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草白，1981年生，浙江三门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联办研究生班学员。作品见于《十月》《钟山》《作家》《天涯》等杂志，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选刊转载。出版短篇小说集《我是格格巫》、散文集《童年不会消失》《少女与永生》等。曾多次获奖。

我不能去学校了。为了能让我在那里待下去，他们花了太多的钱，一家人辛苦赚来的钱几乎全花在我身上了。他们以为我毕业后就能去银行上班，可以赚很多钱，可他们想错了。

从前，我的姑父就是那里面的人。姑父总是说，只要我能拿到大学文凭，他就有办法把我弄进去。

去银行上班好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数钱。数钱好啊，又轻松又舒服，尽管数的是别人的钱，可那也是让人开心的事啊。——亲戚们都这么说。

说那些话时，姑父还是某银行的副行长，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还有一个专门为他开车的司机。现在，他本人已经在监狱里蹲了快三年了。

我们坐出租车去看过他一次。那个监狱在一个镇上，地方很大，树很多，都是平房，那些犯人们安安静静地坐在活动室里做手工，在做一种叫串珠汽车座垫的东西。他们低着头，专注于手里的劳作，看上去非常虔诚。我姑父除了头发变短了点，人消瘦了点，看上去也挺不错，还成功地把抽了多年的香烟给戒掉了。

在那里，姑父仍然滔滔不绝，尽拣有趣之事说给我们听，口才好到绝对没有我们插嘴的份儿，似乎一点也不为丧失自由这种小事发愁。整个探监过程，我们什么话也插不上，自然无法满足对监狱生活的好奇心。一旦我们流露出一点点想要探知的端倪，姑父便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似乎在说，每天就是做做手工呀，很轻松呀，没别的事呀。

临走时，姑父塞给爸爸一张纸条，说回去交给姑妈。回程的路上，我在爸爸的上衣口袋里找到了那张纸条。那是一张白软的餐巾纸，上面的字是用铅笔写的，又浅又淡，轻飘飘的，我只记住其中四个字：泪如泉涌。

后来，我每次想到那四个字，再联想姑父侃侃而谈的神情，就有一种很奇怪、似乎被什么东西蒙蔽了的感觉。三年时间并不算短，在那种地方更是难熬，而我在学校的这三年倒是时光飞逝。

现在，我决定不去那里了。

我不想上学了。

既然学校毕业也不能让我找到一份好工作，既然现在的我就已经找到一份工作了，我为什么还要去上学呢？那个工作，是我在市人力资源中心找到的，他们给我找来一本书，对我说，来，你把这个念一下。我只念完一段，他们就说，好，别再念了，你可以来上班了。

我就是这样找到工作的。

我不知道找工作原来这么容易。

他们留了一个地址给我，说随时可以过去上班，他们的人会在那边等我。我犹豫着，不知道要不要去？说实话，我还有点舍不得离开学校，离开家。昨天他们又给我打电话，叫我快点过去，不然就没有岗位了。

今天，我一定要和家里人说这个事，主要是和我的爸爸说。在我们家，所有事情都是他说了算，如果他说可以，那一定是可以的。

无疑，这是一件大事……我居然要去上班了，而且是中途辍学去上班，连大学毕业证也不要了。当然，他们早就已经知道那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

我躺在床上，想起过去拼命读书的日子，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焚膏继晷的地步——一想到那些事，我心里就充满哀伤。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居然拿着一本英语书跑到人家房子外面的路灯下，还大声朗读出来。一个年轻男人从他的窗户里往外扔废纸团，叫我闭嘴，说我扰了他的美梦。月光下，我落荒而逃，却不知逃往何处。人人都在屋子里，人人都在他们的睡梦中——那些梦里没有升学，没有考试，没有任何烦恼，可我连一个这样的梦都没有。

那些年，有个声音一直在我耳旁说，不要回头看，不要往回走，不然你会变成石头，变成盐柱，变成一只在泥潭里打滚的猪。

可是，那些回头的人，那些中途辍学的人，并没有变成石头，变成盐柱，变成猪。相反，他们年纪轻轻就结了婚，有了不止一个小孩，运气好的还开上四个轮子的小轿车，买了商品房，用假花来装饰屋子，去郊外的小树林里烧烤。男的在胳膊上纹老虎和玫瑰传奇，女的则纹桃花或锦鲤戏水，那些颜色暗淡、刻进肌肉深处的图案让我心里直发颤，一个劲儿地摇晃他们的身体：疼吗？到底疼不疼啊？他们都笑了，笑我少见多怪。他们可不怕疼，疼有什么可怕的呢？

