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45)

　　在西安，聂绀弩曾与萧红做过一次关于小说学的畅谈。这篇谈话录，1981年以《萧红选集•序》发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萧红关于文学创作的观点以“萧红式”思维，鲜活生动地跳跃式地浮出，以连续不断的人物性格化的影像的方式给人以震撼。她说话的口吻，活脱脱不拘一格天马行空的精灵！

　　在天才问题上，萧红是这样回答的：

　　“你说我是才女，也有人说我是天才，似乎要我自己也相信我是天才之类。……我不是说我毫无天禀，但以为我对什么不学而能，写文章提笔就挥，那却大错。我是象《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不过没有向人说过人家也不知道罢了。”

　　在散文家、小说家问题上，萧红对聂绀弩的“散文家”表述马上还击，态度鲜明且带着偏激的情绪：

　　“萧红，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鲁迅说过，你比谁都更有前途。”

　　“又来了！你是个散文家，但你的小说却不行！”

　　“我说过这话么？”

　　“说不说都一样，我已听腻了。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象巴尔扎克或契诃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我不反对你的意见。但这与说你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有什么矛盾呢？你又为什么这样看重小说，看轻散文呢？”

　　“我并不这样。不过人家，包括你在内，说我这样那样，意思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气不忿，以后偏要写！”

　　从日本回上海以后，萧红曾满腔热情地准备在文坛上大展拳脚，这番雄心壮志，梅志在编辑和作者的座谈会上，曾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然而，上海、武汉几次公开或私密的场合，她的创作都被萧军及其朋友所轻视。武昌小金龙巷，萧军公开说她没有写长篇小说的魄力，气得她唇剑舌枪，涕泗滂沱。再往前推算，针对胡风关于萧红创作才能比萧军高的提法，萧军回答胡风的是，他也是重视萧红才能的，“但她可少不了我的帮助”！对萧红而言，发生在身边的日积月累的轻视来自于萧军及其朋友，他们对萧红情感的成熟和创作日渐提高的事实熟视无睹，对她以他人为重的心甘情愿付出的交往方式，不加以珍惜，使得她对萧军及其朋友失望之极，以至于当端木蕻良走近她的身边，并且以示弱的交往方式展示他温文而雅的风格时，尽管她对端木蕻良的性格未必称道，但作为孤立无援的她，决定冒险一试，与端木蕻良结盟，在创作上再行超越。正如她对聂绀弩所言，“我气不忿，以后偏要写！”而“偏要写”对抗的就是长期以来对她创作小说甚至散文大行诟病的萧军及朋友们。

　　至此，可以看出，萧军的《侧面》中描述的萧红与实际的萧红反差如此之大，萧军晚年意识到某些玩笑话对她的伤害，但年轻萧军个性张扬并且将女性当作孩子施以保护的心态，使他漠视萧红的成长，而这种成长甚至超越了她的男性同伴。玩笑话，拿女人做题材正是萧红无法忍受的。萧军曾对丁玲和聂绀弩交代，要替他照顾萧红的事情，也是想有个回旋余地，留在临汾打游击除萧军真正想上战场外，也是萧军对两人感情考验的最后一种方式。萧军晚年的“刺猬说”实际上并未考虑到萧红的成长，只是从两个的性格等因素解读分手。不管怎样，事情涉及到萧红的立身之本——创作观念的分歧，萧红作为独立作家必须通过放弃原来的圈子，重新组合达到目的。

　　4月初，独自要打游击的萧军碾转到延安，又和丁玲、聂绀弩结伴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见到萧红以后，两人很快就谈到分手。

