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的重建：环境与资源
一
20世纪曾经被形容为“理论的时代”。理论的活跃可以视为20世纪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文学理论亦然。从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到符号学、精神分析学、接受美学，西方的诸多批评学派竞相登台，众声喧哗。与此同时，中国文学理论经历了一次痛苦的脱胎换骨，发源于“诗言志”“文以载道”的文学理论谱系终于转向了学院课堂上各种版本的“文学概论”。“痛苦的脱胎换骨”，意味的是中断传统和西方文学理论的强势介入。如何与西方文学理论进行有效的对话，如何保持本土与开放之间的合理张力，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从未摆脱这个苦恼的纠缠。现今，现代性话语的普遍意义正在遭受种种质疑，西方中心主义的姿态遇到了愈来愈多的抵制和批判；重新考虑西方文学理论的适应范围，亦即重新考虑中国文学理论的何去何从。中国文学理论如何更为有效地阐释本土的文学、文化以及中国经验？如何成为一个民族自我叙述的组成部分？20世纪至21世纪的文化演变脉络之中，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终于正式地摆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折显然必须追溯至20世纪之初。大约二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术语系统完全消失，诗话、词话为主体的理论形态不复再现。始于先秦的中国古代文论至此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断裂。这个断裂的出现隐含了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相对于日渐复杂的现代社会和叙事文学的成熟，以“诗文评”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论逐渐显出了力不从心的迹象，“诗文评”所依据的术语、范畴缺乏足够的阐释能力，更为基本的哲学观念遭到了现代科学——当年时髦的“赛先生”——的动摇；其次，作为现代教育制度的产物，学院的知识传授建立了另一套完整的学科规范，中国古代文论的吉光片羽多半为一时一地的感悟，无法适应普遍、统一的知识生产标准。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文论被捆绑于陈独秀等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深为鄙夷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而被无情地抛弃。文学批评史的资料显示，20世纪20年代之后，学院的文学教育已经普遍采用各种西方的“文学概论”作为教材。这些“文学概论”所提供的各种概念不仅指导我们领悟文学的意义，解剖文本和描述文学史，而且开始塑造人们的审美意识。
20世纪50年代之后，来自苏联的“文学概论”以及根据苏联版仿造的文学理论教材占有绝对的优势。某些来自西方的概念必须经过苏联式的解释才能生效，例如著名的“现实主义”，或者“典型”。“现代主义”艺术曾经在西方扮演了先锋派的角色，苏联式解释提交的结论带有强烈的否定意味：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艺术潮流，现实主义的可憎对手，颓废主义的美学风格。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80年代。驳杂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在解放思想和启蒙的理念之下一拥而入，令人应接不暇。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到人道主义、主体哲学、存在主义，从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到接受美学、女权主义，众多的观念、命题、概念术语几乎同时造访中国，形成线路各异的理论旅行。这极大地开阔了中国文学理论的视野，不同的视角、分析方法和哲学理念彼此参证，相互启迪。这种状况带动的理论飞跃众所周知，然而，现在已经是正视这种状况制造了何种隐患的时候了。
古往今来，文学理论的各种命题与文学文本的距离始终存在。二者之间的必要张力往往成为相互修正的前提。然而，这种距离扩大到某种程度，二者之间将失去联系从而出现了脱节。许多时候，文学理论利用一套强大的阐释技术维护预设的命题，固执地坚持既定的逻辑，甚至不惜摧毁文学文本的有机整体。这种状况之所以可能持续，文学理论的强大声望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持。迄今为止，文学理论的强大声望拥有多种来源。如果说，50年代苏联式“文学概论”挟带的是共产国际的余威和苏联“老大哥”的亲切关怀，那么，80年代之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借助的是现代性话语的普遍性以及西方学院的学术领导权。无论如何评价这种声望的来源，人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这种声望的强大足以推动各种文学理论命题跨越民族界限，对于另一个民族的文学文本品头论足。
西方文学理论大面积覆盖产生的普遍症候是，言必称希腊，无视本土文学的基本特征，甚至不惜削足适履，强制本土文学充当西方文学理论各种命题的例证。20世纪50年代，批评家曾经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生硬地裁剪中国文学史。依据这种粗糙的外来标准划分林林总总的文学现象，制造的疑问甚至比解决的难题还要多。对于“现实主义”观念的盲从，显然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关——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概念。80年代之后，形形色色西方的“主义”陆续空降。西方文学理论组成的视野之中，本土文学的面目特征模糊不清。众多晦涩的理论语言背后，一种观念开始若隐若现地浮动：西方文学理论乃是鉴别和评判文学的普遍标准，只有吻合这种标准的民族文学才能赢得真正的肯定；无法证明西方的种种“主义”，这些文学往往被形容为初级和幼稚的，不足为训。这时，西方中心主义再度泛起，力图隐蔽地主宰或者收编不同民族的审美意识与审美语言。
