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琴

国粹，国粹，说了很多很多年，到底什么是国粹，至今依然莫衷一是。

然，我们是一个极其看重并珍爱国粹的国度，则是确定无疑的。

依我简陋的理解，所谓国粹，就是国之精华，值得保护、传承、发扬光大的。如良莠不分，则“三寸金莲”也会成为国粹，“太监”也是，也就应该举国保护、传承、发扬光大——也许会辱没国粹。

如果说古琴是我们的国粹，应该少有人反对。不仅古，而且是纯粹的中华原创，国之精华。

据说，古琴至今有三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以乐器的古老与精致论，世界罕见。历几个千年，至今未曾间断，与传说的“中华文明是世界唯一未曾间断的文明”等长等高。

古琴的“未曾中断”，应该没有异议的。从久远的传说到实有的人事，古典的、浪漫的、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直至当下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的，应有尽有，真切并可靠。

如果说这一国粹从古到今有什么遗憾，或尴尬的话，应该是美妙的琴谱。难以操作的记谱方法，使古琴的传承只有琴人的逸事，而无有曲目。只有曲目的名称，而无有曲谱，后人无从弹奏，也就无以“传承”。传下来的只是琴，而没有一曲曲与琴相伴的完整的琴音琴韵——这算不算一种间断呢？

但，不能这么计较。有琴在，可以是“从未间断”。

与古琴有关的故事，都是中国的美故事。

“知音”这一个美词也与古琴有关，因古琴的人事而创造。

古琴的曲名都很具美感。如《高山流水》《潇湘水云》《渔樵问答》《平沙落雁》《阳关三叠》《梅花三弄》……

真正的《广陵散》现代人无从听闻，因为失传。此一琴曲的美名至今盛传，不是因为琴曲的优美，或者激越与饱满，而是因为与古琴有关的人事。一位叫嵇康的琴人，被杀前要弹的就是这一曲《广陵散》。他是魏晋时人，自然有“魏晋风度”。其死，也是“魏晋风度”。以至于后来的诗人陆游有“放翁老死何足论，广陵散绝还堪惜”走笔。文天祥也有“万里风沙知己尽，谁人会得广陵音”的名句。

嵇康还有一篇《琴赋》，是当时少有的长篇美文。后代的许多书家，墨书的《琴赋》，已成为更为后代的法帖。文徵明就有《琴赋》的小楷，我多次临写过，咋写也写不过他，恨不得折笔。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弹的应该是古琴。

李商隐有一首诗，很可惜，写的是瑟，而不是琴。但瑟和古琴一样古老，同为纯粹的中华制造。“琴瑟和鸣”也可以朦胧地揣想着古琴的美妙。

被誉为民族英雄的岳飞，也是诗词的高手。有“欲将心事付瑶琴”的词句。应该也是抚琴的高手。

总之，古琴以及与古琴有关的人事、诗文，都是中华美人美事美诗美文——中华美园里的一葩，都是国粹。

但古琴还是式微了。从古代的后来，其式微的样态正和中华文化的式微同“势”。

如此精美的国粹，何以会式微？依我愚笨的揣测，也可以找出几条原因。

比如，古琴是富人的玩艺，非富人玩它不起。中国又有“富不过三代”之说，既然“富不过三代”，由富到穷之后的后人，无心玩，也玩不起了，所以式微。

比如，抚琴需琴技，而琴技之难是乐器中的“高难度”。而且，技需天赋，仅凭毅力与志向，皓其首穷其力，也未必能成为一位拨弦即成曲调的琴手。为琴难，故难以传承。

到近现代，随着西洋文化的肆意入侵，西洋乐器也侵入中华美园。许多不争气崇洋媚外的中华儿女舍国粹不为，而为西洋乐了。同为弦乐器，与小提琴大提琴相比，古琴的表现力似乎也显出了它固有的局限，加之传承国粹的琴人又有许多不争气的，写不出也抚不出可以与西洋弦乐器一决雌雄的新乐。更为悲催的是，就连我们古人用的丝弦，也改学西洋乐器，变丝而为金属了。如此等等。古琴的这一次式微，也许是古琴式微史上最大的一次式微。

但，又要复兴了，尤其是近几十年，尤其是近十几年，或者，尤其是近几年。似乎一夜之间，各地各城都涌现出许多的古琴热衷者、追捧者、学习者、教授者，汇成了不大但也不能说小的“古琴热”。

