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48)

　　萧红在战乱年代思考的女性生存地位问题，在一些人看来是显得过于奢侈不切实际，战争中男女应该全力以赴地携手赴国难，等到抗战结束才该审视地位妇女问题。对萧红而言，女性生存和地位问题恰是需要马上解决的，她等不及了，也不想等待。自哈尔滨登上文坛以来，尽管她始终处于饥饿、病痛、逃难生活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萧红靠着写作获得经济来源，支撑每日开销用度。同时代的许多受过教育的女孩，为爱情不顾一切地“私奔”，走上社会，然而最终不得不成为从“父亲”转手于“丈夫”的俘虏，放弃社会工作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仍然仰人鼻息地生活。萧红在这个结点上搅和着血和泪走出一条艰难的路。就连许广平先生不也是最终退回家庭、“相夫教子”了吗？能够走到上海文坛，实现经济独立，保住萧红女作家身份，是用放弃她女儿的抚养权的代价换来的。如此惨痛的过往，让她在文坛上每走一步都小心谨慎，不敢轻言放弃，甚至把写作当神圣的“宗教”。抗战全面爆发，上海“一切刊物都停刊了”，意味着切断了她的生活来源。和她有同样问题的女同学聚集在一起，都感到苦闷，“到前方去工作呢？而又那里收留她们工作呢？”萧红认为，丢失掉工作，正可以促进女性的觉醒，好好读书，思考一下，“比如女人明明也是人，为什么当她得到一块衣料的时候，也要哭泣一场呢？”她的身边，平日里围绕着的男作家们，不断地拿女性取笑。她相信对女性歧视性的攻击取是玩笑，并不是真心的，“因为他们是智识分子，并且是维新的而不是复古的”。可好又困惑了，“大家说说笑笑，但为什么要取着女子做题材呢？”显然，这是男权中心体制的问题。

　　四月下旬萧红和端木蕻良回到武汉，再居小金龙巷。选择端木蕻良重新开始生活，没有得到朋友们的祝福，是萧红万万没有想到的。

　　蒋锡金忆，两人到汉口找到他，要他帮助端木蕻良解决房子问题。小金龙巷的房子还租着，他已三个月没有付房租了，共四十八元。若端木蕻良住，可付一个月房租，其余则由蒋锡金支付。端木蕻良的住处解决了。蒋锡金问萧红住处如何解决，萧红说她可以住到池田幸子那里。此时鹿地亘、池田幸子已在国民党三厅从事反日同盟工作，条件应比其他人更好些。

　　萧红在武汉与池田幸子的交往，梅志提供过一个细节，池田幸子曾向她发过牢骚，不喜欢她和端木蕻良相恋。

　　S女士到梅志家，抱怨萧红。

　　“我请她住在我家，有一间很好的房子，她也愿意。谁知晚上窗外有人一叫，她跳窗逃走了。”之后，她又气恼地补上一句“喝，像夜猫子一样，真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S便是池田幸子。

　　萧军记载，池田为他们吵闹着分开，曾经孩子似的哭了，很显然，池田幸子对萧红萧军开始一段新感情早就持怀疑的态度。但萧红和萧军分手，多少影响了她与池田幸子的关系。曾经在上海死亡线上，为池田幸子和鹿地亘的生命安全冒死奔波的萧红，在池田幸子那里并没有得到同情。

　　胡风是萧红立足于上海文坛，除鲁迅先生，功劳最大的人。在武汉，得知两萧分手，胡风并不介意，他说，“作为一个女人，你在精神上受了屈辱，你有权这样做，这是你坚强的表现。我们做朋友的，为你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是感到高兴的。”胡风说罢，又调转口气，“但又何必这样快？你冷静一下不更好吗？”在朋友中间，胡风夫妇的友情无疑是萧红极为看重，胡风略带通融性的建议对于平息著名的“作家夫妻”分手的“新闻”带给文坛的震荡无疑是理性的，可他忽视了萧红为挽救这段情感所付出的一再努力，也许他根本不知道萧红萧军内在裂痕起于何时，仅以为是许粤华事件引发的结果。只凭这一件事，萧红就能够处理掉六年相濡以沫的感情，并迅速牵手端木蕻良，是胡风和梅志不能理解的。尽管胡风也与端木蕻良有二十一封通信，端木蕻良也是武汉《七月》扶持的作家，可两萧捆绑在一起，实在是名气太大了，二人的性格也都是大家喜欢的。梅志说，对于萧红和端木蕻良在一起，我们不能有任何表示，也并不感到突然，连对他们说句祝贺的话都无法说出口，这点恐怕出乎他们意外。两家关系的疏远，还来自梅志给萧红看的萧军与兰州姑娘王德芬的合照，和萧军给胡风的一封信。梅志揣测，萧红与他们的疏离，可能把胡风和梅志看做“萧军党”了。

