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如何“乘风破浪”？
近段时间，30+女性的职场发展再次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前有现象级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掀起话题的狂澜，后有都市题材电视剧《三十而已》将30+女性面临的家庭困境和职场困境推至荧幕前端。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过什么困境，女性该如何面对这些困境？7月21日，中英写作者、小说《聊天记录》《正常人》的译者钟娜，做客中信大方Live，与读者分享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乘风破浪”的故事，以及她们在陷入困境后如何一步步完成自我救赎。
从伊丽莎白到埃莱娜，女性困境在文学作品中的变迁
《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包法利夫人》里的艾玛，《德伯家的苔丝》里的苔丝，《战争与和平》里的娜塔莎……这些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伊丽莎白由于没有继承权，只能依托于嫁个好人家，却不免陷入军官威克姆迷惑；艾玛为了逃避庸常的家庭生活多次出轨，最后被情人辜负、债台高筑，终至自杀——两位女性的命运让人唏嘘不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一样，面临着诸多困境。
钟娜，中英写作者、译者。译有《聊天记录》《我们所失去的，我们所抛下的》《正常人》
钟娜认为，困境指一个人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事件的冲击，导致事态离期望或想达到的目标越来越远。“艾玛和伊丽莎白的不同之处在于，艾玛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最后唯有自杀才能解脱，而伊丽莎白的故事则柳暗花明，最后的结局是皆大欢喜。这两个作品其实体现了两种非常典型的女性困境：婚恋困境和经济困境，这两者往往都不会单独出现。”
对于女性遇到的经济困境，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子》发出过深刻的叩问——“想到那些妇女们一年又一年地苦干，却发觉自己难以积攒到2000英镑，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才筹集到3万英镑，我们对于女性不可宽恕的贫穷突然爆发出一阵轻蔑的嘲笑。那么我们的母亲大人们这些年都在干些什么？以至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的财产。”女性的婚恋困境则往往表现在女性的失贞上。“女性在诸多因素的驱动之下私奔，失贞对女性来说是社会名誉的破产。这种困境的反复出现，说明了当时的女性生活就是受到婚恋困境和经济困境的约束和制约。”
《那不勒斯四部曲》书影
伊丽莎白和艾玛生活的时代是19世纪，女性在行为和思想上受到严重束缚，女性的价值观被捆绑在男权主义之上。进入20世纪之后，时代的进步和思想观念的转变，让女性获得了部分解放。意大利女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在畅销作品《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展现的女性困境与维多利亚时代作家们呈现的女性困境已截然不同，对于书中两位女性角色埃莱娜和莉拉来说，部分困境仍然来自婚恋和经济：莉拉因为家境贫困无法继续上学，只有嫁人；埃莱娜虽然有幸得以继续学业，最终成为作家，但仍然免不了在感情和欲望之中挣扎。
但埃莱娜和莉拉更接近我们所熟悉的当代独立女性，她们拒绝被困境征服，也拒绝命运的安排。正如埃莱娜在书中对莉拉的评价，“她总是去主动地获取她想要的东西，让她产生激情的东西，她总是竭尽所能，根本就不害怕别人的鄙视、讥笑和唾骂，也不害怕挨打。”这种对世界的激烈拷问和对自己毫不回避的凝视，让两位女性的故事闪闪发光。
母女关系和丧偶式育儿是女性面临的新困境
除了女性与外部环境的抗争，《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展现了复杂的母女关系。埃莱娜的母亲在某种程度上嫉妒女儿，不认可女儿获得的成就，她曾经告诫埃莱娜，“你是我这个肚子里出来的，你本质就是我这样的，所以你尾巴不要翘得那么高，你永远不要忘记，假如你很聪明，那也是我生你生得聪明。我和你一样聪明或者比你更聪明。”母女关系的主题贯穿于埃莱娜·费兰特的所有小说，无论在她的第一部小说《讨厌的爱》还是《被抛弃的日子里》，而《那不勒斯四部曲》对此做了集大成的表现。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埃莱娜·费兰特的小说并非孤例。钟娜观察到，近几十年来西方女性文学作品中，母女关系占了很大一部分比重，其中包括女性生育的话题。像日本女作家角田光代的《坡道上的家》，讲述一个“丧偶式育儿”的故事，该小说去年被拍成日剧，受到了一致的好评。英国女作家蕾切尔·卡斯克的《成为母亲》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记录自己生育的过程，道出了女人的焦虑与煎熬。这些作品的问世折射出女性成为母亲的焦虑和痛苦，以及女性对是否生养孩子的犹豫和思索。
