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51)

　　“小日本子，可没见过……反正还不是黄眼珠，卷头发……说话滴拉都鲁地……像人不像人，像兽不像兽。”

　　“你没见过，怎么知道是黄眼珠？”

　　“那还用看，一想就是那么一回事……东洋鬼子，西洋鬼子，一想就都是那么一回事……看见！有眼睛的要看，没有眼睛也必得要看吗？不看见，还没听人说过……”

　　对于疯子，老百姓并不施以同情之手。也不考虑战争带给老人的伤痛。反而是调侃她，戏弄她。这个家庭，因为小玉的爹从军死了，导致妈“走道”了，奶奶疯了……。

　　在武汉逃难的间歇，除了写作，怀孕的萧红逢到精神好的时候，就会去买牛肉、大头菜、土豆和番茄，“烧好一锅汤，吃着面包”。这对萧红的哈尔滨老乡孔罗荪来说，是“最丰盛、而又最富有风味的午餐了”。

　　餐后闲谈，常常是海阔天空。萧红抽着烟侃侃而谈，对于未来的生活，萧红充满着美丽的幻想。孔罗荪回忆到，萧红“谈到许多计划和幻想”，她明确地表示，人需要为一种理想而活着，即使是日常生活上的小事，也应该有理想。孔罗荪和声韵都喜欢随声附和她。萧红提议，到了重庆，要合开一家咖啡室。二人都以为是闲聊，可是萧红很认真地说，“这是正经事，不是说玩笑。作家生活太苦，需要有调剂。我们的文艺咖啡室一定要有最漂亮、最舒适的设备，比方说：灯光、壁饰、座位、台布、桌子上的摆设、使用的器皿，等等。而且所有服务的人都是具有美的标准的。而且我们要选择最好的音乐，使客人得到休息。哦，总之，这个地方是可以使作家感觉到最能休息的地方。”

　　萧红关于作家生活调剂的设想对于战时的作家来说，是太遥远的事情。因此，二人都把她的想像当作世外桃园。但萧红相信这一点，她沉浸在自己的设想中。

　　这设想是来自于她看到的一篇文章，说是马德里一家报馆里有间美丽的咖啡室，用于接待宾客及同事之用。萧红仔细地描绘了文章所讲的壁画，共有59位欧洲古今名人包括王候、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画作中的人物“都能表现出他自身的个性的精神。”生动的壁画可以使来客沉浸于万世不朽的人类文化所寄托的境界，“顿起追崇向上之心”，可见，萧红对艺术功能的理解，对艺术可以唤醒人精神向上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她希望灵魂需要有个“美丽的所在”。而中国作家生活是世界上最苦闷的，要调剂作家生活，还要自己动手才行。萧红这番谈论和设想已远超过逃难中的中国作家的想像。由于战时许多刊物停刊，出版受到影响，作家生活都成问题。武汉曾是战时文化集散地，想不到战火又烧到武汉。作家和普通人一样，也要逃难。几个月内，从武汉到临汾，从临汾到西安，从西安到武汉，现在又准备着逃往重庆。在重庆，萧红见到孔罗荪，还是兴致勃勃地谈论她的文艺咖啡室，但由于没有人肯“为诗人安顿灵魂的处所”投资，作家自己又没有资本，萧红的兴致也就没了下文。不过，萧红在重庆还是创作了《茶食店》，以介绍她到镇上的生活，是唯有的一种西餐调剂。她在武汉的咖啡店的设想，审美情趣，延续到了战乱中，她对镇上的两个茶食店都用了审美的眼睛去观察。第一家，第二家，由于有了这种式审美，也就活画了逃难中的知识分子，习惯于讲究西餐的人，他们的各色情态。

　　献身于艺术，献身于写作，对萧红来说，这种理想可以追溯到更早。萧红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时，与李洁吾畅谈人生道路时，提出过“伙伴理论”。“伙伴理论”源自李洁吾的观点，“爱情不如友情，爱情的局限性太大，必须在两性间，青春期才能够发生。而友情，则没有性别与年龄的限制，因而，是最牢固的。”萧红对此反驳，“伙伴有共同的前进方向，走的同一条路，成伙结伴，互相帮助，可以永不分离。”对于建立文艺创作上的伙伴关系，萧红可谓一直如此。但这并不说明她对爱情没有投入，她和萧军是存在着爱情的，但更重要的是写作伙伴关系。在和端木蕻良结合时，萧红也并非不谈爱情，只是她希望这种关系建立在彼此能安静写作的基础上，在写作上双方可以达成一致。