学校生活让我变得胆小，我没有去过舞厅，没有化过妆，连溜冰也不太会，而纹身更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我怕疼，更怕纹错了，不喜欢了，那些图案永远也擦不掉。即使后来有人告诉我，纹错了也没有关系，有一种药水可以擦掉它们，就像从来没有纹过那样干净，可我还是害怕。

这会儿，我决定不再想纹身的事。明天，我就要去上班了，我和电话里的人说好了。上班这件原本远在天边的事，此刻似乎伸一伸小手指头就能触碰到。不知道他们听了这个消息会有什么反应？爸爸或许不会同意，如果他同意了，我妈就不会反对。妈是那种什么都听男人的女人，好像连她的力气也是男人给的。她会说，好呀，你爸说可以，那一定可以呀。也许，他们早就盼我能去上班了，他们干了大半辈子的活，没日没夜地干活，早就想歇歇了。

今天，爸爸厂里停电半天，他没去上班。而妈妈上的是夜班，刚回家不久，这会儿或许还躺在那张硬板床上，正蒙着被子呼呼大睡呢。

爸爸下楼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做饭。那里一片狼藉，做饭用的所有工具，什么擀面杖啊笊篱啊网筛啊漏勺啊，全被我搜罗出来摆在桌面上。可摆弄那些锅碗瓢盆从来不是我擅长的，铲子刮锅底的声音一度让我窒息，好像我的心脏正变成一条大丝瓜，被人拉扯着往外头拽。爸爸看见我的时候，我正被青烟熏得直掉眼泪，怎么也无法让灶膛里的松针燃起来。我甚至用上了蒲扇，那些草木灰扑簌簌地往我眼睛和鼻孔里钻，眼前起一阵呛人的烟雾。我已经二十一岁了，可连最简单的饭菜都煮不熟，而我的同龄人都已经用结婚礼金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了。

我抬起头，看见爸爸站在那狭窄的过道上，他眼睛是红的，布满红血丝，让他显得神情恍惚。但他和我说话了，或许只是叫了一下我的名字，什么也没说。他的声音显得异常低沉，好像有什么东西正使命地拽着他，不给他脱身的机会。

终于，他让自己在那张旧餐桌前坐下。无疑，他在等待早餐，或许是在等待那些虾饼、油条、炒米线、肠粉和豆浆，那是他年轻时在一个小岛上品尝过的美味佳肴，从此之后再也忘不了。从前他也喝酒，下酒菜是猪头肉、板鸭和大黄鱼，现在家里只剩甜酒酿，糯米做的，甜得就像喝白糖水，怎么喝也不会醉。那是我妈和我奶奶喝的，而他从来不喝那种东西。

我跟爸爸说，我要去上班了。

明天就去。

他的神情就好像我要去镇上书店里买一本书，根本用不着担心什么。我再次说了去上班的事，说有一家公司录取了我，不过他们让交五百块……押金。我终于将押金的事说出口，然后就再也不想说什么了。该我说的都已经说完了，现在轮到爸爸说点什么了。从前，我和他可是无话不说，他讲那些未来的故事给我听，说什么以后的天上会有两枚月亮，小学生可以在月光下写作业；水稻再也不必种在水田里；未来的人类只需嚼食一种片剂就能活命等等。但现在，他连一句玩笑话都讲不出来了。他的那只右眼总是充满血丝，早晨看见他的左眼也成那样了，尽管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心里还是感到难过。

我终于煮好早饭，一锅子半生不熟的稀粥，米是米，水是水，泾渭分明，就像是速成品。对有些人来说，即使最简单的事也是难的。看着那一锅子清澈见底的粥水，我有种想哭的冲动。爸爸端着碗，皱着眉头，那些粥太烫了，他来不及等它们冷却，就稀里哗啦往嘴里倒。他哆嗦着嘴唇，伸了伸舌头，还是被烫到了。

