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学》2020年第8期|徐畅:阿联
一
雨越下越大了,往县城的路还有两个小时。两位老人打开车窗透一口气,冷风带着雨点打进来,车厢里清新了许多。阿联掏出手机递到我面前。是小芋发来了微信:哪有这样的父母?都这个时候了。我苦笑了一下。我知道在结婚这事上小芋跟父母有矛盾。她想在农村家里办,但是她父母跟儿子住在城里,觉得回乡操办太麻烦。我给小芋发去微信问,不是应该高兴吗?她回道,高兴不起来。我发去一个笑脸说,我们都在去的路上。她回复说,这父母有和没有没什么两样。好像我不是亲生的似的。看到这句话,我心里沉了一下。我拿给阿联看,只有阿联知道“我心里沉了一下”的另外一层意思。
我认识阿联的时候,就知道她有这样一个姐姐。读书时,她成绩不好,又是要强的性格,私底下很嫉妒阿联。她们上了同一所高中,周六、周日却很少一起出去玩。有一回她们在家里拌嘴了,回学校路上,小芋说,我看爸妈对你偏心,不过是因为你成绩好而已。
后来工作了,她也很喜欢跟阿联较劲。看到薪资待遇稍比阿联好一些时,就会拿出姐姐的样子,对阿联说教一番。奇怪的是,阿联从没有生气过。有一回,我跟阿联在太湖东山边玩。她姐姐又在电话里刻薄她,我有些听不下去了。我对阿联说,你太让着小芋了。阿联望着湖上的渔船说,我应该让着她的。阿联看着我说,我从小就知道,我这个姐姐不是我爸妈亲生的。我很诧异。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阿联说,她六七岁时去村头玩,晚上回来晚了。进屋后,听到她母亲跟一个远房的亲戚在谈什么。好像是谈到了孩子的事。她母亲提到领养了一个女孩。阿联吓得快要哭了。等亲戚走后,阿联去问母亲,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母亲抱着她说,家里有了你哥哥,我们很想再要一个女孩,但是一直没有怀上。就在邻村一个木匠家领养了一个。没想到,我第二年又怀着一个了。你猜这个小妮是谁?阿联高兴地转起了圈。她说,是我,二妮就是我。
知道小芋是领养的以后,我一下子接受了这个有些蛮横的姐姐。我们的联系从此多起来。我跟阿联结婚时,小芋送给我们一台香薰机。我问她结婚时想要什么,她大大咧咧地说,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要钱。小芋就是这样,跟人熟络起来后,从不隐瞒自己的想法。
车下了高速,绕过一个环岛,就是县城了。按照阿联母亲的嘱咐,车停在一家百货商店门口。他们去买结婚用的被子、喜字和烟。看着他们草率的样子,我有点为小芋鸣不平。明天就要举行婚礼了,娘家什么都还没准备。是两位老人年纪大了不想花心思,还是当真觉得抱养的闺女没那么金贵呢?
