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于静寂的故乡
农历六月初，朝日天空到处漏雨，哈尼族一年一度的祭献祖先和神灵、祈求庄稼丰收的盛大节日苦扎扎，同样被天神的桃花马骑到了我的故乡。每天一早从一家吃喝到另一家，从一张桌子吃喝到另一张桌子，只觉得乡情比腌过多日，每餐必上桌的酸竹笋，发出更浓烈的诱人的气味，但它不是酸的，而是爽口舒心的米酒一样，迷迷糊糊叫人从头到脚的沉醉。过完年，很多打工者迫不及待地回城里找钱去了，我还不想回城里，还没有过够跟父老乡亲缠在一块唠叨的瘾，我还想在重叠了多少遍脚印的路上到处走动。
高山上的故乡，树密雾浓，雨水过于充足。然而，被雨水淋大的我，是多么喜欢在雨中行走。早饭后，从村子的西头，我往山上走去，大路小路，随便捡一条都走得通。
先是碰见村里的几个年轻的妇女，在路边敲碎石。她们问我，阿哥，要去哪里。我说走走玩玩。她们懒得为我费口舌，又埋头干各自的活计，为美好的生活叮叮当当的敲着按捺不住的心声。要是换到二十年前，她们是胸口随时装一面镜子的姑娘，在野外干活时，就像一窝画眉或黑头鸪，不管多么忙碌，嘴巴闲不住，山歌一串串地追来逐去。她们中，有我们相互曾经等不得夜间到来的青梅竹马的伙伴。但一切都像燃烧的野火，烧完后，灰烟都被风雨吹淋得无影无踪。我这样想时，一阵雾把她们吞没，我继续赶路。
有个瑶族村子，离我们村不过十分钟，我去过多少回，不少人认识我。我在村口站了几分钟，犹豫是否进去哪家坐上一阵，但不见人烟，只是从厚厚的雾层中穿透出狗叫声，除了老幼，可能都去远处的河谷干活去了。我便往东选一条林中平路，漫步过去。过了好大一截，没有碰到一个人。除了雨的沙沙声外，就是自己的脚步声，在落叶和泥巴上面嚓嚓嚓的踩过。前面突然响起大动静，我的浑身瞬间毛起来，到底是碰到了什么怪物呢？原来是两条油光水滑的水牛，从树林钻出来。见到一个陌生人，它们呆大了警惕的眼睛，呜呜地喷着粗气，不怀好意地扫了我一遍。其实它们误会了，我少年时就是地地道道的牧人，对水牛一直到现在都充满了疼到心尖的感情。牧人，这个乡村的大地上以往普遍存在的十分具体的职业，使我早早就热爱上了大自然，跟牛产生了血肉相连的亲情般的联系，可是，今日的少年们，他们跟牛越来越疏远，已经不知道牧人是怎么一回事了。瞧，一个湿巴巴的瑶族老人，顺着新鲜的牛脚印，比着牛的样子，问我见没有见着。
天空虽阴雨绵绵，随着时辰往前走，地面上的雾渐渐褪去。我看见一座潭子，当年我们野孩子，天气一热，就嘿哧嘿哧地跑着爬坡，破衣烂裳一撸，跑进水里，一玩就是玩到天擦黑。茂盛的森林里水源不断，水潭依旧幽深，躲在石缝的牛蛙呱呱地叫着，似乎由于在这儿过得太久，恨不得把整个潭子都撕碎掉。这潭却已不是野孩子们玩水的地方，吸引他们的不再是山上清凉的水，而是通往外面世界的大路。听着蛙鸣，凝视水面上雨滴溅起的波纹，不免让人勾起几丝惆怅。我的眼前闪现出鱼一样脱得光噜噜的淘气、粗鲁的那个乡村孩子，此刻他站在给了无限欢乐的旧日天堂。也许，在这里把身心玩得干干净净的那么多的人，只有我会回来寻找失落的纯真！