爸爸放下碗，对我说，他可以给我五百块钱。

那是他月工资的一半。

他甚至有点高兴，但又努力掩饰它；如果这是最后一次为我付钱，他自然是高兴的，甚至会有一种摆脱一切重负的轻松感。妈妈如果知道我要去上班了，也会有相同的感受吧？想到这一切，我忽然有些恐惧，他们都在盼着我离开家去自食其力呢，哪怕知道我连普通的饭菜都煮不熟，连续加班可能会晕倒在马路上。既然是我自己要去的，他们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很快，爸爸就把那碗粥喝完了。他一共喝了两碗，用手背抹抹嘴巴，勉强对我笑了笑。他的神情还是那么倦怠，大概又要去睡觉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总是很容易入睡，有时候吃着饭就能睡着。他甚至没有问我那个工作是干什么的，如果那时候问了，或许我就不会那么轻易地交出五百块钱了。

是的，这一切只因为他们太想让我去工作了。

第二天，爸爸扛着行李送我到车站，他一定要送我去车站，好像是要亲自见证这一特殊时刻，他终于把他的女儿养到可以送去上班的岁数了，从此之后就可以不必管她了。为此，他请了半天假，穿着那双黑色尖头皮鞋，鞋面擦得铮亮。一路上，他笑眯眯地逢人就说，嘿嘿，这是我大女儿，今天要出门了，我送送她。那些人理解地笑笑，似乎知道我们要去干什么。从家到车站的路上，我们遇见很多熟人，他和他们打招呼，有些人没等他说完话，就骑着自行车从我们身边过去了。

离车站近了，爸爸却有些沉默了。我感到他的身体似乎缩了缩，又变回过去那个满脸忧愁、低着头拼命走路的男人了。他在担心什么呢？或许，他已经预感到事情并不会那么顺利。

妈妈的反应与我预想的很不同，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怎么找到那个工作的？一个月多少钱啊？它可靠吗？你为什么不在学校里读完最后一年呢？我告诉她，即使读完最后一年，即使顺利拿到毕业文凭，我还是进不了银行，因为他们只录取有钱人的小孩。

就是说，我们要往银行里存很多钱，他们才会要你？

那到底要存多少才有可能呢？

提到钱，她倒吸一口凉气，不再说话了。

早上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去上班了。今天，她上的是早班，要提早去的。大概为了不让自己难过，她干脆一走了之。在此之前，她以为还有希望，即使姑父入狱也没有让她破灭那份希望。现在，她肯定觉得供我念书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他们的辛苦全都白费了。

车站近在眼前，传来商贩的吆喝声——或许他们并没有大声吆喝，但那一刻，我本能地听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声音，大概是过去无数个类似场景在脑海里重现了。那是一些临时摊位，吃食放置在简陋的三轮车的车斗上，如遇特殊情况，他们可即刻驾车逃离。父亲走过去，走到一个与他面目相仿的中年男人那里，几分钟之后，他拎着一只白色塑料袋向我走来。

塑料袋里面装着两枚深褐色的、蛋壳碎裂的茶叶蛋，似乎还冒着热气。他惶然而匆促地将那只袋子塞到我手里，好像那是一个急于摆脱的罪证。我什么也没想就接了过来。几秒钟之后，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个累赘，自己并不想在闹哄哄的车厢里吃什么茶叶蛋，弄得满手脏污，狼狈不堪。爸爸站在距我三步之遥的地方，那些行李堆放在脚边，此刻已被他遗忘。他的眼神似乎在告诉我，那些茶叶蛋，是他唯一能帮我做的事了。他已经付出太多，以后的一切全靠我自己了。我低着头，不敢看他。车子快来了，路边等车的人中，没有谁像我这般忧心忡忡，不知该拿手中的茶叶蛋怎么办。等一上车，我就吃掉它吧；最好别坐最后几排免得被柴油味熏得呕吐，我要坐在靠窗的位置，如果能在瞌睡中穿过那些隧道就更好了。

所有离开家乡的车子都要穿越一个个隧道，最害怕的是车刚进入时，那种莫名脆弱的感觉，似乎顶上的山体随时可能垮塌，整车的人被掩埋。我也知道最终都会平安无事，可那种恐惧和眩晕感总无法消停。