小芋生气也难怪,我们买好东西到酒店,已经快十点了。大厅里冷冷清清的,值夜班的服务生在打瞌睡。走廊尽头的房间布置了几枚气球,好似在提醒来人,这里有个人将要结婚。
套间挺大的,卧室外有一个客厅。在客厅里,小芋抱住了阿联。看到走进来的两位老人,她低头走回了卧室。阿联朝我使了个眼色,带我走进了卧室。卧室里还有三个人,是她的大学同学。阿联劝她姐姐,跟父母说句话。几个同学也就这事说了起来。大家劝了一阵,小芋也知道好歹。她叠起纸巾用折角蹭了蹭眼睛。这样不会弄花化的妆,也不会让眼泪流出来。她下了床,跟着阿联走到外面。
跟屋里的紧张相比,客厅里的气氛颇有些悠闲:阿联的哥哥靠在椅子上看电视,阿联的妈妈在费心思地泡酒店的茶叶。老头子站在墙上的一幅山水画跟前。阿联和三个同学扶着小芋,走到客厅的中央。小芋脸颊红扑扑,胸口一起一伏的,有很多话要说。她倾了倾身体,给她母亲倒上一杯茶。
就在小芋要开口时,阿联的爸爸转过身来,打了个长长的哈欠说,闺女啊,被子、烟,我和你妈都给你买了。就这样吧。我们回去睡了。说着就去拽老婆子。阿联的妈妈紧忙喝了口水,站起来双手揣进袖口。她踢了一下阿联的哥哥,瞥了眼小芋说,那就这样了。
三个人起身往外走。小芋就这么被晾在了那里。她脸色一下子白了,双手搁在桌上不是,搁在腿上也不是。意识到三个同学还在旁边看着,她难为情地站起来。这时头上的发箍滑下来。一时间,她憎恨起这个小东西。她摘下发箍狠狠扔到地上,跑进了卧室。
过了一会儿,卧室里传出了哭声。我们相互看看,都没有进去安慰她。阿联对那几个同学说,你们都去睡吧。我来照顾吧。三个同学点了点头,都离开了。
听到门关上了,小芋的哭声更大了。我小声问阿联,该怎么办。阿联说,哭一会儿就好了。我和阿联安静地坐着。我一面听着小芋的哭声,一面看着电视。电视上一具鲸鱼的尸骸正向海底坠落。
看了十多分钟电视,卧室里传来了电话铃声。我想大概是姐夫打来的。接着卧室里传来小芋的说话声。没事,真的没事。说着,她又哭起来。那边像是在询问什么,卧室里传出脚步声。小芋对着电话大声说,他们就是敷衍,他们对抱养来的二妮都比对我好。
就在这一个瞬间,我发现阿联从我身边站了起来。我感觉到有股危险在孕育着。看到阿联跑进了卧室,我也跟了进去。阿联一把夺下小芋的手机说,姐,你刚才说什么?小芋退到窗台边,诧异地看着她。阿联说,你刚才跟姐夫说了什么?小芋结结巴巴地说,我以为你也回去睡了。我以为你也回去睡了。我什么也没有说。
你说了,我都听见了。阿联走近了一步。她急迫的神情中透露着一股凶狠。
我不知道,都是大姨跟我说的。小芋说。
什么时候?阿联问。
我记不清楚了。小芋说,读初中的时候。有一回我去她家玩。我听她跟大姨父说的。
大姨怎么说的?阿联说。小芋紧张起来,她说,大姨说有年春天,有一年春天,咱爸妈走街串巷地卖鸡蛋,听说有一户人家有四个女儿,想把刚满月的小女儿给出去。咱爸妈就去那家卖鸡蛋。妈妈看到小被子里的婴孩就动了心。过了两天,她拖着两筐鸡蛋就去人家里了。大姨是这么说的。
不可能。阿联断然否定了。
这是大姨说的。我也不知道。小芋想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她接着说,我后来问了妈妈,她没说是,也没说不是。
她不是这样跟我说的。阿联说。
她怎么跟你说的。小芋说。
她说……她说……阿联喉咙里哽咽了。她突然转身说,我现在就去问她。
说着,阿联跑出了卧室。我看了眼小芋,也跟了出去。阿联跑进隔壁父母的房间,用力关上了门。不知为何,我产生一种从此会失去阿联的错觉。跟阿联十年间的交往,在眼前一晃而过。我感觉我从没拥有过阿联,哪怕是一个部分。
站在过道里等了一会儿,阿联打开了房间的门。昏暗中,不多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神情里充满了厌倦。她的肩膀微微颤抖,我想去拥抱她。她撞开我,一直走到过道尽头的窗口。我走过去,听到她的呼吸声。我抓住她的胳膊,她转过身来,脸上全是泪水。我是个多余的孩子。我是个多余的孩子。她小声地说着,身体蹲到了地上。
