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53)

　　“不要回来了！再走就走到咱们家乡去了！你不想家吗？家乡这时候已经下雪了！该有多冷呵！”萧红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好像叹息似的轻喟了一声：“我们多想那雪呀！”

　　每次谈到南方的寒冷与北京不同，家乡的雪就会出现在她眼前。

　　然而，日子还是要过的，不能总是想着家乡。逃难的人涌向重庆，物价飞涨，萧红仍然会苦中作乐，她去地摊上买便宜衣料、线、扣子，用她的巧手为自己制作华美的衣饰，她的制衣手艺曾在两萧第一次赴鲁迅先生的宴会时展示过，也是因为穷，不得不去买布头，为萧军缝了新衬衫。可以看出，萧红，即便在战乱中，她也要追求有尊严的生活。

　　第二节 洋鬼子的医学试验：《牙粉医病法》

　　1938年12月中旬，怀着八九个月身孕的池田幸子也来到重庆，住进米花街胡同。鹿地亘由于工作关系直到翌年5月，才到重庆和池田幸子汇合。住在歌乐山上的端木蕻良，身兼两职。他要从歌乐山下山，赴位于北碚的复旦大学教书，还要过嘉陵江，去沙坪坝《文摘战时旬刊》编辑部编副刊，一时颇为忙碌。萧红生过孩子后，身体处于恢复中。此时，池田幸子独居一处，由于身孕，特别希望萧红能够陪住。同时抵重庆的绿川英子，找不到住处，便也住在米花街胡同池田幸子的寓所。三个女人，终日聚在一起叙谈。

　　绿川英子说，汉口陷落后，在重庆“夜里就又落在不与战争相关的闲谈中。在这些场面中，萧便是一个善于抽烟、善于喝酒、善于谈天、善于唱歌的不可少的角色。另一方面，她又常常为临盆期近，不便自由外出的池田幸子煮她所得意拿手的牛肉，并且像亲姐妹一般关心地跟池田闲聊，无所不谈。”按绿川英子的回忆，萧红确是由池田幸子不便而照顾她来的。遗撼的是，池田幸子生女之后，便开始嫌弃萧红的到访。

　　萧红把她和池田幸子在重庆米花街胡同住时，这段谈天说地的生活，用《牙粉医病法》(1939年1月9日)记录下来。

　　这篇文字说得是池田幸子穿着可笑的袍子，显得又圆又胖。池田幸子说，日本兵在手腕那儿用刺刀刺了个洞，“而后一吹，就把人吹胖了”。这“吹”字勾起萧红对患疫病的弟弟的回忆。她说弟弟就被洋鬼子吹过，是天主教堂的医生英国人。不是在手腕上而是从肚脐下一寸的地方由玻璃管刺进去，末端接个漏斗，冷水灌进去肚子渐大，看上去像被吹大一样。

　　池田幸子认为，萧红的弟弟被英国医生像对待动物一样做了实验。因为这种用人进行活体实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随便试验是不成的呀！”池田幸子的父亲是军医，他到满洲去的时候，写了很多治病的日记。关于黑死病，到满洲去用各种药各种方法试验。她父亲的朋友说，因为他们没有吃过什么药，给中国人吃一点牙粉，“头痛也好啦，肚子痛也好啦”。

　　《生死场》里描写的恐怖事件，到了《牙粉医病法》，萧红才为我们解开迷底，无论东洋鬼子还是西洋鬼子，他们真正厉害的，并不是拿着刺刀杀中国人，甚至吃中国人肉。而是这种看不见的杀戮——把中国人当动物一样试验。

　　这段时间，萧红承受了失去朋友和孩子的打击下，慢慢恢复着身体和信心。然而，池田幸子生育后，不再需要萧红的陪伴，也不用萧红为她煮牛肉汤了，就主动地疏远她。

　　梅志忆到：

　　我常在S女士那儿看见她，这时S刚生下一个女儿，夫妇两人都视若掌上明珠，宝贵得很，因此生活上不愿有一点干扰，已经不是上海滩上流亡的时候了，人家现在双双都是政府官员。但萧红太相信过去的关系了，常去打扰他们。S发牢骚了，甚至可以说生气了。脸红耳赤地向我们说：“真没办法，你的饭做好了他们来了，不够吃的，阿妈不高兴。他们要住下了，就在阿妈住的大厅里打地铺，阿妈更不高兴，就要不干了，那不行的，我没有阿妈不行的。”