式微的好东西当然应该复兴，何况是国粹。我有朋友学琴，也有办琴社的，更有古琴宗派的传承人。也听过他（她）们抚琴。正是他（她）们，让我领略了古琴为国粹的不愧。也见到过学员们的虔诚与潜心，感受到古琴复兴，传承的美感。

也见过另一些琴人，琴之于他们，更是一种风度，一个姿态，一套说辞，要的是，看上去很美，听起来很美。

也有邀我去秦岭山上听琴的。不仅是山上，还要携琴到伸出山而至悬空的石崖上，迎山风与松涛抚琴。我立刻动心了。将要出现的琴景琴境，集诗境、画境、声像境于一身，可真要是“此境只有天上有”的人间仙境了。不心动会自觉自怪的。但终于还是按住了心动——

万一山风太大呢？

万一悬空的岩石被琴声琴韵感“动”了呢？

这样的抚琴更像行为艺术吧？行为艺术当然也是艺术，并具有现代与后现代性，但要冒亡命之险去行这样一次艺术……

这不是抚琴，是以琴为道具吧？

古琴更适合室内吧？王维当年在室外弹琴，但他的室外是“幽篁里”啊！“夜深林静”啊！

古琴的复兴不应该是一个传说吧？

传说里的古琴不应该成为迷信吧？

也有朋友鼓动我学琴。我自觉不配。

总以为，学琴先要爱琴——人琴相惜总关心，只怕人俗辱没琴。

总以为，爱琴的琴人会——只恐夜深琴睡去，故焚幽香伴无眠。

总以为，古琴的传承更在知音的幽深悠远，在《广陵散》的气度气节。技倒在其次。

俗不可耐如我者，对于琴，还是只听不碰为好。

棋的方圆与人性的温度

据说，棋不仅是国粹，也是我们几千年无数辈先人们修身养性以入高境的“四雅”之一。

“四雅”者，琴棋书画也。

抚琴、墨笔书写、作画之雅，以及听与赏之雅，显而易见、易解，作怪者除外。棋之雅，于见与解，以至于悟，似乎要曲折许多。

“昨日围棋未终局，多乘白鹤下山来”（秦系《期王炼师不至》）——棋人下山弈棋，骑的不是俗常的骡子不是驴，而是白鹤，想像起来，是有些如仙似道之雅的。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赵师秀《约客》）——似乎也有其雅，但更多的是等待和失约的遗憾，以及与遗憾相伴的寥落。

“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白居易《池上二绝》）——虽非仙、非道，仍不失其雅。

“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司空图句）——居尘世于幽深，也是一种雅，雅秘之雅。

但诗文中更多见的，并不是棋之雅。

“古人重到今人爱，万局都无一局同”（欧阳炯《赋棋》见《韵语阳秋》）——是棋局变化如幻的奇妙。

“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李泌《咏方圆动静》）——棋之奥妙不仅在棋，更在人的智圆行方。举棋落子的动静里，有才情、有智慧，更有义与意。此处的“意”，应该与陶潜的“此处有真意”之“意”同义。

“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棋”（李远《句》）——就更明了了。棋局与人事人世，合局而为一体了。

这样识棋悟棋写棋说棋的诗与文、言与辞，更为常见，有更多的传承。

也就可以说，棋虽有雅，但更近于智，是智者的游戏。

抚琴、墨书、作画，均可独自操作，而棋却需要对手对决。

抚琴、墨书、作画，也许难分高下，而棋却必须分出一个高下、输赢。即使“棋逢对手”，也是在对决中判定的。

所谓博弈，应从此而来。

如此，身居国粹之列的棋，就如同风月生发风月文化，酒与茶生发酒文化茶文化一样，生发出了我们的棋文化。

而且，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要和中华文化一起历史悠久，一起博大精深。

而且，比之于显中华文化之雅的其他国粹，更要加一个“中华智慧”。

而且，还要是“中华智慧”的标准型模本。

至此，棋道与棋术，扩而大之，广而弥之，就成为一种博弈的道与术，发扬光显传承于人事与人世，成为人生之道之术，“官生”之道之术，“国生”之道之术，智者的游戏也就成为智者之道术的博弈。