我扶她回房间休息。这个夜里,她穿着衣服缩在被子里。到了后半夜,我仍隐约听到她的抽泣声。第二天的早上,阿联待在房间里不愿出来。她父母和哥哥都来房间里劝她。她爸爸说着就伤感起来,抹着眼泪说,你要找他们,俺跟你妈就带你去。阿联头埋在胳膊里使劲摇,说我不去,我不去。她爸爸又说,二妮,你说,爸妈对你好不好?阿联不看他们,只是点头。她爸爸说,好就中了。别的就不要管了。她妈妈双手揣在袖口里说,你爸爸说得是。你爸爸说的是。她看着我笑了笑说,你不知道俺这个二妮,我刚见着时,才这么点。她比画着大小说,跟一根油条似的。我跟她爸爸笑了出来。她爸爸说,是一家人都中了。阿联捂着脸说,我没说不中。
大家守在阿联的房间,似乎把新娘的事忘记了。九点多钟,接新娘的车开到了。我跟阿联的哥哥去迎接。走在路上,我问他,知道阿联这事吗?他看着我,露出憨厚的微笑说,那还是我跟着我妈,一路抱回来的呢。
新娘接走以后,我回到房间里。阿联一个人躺在床上。她看着窗外,神情里有一些沉郁。我在床头坐了一会儿。阿联小声说,我该怎么办?以后我该怎么办?她头发披散着,眼睛红肿。毛毯滑到了地上,也没有吸引她的注意。她的身心陷入一种木然的状态——那种人生信念分崩离析后一下子跌入虚空之感。像是无所适从,又像是无可依傍。她是否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这么多年,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在善意的谎言中,人生是不是虚幻的?我想象阿联纷杂的思绪里,亲人的概念悄然发生了变化。周围的事物在她眼中,呈现出另一番面貌。
我忖度着她的心思,可嘴上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从一侧抱住她,她的脖颈冰凉。不要再想了。我说。我听到她凝重的鼻息。她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什么呢?她身体蜷缩起来说,就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看到她开始喃喃自语,我说,小芋让我们跟车去男方家。阿联肩膀动了一下,又僵住了。她揉着眼睛说,我不想去了。我想回家。
二
回来的火车上,阿联靠在座位上,一句话也不说。回到家里,她睡了一整天,第二天就去公司了。晚上回来后,她沉沉地倒在床上,饭也不想吃。我有些担心,这样下去她会得神经衰弱。
平日里,我带她认识身边的植物。起初她提不起兴趣,可过了几天她指着开满粉红花朵的树说,这是垂丝海棠,不是你说的樱花树。看她开口说话了,我提议在阳台上种一些月季和葫芦。阿联没有拒绝,有那么一阵子,她的心思都在花种和营养土上。转移了注意力,她的精神状态渐渐好起来。我心想,用不了多久,阿联慢慢就会放下那件事。
有一回我们去买花肥时,路过一家冷饮店。阿联停下脚步说,你知道吗?九十年代的河南农村,孩子们用两个啤酒瓶就能换一只盐水冰棒。这句话让我警觉起来。回到家里,我找了个看电影的借口,打开阿联的电脑。让我吃惊的是,她收藏的网页里有很多一九九〇年河南农村的信息。有的具体到那一年的气候变化、洪涝灾害以及那时的计划生育政策。
在一个稍隐蔽的文件夹里,我看到几张谷歌地图的截屏。图片里有大片田地和散落不齐的房屋。放大后,我发现那是阿联的出生地,以及附近几个村子和集镇。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过了两天,家里收到一件快递。拆开硬纸包装,里面是厚厚的一大本开远县县志。我带着好奇又疑虑的心情,翻了几页。县志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用编年体的方式,记述了河南开远县各个乡镇的变化。看了眼定价,我深吸了一口气。三百六十元。阿联回来后,我跟她说起这件事。她说是在旧书网打折买的。我问,打几折?她笑了笑说,打了十二折。我估算了一下价格,问她,买这个做什么?她没有回答,而是走到卧室,捧起了县志。第二天,我打开县志,果然看到朱沙镇九十年代的那一节画了许多横线。一九六〇年的大饥荒和十年动乱,都被她忽视了。
