南大学师生组织的“艺文社”，第一次举办文艺座谈会，会上邀请了萧红和端木蕻良讲演“抗战文艺”。

　　据杨玉峰《萧红和端木蕻良在香港岭南大学的一次文艺座谈》披露，萧红曾在岭南大学作出一次“抗战文艺”的主讲。岭南大学由于日军攻占广州而迁到香港，“借用香港大学校舍复课”。1938年11月14日，在香港大学正式开课。1940年5月4日，为推进校内的文学艺术发展，组织文艺活动，建立岭南大学艺文社，以经常组织文艺座谈会为宗旨，在《岭南周报》《艺文专刊》中，有一篇《写在前面》的前言，揭示了该社是用笔做刀枪，“暴露侵略者的罪恶，揭开汉奸的无耻，和指出他们必然的末落；同时我们更要歌颂为自由而作战的勇士。”可见，艺文社是要培育“抗战文艺”，推出“抗战文艺”，而最便捷的途径就是请香港著名作家主讲，以提高学生的兴趣和水平。萧红和端木蕻良是艺文社邀请的第一对主讲人。5月11日，萧红借此讲座呼吁作家在战时应加倍努力，“用文学纠正抗战的缺点，改进现实。至于取材，不限于前线，‘后方的现实只要我们能深入地反映也同样有价值’；作家本人熟悉的生活题材，自然也可以写。”端木蕻良也谈了自己对抗战文艺的看法。“萧红和端木都主张文艺反映现实，而抗战文艺理应从战时生活取材，积极地宣传抗战。另外，他们又分别就文艺的公式化、软性文艺、诗歌创作和文学的方言问题等表达了意见。”根据郑树荣的座谈会记录摘要，萧红认为，写作应该尽量避免使用方言，“但间中在对话中也可运用；假若作家有意向某地区的读者进行宣传，应用方言也是无妨的。”

　　在诺士佛台，萧红创作了长篇小说《马伯乐》，7月28日，她在给华岗的信中说，“附上所写稿‘马伯乐’长篇小说的最前的一章，请读一读，看看马伯乐这人是否可笑！因为副稿，读后，请转中苏文化交曹靖华先生。”也就是说，萧红此时是用大块时间写《马伯乐》。拉开逃难的架子，逃出经典“范儿”的马伯乐，与她一年前写的何南生有许多相似之处。

　　1939年1月21日，短篇小说《逃难》发表在重庆《文摘战时旬刊》。这是萧红目睹着战时，百姓的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非常愤怒的情况下第一次用小说人物抨击战时乱象，抨击中国人的“逃难心理”。《马伯乐》更进一步地深化了萧红通过“逃难”现象抨击国民性弱点的宗旨，“逃难心理”早在抗战全面爆发时已普遍存在，中国人善于采用临时性的敷衍做法，包括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不求完美，能凑合就凑合，“将就着过”，没有寻求“向上”的像样的美好生活的心气儿。

　　对于战争，她原本是反对的，在武昌居住时，看到住处附近门楼下面的一堆草在动，里面是一个瞎眼的乞丐老头儿，胸膛露在外面。“稀疏的落着雪花的小巷里，我的雨伞上同时也有雨点在拍拍的跳着。”在这样阴冷的天气里，萧红心绪难平，施舍给他钱以后，很激动地写道：“我憎恶打仗，我憎恶断腿、断臂。等我看到了人和猪似的睡在墙根上，我就什么都不憎恶了，打吧！流血吧！不然，这样猪似的，不是活遭罪吗？”战争的残酷不足以让萧红痛不欲生，百姓生活的黑暗，没有人的尊严地活着却让她无法忍受。她相信战争或者会带给中国百姓一种新的生活。所以她坚信，“抗战是要建设新中国，而不是中国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