谈到当下的母女关系，钟娜说：“由于时代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如今的母女关系充斥着更多的张力和冲突。与此同时，哪怕它们之间的差距再大，同样身为女性，她们都不得不面临社会的结构性歧视，不得不面对结婚生育带来的选择和痛苦。因此，她们对彼此的缺陷和挣扎有着生理性的体验，这成为她们渴望和解的基石。”
钟娜顺带提到了文学作品中男性角色面临的困境。她发现男性困境不外乎如下几种情形：其一，人生意义的缺失，可以以《战争与和平》里的安德烈公爵为例；其二，对艺术美等抽象命题的追求，比如《魂断威尼斯》中年迈的作家，在威尼斯度假时被美貌的少年所吸引，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其三，与吸毒、酗酒、犯罪有关，折射出的是男性人物精神的迷茫和绝望，代表有丹尼斯·约翰逊的《耶稣之子》、雷蒙德·卡佛的《大教堂》等。最后一种男性困境则是爱情，海明威的《再见了，武器》、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代表，这些小说讲述了在男性世界里，爱情对男性来说是一个荷尔蒙主题，是一个需要征服的对象。
钟娜最后总结说，“身为人类，男性和女性都有自身特有的和共同的一些困境。女人的疼痛是与生俱来的，是我们生理上注定遭受的罪，像月经痛、哺乳痛、产痛等贯穿了女性的一生。男人则不同，他们的痛要自己去寻找，所以男人编了一套上帝、地域的说词，让自己能有所痛楚。这让我想起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感叹的，男人不再有信誉之后，感觉获得了巨大的解脱。”
女性可以通过教育、友谊和写作完成自我救赎
那么文学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通常会以何种方式完成自我救赎呢？简·奥斯汀给出的建议看来非常明智。她说，女人结婚可以，但一定要找到对的人。《傲慢与偏见》和《艾玛》讲的都是同一类事，即聪明的女性尽管一时糊涂，最终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真爱。钟娜评价说：“这个建议没有它听起来这么庸俗，在现在这个比较复杂又在飞速变化的时代，确认什么样的人值得爱非常重要。我们可以不结婚也可以不生子，但是人生如此的漫长，不可以不爱人，不可以不被人去爱。”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书影
在钟娜看来，教育和友谊也是女性面对困境自我救赎的方式。去年欧美有一本畅销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讲述一个在17岁前从未踏入教室的女孩，通过教育获得剑桥历史博士学位，最终摆脱原生家庭的故事。《那不勒斯四部曲》讲述的是类似的事情，主角埃莱娜通过教育实现了自己的作家梦想，获得了表达自我的勇气，埃莱娜的“天才女友”莉娜则因为没能坚持学业，最终走向落魄的生活。
埃莱娜和莉拉的友谊是埃莱娜走出原生家庭和封闭社区的关键。钟娜提到，“通过交谈，甚至只是通过存在，女性就可以充当彼此的参照系，鼓舞士气。知道自己经历过的别人也曾经历过，并且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作为效仿和观察的对象，经验分享其实是一个族群进步的关键因素。”她觉得，中国女性最不愿意分享的恐怕就是和性相关的经验。
另外，写作也是女性自救的方式之一。譬如《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写作成为了林奕含夺回自我的方式；韩国作家韩江的《素食主义者》讲家庭主妇为了逃避枯燥的日常生活变成一株植物，最后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也有类似的意思。“女性是在自救，但同时女性的自救可能付出血肉的代价，这非常让人唏嘘。”
描写女性自救之旅的作品为女性困境提供了鲜活证据
反观现实，PUA、性骚扰、传统观念的禁锢……各种女性困境频繁成为社会热点，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女性遭受的痛苦。在钟娜看来，这些女性困境的特点是“不直接施加身体暴力，更多是一种洗脑，一种对女性的自由意志的伤害和操纵”。在悲剧发生之前，暴力往往是隐形的。
钟娜认为，描写女性自救之旅的作品为女性困境提供了最鲜活也最直观的定义和证据，语言为女性的经验提供了形状，讲述则赋予它意义。“我们能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的启示是女性的困境值得被讲述，男性读者和女性读者都可以从中获得同等的阅读乐趣和收获。如果有一些困境，我们无法向人倾诉，至少阅读女性困境和女性自救的作品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安慰和鼓励。”
“拒绝承认女性困境的舆论环境，会导致女性对自己的情绪和精力产生怀疑，从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我否定，而我觉得阅读女性自救的作品能够帮助女性找到一个稳固可靠的参照系，对自己的经历进行一个再定义，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一个坐标轴。”“女性自救，需要女性具备感知力、行动力和判断力。有这三种力量的人往往能够拥有强大的自我，因为我们说字就首先要先建立一个自我，要有一个自我的意识来发起这样的行动。”
电影《末路狂花》剧照
最后，钟娜向读者推荐了女性主义电影《末路狂花》，并祝愿大家能在自己的安排之下，在自我意志的指引之下，获得想要的生活。 （中国作家网记者 刘鹏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