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40)

　　在充满青春气息的歌舞相伴中，四个人都很快乐。然而，一涉及到创作的话题，萧红就格外地当真，没有半句玩笑话可通融。一次饭后闲聊，萧军把萧红气哭了。萧军提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最伟大的问题来讨论。萧军认为长篇小说最伟大，中篇次之，短篇再次之。他在写《第三代》，所以最伟大。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听说交开明书店出版，在江上被日本飞机炸掉了，说是要重写，那要写出来看。萧红也要写长篇，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已写了一章多了，萧军说，我看你没有那个气魄。萧军对锡金的诗更是极尽挖苦之能事，还翘起小手指头“你是这个！”然而，作为玩笑话，男人们都没有太强烈的反应，只有萧红，“用许多理由对他进行驳斥。”胡风知道后，认为可以搞一个特辑，把大家的意见发表上去。胡风来取稿时，只有萧军交稿，胡风边看边赞赏，让大家很惊讶，他说的怎么可以是对的呢？胡风念了几段给大家听，“萧红一听气坏了，大叫道：‘你好啊，真不要脸，把我们驳斥你的话都写成你的意见了！’说着就涕泗滂沱地哭了。”锡金说，他也看到萧军哭过。有一天萧军过生日，萧红弄了许多菜，还做了拿手的葱油饼。酒醋耳热，萧军慷慨高歌，继之以号啕大哭，“今天我三十岁了，还什么都没写成啊！”

　　日子就在吵闹中过着。萧红等人居住地武昌小金龙巷，离小朝街不远。在梅志的记忆里，他们都是小朝街常来的客人。武昌小朝街胡风夫妇居处，《七月》的大本营是一幢花园洋房，有养花的暖房、养雉鸡和鸽子的铁丝笼，花园里竹编的曲径通到住处，“上面爬满了蔷薇花藤”，《七月》杂志则经常借主人家的客厅召开座谈会。胡风家住在花园前面的两间小屋。萧红等人只要过来，走到花园小径就可以“听到他们的嚷嚷声”。

　　在胡风家里，梅志记得，萧军和端木蕻良两人争论不休，“一个自比托尔斯泰，一个就以巴尔扎克自诩。这样，两位中国的‘大师’就争论不休。”萧红不愿意参与他们的争吵，也不耐烦听。最后常常是萧红出来说：“你们两位大师可以休息休息了，大师还是要吃饭的，我们到哪儿去呀？回家，还是过江去？”梅志说，这很灵验，他们住口了。

　　比起上海来，武汉期间的萧红有了很大变化。身体显得很结实，脸色透着红润，“她又像过去初到上海时一样，睁着两只大眼睛到处张望，发现人们对她不仅是善意的，而且是尊重的，于是她昂起头，眼睛也发亮了，精神飒爽且带着自信和豪迈。”可见精神独立对萧红意义多大。

　　小金龙巷的年轻人，争来吵去的，谈天说地，萧红起到一种调节作用。这种气氛也使她活泼起来。“如果和萧军发生争吵，那位朋友就以义士自居出来卫护她”。蒋锡金也看得出来，端木蕻良是绕着弯说萧红好，比如萧军说萧红没有写长篇小说的气魄，端木蕻良则说，“萧红是有气魄的，不过那气魄还没有充分地显现出来。”无形之中，萧红就从端木蕻良那里获得了一份支撑她继续创作的力量。此时，对于她创作上的任何肯定的意见，就都会是她对抗萧军创作歧视的同盟，都会是她最可珍视的感情。

　　梅志确信，萧红对萧军的关心还是发自内心的。在小金龙巷居住期间，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萧军被三个流氓样的人抓走，萧红气喘吁吁地跑到胡风家里，求他去解救萧军。对于萧军的安全，萧红一直是极其关注的。胡风马上去求人托关系，使萧军很快得到释放。胡风告之是国民党省党部特务所为，萧红对萧军的行踪更加关心起来。为答谢胡风的解救之情，萧红亲手为胡风刻了一方阴文

　　图章。这枚风格特别的方章，胡风在武汉多次使用。

　　武汉战事不明朗，《七月》同人接受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的邀请，随流亡武汉的青年大队人马撤往临汾。1938年1月27日，列车停在汉口大智门车站西边一个运载货物的小车站，他们乘坐的是“装载货物的铁篷车，中间是它的进出口，车厢里没有座位，只有铺地的铁板上有几捆稻草，这就是供给这些行将出发者睡卧的地方”，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聂绀弩、艾青、田间等人坐在货车里一同前往山西。