这时我才发觉,阿联有意隐藏了生活中的另一面。那个部分,是我无法窥探,也无法阻止的。除了沉浸在县志里,阿联还频繁地去社区图书馆借书。第一次,她带回了一本《存在与时间》和一册《克尔恺郭尔日记》。煮面条时,我问她,为什么要借这两本书?阿联拿起一瓶番茄酱问,你知道俄狄浦斯王吗?我想到中学时读过这个故事。俄狄浦斯王反抗自己弑父娶母的命运,不幸的是,他的反抗反而验证了预言。我说,这跟那两本书有关系吗?阿联说,有关系。我问,有什么关系?阿联在碗里倒满了番茄酱,不说话了。
借来两本哲学书,阿联看了一半就放下了。接着,她又借来《精神现象学》和波普尔的《精神自传》。同样没有读完。阿联不是一个没有长性的人。读大学时,她辅修了一门古典音乐鉴赏的课程。一学期下来,坚持上课的人寥寥无几,而阿联却从未缺课。除了学会难懂的乐理知识,她还阅读了多个版本的巴赫传记,整天把巴洛克挂在嘴边。
她草率地读了这么多哲学书,我隐隐感觉到她在寻找什么,但是又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过人的思辨能力。要从哲学那里得到人生的答案,真是一件难事。我虽说在报社当编辑,读过一些书,但是对这样的事情,一点办法也没有。
得不到自己想要的,阿联就像大多数人那样一头扎进了繁杂的概念里。她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唯理论、范畴和因果律等名词的解释。有一回她在网上查实体一元论的含义时,把锅里的蔬菜汤都熬干了。我小声说,你这是缘木求鱼啊。她翻了我一个白眼说,你说得对,我这是缘木求木鱼。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产生了一个主意。到了周末,我跟阿联开车去杭州。待了一个上午,我对阿联说,旁边就是灵隐寺。进去看看吧,来都来了。阿联说,进去看看吧。其实两天前我就在网上买好了灵隐寺的门票。
爬上一段不长的山路,寺门就在不远处了。寺庙里游人很多,大殿里的昏暗给人一种肃穆的感觉。我们参观了几尊佛像,去寺里的饭堂吃了一顿斋面。下午的光景,游客没有那么多了。走到侧庭一排房屋处,我看到一位僧人拎着一袋橘子。我举起手机想拍个照。没想到那位僧人停下脚步,朝我走来。他说,僧人不拍照的。但是能相见也是有因果的。他拿出两个橘子递给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我跟他攀谈了几句。问他庙里的和尚是不是要挑水时,他摸着光滑的脑袋笑了。他邀请我去他那里坐坐。
我和阿联跟着他来到楼上。这里虽说是木建筑,但是并不像禅房。进屋后,靠窗的一侧摆着两张办公桌,两个僧人正在玩电脑。屋子当中,摆着一张茶海。我们就在那里落座了。阿联对那位僧人说,你们也要办公吗?僧人只是烧着热水,不说话。等水热了,他说寺里在做公众号。出于对他善意邀请的回应,我拿出手机添加了。他笑了笑说,你们年纪轻轻,就来拜佛了?我看看阿联,阿联也看看我。我感觉到那位僧人的目光,能穿过我们。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机缘,于是把阿联的事跟他说了一下。
说到阿联借书时,阿联打断我说,那些书我根本看不懂。僧人给她倒了一杯茶说,如果读书让你更困惑,那你为什么还要看呢?阿联捧着杯子,眉毛皱到了一起。不知她没有听懂,还是听懂了不知怎么回答。
那怎么办呢?过了一会儿,阿联说。
现在的果,都是以前种下的因。僧人说,如果生命是虚妄的,你还会这样痛苦吗?