从潭子转过身几步，山腰上，有一处风景，是一片草地，天然的青松，好像是为了布置爱情的乐园，非常协调地在周围环绕。天晴时，绿树，清风，鸟语花香，人只想疯狂地跳唱；要是躲在草地上，欣赏蓝天白云，天蓝得手指一捅，一股泉水就会汩汩淌出；云白得可以裁下来做衣服，送给亲爱的姑娘。在乡村宁静的年代，只要是节日和农闲，年轻的男女，一早就邀约上山，成群成群的，在风景的各个角落相会。男的带乐器，女的拿针线。亲戚之间需要躲开眼睛外，所有好玩儿的，各人的心都满满当当地装来了。有一项内容总是难忘，男的围拢在一支烟筒边，让女的点烟丝。每抽一阵烟，男女都要对山歌，这样不仅多数人没有本事抽上烟，唱着唱着就淘汰掉，即使能抽上烟的，需要口干舌燥地唱上多趟。如果是外村的姑娘，小伙子们脖子堵石头时，便推举村里的山歌高手上场。抽不上烟的，当众丢了脸，日鼓日鼓的，翻跟斗或跟树打架；抽上烟的，一副舒服到骨头酥痒的神态，吐出一圈圈浓浓的烟雾。我们小娃娃凑热闹的代价是帮他们换烟筒水。我想给姑娘们留个好印象，换烟筒水时腿脚老是争着勤快。人家才懒得注意这么一个裤裆里面还不够装的娃娃呢！
抽烟对歌之外，那时的年轻人，每个人都像一棵每片叶子也会唱歌的多情的树。不消谁来教，天生就会。歌声就是生活，影子那样跟在身边，庄稼那样滋补生命，如同清新的空气吹拂，如同艳丽的野花开放。
这山上的风景久已没有歌声飘荡了。草地、树林、石头倒是往昔的面貌。不只是这次，近些年，我好几次回家都要到这里怀念旧日时光，我去过的许多风景区，比起这偏僻的山上草地，失色多了。那些唱过歌的小伙子姑娘已经老去，他们的后代不会唱山歌了。我哼着温暖心魂的歌，然后茫然离去。
翻过草地不远的山洼洼，在路的上方，一片很少有人踏进的树林，那是我的家族墓地。我的家族，在村里算是大姓。说不清墓地里睡下的亲人有多少，每送走一个亲人，因为不刻碑文，只有那一代见证者知道是谁的坟地，对后来的人却成了谜。还有，我们家族不兴上坟，把亲人送走也就跟他们永远失去了联系。我只是在送亲人时进去过几次，他们一个个都跟我越来越遥远、模糊了。在阳光灿烂的白天，墓地的树上有很多种鸟跳跃、飞舞、鸣叫，一派与动荡不安的世界毫不相干的宁静、和谐的景象。我想，除此之外不会有更大的幸福吧？而眼下是雨天，他们住在破败不堪的家，有的甚至连土堆也废掉，他们是浸泡在寒冷的雨水中发抖，在阴间也没能逃过尘世所受的罪，还是在那边享受着春天般美丽的景色，像一窝无忧无虑的孩子。“你是哪个，告诉我你的名字。”有可能某个亲人挡在我的面前，看我可可怜怜的在雨中穿行。我也认不出他，费力地从面孔上的细微处，辨认跟我相像的地方。但我没遇到亲人，从墓地刮来的风，我想象着亲人们的气息，前世、今生、来世，都一缕缕地缠绕着我。与此同时，我感到某种受不了的寂寞，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我不想多逗留。
雨仍然在稀稀拉拉地泼洒，天空的云层慢慢薄去，多日不见的太阳的脑袋瓜露出来。沉寂的满山树林，顿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一路鸟声。人不爱寂寞，所以会离开寂寞的故乡，投奔喧闹的城市；鸟不一样，只要有一片树林，它们就不会寂寞，歌声伴随它们的故乡。
外婆和母亲对我的影响
我的外婆生下的女儿有两个，我的母亲和姨妈。母亲和父亲是本村人，青梅竹马，相亲相爱；姨妈嫁到隔壁村子，生下三个娃娃后死掉，我应该见过她，但已没有丝毫印象。姨妈嫁得早，死得早，外婆跟我的母亲，俩娘母自然血肉、灵魂、情感都是相连的。外公家是“地主”，是当年村里需要有一家“地主”，因为他家有些田，每年请几个帮工，自然而然地成了劳动人民的“剥削者”。“地主”这个身份在搞阶级斗争的年代，足够让人送掉老命。血统给予母亲的，不是什么荣华富贵。外婆家作为“地主”，跟现在村里的“五保户”没有多少差别。据现在还活着的老人讲，外婆家不过是饿不着肚子而已，那些田地是靠自己的汗水换来的，这有什么错呢？怎么会发生如此荒谬的事，到今天我依然摸不着头脑。母亲在童年就经历了中国新旧制度的大变革，她不知道血统里的“地主”是怎么回事，但这让她吃尽了苦头，受够了歧视。母亲很小的时候就被外婆牵着，到外地修公路。这既养成了她此后一生勤劳的品质，也使她变得不爱说话，尤其不爱对世事和别人嚼一下舌头。