爸爸拽了拽我的衣角，迟疑地说，本来你妈想让你过完生日再出门，可想着还有一个多礼拜……等你下次回来再补过吧。我诧异地望着他，很怕他继续往下说，一个前途未卜的人，怎么可能对过生日感兴趣呢？他或许意识到了什么，马上就不说了。大巴车就要进站了，我似乎听见排气管发出的突突声，它带我去的那个地方可是它每日必去的。

爸爸不再说话，与我一起望着车子进站的方向，好似只为了等那一刻到来时好及时提醒我上车。此后，直到车子出现在眼前，我们再没有说话。等我终于上了车，如愿在前排靠窗的位置上坐下，车子启动了，窗外已不见他的身影。或许，他还在原地打转，过一会儿，等他往回走的时候，他的脚步就会变得轻快，好似挑了多年的重担终于放下。

随着车子开出站台，快速前进，我已将家里的一切抛之脑后。午后时分，我从那辆大巴车上下来，短短几个小时，我已来至另一个世界。下车后吸进的第一口空气意外地清鲜而热烈，漫溢着一股子淡淡的土腥气——地是潮润的，这里刚下过雨，陌生街衢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走在大街上，路过陈设精美的店铺，绿意葱茏的城市公园，有许多大型玩具的游乐场，看见一个女孩站在墨绿色邮筒前，犹豫不决。我忍不住多看了她几眼。那一刻，我愿意与这个城市里的任何一个人交换身份。我想留下来，留在这群人中间，要在这里找到一个房间，一堵墙壁，一张床。

但直到黄昏时分，我才找到那里。根据纸条的提示，我爬了七层楼，终于爬到那幢房子的顶楼。木门之外还有一道铁门，铁门上挂着长长的锁链。我以为走错了地方。很快，就有人从里面把门打开了，顺便还把外面的锁链也解开了——那个人伸出一双长而枯瘦的手，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个动作。从门里走出一个卷头发的女人，穿着睡衣和拖鞋。

我满脸疑惑地望着她，似乎在向她求助。

就是这里。

你要找的地方就在这里。

女人的声音充满笃定，不容质疑。

她回头叫了一声，片刻之后，另一个女人披散着头发从门里出来，那人什么话也没说，甚至不看我一眼，就拎着箱子进去了。我不得不跟着我的箱子进入那间顶楼的屋子，一间有两道门、被反锁的公寓房，客厅被分割成一个个玻璃隔间，里面的桌子上摆放着红色电话机。

那些电话机前，坐着一个个穿睡衣的女人，头发都很长，长而蓬乱的头发遮住了她们的脸。红色听筒贴住她们苍白的脸颊，螺旋形的电话线镶进她们的头发里，压低嗓音，好像是在和一个藏在柜子里的人说话。

我累了，躺到那张属于我的床上。在我的左边和右边都是床，并排放置着，就像被捆绑在一起的竹筏子——它们就是竹子做的，硌得我的后背生疼，翻身时发出极其难听的咯吱声，好像那声音来自我的骨头缝里。

刚才，那个给我开门的女人，赐给我一个新名字：百灵三号。很快，这个女人就开始用这个新名字称呼我了。

百灵三号，这是你的床。

百灵三号，请把你的身份证给我。

于是，我的身份证，连同那个从父母处继承来的名字一起被锁进箱子里，暂时用不着了。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新名字：百灵三号。我默默地念了三遍，可能这是一个离开者留下的；她走了，她们便把她的名字给了我。或许，这张床也是她睡过的。

天黑了，她们仍坐在客厅那边的电话机前，好像和她们讲电话的是同一个人，他们有说不完的话。还有一些人躺在我身边，她们把脑袋埋进被子里，无疑，她们在睡觉，但当有人叫她们的名字——叫的也是代号，她们便快速地从被窝钻出来，有些甚至连鞋子也来不及穿，赤着脚跑出去。房间里的昏睡者出现短暂的呓语，战栗，蹬腿，挥舞胳膊，继而又悄无声息了。