我不认为生命是虚妄的。阿联说。我头一次见她这么果断地下判断。我想到《金刚经》里的两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以为僧人会引用经文里的话。没想到他说,叔本华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我和阿联都愣住了。我们都看着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就这么无话,喝了三杯茶。我感觉到是离开的时候了。我起身告辞。僧人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惊讶,说,我们还没怎么聊呢。阿联听了,也忍不住笑了。
僧人送我们到门外,双手合十,退着回了屋子。下楼后,我对阿联说,他说得挺有道理的。阿联拉着我的胳膊说,就是有道理而已。
我们在寺庙里信步走着,看了几个大殿,阿联有点累了。我们坐在一棵大银杏树下面休息。我掏出手机,看了看信息和资讯。阿联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等她醒过来时,我已经看完了一集英剧。阿联揉了揉眼睛说她做了一个梦。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我好奇起来。她说,她梦见变成一只麻雀,在树上筑巢。过了一会儿,又变成一匹马,在马槽里吃草,到后来,她躺在一张床上,旁边站着两个小孩。
你说这是我的前世吗?阿联问。
你前世要是这么丰富,这一世遇到什么,都没那么重要了。我有意这样说。
阿联看着我,脸上要笑,又生生憋着。她指了指身后墙上一组画。那是动物转世成人的佛教公案,讲的也是麻雀、马和人。
三
从杭州回来后,阿联把哲学书和县志都放下了。她的心思回到工作和生活上。每天精力充沛地去上班,回来后就在阳台上捣鼓花草。我心想,那个活泼的阿联又回来了。然而奇怪的是有一天晚上,我去阳台抽烟时发现阿联蹲在地上,手边放着免提的手机。原来这几天,她一边侍弄花草,一边在跟什么人聊天。
吃晚饭时,我问那个人是谁。阿联说,就是那个张老师啊。其实早在半年前,我就听阿联说起过这个人。她说张老师四十多岁的样子,每天都充满活力。我说,那是人家心态好。阿联说不是的。她有时神秘兮兮的。有一回,我看见她站在打印机前自言自语。我以为她在用耳机打电话。但是走近了才发现,她嘴里一直嘟囔着。听不清说什么。后来,我听同事说,张老师来我们贸易公司,不是为了薪水和升职。我没有听明白,问道,那为了什么?阿联说,就为了打发时间。我说,那是她家里有钱吧?阿联撇了撇嘴说,市里两套房,闵行还有一套别墅。
周五去接阿联下班时,我见到了这个有些奇怪的人。我等在公司楼下,看到阿联从电梯里走出来,旁边跟着一个女人。她们说着话,走到了车子旁边。我看到那个女人脚上一双平底鞋,身上是卡其色大褂,手腕上挎着一只布袋包。她们说了句什么,那个女人就匆匆去地下通道乘地铁了。上车后,我问,那个人是谁?阿联说,她就是张老师。我吃了一惊。我说,这么普普通通的,就是张老师?阿联说,真没见识,有钱人就要穿金戴银吗?过了红绿灯,我问阿联,你们刚才聊了什么?阿联说,我约她周六打羽毛球。她怎么说?我问。她随口就答应了。她说,反正在家待着也是闷。
第二天下午,我们到社区运动馆时,张老师已经在那里了。她穿了一身看不出牌子的运动服,脚上穿着安踏的跑步鞋。她的体力很好,连打了三局也没有累。中场休息时,我们站在窗前喝水。大概是离得近的缘故,我看到她敞开的衣领里挂着铜制的十字架。我脑海里顿时亮了一下。为什么阿联会亲近张老师,为什么会主动约她打球。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打了一个多小时,张老师请我们去吃点东西。我想推辞回家,毕竟出了一身的汗。阿联却欣然同意了。
我们在附近的麦当劳点了餐。鸡肉汉堡端在桌上时,张老师没有吃,而是打开顶层的面包片检查了一番。我问,张老师不吃鸡肉吗?张老师笑笑说,我不吃带血的肉。这句话我没有听懂。既然是肉,怎么会不沾血呢?她说的血是新鲜的,还是煮熟的?我有点体会到张老师的古怪了。看到我疑惑,她拿出手机,点开一个阅读APP。她指着一段话读道: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