我开始记事时，外婆家被收为公有，分给别人住，她家则搬进住她家人的家。母女之间与生俱来的亲情，使外婆经常在我家里。我是她领大的，还不会走路，她的脊背便成为我的摇篮。她背着我干活，累了，要么把我搁在蓑衣上，要么换给母亲。母女在一起，总要说些话。外婆的话比母亲多，嘀嘀咕咕的，她说得多，母亲听得多。活了四十多岁，形形色色的人影响过我，这两个女人，却从骨子到灵魂都对我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她们对我的影响超过任何人，像神灵在我身上无处不在。我一直对女性怀有的那份深沉的敬重、感恩，来源于她们春风细雨似的感化。
外婆会讲很多民间神话、传说、故事，她是不识字的文学家。一闲下来，她就顺口讲那些总是讲不完的神神怪怪的东西，多数肯定是听来的，但又经过她的表达能力的加工、情感的渲染。我听过的不知有多少，有的重复听，使我从小就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那些东西当然不一定存在，可是那么扑朔迷离、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它们使琐碎无聊的日常生计，变得有味道，变得有意义。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我以文为生，把文看作命一样重要，跟外婆的“家教”启蒙是分不开的。
我要上学时，外婆高兴得像跟上帝坐在一起吃饭。她对我说：“书要好好读，你瞧，阿婆是瞎子，摸不清路。”此后，她常塞一两角钱给我，作为鼓励我往“上”走的路费。难为她老人家了！我在一首诗里写过这些情景。
多少年后，我往上“走”，到远方的异地他乡。每回听说我要回家，她就天天往家里转几趟，看我到了没有。给她随便买哪样东西，她都抖手抖脚的开心。我讲的那些外边的事，她听不懂，却假装入迷。确实入迷了——打瞌睡。这意味着她老了，不想老也老了。不要说讲民间故事，她的心已经被岁月的皱纹覆盖得跳动都费力了。多年后我到她山上的墓地，在风清鸟鸣的树下，她已成一撮尘土。没有墓碑，也就谈不上名字。我静静地在旁边坐了好久，无言，无泪。一个像一棵小草一样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稀里糊涂地被人世的风风雨雨摆布，却又不失天良的普通的女人，在宁静的一隅长眠，是人生对她最好的报答了。外婆，我想您！
关于母亲，可说的实在太多太多了，我永远也理不完思绪。然而，几件小事，就会衬托出母亲的伟大。因为，伟大并不只是大人物的专用品。
母亲生下七个娃娃，活了五个。姐姐，我没有见过就夭折；二妹，开始学说话，有天突然得急病，数十个乡亲不知所措的慌乱中，在母亲的怀里闭上新月似的眼睛。母亲昏过去……此后很多天，母亲吃不下，喝不下，睡不下，坐在门口发呆。有时，她的嘴里像游丝一样游出妹妹的名字：我的娃娃，我的娃娃！有时，她会念叨着，娃娃回来了。也许，她昏花的眼神里出现妹妹的影子。从母亲身上，我懂得了亲情、爱心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对自己孩子的爱，无不烙上她的印痕。
