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38)

　　“八一三”，上海成为抗日战场。以日常生活为写作资源的萧红，在上海开战的第二天，8月14日写下《天空的点缀》，她把自己还原于家居女人，记录下飞机带来的心理冲击。可以说，萧红尚处在日常生活轨道上，还没有从突然的战争来袭中回过神来。因此，她写的飞机是没有任何情感因素的，她甚至不知道这飞机是敌军的还是我军的，在她的知识体系里，飞机原来是载人的，现在“真的载着炮弹飞起来，这在我还是生疏的事情”，就像天空的玩具一样，在云彩和缝隙中穿行。

　　“过去了！过去了！心也有点平静下来。午饭时用过的家具，我要去洗一洗。刚一经走廊，又被我看见了，又是两只。”“我只知道这是下午两点，从昨夜就开始的这战争。至于飞机我就不能够分别了，日本的呢？还是中国的呢？”邻居和她都猜测是日本的飞机去轰炸虹桥机场，“是日本打胜了吧！所以安闲地去炸中国的后方”，然而很快她就批驳自己关于中国军队失败的想法，“一定是中国占着一点胜利，日本遭了些挫伤。”实际上大多数没有战争经验的平民百姓，都会在开战之后，在对抗的双方中展开盲目猜测。萧红以自身周围环境的变化去思考这些，用她的感受去记录下战争初始，作家和普通人是一样的困惑，无论智商也好，心态也好，都没有什么区别。

　　萧红的不安，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意象“锅盖”昭示出来。“风很大，在游廊上，我拿在手里的家具，感到了点沉重而动摇，一个小白铝锅的盖子，啪啦啪啦地掉下来了，并且在游廓上啪啦啪啦地跑着，我追住了它，就带着它到厨房去。”战时火线之外，寻常百姓的内心是混乱翻腾的，萧红很简单地用锅盖掉了，她去追回，来对战争初起时心理的不安无着展开描述，说明战争对日常生活的破坏就是这样简单。让人荒乱，无从下手。她一再地用“好象”“分不清”“说不定”等各种游移否定的词汇，把当时的心境表现出来。什么都和平日里一样，没有变化，“只有窗外的云，和平日有点不一样。还有桌上的短刀和平日有点不一样，紫檀色的刀柄上镶着两块黄铜，而且还装在红牛皮色的套子里。对于它我看了又看，我相信我自己绝不会拿着这短刀而赴前线。”

　　这篇散文中写的是萧红对战时动向的思考，明确地表示战时她会坚守作家立场的。在这里，面对战争爆发，萧红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曾经生产过重要抗日作品的作家，在第一时间里去大声疾呼抗日。如果说《生死场》、《八月的乡村》的抗日倾向引领了中国的抗日文学，那是因为两萧熟悉东北那块土地上挣扎反抗的人们——两萧和舒群的朋友中间有人就是义勇军，萧军也曾有过招集义勇军的想法和经历。耳濡目染的抗日地下活动，为其创作定下基调。萧红居于上海拥挤的都市空间里，战争在这里打响，而且用得是先进设备“飞机”。东北一望无际的旷野和充满着蛮力的农民不见了。日军在天上飞，带着炮弹，地上并没有日军的痕迹。经历过一次土地的沦陷，逃往上海的萧红，此时心境应该比其他突然感到战争爆发的作家更淡定更沉潜的吧，然而事实是，她非常不安，是与普通百姓共有的不安。

　　对于将要失去安定的家园生活，萧红以她一向的女性化叙事，展示了将要告别家园生活的紧张茫然。与第一次从哈尔滨出逃一样，她对失去吃饭的家伙“锅”是非常敏感的。因此，“锅”在这里引申为家，锅盖在游廊里“跑”的意义是明显的。记载她逃出哈尔滨的《拍卖家具》、《最后的一个星期》同样在大难临头时谈到吃饭的“锅”。“小锅第二天早晨又用它烧一次饭吃，这是最后的一次。我伤心，明天它就要离开我们到别人家去了！永远不会再遇见，我们的小锅”，萧红对于“锅”的敏感，将日常生活具体物件，以一种生活的意象纳入写作，是一以贯之的。“看到别人家的小锅，吃饭也不能安定，后来，睡觉也不能安定。”因此，战争之于萧红最初的含义就是从最小的最常用的“锅”来体现的。萧红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她的拒绝宏大主题叙事，也是源自她对日常生活的看重。

　　第四章 创作理论转型家庭伙伴重组：武汉临汾西安

　　第一节 武昌小金龙巷21号与《七月》座谈会

　　“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胡风和鲁迅先生生前的上海同人创办了抗战刊物《七月》。刊名还是听从了萧红建议取的，“七月”两字是鲁迅先生的手迹。《七月》于1937年9月11日在上海发刊，出版三期以后，为避战祸，随着上海文化界大举撤离，移师武汉。胡风一家三口裹夹在逃难的人群中离开上海。到胡风老家湖北蕲春后，梅志带着孩子留在乡下，胡风在武汉安顿好一切，秋末冬初，梅志带孩子来到武汉，和胡风住到朋友金宗武家，武昌小朝街42号一栋花园洋房。

