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部诗化童心(4)

　　移用中国神话到童诗中是邱易东的又一创造性实践，其主要思路在引领孩子进入神话历史的时间深处，由孩子的思想来透视神话人物或事件的精神风气，漫游神话的目的在抒发孩子的内心愿望与生成他们新的价值视野。如《我想目睹那一瞬间》，以“盘古开天地”的神话作为索引，写一个被关闭在作业的屋子里的孩子对“盘古开天地”的历史场面的神往，“我想亲眼看看/那一瞬间/你是怎样开天劈地/怎样在一片混沌中/劈开亘古的黑暗”，“我想亲眼看看/你头顶蓝天脚踏大地/怎样为我们支撑着/你创造的这一片空间”，神话本体的宏大题旨突破了一般童诗所表现的窄狭的生活范围，在“诗”上加重了“史”与“思”的成分，对于儿童在诗的审美经验上的更新与超越都有积极的作用。神话的奇异性元素必然会更易进入孩子的视野，被想象为能补平他们生活缺憾的魔具，如《一个女孩对五色石的期盼》就是童年的一种真实心理活动的写照，“当我的课桌上蓦地出现一道分界线/当我的安徒生童话被老师撕碎/我想起了你的五色石”，一个太渺小的女孩在对五色石的向往中体悟了弱女子“女娲”补天的崇高精神。这也正是诗人将神话作为一种气质植入孩子心底的根本意图。“踏遍大地，饮干黄河/你终于仆倒在地/你的手杖却神奇地化作/一片茂密的桃林/开出一片春天的灿烂/结出一片秋天的丰硕//夸父啊，我多想我的追逐/与你一样悲壮/与你一样辉煌”(《逐日的感觉》)，这就是诗人意欲感染同化孩子的神话精神，以富有壮烈的英雄之美的人格力量来陶冶孩子的情操，正是当下教育现实所欠缺的。孩子内心深处惧畏并向往着高大的力量，以生动具象的神话人物对他们作积极的引导再好不过了，所以面对邪恶时才能拉开后羿的大弓，“在天地间创造这样的辉煌/飘落和迸溅的火团/如满天金色的羽毛/从天穹降落/然后树绿了，草绿了/河流与炊烟重新在大地上蜿蜒”(《能够拉开你的大弓吗》)。

　　诗人对神话素材的两面性作了积极的处理，一方面彰显其果敢坚强的英雄本色，吸引其内在的精神生命价值，另一面又以孩子的自我认同超越神话的某些消极因素。如对“天狗食日”的神话，孩子是这样认识的，“果真有一条天狗吗/果真它吞没了太阳/使大地一片黑暗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不会挤在人群中/惊惶失措地呼喊/我会一纵身跳上天空/与吞噬太阳的妖魔决一死战/哪怕我赤手空拳”(《永远记住这个男孩》)。对“嫦娥飞月”的神话，孩子这样说，“我是一个跨越世纪的中国男孩/向往太空的探险与旅行/我不要做天上的那些/悠闲的神仙”(《我不做悠闲的神仙》)。让孩子在神话中自觉地成长，获得自我意识，在精神上高大起来，就是诗人将神话素材移用入现代童诗的最终意义。

　　“地球的孩子”的意象在邱易东的创作中逐步明晰起来，1997年12月出版的诗集就被命名为《地球的孩子，早上好》。从中国到地球，是诗人宽博的文化视野必然的发展逻辑。而由“地球的孩子”扩延的想象空间，必然推广到了宇宙间的生命气象，由是邱易东的童诗在时空维度的意义拓展达致了特殊的高度，实现了其诗写给现代儿童读的艺术目的。这部分诗作的想象力宁静致远，气势庞大，超现实的真实性，只有在人类本初的孩子那里才可以大胆涉及。“不要宇航船不要UFO/也不需要挣脱地心的引力/驾着我的三套马车/就可以遨游宇宙”(《宇宙驿站》)，“如果能够，我真希望/俯看一次宇宙//你这渺茫又渺茫的空间/让我的向往无边无际”(《俯看宇宙》)。外在于地球的最神秘博大的宇宙，恒久地吸引着地球孩子的眼球，诗人以虔诚神圣的心情将这一切诉诸于文字，使我们可以在其中看见人类最富创见性的设想，它代表了最有希望感的未来人生。“感觉宇宙/感觉一双神奇的巨手/仿佛在转动一个/闪闪烁烁的魔方/一个星球一个星球/一个星系一个星系/不停地转来转去”(《面对星空的小哲人》)，能置身于地球、宇宙之外来观看宇宙，“俯看宇宙之前的宇宙/俯看宇宙之外的宇宙/让整个宇宙旋转在我的眼前”(《俯看宇宙》)，这是怎样的人生智慧才能达致的精神境界，就那么自然发生在孩子身上，诗人用赤诚的情感在无限喧嚣的现代都市中写了这静默的天幕下的孩子的心的世界，生命质感游荡在天地间。