家里很早就为我说好了媳妇。但由于我所走的人生道路，终究没能在乡村有个为母亲点燃炊烟暖心的女人。我带城里的汉族媳妇回家，起初，母亲无法理解我的选择，总以为汉人的心肠弯弯绕绕多，我会吃亏上当。她私下对我说，孩子，找女人咋个不找哈尼人，跟汉人能过得成日子吗？后来证明，妻子为人处事的良心，就是母亲所希望的。“我的儿子，有家了，要对人家好，不要乱花钱，不要喝醉酒，听领导的话。”就这样，她有了一个跟她无法在语言上交流，却在心灵上能够沟通、融洽的家庭的另一个女人。我脾气臭，母亲最担忧我做出过激的事。她说，一张肚子吃得饱就行了，做事要讲道理，跟别人不消争哪样，你看，牛不跟马抢，狗不跟猪吵。从母亲身上，我看到了宽广的胸怀，虽难容天地，最起码容得了一个池塘，池塘大的胸怀，也是一个小天地啊！而很多人的胸怀却还没有碗大。
母亲很少流泪，二妹不在时，外婆上路时，一些亲人的离去，还有看到村人的不幸，她流泪外，她每天忙碌于家里家外，默默把汗水洒给偏僻的故乡的那块土地，她像土地本身，无论自然中的风风雨雨，还是人世间的恩恩怨怨，一律默默承受着。在我印象中，她的身体一直石头样顽强，从来没有病得起不来的，小灾小病顶顶就过去了。但是1997年她病倒了，躺在县医院高烧昏迷。她得的是肾结石。打了几天针清醒时，她跟我说，这把年纪按理还死不得，不过，人都要死的，不得不死了，也要把她送回家里，埋在祖先身边。她住一段时间痊愈后，我对她的身体产生了警惕。母亲不是不会生病，她是不到站不稳的时候，才不愿麻烦家人。也从这时开始，我真正明白，母亲老去了，她不再是我们头顶上遮风挡雨的屋顶，从肉体到灵魂，她都疲惫不堪了。无论她多么不情愿，倒过来，轮到我们为她张开双臂抵挡各式各样的天灾人祸了。2003年，她做右肾切除手术。当把情况跟她说后，她竟然会那样的镇静：我生的五个娃娃在身边，听医生的。住院到出院，四十多天，母亲从来不说一声疼。让那些经常对乡下人脸色一天百变的医护人员，觉得这土里钻出的农妇不可思议。而我，却几次因为被某些医护人员的言行激怒，差点像一头发疯的狼，冲上去撕咬。我只管这样：你可以指我的鼻子不把我当人看，但你千万不能对我的母亲无礼。母亲是至高无上的，天王老子我也不管。母亲劝我，我的儿子，到不了哪里，不要发火，不值得。母亲顺利康复，得力于精湛的医术，得力于她坚强、平和的心态。当虚弱的母亲被推进手术室，子女们几个小时在外面焦急地等待时，不愿想的结果都不得不想到：她能否平安出来？我们把结石拿给母亲看，大大小小一团，她百思不得其解，怪了怪了，身上怎么会长石头呢？我们也说不清，无奈地摇摇头。
母亲干不动重活了。大多时间，她在县城兄弟家居住。从那里，看得见远处大山上的家。城里家务少，她常常痴痴地眺望故乡。受不了思乡的煎熬，就回去几天。她的心留在了那里，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家，也是我们真正的家。
我为她写了那么多火烧火燎的文字，她一个字都不懂。她也不知道，她站在我心里的形象比村子背靠的大山高大得多。因为她瘦弱而又坚硬的身影在背后支撑着，我对生活有了太多的热爱与追求，决不会被轻易击倒和认输。母亲，母亲，我会为您流泪，但不会让您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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