看出张老师在较真,阿联拆开自己的汉堡说,没有的,没有的。张老师收起手机,对着汉堡看了又看,将信将疑地咬了一口。为了打破尴尬,阿联介绍说,张老师看过很多书,中国古代文化、希腊哲学还有日本习俗,张老师都懂的。我知道阿联的意思,她想让我表现得有知识一些。我吃了根薯条,想到哲学史里的几句话。我说,西方哲学追求理念世界,而中国哲学追求的是天人合一。我还想对儒家学说,表达几句看法。但是这时张老师看了我一眼,眼神锐利。她说,追求天人合一,那你告诉我,天是什么?人想跟天合一,天愿意跟人合一吗?我被问得说不出话来。一面为照搬书上的话感到心虚,一面因为遭到彻底的反驳而羞愧。张老师并不顾及我的情绪,继续说,天和人一样,都是创造出来的。就像人做爱一样,也是一种创造。男人跟女人做爱,其实是三个人在做。我忍不住笑了,问第三个人是谁?张老师不说话了。我还想举尼采学说的例子,但是担心又踩到她敏感的神经。阿联乜了我一眼,示意我不要反驳,听着就行。这顿饭,注定以一方沉默、另一方滔滔不绝的方式结束。
过了一个礼拜,张老师邀请阿联参加晚上的聚会。阿联问我去不去。我不太愿意去。我说,张老师对我印象不太好。阿联说,她的那些话,不是针对你,而是针对迷途的人。阿联说出这样的话,真有些奇怪。阿联还说,只有行动起来,我们才能获得拯救。她的口气越来越像张老师。
周五晚上,我们来到张老师在闵行的别墅。看到几辆车停在门口,我心想大概是这里了。大门没有锁,透过门缝能看到里面通明的灯火。我提着两斤香蕉,走进了院子。院子里布置了小花园,花园里有个养鱼池。走过一座人工木桥,我看到一群人坐在阳光房里。想到这次来张老师家,阿联才是主角。我慢走了几步,等阿联走到前面。
阳光房正在放片子。阿联进去时,张老师跟她打了招呼。坐下后,我看到片子里有个人正在布道。底下坐着的人神情都很严肃。片子结束后,大家热情地表达着感受。不难看出,他们从片子里得到了很大的满足。等人们安静下来,张老师介绍今天新加入的成员。阿联站起来,欠了欠身子。她说,她是在公司认识张老师的,对这方面很感兴趣,但是除了看过两部电影外,了解得很浅显。她自我介绍之后,在座的人鼓起了掌。对面坐着的阿姨,拉着她的手说,欢迎你,我的姊妹。
接下来是倾诉环节。每个人坦白地说出生活中遇到的难处。有的说,孩子学习不好。有的说,家里亲人在做手术。按次序轮到张老师了,张老师并不说话,而是朝院子里喊了一声。埋头在花园里拍照的男人,站了起来。那个人是张老师的丈夫。他走进屋,尴尬地朝大家挥挥手。他穿着一身灰马甲,说话动作有些扭扭捏捏。等他坐下后,张老师坦言说,他们想要二胎,可一直没怀上。旁边戴黑框眼镜的男孩说,主自有安排。听他这么说,大家都笑了。笑过之后,又觉得蛮有道理。大家也跟着说,主自有安排。
到了休息时间。我们来到主人的客厅里。一张长条桌上放着水果、啤酒和两瓶威士忌。我很想倒一杯尝尝,但是阿联拉住了我。她说,张老师有话跟我们说。张老师带着我们参观了她的厨房和二楼的书房。来到卫生间旁边,她特意打开门指着浴缸说,你们看,我就是在这座浴缸里受洗的。你们要是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请牧师过来主持。阿联笑笑,没有说话。张老师又介绍起玄关挂着的照片。那些是她一家人在以色列游玩的照片。
听她说着旅行的见闻,客厅里响起了音乐声。我们慢悠悠地走过去,投影仪和幕布已经摆好了。在花园里聊天的人们都聚拢过来。张老师的丈夫摆弄好播放器,拿着遥控器摁了又摁。最后歌单停在一首颂歌上。歌声开始以后,客厅里的灯关上了。人们跟着幕布上的歌词,开始唱起了歌。唱了几句,人们把双手都放到了胸口。受到氛围的感染,我也跟着唱起来。阿联仰起头,唱了一句就跑调了。唱到第二遍时,阿联大胆唱了几句,可总踩不到节奏上。我们唱到了下一句,她的前一句还没有收尾。
唱完一首歌,客厅里的灯亮起来。大家相互拥抱着。张老师的丈夫从人群里走出来,看到人就拥抱。走到我们面前,他上前一步紧紧抱住了阿联。阿联吃惊地用力推开他。可张老师的丈夫仍沉浸在欢乐中,他唱着歌又拥抱了我。我张开双臂,使劲抱了他一下。有生以来,我还从没有这样拥抱过一个陌生人。他跟我击掌说,我们都得到了爱。不知为何,我心里被撞击了一下,眼眶里有些湿润。我反问自己,我得到爱了吗?我得到的是爱,还是我爱的事物?