　　儿童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态，因为接受对象的特异性，文学创境便易发展于非现实的真实空间，那是孩子幼稚而深刻的心灵世界。尊重了这个基本的存在事实，作家便能生成奇异而幻美的儿童文学世界。诗在境界上原本应更相通于此，所以童诗就是圣洁中的精品了。邱易东不懈地致力于创造此境界，他所坚信的生活哲理就是他文学事业可能抵达的辉煌。“没有粗砺的海风/强悍的海浪/没有一粒痛苦的砂子/珍珠，不会向你闪亮”(《珍珠》)，“告诉我/是不是所有的珍珠/都必须经过磨砺才能闪光/就如你一样/必须经过地心的烈火/才能成为这一块/永远的化石”(《木化石》)。诗人的诗自会成为闪亮的珍珠与永远的化石，因为在创作童诗的道路上，他会一直被磨砺下去。

　　五、报告文学：拨开“留守”的迷雾

　　2008年，邱易东推出了报告文学集《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这是他对既有童诗创作的一次突围。为了完成这本报告文学，邱易东采访的留守儿童总数有1000余人。

　　《空巢十二月》分ABCD四部。每部又有若干小故事，全篇一共18个小故事。在每个小故事篇末，作家还加了一个“采写补记”，作为对本故事内容的一种补充说明和议论。18个故事的选择和编排不是随意的，它们被放置在ABCD四大版块中，由内容特性构成了起承转合的四个声部，故事因此在内在结构上充满了音乐的节奏感。“A—D”的四个声部的主旋律分别是：“品味孤独—勇敢承担—同情理解—阳光照耀”，它的基质显示为一种和谐调性的情感上升过程。四个部分是一种相互间有关系的情感连续，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情感生命交响曲。《空巢十二月》的艺术结构组织是作家用心构建的，它的有机整体性实现了作家对“留守”现象的精彩表现。阅读“A—D”部的过程，就是在真切感受留守儿童“主体性”逐步确立的过程，认识他们由痛苦、困惑、迷惘，走向自立自强，进而走出自我，走向他人，融入社会的过程。

　　对“留守”现象作真实“报告”固然是邱易东这一本报告文学集的基础文学目标，但如果因此“报告”而限制了作家自我的主体能动性，那可能是一名具有较强艺术敏感性与艺术表现力的作家所难以容忍的。比之原样“记录”生活，邱易东更倾向于去“勘探”生活，去发现与认识、参与与创造生活。他希望藉由一个作家的想象力，用自己的诗情之笔，在这一方小小的艺术家园，凝聚一片充满生命能量的大天地。这些能量具体如作家所概括，“坚忍、勤劳、善良、爱和崇高”，这是作家在本书的后记中提到的。这些能量以不同的形态弥散在四部篇章中。

　　四部18个故事讲述了18种留守儿童的生活际遇和他们的心灵轨迹。自然，留守儿童的故事是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品本身永远难以囊括殆尽。但透过邱易东的艺术表现，浸入我们心灵底层的 “留守”概念已决然不仅是一些现象，那些浅表而惹人眼泪的亲子离别。相反，围绕“留守”本身，从主客观的方方面面，我们窥见了它存在的“问题性”与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既来源于生活本身，也来源于作家自己对生命价值的绝对性诉求。

　　“拨开留守的迷雾”——这是邱易东进入这一领域后最主要的精神构造。面对艰难的生活事实，作家没有让审美客体将自己“淹没”。 他并不是简单地、血泪控诉地揪住“留守”的惨状而大写特写，他没有覆辙在困苦的泥潭里。相反，作家陷于沼泽深地而自立，以“思想的长者”为孩子轻轻掠去那些蒙蔽心灵已久的尘雾。他要让孩子们相信，“留守”不是拒绝生活的理由，而是更努力、更坚强生活下去的燃料。生活现实很多时候真的让人很无奈，但生活中却也有明丽的阳光随时织入，不过阳光的“统治者”恰恰是生命体自我而非其它。通常是我们自己阻挡了自己的阳光，一名睿智的作家能做到的是他帮着你把它重新找回来。浸没在留守的迷雾中，留守中的孩子与外观的我们心情也许会过于沉重，但是，经由作家撒播在“留守”之上的阳光的照耀，我们得以在平凡的现实中看见了人的生命能量，看见了普通而大众的农民工，他们的孩子，亲人，孩子的老师。那一颗颗闪闪发光的灵魂，在繁华都市的另一隅，在静默的乡村，他们每天都在践行着怎样的生活哲学。

　　对每一篇留守故事，作家都赋予了一个“明亮”的结尾，为留守的“黑暗”生活注入了温暖的生命阳光。这就是艺术与原生态生活的区别。邱易东这样的写作态度再一次向我们提出了有关艺术功能的问题，提出了作家在文学与生活之间的位置问题。对儿童文学来说，这样的文学价值论视野尤其显得重要而迫切。生活本身很多时候并没有答案，散乱而无章法，经不起过多的“推敲”与理想性的剪裁。许多留守儿童的真实命运应该是让人扼腕痛心的，正因此，此一问题才成为政府及全民关注的焦点。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关注留守他又能做到什么？仅仅限于记录与反映问题？让读者从描述中认识现象？作家的责任与使命是否应该有更高水平与意义上的彰显？换言之，作家艺术的“创造性”究竟应该如何体现？这些都是在阅读邱易东的这一部作品时不断刺激笔者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