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58)

　　《时代文学》立足香港，又面向全国。以丰富多彩的内容形式，多方位地展示抗战生活。成为行销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萧红的散文《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小说名篇《小城三月》均发表在《时代文学》上。萧红还为骆宾基发表在《时代文学》上的长篇小说《人与土地》画了题头“高梁”。

　　第二节 萧红赴港落地时间

　　萧红和端木蕻良在抗战时期飞赴香港，很长时间都为萧红的朋友所不能理解。在给华岗的信中，萧红写到她想回内地，“香港的朋友不多，生活又贵。所好的是文章到底写出来了，只为了写文章还打算再住一个期间”。萧红逃离封建家庭后，在流浪中经常受冻挨饿，在上海安定下来，又遇到全面抗战爆发，从上海撤到武汉再撤到重庆。无论怎样，萧红都没有像其他女作家如丁玲，在战乱中放弃文学。每流亡到一地，萧红就以当地百姓生活为背景，展开她的创作。因此，到香港只有一个理由，就是香港利于安心写作。这也是她给华岗信中所言关键点。端木蕻良在《友情的丝》中再次强调，与萧红去香港，完全是因为轰炸影响了写作。

　　重庆大轰炸后，北碚开始成为轰炸目标。“萧红日夜得不到休息，体力日渐不支，我便和华岗商量，谈到有两个地方可去，一是桂林，一是香港。但华岗说，桂林不久也免不了空袭，还得跑警报，莫如去香港，那里也有许多工作要做。”以华岗在中共圈子中的身份地位，萧红在重庆和香港，都不能说远离延安这个中心，她也始终没有和共产党的文化官员茅盾等人脱离联系。

　　萧红到香港的另一个直接动因，是端木蕻良受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委托，为复旦大学在香港设立的“大时代书局”编辑一套“大时代文艺丛书”。这一工作可能是在端木蕻良和萧红决定赴香港之后谈成的。香港生活费用与内地相比，仍然很高。但两人勤奋写作，以稿费维持生活当不成问题。

　　萧红一度曾经为胡风对许广平关于她飞港前没与朋友打招呼，行止诡秘的说辞倍感痛苦。1940年7月28日，她给华岗的信中谈到对胡风的不满。

　　想当年胡兄也受到过人家的侮陷，那时是还活着的周先生把那侮陷者给击退了。现在事情也不过三五年，他就出来用同样的手法对待他的同伙了。呜呼哀哉！

　　世界是可怕的，但是以前还没有自身经历过，也不过从周先生的文章上看过，现在却不了，是实实在在来到自己身上了。当我晓得了这事时，我坐立不安的度过了两个钟头，那心情是很痛苦的。过后一想，才觉得可笑，未免太小孩子气了。开初而是因为我不相信，纳闷，奇怪，想不明白，这样说似乎是后来想明白了的样子，可也并没有想明白。因为我也不想这些了。若是越想越不可解，岂不想出毛病来了吗，您想要替我解释，我是衷心的感激，但话不要了。

　　那么，胡风关于萧红赴香港之行的话，为什么会对萧红产生这样大的影响？萧红究竟是担心胡风话语的什么内容，才会如此地“坐立不安的度过了两个钟头”？两人曾是老朋友，只不过萧红和端木蕻良结婚后，胡风有些不满，但也只是认为萧红和萧军分手后不必马上再结连理，考虑周全之后再做也不迟。从他的心意上，还是理智的成份更多。这样一对老朋友，为什么对萧红到香港产生异议呢？一是，萧红到香港确实显得仓促了些，朋友中很少有人知道，无端的猜测自然会生出来。二是，由端木蕻良自己所披露出来，萧红似乎是受了端木蕻良的牵连。“到香港后，后来艾青告诉我，我们去香港，胡风就给艾青写信，说随着汪精卫去香港，端木也去了香港了。后来胡风发表的信中，说端木在香港安下一个‘香窝’，这是何居心？当时作家的生活是疲于奔命，我们在香港还能建立一个‘香窝’？”这里萧红不满的应该是“汪精卫”三个字，很容易让人产生“汉奸”的联想。可以这样讲，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尤其是文艺界动不动就把人往“汉奸”上联系的作法，让萧红非常愤慨。这些生活中不快乐的境遇，都变成长篇小说《马伯乐》的创作资源，小说中关于“汉奸”两字竟成为船老板骂儿子的笑谈。关于“汉奸”两字的流行，让很多好人包括胡风，不久后也遭遇了一次无中生有的诋毁。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里披露了活着的胡风竟然被证明是“汉奸”。丁玲认为，死亡对自己是很大的损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么对于死的人，当然更不必买赂这种无耻的人证了”。恐怕萧红并不知道她所憎恨的“汉奸”玩笑，也会被人挪用到胡风身上。由此可以看出，在抗战时期，作家纠缠在各种政治关系中，很容易受到伤害。

