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41)

　　在两国交战中，曾经追随鲁迅先生的鹿地亘选择站在中国一方，不仅投身《七月》同人的抗战文艺，还在《新华日报》《文艺阵地》等杂志媒体上写文章揭露批判日本法西斯统治。3月10日写于广州的论文《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与文学》表现出他的战斗精神。他写道，“鲁迅曾经很适切地说过：‘对于某种徒辈，理论的说服和批判是没用的，踢就得了！’”因此，他对战时日本文学的法西斯化，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曾经的普罗文学、左翼作家林房雄为法西斯政治推波助澜。“他已经不再写盲从社会主义的摩登少女的恋爱，而改写盲从法西斯主义的摩登少女的恋爱了。”鹿地亘以战斗的精神，横扫着日本本土左翼文学在战时的转向背叛，并确信，日本文学中再也没有“泼剌的青年”，呈现着老态龙钟的样子。林房雄们大约“要写死尸了吧！”

　　他对日本政府的背叛，并没有使他在中国土地上得到安全的庇护，他不断的南下逃亡，直到香港，仍然没有摆脱被追捕的命运。

　　胡风写《关于鹿地亘》(1938年2月8日)这篇散文时，是为在《七月》9期上翻译推荐鹿地亘逃亡途中写作的两首诗《送北征》、《颂香港》和写自广州的信《从广州寄到武汉》，对鹿地亘向中国读者做一个简介。

　　鹿地亘在写自广州的信中，诉说自两国开战半年来，夹在中日战争之间的逃亡生涯，“不知多少次遇到了生命的危险”，然而相对于千千万万人的生命都成问题的时候，他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虽然他“早就打算写脱险记，在上海曾开始了几次，但每次都把原稿烧掉了。”在每天都没有工作要做的焦燥中，他禁不住地大放悲声，“中国底兄弟呵，认清楚敌人和朋友罢！要这样才是真正有勇气的人！”在广州他可以看到《七月》，虽然很想写些东西寄上，但也只写了两首诗。胡风在发表他的诗歌《送北征》时，将他定义为“日本革命作家鹿地亘”他的诗明显地鼓动着中国军民的抗日情绪。诗中写到：

　　像那从原野从山岳

　　腾舞上去的砂尘一样

　　向四面八方冲扩的朔风哟，

　　泛滥地吹罢！

　　卷起战斗底激情罢！

　　再也恰当不过地，人们

　　把你叫做第八路军。

　　倭寇呵，夸耀罢，你底炮火，

　　沉迷罢，你底妄想，

　　说是皇威要和炮烟一同

　　把大陆掩蔽。

　　但是——等着看罢，

　　满野的风马上

　　会把毒烟吹得无影无踪，

　　在冰雪里闪耀的山峰

　　会留下壮严的姿态的。

　　鹿地亘的《送北征》正是国共两党合作背景下的产物。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公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大敌当前，两党摒弃前嫌，联手应对日本侵略。国民党担任正面作战，获得台儿庄会战胜利，改编和集结起来的八路军也取得平型关大捷。日寇侵略的猖狂和全民抗战热情刺激着鹿地亘公开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讨伐“倭寇”。他不遗余力地向中国民众揭露日本法西斯与日本文坛现状，激发人们对日本军阀的仇恨。

　　作为理论家的政治冲动，胡风敏感到鹿地亘诗歌及其身份的政治价值，由鹿地亘痛苦的流亡生活而引发出的中国兄弟“朋友”和“敌人”的呼喊，也惊醒了胡风，抗日战争潮涌，人们已分不清敌我，只要是日本人就是奸细，这种简单的推理让国际文友鹿地亘悲从中来。胡风必须从政治上为他洗脱罪名，因此，《七月》对鹿地亘的支持，从根本上扭转了鹿地亘的悲剧命运，从而使他尽快地脱离中日两国都拿他开刀的处境，明晰反战立场，公开为中国政府进行反日同盟的工作。因此，《关于鹿地亘》中，胡风笔调一转，由具体形象描写而进入理性探讨。