而且，我以为，棋道与棋术，从棋而至人事人世的发扬、光显、传承，不仅与它的易解易悟有关，更与解悟之后运用于人生与社会实践更显其功效有关。

比如，“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解悟其中的奥义，须解悟佛家的轮回，在常人，就可能被认为谬言——草木可以再生，人不能死而复活。草木“一岁一枯荣”、“春风吹又生”，而人死如油尽灯灭，无论什么风，也不可能再生复活的。二者形似而神异，不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但要说“人生一世一局棋”，或者如上引的“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棋”，无论高人低人，雅人俗人，都易解其意，并以之为然的，且比之于佛法奥义，对人生与社会更有实际的功效。无论世界有怎样的变化，世情人性有多么的繁杂，变而有其宗，杂而有其根，尽在如棋一样的方圆与黑白之中。设局破局，围与突围，吃与被吃，小到恋爱婚姻家庭，大到党团族群国家，以棋道、棋术应对，筹谋如棋局，决断如落子，无所谓血肉之躯，无所谓生死之痛，智者胜，胜者王。一部《三国演义》，演绎的就是彰显智慧博弈，只见棋子而少有悲悯的一局大棋，不是么？

如此，棋文化里的“中华智慧”就显出了它的狞厉与冷血。

智慧的游戏启示冷血的博弈，应该不是发明棋的“初心”吧？

博弈可以冷血，智慧却应该有人性关怀的温度。

依我的猜度，棋的发明者是有着人性关怀的温度的。这温度就蕴含在棋的规矩里。

棋的博弈，首先就在于它的规矩。

无规矩不成方圆，损规矩必伤人性。

丛林以“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为其法则。人间与丛林的不同，正在于法则的不同。人间的法则是人间与丛林首先的，也许还要是最终的不同。

棋在设计之时，也许就有以方圆为隐喻的用心——棋是人间而非丛林的智慧，所以有方圆。

智慧的游戏或博弈，以人性的关怀为起始，又归之于人性的关怀。

对这一层的解悟，也许是解悟棋道与棋术的开始。

流氓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棋手。流氓正是以践踏规矩、肆意方圆而为流氓的。

如此，不止于棋，国家与国家，族群与族群，人与人，不以诸葛亮为智慧的楷模，不在田忌赛马中投机，不认李逵为英雄好汉，有果断而不会断果，有心术而不用心机，有计算而不凭算计，哪怕是生意，哪怕是博弈，不让宝贵的智慧泛滥为灾，该方处方，该圆处圆，以设计并遵守有益于人性健康、社会发展为根基的规矩作行为的准则，而不是践踏与败坏。

如此，以围棋——也许还有中国象棋的道与术为本源而生发的中华棋文化，才能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在社会实践中，真正显现它应有的优雅，不妄违我们的祖先发明的初衷，不以古老悠久而自傲自负，不在自傲自负的同时自绝于现代文明，不辱没自我，不辱没“国粹”。

如此，即使有成有败，有输有赢，有合有分，哪怕视“流年一局棋”，哪怕有“闲敲棋子落灯花”的寂寥落寞，也会在过程中滋养心性，保持美感。

如此，即使人设计的电脑已经胜过顶尖的棋手，即使棋作为智慧的游戏从历史中退场，它遗留的棋道棋术之美，也不会因为它的退场而失去魅力。也许，还要因为电脑以程序运行难以投机而魅力永在的。

书

“书法”也是我们的国粹。

我更愿意把我们通常意义的“书法”称之为“笔墨书写”。是因为，“书法”的含义应该是书写的法度与审美。这似乎有咬文嚼字鸡蛋里挑骨头之嫌，所以，姑且以“约定俗成”的法则，书法就书法吧。

我们有“书画同源”之说，说的应该是中国“书法”与中国绘画，西画应该没有这样的说法。

中国的“书法”与中国画使用的工具和材料不但同一，且千年不变。

对我们的古人来说，笔墨书写首先是工具性的，也是日常性的。即使专职的宫廷画师，一生以笔墨书写的字，也应该远多过他的画作。工具性的日常书写，对同样以笔墨为工具的中国画有其基础性的功效。书写的运笔用墨、点画横斜、枯润浓淡等等，也包括结字，从细部到整体，与中国画不仅同源，也同理、同道。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笔墨书写——“书法”，是与中国画涵义完全相同的艺术。

在我看来，艺术的本质含义是“无中生有”。中国书法则是“有中生有”。

笔墨书写能够成为国粹的一种，其根基在于汉字。就是说，我们的“书法”无法脱离文字本身固有的含义与基本造型，书写之先，字词的含义及结构已然确定，不能更改、更换。再牛的书法家，以笔墨书写“黄河”，无论怎么写，也无法超脱出“黄河”这一组合词固有的含义——中国那一条大河的称谓，也不能彻底颠覆这两个字（词）的基本造型——书法理论称之为“结字”。就是说，以表意和造型论，笔墨书写的“黄河”作为一幅书法作品，不可能实质性地超越印刷体的“黄河”。书法家无法把它化而为无，再造一个“型”，而与印刷体的“黄河”同义。如果有本质性的超越，就失去了书写的基本意义与价值，就不成其为“书法”。以笔墨书写作怪出洋相的所谓书法家，就是因为对“书法”的误解，以为可以“不妨以不法法之”，才作怪出洋相的。“四雅”之一的“书”，一作怪，反雅成丑，也许是太过于急切地要成为“书法家”吧。他们虽然没有脱离笔墨书写，却粗暴地甩开了书写的法度与审美。

