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镇看见中国
从鲁迅笔下的“鲁镇”开始，杭嘉湖地区茅盾的“林家铺子”、沈从文的湘西“边城”、古华的芙蓉镇、汪曾祺的高邮……小镇一直是书写中国的重要对象，文学小镇折射了中国社会变迁的整体性图景。
中国现代化进程某种程度上体现为由农村到乡镇的迅疾发展。从苏南到温州、从吴川到南海，小镇以其身处城乡交界的中介与居间位置而具有维系传统与现代、沟通中西不同观念的灵活机动功能，使得“乡土中国”逐步转型为“城镇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民众生活、感受方式与精神图谱同样鲜活地折射在文学小镇的书写之中，通过一个个有个性或无个性的小镇与小镇故事、“小镇青年”形象，生动演绎出复杂的中国故事。
我们在小镇中看到众生的悲欢、情感的纠葛、道德的冲突，也看到内心自我的交战与世界的瞬息万变。这方面的作品蔚为大观，在极富现实感的小镇中展现出带有时代普遍性的生存状态与情绪感觉。田耳《天体悬浮》《风蚀地带》中的佴城、路内“追随三部曲”中的戴城、鬼子底层故事中的瓦城、阿乙的红乌镇，张楚《细嗓门》里唐山下属的小县城……它们都是处于时代变迁中的小镇，而主人公多为涉世未深或者初入社会的少年与青年，带着对外部世界的懵懂、好奇与未曾磨损的青春，进入到流动性的时代中。路内的新作《雾行者》更进一步将这种时代情绪和状态通过不断游走与变换身份的小镇人物勾勒出来，凸显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发展样貌——芜杂中充满生机，艰难而又不失希望，怀抱理想又扎根现实。小镇，成为窥探当代中国的入口。
就美学而言，中国作家创造的文学小镇，继承了现代传统，也借鉴外来滋养，同时结合本土现实的写作，在新世纪之后呈现出有别于五四启蒙精神的风貌。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与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影响了一批作家——这类作品往往以一个固定空间作为人物与故事发生地，以既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篇章拼贴出小镇生态。王方晨的“塔镇”与《大马士革剃刀》中的济南老街坊，完成了乡土到城镇的变化，并力图勾勒出变化中的市井人情、道德与情义。安房直子《花香小镇》那纯美而温馨的幻想故事，则转化为安妮宝贝《小镇生活》中的小资美学况味。威廉·福克纳、卡森·麦卡勒斯笔下那些遭逢剧变的美国南方小镇，与全球化语境里的中国当下小镇在精神上形成某种同构。文学中的小镇是一种灌木丛式的存在，它们参差不齐，枝叶丛生，暗藏着波动不已的生命力或坚定守望的灵魂，包孕着胼手胝足的本土经验和错落参差的原生美学。
小镇书写在乡村文学、城市文学之外，建构出一种独特的文学空间，使得文学中国的形象变得完整而充实。王十月《白斑马》中的东莞木头镇，塞壬《在镇里飞》中的常平、寮步、厚街，林森《小镇》《关关雎鸠》里的海南岛小镇，扎西才让《桑多镇故事集》中的甘南藏区小镇……构成了广袤中国小镇书写的多样性，既有经济较发达的东南沿海，也有葆有传统与多元文化的南海与西北边疆，不平衡与差异化的空间，复写了中国社会现实的丰富性。
我曾做过一个比喻，小镇如同“两栖生物”，如果以进化论的角度看，小镇似乎是乡村向城市发展中未臻完成的状态，是城市的半成品，但其实它们是不同的“生物”，就像动物不是由植物演化而来的一样。小镇是乡村与城市的中介，连接着两头，与它们都有着切割不掉的联系，但自己却是独立的一分子。它构筑了一种城乡接合部式的混杂空间，这个空间在世界日益被某种相似语法所统治的语境中显示了自己的异质性存在。当代中国的小镇已经不再是乡村或山寨那种联系着农耕、游牧或渔猎生产方式的空间，而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展开的处所。从文化位置而言，小镇置身于国际化大都市与偏远欠发达的乡寨之间，是一种时刻发生着变异、不断有人发生身份位移、永远充满机会和风险的进行时的中间状态。正如中国本身的“发展中”状态，文学小镇最为鲜明地显示了当代中国的斑驳陆离与生机勃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