　　5月下旬，萧红和端木蕻良在汉口大同酒家举行婚礼，胡风、艾青、池田幸子等人参加。对于与端木蕻良的结合，以萧红当时的条件，是没有什么太大奢望的。端木蕻良亲戚回忆，担任婚礼司仪的胡风，为调动气氛，让二人谈恋爱经过，萧红说她和端木蕻良并没有浪漫的恋爱史，她决定和萧军分手之后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萧红自言没想过要什么名分，可端木蕻良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她感到十分满足。

　　5月4日，萧红、罗烽、白朗等哈尔滨老友再次相聚，与臧克家、高兰等在汉口鄱阳街“美的冰室”举办诗歌朗诵会，朗诵普希金的《茨冈》引起轰动，“屋子里一下子涌进来许多听众，竟挤得水泄不通。”茅盾对此评价为，“朗诵运动……把文艺各部门中一向是贵族式的这一部门首先换装而吵吵嚷嚷地挤进泥腿草鞋的群中”诗歌向大众传递着抗战的召唤。

　　在一个盛大的文艺座谈会上，诗人高兰记得，萧红在白薇、子岗、安娥、彭慧、淮元等女作家之中，显得最为惹人注目。但在会上，“她温柔恬静地坐着，没有说什么，高高的个子，长长的睫毛，两个大而充满了智慧的眼睛。”他们常会聚集一处，谈天说地，包括谈哈尔滨。高兰曾经回忆到，有武汉小报写过一篇《女作家高兰和萧红》，“把她和白朗笑得半天喘不上气来，而我竟尴尬之至”。可见，武汉时期的萧红在抗战文艺活动中，非常之活跃。

　　在运城，萧红曾对身在延安的高原写过一信，希望能够在延安见面。高原在上海，曾与萧红萧军见面，萧军穿着酱红色革制大衣，很帅气，像大学生的运动员，“谈吐颇健”，高原很为有两萧这样的朋友而感到骄傲。在上海，擅长针线活的萧红还为他改制过一件短裤。两人感情颇好。在延安，没有等到萧红到来的高原，因到武汉找组织关系联系人，再次见到萧红。在东北救亡总会，高原对楼梯边地板上搭着地铺，怀着重孕的萧红十分不满。“对她与萧军兄的离婚，我是有怨言的，我批评她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也许是我的情绪太激动了一些，话说得也太生硬了一些，乃莹(萧红)对我的这一批评并不服气，她说我从延安回来，学会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这桩不被朋友祝福的婚姻，让萧红变得非常不快乐，也成了她的心病。直到香港，她仍然在思考男权中心社会带给女性独立社会关系的困扰：一旦女人失去丈夫也同样失去了丈夫的朋友。

　　朋友中有对两萧分手的惋惜，不理解，但从未有一个朋友，是从萧红创作受到萧军及其朋友的轻视，而致萧红必须确立独立作家的角度，来探讨她的决然离去。于是，她的离去，也被赋予了政治含义：离开延安，离开大时代斗争。这个从学生时代就爱热闹，愿意在社会活动中叱咤风云的人，最终选择了专事“对着人类的愚昧”的写作，而这正是一条循着鲁迅先生的足迹，艰难前行布满荆棘，不被同时代作家认同的路。

　　第六节 武汉小朝街：萧红“作家是属于人类的”战时转向

　　回到武汉的萧红和端木蕻良，参加了《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4月29日)座谈会。参加人有胡风、端木蕻良、鹿地亘、冯乃超、适夷、奚如、辛人、萧红、宋之的、艾青。在南方逃亡的鹿地亘此时也回到武汉，变成《七月》同人，用文艺当武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他建议胡风利用座谈会，讲一讲《七月》的坏话，把抗战十个月以来的《七月》存在的问题梳理检讨一下，“准备走向更高的一步”。讨论提出很多重要问题，对于社会上“纯文学应该让位了”的调调，表示《七月》一贯的态度是“不肯让位”。 鹿地亘认为，《七月》培养了曹白、东平等非常好的作家，曹白、东平写的报告本身就是好作品，包括小说。抗战以来，他所看到的许多口号式的作品泛滥一时，唯独《七月》率先发表了曹白报告文学，取得不可小视的佳绩。曹白写难民收容所，“他的生活所触到的一个一个活的问题写成了卓越的报告文学。充满了悲痛，但也充满了战斗着的中国的力量和内容。”胡风讲《七月》在上海出版的旬刊，内容主要是报告或报告文学，移到武汉则希望能够容纳较长篇幅的创作。曹白和东平写的报告本身就是很好的作品。东平最近的小说更是建立了创作的一个到达点。“东平和曹白在某一意义上是说明了《七月》工作目标的实现路径的。”端木蕻良认为，“曹白和东平的出现，倘若如鹿地方才说的，由《七月》养育出来的，那么应该说是《七月》主观力量的一个光荣的确定。但是，这样的工作，才是一个开始，中国人是惯会在一开始就萎落下去了的。屠格涅夫说：‘刚一开始就结束了’，那是一句描写感情的警句，希望《七月》不作到这样，那些被养育出来的作家也不作到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