画家则可以画出无数个形态完全不同的黄河，且不会被鉴赏者误读的。

画家可以“照猫画虎”，而书写则不能。照猫画出的虎有可能是一幅好画，而书写的字词少一点多一画则有可能成为别字、错字，甚至干脆就不是一个字。

画家可以模仿一只鸟，惟妙惟肖。也可以让鸟变形，甚至从具体的鸟变而为抽象的鸟，变到无可辨认，但标题可以是“鸟”。

书写无法有这样的变异，即使狂草，也不能狂到不是一个“鸟”字。如果硬要变到不可辨认，就不是书写，而是笔墨线条。从书写脱身而近于画了。

但——这里又得有一个但，即使中国书法与中国画分属不同的“艺术”领域，却并不影响“书法”具有的审美价值，更没有褒扬中国画而贬损中国“书法”的故意。

事实上，正因为绘画是无中生有，也就容易出江湖骗子。真与假，高与低，难以辨认。笔墨书写作为艺术，有规可依，有矩可循，一幅“书法”作品是不是精品，具不具审美价值，比之于画，更易于辨认。这却正是中国书写艺术能够保持其自身严肃性与高贵品性的重要缘由。三年写字与画画，画一幅能看的画容易，写一幅能看过眼的字很难。这也许是“书”比“画”更具“严正”性的一个证据。

事实上，就我自己而言，相比于中国绘画，我更喜欢欣赏我们的墨笔书写。一幅好字，哪怕是拓片，装裱起来，挂在墙上，百看不厌。既有笔墨之趣，又有文字的内容，相得益彰。而一幅画，即使一幅好画，看多了，反倒因审美疲劳而懒于看了。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经验，也并不认为笔墨书写比中国水墨画更具审美价值。

大凡钟情于笔墨书写的“书法”家们，大都以过去的书写大家为楷模，临他们的贴，揣摩他们的结字与笔意。但，少有写过古人的。

这并不奇怪。

我相信我们吃饭用筷子的功夫比古人不差，说不定还要高过古人。书写却很难与古人相比。并不是现在的人比古人懒惰、愚笨，现在的人诱惑多，仅在书写的“专注于一”，就已经输给了古人。在古人，笔墨书写是必须的，日常性的，从小到老，至死“专而于一”，对字与笔墨稍有感悟，就可以是书写的高手，且不存做“书法家”的功利之心。即使民国时期，在政治家作家将军等各色人物里，并不乏笔墨书写的高手。他们都有我们所说的“童子功”，且都有很深厚或相当深厚的学养，都能写一笔好字，却从不以书法大家自诩。这倒是有志于书写的现代人应该看齐的。

“见贤思齐”，是笔墨书写家们经常写的，也多见于厅堂，仅只是一个“谦逊”的姿态而已。实际里，一转身，就丢在背后了。

我曾经说，写不过古人并不丢人，丢人的是在书写时胡作怪。当然，不作怪的书家并非没有。

事实上，写过王羲之的少见，却不乏写过不少古人的。但说到底，学古人，更在于书写的心志、文化与审美的传承。好比一个写文章的，为什么要与鲁迅比高低？思其贤而增持其真精神，写好自己要写的就已足够。

还想说，作为国粹的中国“书法”，要有良好的传承，不能寄望于我们的“书法界”，尤其是那些以“书法家”自诩自居的江湖客。如果有笔墨兴趣书写的朋友，尤其是青少年，不妨尝试一下笔墨书写，在尝试中也许会爱上“书法”的。

能否写过古人，或写过当代的“书法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拥有美的生命以及对美的鉴赏。我相信，如果能以笔墨给友人、给恋人书写几页情书，应该比赠送金项链钻石戒指更具美感。金项链钻石戒指用金钱就可以购买，许多人都可以拥有，一封笔墨书写的信笺，却是独一份。