我或许睡了一小会儿，当醒来的时候，四周已一片漆黑。即使有零星的城市的霓虹灯发出的光从窗户外面流泻进来，也不能改变什么，不能照亮这屋子里的任何东西。女人们仍坐在黑暗里，手里握着红色听筒，那听筒上的红色部分变得异常耀眼；继而，耳边传来奇怪的窸窣声，压低嗓门的浪笑声，却不知为何而笑。没有人去开灯，让那顶上灯盏里的光线倾泻到整个屋子里，去照亮她们，照亮桌面上的电话机，以及她们躲藏在长发里的脸。

白墙上没有任何装饰物，没有照片，没有钟表，时间在这里停住了。那个给我开门的女人或许在另一个房间。我总觉得这个屋子里还有很多这样的房间，房间里也满是床铺，从门口一直排到窗户底下，只在床和墙壁之间留一条窄窄的通道。

从客厅那边传来的人声忽然变得遥远，似乎来自比黑暗还要远的地方。她们怎么会有那么多话要说？到底是哪些人在和她们说话？

那个给我开门的女人对我说，这个工作很简单，就是说话，有时候也不一定要说，但不能挂断客人的电话，通话时间越长越好。

我面无表情地望着她，希望她说的不是真的，希望这个工作不是她说的那么简单。

放心吧，你很快就会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的。

说完，她诡异地一笑，走开了。

后来，我才想起那次测验，他们只是想测试一下，看我是否能说话，如果发音标准，吐字清晰，那就更好了。

结果是，我的声音太好听了，她们认为我比这里所有人的声音都好听，她们很需要这样的声音。

他们想让我明天上班，或许是后天，一切都取决于我的意愿。她们给我一两天缓冲的时间，观察观察，适应适应，看看别人是怎么工作的。一旦开始工作，便是没日没夜，再也停不下来了。

我一想到……没日没夜地工作……再也停不下来……在我的生活中，除了工作再没有别的事，这难道不是最理想的生活吗？早在学校里，我就学会了这一套。除了学习，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

现在，她们希望我也这样。

其实，这里所有的人都这样，我的耳朵里尽是嗡嗡声。时间一久，连那些嗡嗡声我也听不见了。某些时候，我甚至感到自己在这个房间里生活了很多年，完全习惯了这里的一切。

我左侧床铺上的主人已经回来了，此刻，她就躺在我身边，只需伸一伸手就能触碰到。她的两只耳朵都埋在被窝里，黑暗中只看见一片黑乎乎的头发。刚才她进门的时候，我条件反射似的坐了起来，想对她笑笑，和她打个招呼。可是，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接近床铺，就差点栽倒在地上。没过几分钟，她就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像个男人打起呼噜来。

自从她躺在那里后，我第一次产生一种与人相依为命的感觉。我不自觉地靠近她，闻着她身上的气味，忍住了想要触碰她的冲动。等她醒来，我一定要问问她，那个百灵三号是怎么回事，她是怎么离开这里的？既然她的身份证和名字都被锁在箱子里，既然她们告诉我说这个工作是世上最轻松的工作，只要动动嘴皮子，就能赚到钱，她为什么还要离开呢？

从跨进这个房间的那一刻起，我就想，千万不能让她们看出什么。我乖乖地从口袋里掏出名字、身份证和所有的钱。我没钱了，我没地方可去了。外面天黑了，街上的人都回家了，或者去跳舞了。我又不会跳舞，那种震耳欲聋的音乐声让我头晕，站都站不稳。

可她们都说，你的声音真好听，就像真正的百灵鸟那样动听。我从没有听过百灵鸟的叫声，也不知道她们想说什么，更不知道为什么那种工作需要好听的声音？我知道的是，我在这里睡不着觉，一个屋子里的人要是超过两个，我就很难入睡。在学校里，我还有一顶黑帐子，只要一躲进那帐子里，只要她们不说话，我就以为这个世上只我一人。

不知怎么，有一刻我想到了姑父，就像想起一个过去年代的人，一个只听说过名字而没有见过面的人。大概他也在这么一个大屋子里睡觉吧，他的脑袋边上一定还有别的男人的脑袋。一开始的时候，他肯定也觉得难熬，但最终都会适应的。那次探望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去看过他，也很少想他。每当过节的时候，面对一桌子好吃的饭菜，我们就会假惺惺地说，不知道姑父有没有吃到好吃的东西，但愿他也能吃点好的。说完之后，便大快朵颐起来，转眼就把他忘了。