　　关于作家上战场，萧军以其当过兵、身体好等素质，可谓作家上战场的弄潮儿，由于种种原因他最终也没能上战场。在抗战“高于一切”的趋势中，萧军主张打游击是趋时的，与潮流保持着一致。所以萧红见梅志后，说的一句话高度概括她与萧军的分手，“同萧军闹开了，人家到前线打游击去了，我现在同他(用嘴向蔷薇花丛那方向努了一努)在一起过了。”《七月》座谈会上，一听到胡风说想上战场，萧红就激动起来，抨击他。不能上战场是她的“软肋”，也是她的坚持！对萧军在临汾选择打游击，而不与萧红等人去运城，端木蕻良也有话说，“我们怎能比起萧军呢……这正是他‘建功立业’的时候啦……却是我这类人吃瘪的年头喽！”在处处唱着“作家上战场”的高调时代，萧红和端木蕻良却在“低调上”达成了一致。

　　对于萧红“逆潮流而动”的选择，她的同时代作家朋友都难以索解，舒群、茅盾、梅志、白朗、丁玲，无垢等，都认为她脱离了大时代，后世研究者也找出种种理由分析她为什么不去延安。事实上，萧红离开萧军也好，不去延安也罢，都是一个目的——潜心写作，“对着人类的愚昧”批判性地写作。

　　然而，两萧分手并不像萧红想像的那样简单，或许她从未想到，她与萧军已成为一种“抗战文艺先锋”的符号，两萧带给上海文坛的礼物是东北人民“抗战小说”《生死场》、《八月的乡村》。在此全面抗战爆发情势下，两萧是否应该再度联手，创造一种新型的“抗战文艺”，社会和朋友必然对其有所期待。一对靠写抗战小说出名的作家夫妇，却在全面抗战大潮来临时分手并退出，这不是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萧红就是顶着这种舆论，孤独地行走没有伴侣的人。这时她就要寻找在她耳边不再鼓噪上前线的人。而端木蕻良此时此刻就是这样的人。他和萧红一样，有自己的写作计划。然而，端木蕻良的清高孤独并且看上去软弱的性格，让他很难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自喻“穷独裸”。他写的东西当时发表的并不少，但仍然无法在圈子中获得一个众口一致的像两萧那样的高度评价，靳以对他瞧不上，主要是因为他是“写什么花絮之类的人”。男性作家们对萧红走出象牙塔是极其看重的，他们希望看到萧红在这方面有更大的成就。她可以离开萧军，但不能与端木蕻良在一起的原因或许就在此。

　　萧红始终处于文坛圈子中，在哈尔滨是以金剑啸、舒群、罗烽、白朗等人为主的左翼文化圈，在上海则是鲁迅、胡风等人为首的左翼文坛，在她与萧军分手时，她没有与这个圈子中任何一个人商量，她和聂绀弩西安一席谈，已是她决定分手的一种例行的告知义务。萧红恰好忘记自己是圈子中人，她与舒群、白朗等左翼作家是一个整体。她与这个整体中的某人分手没关系，如果她仍然在这个群体中，问题还是不太大的。可是她飞走了，而且没有和这个群体来探讨她的选择。这个选择事先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哈尔滨这个左翼群体，显然已四分五裂，奔走逃难，各有各自的情况。最终他们的轨迹还是在延安汇合了。如萧军、舒群、罗烽、白朗，包括《商市街》中的黄田的妻子“小蒙古”等。萧红没有想到，大家都以不理解的态度对待她个人的选择。她个人的选择，打碎了长期以来集体的形象，影响了集体。因此，她也得不到朋友们的祝福。

　　梅林与两人在青岛结下深厚友谊，又一同到上海，在武昌小金龙巷，他看到端木蕻良的房子和两萧的房间毗邻，房门上钉着三个人名字的门卡。他去小金龙巷和他们一起去蛇山散步，也去黄鹤楼附近看长江落日。四月间他听到两萧分开，萧红和端木蕻良回武汉，重新住在小金龙巷从前两萧住的房间里，萧军去兰州。也可能萧红处理问题不老道，确实，她与蕻良再次住回小金龙巷，惹起朋友诸多不必要的联想。梅林因此不常去看她，多半是萧红和朋友来他这儿闲谈。敏感的萧红问他， ：

　　“是因为我对自己的生活处理不好么？”有一次她自己看见我时，如此突兀地说。

　　“这是你自己个人的事。”

　　“那么，你为什么用那种眼色看我？”

　　“什么眼色？”

　　“那种不大坦直的，大有含蓄的眼色。”

　　我默然。

　　“其实，我是不爱回顾的，”她说，“你是晓得的，人不能在一个方式里面生活，也不能在一种单纯的关系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