　　“我底感受到激动是在另一方面。因为，从这里，中国底兄弟们可以感到，中国人民争自由争解放的神圣的民族战争是和日本底人民，人类底进步的文化在一起的，中国人民争自由争解放的神圣的民族主义是有伟大的国际主义底力量在支持的，尤其是当这个力量在敌人内部表现出来的时候，胜利的预感就充溢在我们底战斗的心灵上面了。……在今天，在这里，日本人民底代言人在说话了，日本进步文化底良心在说话了，因为，像鹿地君，虽然过去和现在是过着困苦颠沛的生活，但他底名字是闪耀在日本觉醒了的大众底心里，而且，如果他肯抛弃信仰，离开真理，附和日本帝国主义底狂吠，他满可以得一宠爱，捧作“花形”(明星)，无耻的“普罗”作家林房雄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残酷的炮烟”里面，“夸耀”着“沉迷”着的时候，日本人民底代言人，日本进步文化底良心却向着我们走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将向着这个胜利敬礼，将沿着这个胜利前进！我们祝鹿地君底健康，并且寄上我们底约言：中国底兄弟们是分得清楚“朋友”和“敌人”的！”

　　胡风的政治话语表述充满煽动性，不仅公开地解决了鹿地亘的亲中国立场，也道出鹿地亘作为日本人民的良心所具有的代表性。结论是，正义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获得了国际友人日本革命作家鹿地亘的支持，鹿地亘身份背后的意义不言自明。鹿地亘在抗战中的贡献是巨大的，决不亚于日本反战人士绿川英子的作用，这一切与胡风、许广平、萧红、萧军等人的支持分不开。《七月》在战时冲破吸纳日本同人的政治桎梏，对鹿地亘“日本人民底代言人，日本进步文化底良心”的定位，抱有很大的决心。这是对鲁迅先生“遗产”的尊重，胡风及《七月》同人对鹿地亘的接受，是鲁迅文化圈中人的必然选择，是战时国际文友通过文化结盟突破种族家国界限的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胡风与鹿地亘的交往互动，很清楚地表明《七月》的国际化眼光，无疑是传承鲁迅先生国际文化结盟与政治诉求最具影响力的一次成功呈现。

　　萧红和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的频繁接触是在上海。鹿地亘参与到鲁迅为“改造社”译介中国青年作家的工作，不可避免地与萧红等青年作家产生互动。作为日本左翼作家、理论家、活动家，他对中国文坛大胆评论，眼光独到，分析深刻。端木蕻良曾著文《燃烧——记池田幸子》，开篇第一句就是“鹿地说：‘萧红和曹白都是先天的文学家！’这是对的，他们的走向艺术的出发，是从内心里迫近的，并不是从知识出发的。”对于萧红的文学天赋，许多她同时代的作家批评家多溢美之辞，鹿地亘更对萧红的艺术感觉大加赞赏。上海期间，萧红与萧军之间曾经就描写玻璃杯喝水这个动作，谁的句子更好产生争执，都会请鹿地亘从中裁定，可见其理论修养所达到的水平。

　　萧红在众多作家坚持上战场、投身火热的抗日战争热潮中，逆势而上，坚持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就是战时生活”的观点。作为钟情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萧红，她与胡风记述鹿地亘的散文，明显不同的是，胡风的重心在于向中国民众介绍鹿地亘是如何走上抗日文艺创作道路的。胡风十分清楚鹿地亘的身份将会带给中国抗战文艺一种激励作用，进而在全民抗日的高潮中所起到的宣示作用，其文章读来具有令人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的感召力。

　　萧红对抗战文艺的理解，使她在选择鹿地亘作为叙述主体时，不会直白地宣示他的身份。写《记鹿地夫妇》时，身在临汾的萧红完全超脱于战争对其写作的影响，她的冷静带来犀利观察，描述人物足见其艺术素质相当高。她只记录夫妇两人在两国开战之后逃难的狼狈遭遇，不带感情，也没有口号。就像记录她所见所闻一样，恰到好处地实现了她用普适的角度去为“全人类”写作的目的。同样，鹿地亘、池田幸子的形象就在这种日常生活笔触中得到细微而深入的描绘。

　　萧红把鹿地亘急切地盼望日本军国主义失败的心情表现出来。似乎鹿地亘比萧红更盼望这场战争中国人民胜利。

　　他说：

　　“日本这回坏啦，一定坏啦……”这句话的意思是日本要打败的，日本的老百姓要倒楣的，他把这战争并不看得怎样可怕，他说日本军阀早一天破坏早一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