　　第二节 为日本友人画像《记鹿地夫妇》

　　2月6日，萧红等一行人从武汉抵达临汾。

　　在临汾，萧红写出一篇精美的散文《记鹿地夫妇》，这是与《回忆鲁迅先生》一样可以相提并论的美文。似乎是心意相通，对于中日两国开战后，为给日本改造社翻译《大鲁迅全集》而逗留在上海的鹿地亘的尴尬处境，萧红和胡风都曾作过精彩的记载。萧红和胡风对鹿地亘的流亡非常担心，同在2月期间，他们两人分别在临汾和武汉两地创作了以鹿地亘为叙述主体的散文，向国人推介这位中国人的朋友。萧红的《记鹿地夫妇》，2月20日写于临汾， 5月1日发表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第一卷第二期，同期也发表了鹿地亘的《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与文学》。文章写得非常漂亮，只有心境安宁，才能写出此美文。胡风的《关于鹿地亘》，写于2月8日的武汉，发表于2月16日《七月》第九期。同期刊载鹿地亘于1月4日自广州给胡风的信和诗《送北征》《颂香港》。

　　在给胡风信中，鹿地亘提到“不久当能和你们愉快地会谈，告诉萧军萧红力群君等罢，说是在期待着不久能够见面。”可见，掂记鹿地亘安危的胡风和萧红，也同样获得了鹿地亘的想念。

　　鹿地亘与中国文坛结缘最初来自鲁迅先生。1936年春，鲁迅先生向胡风引见鹿地亘。具有左翼思想的鹿地亘1926年进入日本“唯物主义的文化运动阵地”。在中国，鹿地亘向鲁迅先生了解中国文坛和文学运动情况，并谈到“日本以前对待文化运动者虽然残酷，但只要声明了不参加政治活动，就可以保释出狱；现在不同了，非得承认在文化活动里面也放弃唯物主义的观点不可，他自己就是最初地被当作了这样的枪把子。”由于信仰唯物主义的左翼创作观，鹿地亘在日本监狱被关押一年多，倍受精神折磨。出狱后，他意识到“中华民族底命运和日本劳苦大众底命运的密切的关联”，于是他跟着旧戏班子受尽屈辱，跑到上海，通过内山书店老板找到鲁迅先生。

　　其时，鲁迅先生与“改造社”说好，要把中国青年作家作品介绍到日本《改造》杂志上发表。鲁迅让中文水平不高的鹿地亘参与其间工作，使他得以在上海立足。他也设想翻译鲁迅杂文选集，向日本文坛介绍鲁迅先生。胡风因此与其经常往来，就翻译中国青年作家作品、日本文坛、中国文坛、文艺理论等方面反复交流磋商，熟悉起来。在同行交流中，胡风还兼着鹿地亘的翻译。同时，萧红、萧军等鲁迅先生圈中的青年作家，也与鹿地亘频繁往来，就文艺问题相互探讨。

　　鲁迅先生病逝后，由胡风操作的这项翻译工作并未结束。日本改造社在鲁迅杂文选集的基础上，准备推出《大鲁迅全集》，于是，胡风和鹿地亘转而着手这项新的更为急迫的译介工作。可以说，围绕着鲁迅这位享誉国际的中国左翼文坛盟主，胡风等鲁迅圈子的文人与鹿地亘、池田幸子朝夕相处，彼此互动，成为推心置腹的国际文友。在上海“八一三”抗战打响之前，《大鲁迅全集》翻译得以结稿。本想回到日本去寻找生路的鹿地亘不得已被滞留在中国。

　　在两国交战的敏感时期，如何解决鹿地亘身份带来的尴尬，一直困扰着胡风。这在鲁迅逝世时，深谙中日两国政治局势的胡风，联想到一触即发的战争，就对鹿地亘表示过担心，“鲁迅在，你底地位好办，中国方面晓得你是同鲁迅一起工作，日本方面顾忌鲁迅在国际的地位，不好怎样；现在可不同了”。鹿地亘却爽朗地说“哦，那时候我一定成为中国人的！”

　　胡风《关于鹿地亘》中披露了上海抗战爆发后，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开始的逃亡生活。他在萧红萧军家中看到逃难的鹿地亘夫妇，在地板上，铺着席子。看到胡风后，“他爬起来，用铅笔在纸上画着北四川路底两军分布的形势，兴奋地谈着，关于他们本身的问题，反倒忘记了似的。”由于日本人的身份，他们受到周围人的注意，不得已又搬到许广平家中。有一天，胡风再次在许广平家中看到他们夫妇。鹿地亘苍白的脸色，很久没剃过的山羊胡子，与他天真乐观的态度恰好相反。“他拿出用被俘的日本兵士做题材写的诗稿给我看，低声地谈着战争形势”，对于他渴望回去的日本，他笑着说“不能回去了。我写了一篇文章寄到外国去了，他们一看就晓得是我写的，别人不晓得这些情形的。”在一个外国公寓里，经济失去来源的鹿地亘向胡风诉说，“其实，我是能做一点工作的呢”。在两国开战中，他的处境让胡风不知如何处理，除了安慰几句，只希望许广平能够顺利替他交涉到合法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