许多念头涌现在我脑海里。回到阳光房,每个人的座位上都放了一张白纸。张老师在讲经时,我们就在白纸上做笔记。我把脑海里的想法都写了下来,杂七杂八写了大半张。跟我的深受感动相反,一旁的阿联木讷地坐着,一个字也没写。她看着白纸,目光散漫。她像被一股力量,拿走了意识。她脖子上出了汗。我摸了她的手,她的手冰凉。
聚会临近结尾时,张老师看了看我们的笔记。看到阿联空白的纸,她脸色不好看了。回到座位上,她清了清喉咙说,还有一些人需要慢慢融入。她走到书架前站了一会儿。那个书架上放着各种版本的《圣经》。张老师拿下一本走到阿联身后说,这本书你带回去吧。
不知怎的,阿联突然紧张地站起来。她说,不不,张老师。我家里有的。阿联的耳朵通红。我知道她在撒谎。张老师又说,你拿着嘛,带回去学习。张老师的话像在压迫。不不,阿联自语着。我察觉到她身上有股焦躁的情绪。她推开椅子,看了看大家,慌忙推开玻璃门,跑了出去。
我跟大家说了声抱歉,也走了出去。来到大门外,阿联坐在车上,神情恍惚。我没有跟她说话,而是发动了车子。开出了别墅区,阿联待在昏暗里小声说,我不想撒谎。我不相信,我怎么也不能相信。
回来后,阿联给张老师打了个电话。张老师的态度很友好。她说,下个月还有一次聚会,你们过来好吗?阿联用指甲划着桌面说,我唱歌不好听。张老师,我不去了。我不太会唱歌。木桌上划出一道道深深的痕。听她一再推辞,张老师没有强求。
又过了两天,张老师邀请我们去南京栖霞山看红叶。她说行程的食宿,都由他们负担。我们什么也不用操心。阿联委婉地拒绝了。
没过多久,张老师的快递寄到了我们家。我从快递员手中疑惑地接过方形的盒子时,问阿联,张老师说过给我们寄东西吗?阿联说,没有跟我提起过。我说,她怎么会有我们的住址呢?阿联拨了刘海说,可能是公司里找到的。
我们在包裹前,相对坐着。我觉得里面可能是一本《圣经》。阿联说,有可能。但会不会是点心呢?我拿来剪刀,拆开了包装。里面是一个精致的纸盒。盒身印着蓝色的云和月,底部是一串英文。难道真是阿联说的点心?我小心打开盒盖,盒子里面是空的。
她看着纸盒里的空白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她自言自语地说,像我们这些政治教科书里培养出来的人,估计很难跟信仰发生关联了。
我说,我们的信仰,就是好好地活着。
阿联看着我说,为了活着的信仰,根本就不是信仰。
看到阿联这么严肃,我不愿再说下去。
四
张老师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后,阿联似乎失去了一个支撑。她虽然仍旧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但是时不时传出一声叹息。心情不好的时候,还会加一句“真没劲儿、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话。我劝她积极一点。她瞥了我一眼,又望向别处,眼神飘忽。她说,我现在觉得吵架也没什么意思。
家里沉闷的氛围,被深夜一阵敲门声打破了。那时我们已经睡下了,阿联听到敲门声摇醒了我。我赤脚走到门口,从猫眼里看到地上有两只鸡和一只鹅。我刚打开门缝,就有人推门进来。最先进来的是小芋,小芋身后是姐夫。我问,你们怎么来了?小芋说,别着急,还有呢。正说着,楼梯间里传来大喘气的声音。阿联的父母扒着扶手爬了上来。五层楼梯,让他们有些气喘。