一旦家里有人抱怨工作辛苦，什么钱也赚不到，奶奶可没忘了他，她会说，想想那个住在里面的人吧。奶奶的话很有用，当我们想到那个住在里面的人，果然也就不再抱怨什么了。

现在，我终于找到工作了，这么轻松的工作，只要张张嘴皮子就行，奶奶要是知道了肯定会高兴的。她会说，阿弥陀佛，这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事。

现在，她肯定已经知道这个事了，我妈会和她说的，而且只会拣好的说，还喜欢在那些事情上描红，让它们看上去闪闪发光。我想起奶奶用金箔纸叠做的元宝，它们也在那个黑色木箱子里闪闪发光，那光芒出现在奶奶皱纹密布的脸上。

后来，我睡着了。我在那个屋子里睡了一个晚上还是两个晚上，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当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坐在那架红色电话机前了。客厅里很安静，所有人似乎都睡着了，不是趴在红色电话机前的桌子上，就是躺在那张竹床上睡。整个屋子只有我一个人醒着，我搞不清楚是清晨还是黄昏，光线有些暗，屋里有一种滞闷的感觉，可能快要下雨了。

无论下雨还是下雪，我都不必管了。我在一个屋子里，一个温暖的四季如春的屋子里，还有空调。上班的桌子离睡觉的床只有几步之遥。从此之后，他们再也不必担心我会被风吹到，被雨淋着。

我还是想不起来自己怎么会坐到这电话机前。无疑，我在等电话铃声响起。只要我接过一个电话，和电话里的人聊到一句话以上，那我的工作就算真正开始了；一旦开始，我便不能离开这里了。

没想到，这个屋子里会有那么多台电话机，在我家，我妈连电话线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装电话机太贵了，在电话里说话更贵。我不知道那些打电话的都是什么人，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号码的，这中间的人有没有我认识的？

我死死盯着眼前那一架鲜红的话机，等待指示灯亮起。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走过学校阅览室门口，里面那个声音“丁零零零”地叫嚣着，我知道那是电话机发出的声音，曾在电视里听到过。我走进去，举起听筒，那个声音马上就消失了，随后我的耳边传来另一个声音，一个男人的说话声。他说他要找一个人，那个人恰好是我的英语老师，住在阅览室楼上。我请他稍等片刻。说完这话，我顺便把手里握着的东西“哐当”一声丢回那个凹槽里。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其实已经把电话挂断了，等英语老师下楼的时候，什么电话也接不到了。

从那之后，我再也不敢接什么电话。

现在，这个屋子里有那么多台电话机，要是一起发声的话，都分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台在叫。我的名字是百灵三号，她们告诉我，要主动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客人，这样他们下次还会来找我，这样找我讲电话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此刻，我既听不见那些人的呼噜声，也听不见电话铃声，但我听见了雨声。外面下雨了。我艰难地抬起头，透过窗帘之间的缝隙，望向窗外。密集的雨滴正热烈地砸在窗玻璃上，在那里汇聚一堂。雨下大了，或许是黄昏来临了，也有可能是清晨。雨挡住了光线，使得室内愈加昏暗，很快除了眼前那台红得发亮的电话机，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很多年前的早晨，当那个害怕已久的日子终于来临时，也下雨了，连绵的雨线砸在瓦楞上，发出巨大的声响。我躺在床上，一点也不想去学校。我真的就没有起床，没有下楼，没有走进那些雨里，没有去上学。他们就在楼下，谈论餐桌上的早饭，谈论这一场骤然而至的雨，说小河里的水都快漫过堤岸了。最终，他们的谈话声也被雨声淹没了，什么也听不见了。

他们将我遗忘了，忘却了我没有去上学的事实。许多年过去，没有人知道那个清晨，因为雨，我躲过了一场灾难。

现在，窗外还在下雨，很多年后，也会有相似的雨水降临。那些雨没什么特别的，它们终究会停。最难熬的是此刻：在两场雨之间，在电话铃声响起之前。而且，我大概已经明白自己要说什么了，屋子里那些百灵们都是那么说的。我只需和电话里的人说上一句话，哪怕仅仅是发出一声叹息，一切就会被改变。

我等待着，不放过屋子里的任何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