　　梅志认为，池田幸子已今非昔比，她和鹿地亘都是国民政府的红人，萧红却没有想到这一点。终于，梅志在池田幸子家再也见不到萧红。朋友和伙伴，是萧红学生时代就相信的理念，能够相携着走得更远些，然而事实是“人一阔脸就变”。

　　日本军队打到上海，鹿地亘和池田幸子，作为日本人既被中国人当间谍，又被日本人追捕，是萧红担着生命风险去帮助他们。萧红在《记鹿地夫妇》里写到：

　　池田在开仗的前夜，带着一匹小猫仔来到我家的门口，因为是夜静的时候，那鞋底拍着楼廊的声音非常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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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夜我们又讲了些别的就睡了。军睡在外室的小床上，我和池田就睡在内室的大床上。这一夜没有睡好，好像很热，小猫仔又那么叫，从床上跳到地上，从地上又跳到椅子上，而后再去撕着窗帘。

　　在把他们送到旅馆住以后，萧红还不放心，经常去看他们。

　　有一天下午，我陪关他们谈了两个多钟头，对于这一点点时间，他们是怎样的感激呀！我临走时说：

　　“明天有工夫，我早点来看你们，或者是上午。”

　　尤其是池田立刻说谢谢，并且立刻和我握握手。

　　在动荡的战乱生活中，萧红仍然张开怀抱，用真诚对待朋友、身边的每个人，萧军、丁玲、许广平等都曾认为她是单纯的，“少于世故”。在天真之外，她还有一种高贵的品质——忍让，包容。然而，在革命或战争的乱世之中，萧红的美好品德，却使她常常受到伤害。

　　第三节 歌乐山“乡村建设”招待所：《长安寺》《莲花池》

　　萧红蛰居歌乐山写作，亦是取当地人物风情做故事背景，认真地记录战争中的日常生活情态。萧红和端木蕻良居住的云顶寺乡村建设招待所，目前已无存。但是，云顶寺的地名目前仍然在使用。《林小二》(1939年春)《滑竿》(1939年春)《长安寺》(1939年4月)《莲花池》(1939年5月)《山下》(1939年7月)，都是些以萧红居地周围景致为背景构成的地域性风格的创作。

　　从云顶寺乡村建设招待所的后窗望出去，可以看到一所儿童保育院。1939年春，萧红写《林小二》，讲战争中从汉口流浪到重庆的林小二，学习关水龙头，扫地，且有了小朋友。这只是后方一个简单的场景，告诉我们有一些流浪的儿童住在歌乐山保育院。收留了孩子。

　　《长安寺》写于歌乐山云顶寺。时间署的是“三九，四月歌乐山”，发表于《鲁迅风》第19期，1939年9月5日出版。写作到发表，前后相差5个月。发表时，结尾有一段作者附记，实则是作者为长安寺所致的悼词。

　　文章没排出来，在五月初旬，有人到山中来看我，便说：‘我们从前去吃茶的那个庙也炸了。’现在我没有功夫，能再去拜访一次那个庙，就把这篇文章作为悼词吧。

　　《长安寺》写得是战乱尚未波及到的重庆，日常生活照样进行着。扫殿堂、拜佛磕头的老太婆跪着叩拜的蒲团、庙前冲茶的老头儿、卖花生糖的肩上挂着个小箱子、卖瓜子的提着一个长条小竹篮，一片有条不紊的正常景象。萧红是用风俗志的角度，仔细地记着一花一世界。她担忧着那救火的水龙，在石桥的旁边和佛堂的斜对面。重庆防空演习时，她看到“用人推着瓦瓦的山响的水龙，一个水龙大概可装着两桶水的样子，可是非常沉重，四五个人连推带挽。若着起火来我看那水龙到不了火已经着落了。”这救火设备的放置，自然破坏了庙里安静协调，也是一番不祥的预设。冲茶的老头，说的话朴素而且耐人寻味。

　　“每当他掀起茶盅的盖子时，他的话就来了。一串一串的，他说：我们这四川没有啥好的，若不是打日本，先生们请也请不到这地方。他再说下去，就不懂了，他谈的和诗句一样。”

　　长安寺，意外地接受了逃亡的文化人萧红，她便把遇到的风俗人物一笔一笔地记下来，直到成为一种地方志的绝唱。

　　“这是一块没有受到外面侵扰的重庆的唯一的地方。佛说，一花一世界，这是一个小世界，应作如是观。

　　但我突然的神经过敏起来——可能的有一天这上面会落下了敌人的一颗炸弹。而可能的那两条小水龙也救不了这一场大火。那时，那些喝茶的将没有着落了，假如他们不愿意茶摆在瓦砾场上。

　　我顿然的感到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