　　正当我洗除着头脸上沾满的尘土，萧红在一边微笑着向我说：

　　“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

　　“好。”我一面擦洗着头脸，一面平静地回答着她说。接着很快她就走出去了！

　　这时屋子里，似乎另外还有几个什么人，但当时的气氛是很宁静的，没有谁说一句话。

　　我们的永远“诀别”就是这样平凡而了当地，并没任何废话和纠纷的确定下来了。

　　这一喜剧的“闭幕式”，在由延安到西安的路上我就准备了的。但还没想到会落得这样快！这“快”的原因，据我估计可能是萧红自己的决定，也可能是某人的主张。

　　此事另一方当事人端木蕻良，沉寂近四十年之后，1980年6月25日，首度接受美国萧红专家葛浩文的录音采访，披露当年一些细节，分手的事情并不如萧军说的那样简单平静。

　　萧军回来当天就对萧红和我宣布：你们俩结婚吧。他要和丁玲结婚。……你们俩结婚吧，不用管我。

　　这种毫无道理的说法马上引起萧红和端木蕻良的反感。萧红非常生气，把萧军叫过去单独谈。端木蕻良更是难以接受。

　　萧红难道是一件东西？你甩给我，还是我端木找不着老婆，要你来成全这件事？这是对我们人格上的侮辱。至于我和萧红结不结婚，跟你完全不着边际，而且你这样一宣布，不等于你跟萧红分手了吗？萧红本来就有那些心理活动，当然就很气愤了。后来他们谈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当然萧红不会说：端木，你跟我结婚，我就和萧军离婚。她当然不会这样，她要找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不一定非找我不可。

　　端木蕻良决定站在萧红一边，他认为事到如今，必须和萧红结婚，随后两人马上明确关系。在西安，经常一起出双入对。

　　到一定时候，他又要与萧红复婚，这就更让人生气了。萧红更不干了。你宣布离婚，像送东西一样给了端木，完了又要复婚，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我们上街吃饭的时候，萧军就跟在我们后面，拎一根粗棒子，离我们100米的样子。我们走到哪儿，他也跟到哪儿，这样更让人看不上。这时我们就看他的去向，他到延安，我们就去武汉，他去武汉，我们就去延安，这种生活一定要摆脱他。

　　一天，萧军要与端木蕻良决斗。由于萧红的干涉，决斗没有发生。端木蕻良说，在一般人的眼里，萧红身体不好，但她性格非常坚强。她对萧军讲，“我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你要把端木弄死，我也把你弄死，这点你该相信我。”萧军看到没有挽回余地，便也决定放手。众目睽睽之下，当事双方都难在西安继续呆下去。萧军决定去新疆。塞克、朱星南、王洛宾、罗珊等人刚好受邀参加青年作家吴渤(白危)在兰州主持的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兰州是前往新疆的必经之路”。于是萧军随塞克等大队人马前去兰州。在兰州，遇到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王德芬。萧军展开爱情攻势，19岁的王德芬冲破家庭重重阻力，与萧军走到一起。他们经历了种种人生磨难，共生育8个孩子，厮守终生。

　　第五节 重回小金龙巷与端木蕻良牵手

　　在西安，萧红与萧军分手，马上又与端木蕻良走到一起，这让萧红得罪了很多朋友，也使端木蕻良长期处于被诟病的“第三者”境地。两萧分手的原因，至今版本纷呈，莫衷一是。

　　对萧红而言，创作在生命中始终位居第一。在日本期间，因为日本刑事一定要进房间查房，她精神上很受刺激，一度决定回国，“我主要的目的是创作，妨害——它是不行的。”然而，动荡的感情生活常常让她情绪大起大伏，使创作难以持续下去。端木蕻良的性格比较孤僻，不会主动与人正面产生冲突，刚好在日常生活上与萧红的性格互补。他又恰好在两萧闹分手的当口成为他们逃难圈子中的一员，更重要的是，当萧红希望借外力摆脱萧军精神控制时，无论在上海，还是在武汉，萧军的朋友都没有让她感受到信任。就连聂绀弩说她是个散文家，都会让她敏感起来，“又来了！你是个散文家，但你的小说却不行！”聂绀弩大喊冤枉，“我说过这话么？”萧红根本不在乎他是否说过，因为他是萧军的朋友，“说不说都一样，我已听腻了。”因此，就是在这样一种长期积累的情绪下，萧红爆发了。

　　端木蕻良在公众场合的讨论中，尤其是创作观点的争端中，都会主动站在萧红一边给予支持。端木蕻良并非故意如此，显示他的绅士风度。他对葛浩文说，“我们俩的意见经常一致”，“谈文艺，谈《七月》，观点都很接近，谁也没有事先商量过”。可以明确的是，端木蕻良对萧红的才气是欣赏喜欢的，他曾借鹿地亘之口，曲折地表达过萧红是先天的文学家。而他最初对萧红的关注、关心，是与鲁迅、胡风、萧军等圈子的关系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