我还相信，在我们生命的历程中，笑到最后的一定不是金币，而是美感。

画

依题目的顺序，应该说画了。

当然，是作为我们的国粹的“国画”。

我长时间对中国画存有偏见，且不以为偏。以为中国水墨的表现力无法与洋画伦比。中国水墨画山画水，画花鸟虫鱼，羊啊驴啊还有虾，多在小情趣，即使把玩品赏，好听一点，还可以称之为飘逸。雅倒是有一些的，但终归失之于轻。表现人性与社会，社会与人性的深度，是要礼让给洋画的。还以为，中国画难以超越古人，难以有质的跃进。与我们文化土壤的贫瘠，艺术空气的稀薄有关。也与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塑造的人情人性人格精神有关。

面对不公不正，我们有抗争，但更多的是逃避，还要给一个雅的标签：隐逸。

面对暴政的屠戮，我们有偾张，但更多的是妥协，是下跪，最终不免被屠戮，被虐杀——苟活是一种放弃自我的生命状态，有命而无“我”。但还是要给一个雅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即使自知这样的苟活很无趣，也要找一个趣：煮酒品茗，写雅的诗文；在画家，就加一个画虾画白菜，提一壶酒，或一壶茶，齐活儿了。坐在亭子里，喝着吃着说着，说什么“行到水穷处”，说什么“坐看云起时”……

同样画吃饭，达·芬奇画基督《最后的晚餐》，我们画《韩熙载夜宴图》。

同样画女人，达·芬奇画《蒙娜丽莎》，米勒画《拾穗者》，唐寅画《秋风纨扇图》，且有题诗：“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等中国画家画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时候，已很晚了。《流民图》在上世纪40年代，距今不过七十多年而已。至于那些牧童啊，牛羊啊，在画里，仅只是为我们的“情趣”而存在。

同样画花卉，画山水，梵高有《向日葵》，有《星空》，我们有到处可见的牡丹，有《富春山居图》。

好像生命的焦虑，精神的迷乱只有洋人才会有，我们有的是富贵，是河山壮丽。

中国画不是长于写意么？在这里，反过来了：洋画写意，中国画倒写实了。

是写实么？

中国画在写意与写实里的错乱，至今也看不到实质性的跃进。有跃进，也在中国画与洋画大面积遭遇之后，不到百年。

偏见，由此而来。

应该是2005年或2006年，因为一部与中国画有关的电影写作，我有幸与几位有关的名人一起，在杭州的一个博物馆，看到了著名的《富春山居图》被烧断之后的那一小截《剩山图》。还得到了一卷高仿的完整的《富春山居图》。又看，仔细看——实话实说，没觉得如传闻的那么神奇，那么了不得。

但写作应该是严肃的。自知存有偏见，需要纠偏，唯一的途径是阅读。就找了几本大陆的、台湾的、洋人写的中国绘画史，有文有图，读文阅图。结果是，也须实话实说：偏见扳正了许多。中国画里也有表现力极强的好画，比如，看徐渭的一幅小品，把一颗石榴竟画得虎虎生气，很为叹服。又看了几幅，同样叹服。再看对这位画家的介绍，曾“一度发狂”，杀过人，也“三次自杀”，“精神几近失常，几近癫狂”。

但笼统的整体印象是：中国画里有好画，太少见。

也该有其原因吧。

莫非精神有问题的画手，才有可能成为画出好画的画手？

莫非中国画上千年来多在雅与趣的世界里，是因为都生活在太平盛世，画手们的精神太过健康，少“无中生有”之想像，少惊世骇俗之胆气，少有对病社会病人性的体验感悟？

如果谜底真的在此，我可以斗胆判断，现在的中国画，要突围，要破局，几无可能。因为，画手们都生活在太平盛世，精神都太过健康，难道为了成为画界高手，硬要让自己罹患精神病不成？即使愿意，精神病也不是想患就能患的。

所以，中国画能否有质的突围突破，是可以想见的。

绘画艺术的突围突破，比之于全社会的幸福，实在是可有可无的。

雅与趣的绘画是盛世的需要，和谐于盛世。

盛世里边没几个人民愿意欣赏搡眼糟心的艺术。所以，爽心悦目的雅趣之画也好换钱。画家朋友们还是稍安勿躁，不胡乱折腾自己，就在雅趣里，舒服社会也舒服自己，也许，一不小心还会成就一个“德艺双馨”。

作者简介

杨争光，深圳市第四届政协委员。一级作家，影视编剧，深圳市文联副主席。1957年生于陕西省乾县，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诗歌、小说、影视剧写作。著有《土声》、《南鸟》、《老旦是一棵树》、《黑风景》、《棺材铺》、《从两个蛋开始》等小说，担任电影《双旗镇刀客》编剧，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编剧之一，《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总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