这种背景之下，重建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系统的呼吁得到广泛的响应。
二
如果说，中国文学必须显现中国经验，构造富于汉语特征的文本，那么，中国文学理论必须摆脱西方文学理论的话语模式，成为本土的叙事。具体地说，中国文学理论必须显示独特的问题范式、独特的思想传统和分析路径。这是深入考察中国文学的必要前提。
独特的问题范式首先相对于中国经验而言。本土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风俗民情无不构成了中国经验的特殊内容。因此，所谓的中国经验隐含了异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评判方式。某些时候，西方文化之中轻描淡写的问题，对于中国经验可能举足轻重。反之亦然。独特的问题范式往往意味着独到的发现，独特的思想传统和分析路径意味着来龙去脉以及扩展范围的独特追溯。问题的演变始终与本土文化语境联系在一起，脱离文化语境的抽象思辨将很快被考察对象甩下。总之，理论与考察对象的文化同源性保证了理解的深刻和充分。当舆论断言中国没有哲学或者这个民族的逻辑思维普遍薄弱的时候，独特的问题范式、思想传统和分析路径表明的是一个民族独特的理论素质。这是打破西方理论垄断、摆脱理论附庸身份的强大资本。
进入全球化历史阶段，“独特”往往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独立存在的前提。全球化造就了多民族文化众声喧哗的条件。对话前所未有的活跃。这时，普遍主义的观念倾向于拆除文化交流之中隐含的民族界限。首先，民族界限对于自然科学无效。欧洲的水分子结构与中国的水分子结构无异，美国的重力加速度等同于俄罗斯的重力加速度。其次，普遍主义是现代社会大规模合作的必然诉求。当经贸网络遍布世界、全球旅行和移民浪潮如此普及的时候，各种规范和标准的差异成为令人苦恼的障碍。从重量单位、长度单位、交通规则、教育制度到货币的比值、产品质量认证标准、法律条款以及形形色色的语种，一个通用的衡量体系是全球各地的共同企盼。
然而，由于自然条件、生活习惯、历史文化的差别，各个民族的审美意识不可能迅速纳入某种统一的模式。这时，普遍主义更多地成为强势民族文化吞噬弱小民族文化的借口。各种文化事实证明，前者时常对后者采取了抑制乃至打压姿态。正如人们所见到的那样，全球化不仅带来了世界各国经济贸易的深度交融与合作，同时也形成了空前激烈的竞争。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民族国家的组织功能空前强大。即使多数文化交流并未直接涉及利益分配，但是，意识形态分歧以及文化领导权的竞争仍然使许多文化交流演变为文化交锋。当然，这种交锋并非剑拔弩张，兵戎相见，而是深藏于各种文化形式内部。福柯曾经揭示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二者之间拥有众多隐蔽的衔接机制。从学院的排名、声望到学术刊物的审稿、编辑，从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主持到学术奖项的设立和翻译队伍的数量，这些环节无不隐秘地参与学术话语权的操控，进而推介和扩张相应的价值观念和评判方式。至少在目前，西方文化在相当多的领域占据了主动的位置——包括西方文学理论。
当然，这种状况已经遭到另一些民族的抵制和反抗。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即是这种抵制与反抗的表征。后殖民理论认为，帝国主义的军事殖民结束之后，文化殖民作为一个后续的战役仍在暗中进行。所谓的文化殖民通常不存在显而易见的暴力宰制，价值观念的角逐、抗争与文化支配权力的争夺通常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动声色地展开。后殖民理论的犀利批判在于指出，无论是社会管理、人类学研究还是哲学观念、审美趣味，文化殖民的渗透几乎无所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理论系统的重建包含了审美领域民族自主的坚持和维护。
尽管如此，后殖民理论的批判并未解决全部问题。当批判的锋芒指向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后殖民理论的尖锐风格令人瞩目。可是，如果详细地考虑中国文学理论系统的重建——如果将这种重建视为一个复杂的工程，事先必须考虑和处理若干外围的理论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或者低估了这些问题的难度，所谓的“重建”可能仅仅造就一些没有理论质量的空中楼阁。
三
很大程度上，文学理论可以表述为阐释文学及其相关现象的知识。这时，人们可能遇到的问题是，本土的民族文学是否只能交付本土的文学理论予以阐释？换言之，异族的理论是否也可能充分地阐释本土的民族文学？如果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如果对于异族理论的阐释欣然认同，那么，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显然是一个多余的动作。当西方文学理论的命题可以卓有成效地覆盖中国文学的时候，中国文学理论的存在与否无关紧要。