　　萧红萧军到武汉的情形，当时居于武汉的蒋锡金回忆到，他正与冯乃超、孔罗荪在武汉办《战斗》旬刊，两人除编刊物外还有民政局、邮局的工作，只有他有空闲，就负责跑印刷所等诸多杂事。由于住在武昌，每当事情多到干不完的时候就要借住在汉口，在江汉关的检疫船“华陀”号上过夜。检疫官于浣非是哈尔滨作家，“蓓蕾社”成员，在武汉，写诗常用笔名“宇飞”，取自“国破家亡宇内飞”之意。他同时还兼任东北军张学良资助的《大光报》编辑职位。武汉涌入大量难民，于浣非的工作忙碌起来。一天，蒋锡金来不及下船，和于浣非一同上船检疫，看到了逃难到武汉的萧红萧军。“一位年轻妇女坐在她的行李上，双手支膝，捧着头，在她的双足之间是一滩呕吐出来的秽物；在她的身旁，站着一位双手叉腰的个子不高的精壮汉子。”宇飞与两位相熟，就请托蒋锡金在闹“房荒”的武汉替他俩找个住处。武昌的小金龙巷21号蒋锡金住处，是由四家合租的新落成的独门独户宅院。蒋锡金“分租了其中的坐西朝东的厢房两间”作为卧室和书房，他让出内间给两萧信，自己搬到外间，三个人一起起伙，萧军负责买菜，萧红做饭，洗衣服。武汉生活安定下来，两萧开始全力创作。汉口、武昌两地跑的蒋锡金，半夜回来后还看见房间亮着灯，是萧军在写他的《第三代》。他“懒得站起来给我开门，唤萧红起来开。她披着棉袄睡眼惺忪地到后门打开让我进来，悄悄地骂我一声：‘你这个夜游神！’”

　　战时，“分离”造成重新选择的状态，无数的家庭重组，工作和社会关系随着动荡的逃亡生活再行结离。在夫妻关系上，萧红并没有与萧军分离，作为家庭成员，9月28日，他们与上海文化人一道撤退到武汉。在动荡的社会生活中，萧红不象在哈尔滨、上海时那样，身上贴着作家萧军妻子的标签，而是开始重新清理自己的道路，再次确立自我独立的社会地位。

　　《七月》首当其冲地见证了萧红创作上的变化。以往，萧红坚持个性化创作是在全面战争尚未爆发的“和平年代”，萧红按日常生活方式行走于社会生活中，她与萧军双宿双飞，已是不可离分开的标识，是一对作家夫妻。萧红个性化的、与众不同的创作观点，尽管与萧军时常争论，但都不脱离特定圈子，尚未能够在公开的场合下得到展示。然而，在战时随着文人聚谈，交往的频繁以及战时文艺的如何发展等面临的新课题在公众场合的披露，萧红迅速掌握了话语权，她的独到精僻的见解突然间被放大了。人们惊讶地发现萧红与其他作家，尤其是主张宏

　　大叙事、英雄叙事的作家有着根本的不同。

　　到武汉后，为实现文艺与抗战紧密结合的构想，胡风曾在汉口报纸登出预告，准备出刊《战火文艺》，“后因登记手续不合，被主管机关驳回，故沿用本社(七月社)在上海出版的周刊《七月》原名，重行登记”，“上海出版的《七月》周刊，因为同人大半迁来武汉，从第三期起宣告停刊，加大篇幅到三倍，改成半月刊在武汉出版”武汉战时办刊火爆，纸张奇贵，在致读者和作者信中，胡风解释到，目前“尚无力向作者致酬，但如果收支相抵尚有赢余，当按照来稿篇幅，平均分配。”《七月》杂志筹办的困难并未影响到同人编稿写作的兴致，所刊载的民众活动特写、抗日英雄特写、战地生活特写、汉奸特写、地方通讯、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漫画、木刻、杂感、专论等充分考虑战时文艺“当下性的”特点，受众群体的广泛性和普及性原则，力推新人新作，一时之间也是风声水起，极引读者瞩目。可见，萧红，包括胡风等写稿编稿是没有稿费、编辑费的。当大批《七月》同人去临汾时，胡风凑了些钱，算是对同人写作的一种补贴。大家意外的拿到稿费，很兴奋了一番。

　　《七月》复刊后，小朝街洋房主人的客厅成为杂志座谈会最好的去处。鲁迅逝世后，胡风以《七月》杂志聚集起萧红、萧军、端木蕻良、曹白、东平、柏山、田间、艾青、聂绀弩、冯乃超、楼适夷、欧阳凡海、奚如、吴组缃、辛人、宋之的、鹿地亘、池田幸子等一批作家，在“愿和读者一同成长”的《七月》代致辞里，胡风提出“在神圣的火线下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的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底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文艺作家底这工作，一方面将被壮烈的抗战行动所推动、所激励，一方面将被在抗战热情里面踊动着、成长着的万千读者所需要，所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