　　赴港之事，除华岗外，还有一个人有记忆，即萧红青岛期间结识的朋友梅林。他回忆说，在重庆临江门看见萧红，她对他说过几天要去香港。还告诉他不要告诉别人。“她的飞港颇引起一些熟人的谈论，后来她来信说明飞港原因，不外想安静地写点比较长些的作品。抗战以后她是只写了点散文之类的。”梅林的话应该是属实的，其实萧红飞港的理由真是简单明了，在没有飞机轰炸、不必天天躲警报、跑防空洞，可以安心写作。

　　走得突然，还有另一个原因。据端木蕻良讲，因为机票紧张的关系，并没有时间告别。1月14日，萧红和端木蕻良去城里，委托在中国银行(中央银行)的朋友袁东衣(端木蕻良在与葛浩文谈话时，特意说明20世纪80年代，袁东衣是天津政协委员，意思是袁东衣可以作证的)买票。“那时，票子很不好买，据说托人也得先一个月定座。到城里去找朋友，我想至少也得半个月才能弄到手，要带的东西是有余裕回学校整理。朋友晚上回来告诉我，十五号有一张，十七号有两张。……这样快买到票子，反而增加麻烦。”因此，机票到手太快而又舍不得放弃不易购买的机票，萧红和端木蕻良选择了“仓促离渝”，飞往香港。

　　萧红到香港的落地时间有两种说法：

　　一种来自端木蕻良的夫人钟耀群所著《端木与萧红》一书，记载萧红到港的时间是1940年1月19日；另一提法是1940年1月17日，由端木蕻良侄子曹革成在《跋涉生死场的女人》一书中提出的。前后相差两天，资料来源均应是端木蕻良，差别虽然不大，还是辩析明白为好。

　　钟耀群书中所记的事情过程为：

　　1940年1月18日，端木从萧红那里拿了买飞机票和兑换港币的钱，到袁东依那里换到港币和两张飞香港的机票，除了告诉几个好友外，就和萧红于19日飞香港了。

　　曹革成记载得较为详细：

　　1940年1月14日，端木蕻良和萧红去城里，托在中国银行的朋友袁

　　东衣购买去香港的机票。原以为飞机票紧张，至少要等十几天，没想到当天晚上袁东衣就来住处告诉明天有一张，17号有两张，这是给中国银行保留的机动舱位。

　　曹革成还特别引证了端木蕻良写于1941年的《纸篓琐记》，指出：朋友晚上回来告诉他，十五号有一张票，而十七号则有两张。而十五号就是第二天，因为只有一张，因此他并没有走，因为十七日也只差两三天。经过考虑后，端木蕻良还是签字要了两张17日飞往香港的机票。

　　据当年史料记载，萧红与端木蕻良1940年飞往香港时，机票确实紧张。

　　1938年，中国航空公司由香港飞往重庆的票价为港币320元，每周二、四、六通航。到了1940年，香港至重庆的机票，无论是中国航空公司或欧亚航空公司，都已涨至港币400元。

　　端木蕻良所言托朋友买票，“原以为飞机票紧张”应是实情。曹文引端木蕻良写于1941年的回忆，距离事情发生时间并不遥远。

　　故而，本文取曹革成的观点，1940年1月17日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启德机场较为可靠。

　　第三节 诺士佛台3号：《民族魂鲁迅》

　　萧红和端木蕻良抵达香港后，居于九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香港居地亦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来自端木蕻良的妻子钟耀群，认为两人先到金巴利道诺(纳)士佛台居住，时间大约一年，1940年1月至1941年2月。端木蕻良的侄子曹革成则认为两人经孙寒冰安排住到九龙乐道8号二楼，一直住了近8个月。

　　钟耀群在《端木与萧红》中披露，刚到香港的萧红和端木蕻良是暂住在纳(诺)士佛台：

　　在九龙金巴利道纳士佛台，找到一间相当大的楼房，向南，前面直通一个大

　　阳台，空气很好，对萧红的身体大有好处。房主人是一位能说几句普通话的年轻小姐，她的家人都到西沙群岛做买卖去了。室内家俱都是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