人们通常可以从两个视角衡量某种文学理论的价值和意义：“说什么”和“谁说的”。“说什么”衡量的是某种文学理论命题阐释本土文学的有效程度，“谁说的”表示某种文学理论的民族渊源。双重视角之间存在特殊的理论纠缠和交错。文学史证明，异族文学理论进入另一个国度甚至大获成功的例子屡见不鲜。对于中国文学说来，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后殖民理论也来自西方。种种高瞻远瞩的理论具有跨越民族界限的能量，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全人类”和“永恒”。另一方面，异族文学理论的功效并不能证明，“谁说的”仅仅是一个虚假的问题。无论是由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民族文化的自我批判还是由于崇洋媚外，民族身份必定在理论阐述之中产生或明或暗的作用。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愈频繁，这个概念的权重愈大。
如果考虑到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差异，“说什么”和“谁说的”之间的比例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相对地说，本土的文学理论更为接近古典文学。从先秦至晚清，中国古代文化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佛教的传入以及元代、清代的政权转移并未摧毁这个有机整体。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古代的文、史、哲彼此呼应，共生共荣。因此，所谓的“道”“气”“温柔敦厚”“风骨”“神韵”“以禅喻诗”不仅是文学批评家熟知的理论术语，也是诗人作家自觉遵从的写作理念。这个有机整体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性质迥异。然而，进入现代社会，这些理论术语的文学阐释能力远比“批判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审美”“结构”“形式”这些来自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逊色。现代性的扩张破坏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有机整体，一种新型的现实逐渐形成。现代性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声光电化和坚船利炮，同时还不断地重塑人们的意识，改造汉语体系。这种新型的现实大规模进入文学之后，西方文学理论的阐释必然尾随而至。时至如今，众多来自西方的理论术语和命题不再是外在的学说，而是内化为中国现实的组成因素，司空见惯。文学理论也不例外。面对鲁迅、茅盾、巴金或者王蒙、莫言、贾平凹的作品，“现代主义”“意识流”“人道主义”这些概念说明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形”与“神”或者“情”与“景”。与其说这种状况是文化殖民的产物，不如说是中国文学理论对于西方文化的接纳与征用。
因此，中国文学理论系统的重建并非等同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简单复活。许多人的确存在这种考虑：现代性转折摧毁了中国古代文论，那么，“重建”的主要工作在于，促使埋没于历史深处的文化遗产重见天日。文化遗产的开掘时常伴随一种福柯曾经形容过的“起源神话”的想象：一些人心目中，起源保存了未经污染的本真；愈是接近某种文化的源头，某种文化的本质愈是纯粹，形式愈是统一。这似乎成为重启中国古代文论的强大理由。不论这种想象是否一种幻觉，我更为关注的是问题的另一面：对于当今的文学乃至文化，中国古代文论保持了多少阐释能力？
我们不得不事先认可的一个前提是，中国文学理论必须加入现代性话语平台，参与各种对话和竞争，直面现代性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审美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挑战。这不仅意味着深度融入现代社会的蓝图，也意味着直率地批判现代性产生的各种问题，例如物质生产的无节制扩张，生态环境的破坏，功利主义和市侩哲学制造的精神贫困，如此等等。总之，我们不可能重新退回宁静安详的农业文明，退回优美的唐诗宋词之间，期待“半部论语治天下”。必须承认，许多时候，中国古代文论仅仅徘徊于现代性话语平台之外。人们没有理由期待古代思想家分析电影和电视的故事模式，或者提供网络文学未来如何发展的方案。我更愿意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仅仅构成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一种异于西方文化的思想方位。进入现代性话语平台，“照着讲”仅仅显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存在；显示这种存在如何介入当代文化，更为重要的是“接着讲”。“接着讲”与“照着讲”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必须具有与现代性问题对话乃至交锋的能力。
这个意义上，“民族”仅仅是重建中国文学理论系统考虑的核心范畴，而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事实上，我们必须在诸多概念的网络内部考察“民族”的意义——“民族”既可能成为诸多概念的组织核心，也需要承受多方面理论挑战带来的压力；既包含了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原则，也包含了鉴别以及接受某些西方文学理论命题的立场。
这再度证明了“重建”工程的复杂程度。
四
如果说，中国古代文论是重建中国文学理论系统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呢？众所周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曾经激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心目中，这是一种“吃人”的文化：陈腐虚伪、艰深晦涩、妖言惑众、禁锢人性——一些五四时期的启蒙知识分子公然宣称以废除传统文化为使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已经接近一个世纪。现今，他们的激进观点是否将被视为本土文化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成为捍卫、发扬乃至续写的传统？显然，这里隐含了一个巨大的矛盾。