紧跟着,鸡和鹅也踱进来。屋子一下子显得拥挤了。阿联揉着眼睛走出来,起先是惊喜,接着露出埋怨的神情。小芋说,我们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是你姐夫开车带我们来的。小芋脸上洋溢着新婚的甜蜜,话语间不自觉挽住了姐夫的胳膊。姐夫不说话,正打量着我们的房子。阿联的妈妈拉着阿联的手说,你姐的婚结好了,说还有几天假期,我们寻思就来看看你。
大家坐下来,喝着热水闲聊起来。小芋抓起阿联的手,走进了卧室。我心想她们是要说悄悄话吧。可过了一会儿,小芋打开卧室的门,又把爸爸妈妈拉进去了。客厅里只留着我和姐夫,还有几只没了生气的家禽。看到他们迟迟不出来,我说了一句,怎么了?沉默的姐夫坐直了身体说,你不晓得,这些天,岳父成天跑到我家。抱怨小芋,也抱怨我。我说,为什么要抱怨你?姐夫说,他们觉得是因为我们办喜事,小妹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苦笑着说,一码归一码。姐夫说,老年人糊涂,我理解。我点了点头,关注着卧室里的动静。姐夫小声说,老头子总念叨,说这个闺女要丢了、要丢了……
正说着,门开了。阿联走出来,眼睛红红的,一手握着父亲的手腕,一手握着母亲的。小芋跟在后面,正用手背擦着脸颊。阿联深吸一口气说,你们坐着,我去给你们下方便面。
吃完面条,阿联安排我们睡觉。小芋夫妇睡在辅卧。她和妈妈睡在卧室。接着,她在客厅铺了两床被子,让我和她爸爸睡在一起。躺下后,我想着跟他说点什么,但是正犹豫着,他已打起了响亮的呼噜。
第二天,我睡到很晚才醒。醒来后,阿联匆匆从我身上跨过去。家里忙得热火朝天,阿联的妈妈宰好了鸡,正在烧热水。阿联和小芋正在切菜,阿联的爸爸在埋头剥蒜。我问,姐夫去哪里了?阿联说,他一早去楼下遛鹅了。
我在一旁枯坐着,看着他们在厨房里忙碌。不到两个小时,红烧公鸡、蒜薹炒肉、油焖茄子和一碗鲫鱼汤就端到了餐桌上。为了不辜负这些菜,阿联嘱咐我去超市买两瓶石库门。
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我提议去青浦的郊野公园。大家都没有反对。
半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园区。园里的游客三三两两的,我们下了车信步往深处走。狭窄的小径两边是十多亩的农田和一大片水杉林。因为降温,水杉林蒙上一层偏棕的锈红色。
他们一家人走在前头,我和姐夫落在后面。我问了他工作上的事,他没有搭茬,而是自顾自地说,我们明天就回去了。我问,为什么不多住几天?他推托说家里还有事。我望着跟父母站在一起的阿联,脚步不觉慢了下来。
我们在公园里走了一圈,又在草地上吃了些水果。快到傍晚时,我们穿过水杉林,走到道路尽头的湖边。小芋夫妇跟父母在木栈道上拍照。我和阿联站在水边。太阳在一点点沉落。群鸟在水面上空忽地聚到一处,又忽地散开,像箭矢一样落回了芦苇荡。昏暗从水面往河边聚拢。
看到这一幕,阿联有些伤感。她说,美好的事物都是短暂的。我看着她的脸庞,不多的光线在她脸上留下一片阴影。我靠近她说,要不就让你父母跟我们住在一起吧。她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随即又平静了。真的可以吗?阿联说。她眼睛湿润了,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平息了胸口的情绪,阿联走上了木栈道。不远处,她的父母正在等她。她不慌不忙地走了过去。晚霞中,她的身影渐渐剩下一个轮廓。我心想,她不会再为那件事而难过了吧?
徐畅:江苏苏北人,现居上海。作品见于《收获》《江南》《山花》等。短篇小说集《鱼处于陆》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