不难发现，这些启蒙知识分子考虑的不是传统文化的完整和延续，而是考虑一个民族如何面对现实，拥有何种未来。他们看来，二者已经不再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相反，传统文化丧失了护佑这个民族的功能，从而成为民族躯体上的一副沉重枷锁，窒息了年轻一代的蓬勃活力。如今，人们或许已经有条件对于这些启蒙知识分子的动机、文化实践及其效果做出反思。
五四时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文化实践证明，彻底地抛弃传统文化仅仅是一种文化姿态。尽管这种文化姿态表示了他们的决心、气势、愤怒指数以及义无反顾的决绝，然而，从汉语的使用、文学史背景、文学知识修养到审美意识、思维模式，传统文化始终如影随形，不断地产生强大而隐蔽的影响。事实上，许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对于传统文化丝毫不陌生。相反，他们长期浸淫于传统文化，胡适和鲁迅曾经分别出版了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的专著。然而，对于他们说来，传统文化必须纳入护佑民族的主题，成为社会成员的精神钙片，否则，他们没有兴趣扮演单纯的传统卫道士。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的引进并非践行“全盘西化”的方针。著名的“拿来主义”策略，挑选西方文化的原则是民族的需求。例如，作为现代小说的开创者，鲁迅曾经广泛地借鉴西方小说的形式；但是，他的“拿来主义”成功地利用这些形式表现中国的本土经验。所以，我曾经再三地表述这种观点：鲁迅这一批知识分子的特征之一是，抛弃传统文化成为民族国家认同的表征，援引西方文化资源成为反抗西方文化殖民的利器。
必须指出的是，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仅仅是五四知识分子考虑的主题之一。诚然，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的时候，民族主题构成了反抗话语的核心。但是，人类历史上的各种压迫势力往往交织在一起。除了异族的武装侵略和文化殖民，压迫的形式同时存在于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性别之间。某些场合，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以及性别压迫构成了共谋关系，相互呼应；另一些时候，三者之间此起彼伏，此消彼长，构成了更为复杂的回旋结构。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说来，阶级斗争是各种压迫与反抗的内在本质；女权主义者心目中，性别之争才是压迫与反抗的主战场。如何看待跨民族的阶级共同体？如何看待跨阶级的民族共同体和性别共同体？诸如此类的组合可能带动多元的反抗话语，形成线索交错的斗争局面。重建中国文学理论系统的重要意图是，打破西方话语的合围，争取民族的文化独立；然而，阶级与性别的存在必将某种程度地修正民族反抗的预设，使之纳入一个更大范围的解放构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近一个世纪，它的历史功绩赢得了普遍的认可。尽管如此，某种或明或暗的异议始终存在：一批启蒙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致使传统文化遭受重创，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遗老遗少的讥笑与数典忘祖的责难从未停止对抗。也许，现在是正视这种对抗性质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种对抗源于两种相异的民族文化理解方式：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本质主义通常认为，民族文化存在某种恒定不变的本质，维护这种本质以及固有的形态是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本质主义常常和宗经征圣、厚古薄今的文化态度结合在一起，并且对于当代的种种流行的文化观念不屑一顾——这一切无非是那些浅薄的不学无术之徒欺世盗名的玩意儿。相对地说，建构主义倾向于认为，不存在始终如一的民族文化本质。所谓的“本质”更像是形而上学冲动制造的幻觉。民族文化的特征取决于多民族的文化对话，变动不居。自我的性质不是先验地制定的，而是来自与“他者”的持续角逐、对抗、协商。毫无疑问，民族文化存在独特的传统。传统是一个民族生活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但是，传统并非不可触犯的教条，而是多民族文化对话的起点。当传统遭受重大挑战的时候，民族文化不仅将及时做出积极的回应，同时还将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修正。挑战、回应、修正的持续循环构成了民族文化建构的主要形式。
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系统的重建而言，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分歧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论倾向。本质主义相对热衷于上溯中国古代文论，试图从古代的文化资源发掘当今的理论模式；建构主义更乐于接受多种开放式对话，从而在多重视角的交叉乃至不同观念的挑战之中构思新型的理论体系。尽管二者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但是，二者的不同分量和比例必将造就不同的理论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