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01

我扶贫的村子叫孤城，在吕梁山上。孤独的孤，城市的城。查阅史料，北魏时期，这里属于琥国，繁荣兴盛，后来琥国灭亡，都城荒废，又因为缺水，萧条了起来。慢慢地，琥国的名字被淡忘，各块领地重新分置，这块地方人们改叫它孤城，几经辗转，现在属于黄东县黄城乡。

下午两点多，在黄东县县城下了长途大巴车，正在下雨。一路上，雨一直在下，上高速，下高速，入省道，进运煤专线，直到进入山区，睡了几觉，路长得好像没有尽头，每次醒来，以为到了，还没到，都在下雨，天灰蒙蒙的，仿佛真是要回到古代。

整个县城冒着一缕缕白气，像快要出锅的馒头。撑着伞，走到十字路口，刚才一起下车的人们不知道哪里去了。红灯亮了起来，四周没有一辆车，除了我，也没有一个行人，站在安静的路牙子上，等待红灯过去，雨水有节奏地滴滴答答打在伞面上，像钟表在走，这个时候，还在怀疑自己真的是来这里当第一书记的？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个陌生电话。通知我的书法作品入围了兰亭奖参展名单。

我兴奋起来，所有的怀疑一扫而光。今天先去村里住下，了解一下情况，过几天回去后先不去单位，在家里待几天，好好读几本理论书，再加强临帖。

说到这里，我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安欣，1989年生人，从小的目标是当个书法家。大家都觉得我漂亮，确实，每次照镜子，我都想多看自己几眼。走在路上，好多男人都偷偷瞄我。大学上了艺术系，学了书法专业，更增加了我的气质。毕业后考到省文化馆，给我介绍对象的、追我的都不少，我选择了现在的老公，他家庭条件不错，又体贴人。我们现在有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叫欢欢，今年五岁；小的是女孩，叫乐乐，今年才三岁。

单位安排我来扶贫，是因为单位年龄大的同志比较多，在前几轮扶贫中已经做过贡献了。比较年轻的几个，我的性格最是散淡，什么都不爱和人争，领导们商量了一下，便让我来。我说安排我去扶贫没啥意见，只是我的孩子们还小。分管领导胡桃副馆长说，扶贫我们都有经验，人家不会强迫你住在村里，谁都知道咱们单位文化馆是干什么的，你常住在村里人家还嫌咱们碍手碍脚呢！当初我扶贫就是每月去上一两天，年底给人家争取点儿项目就可以了，你一去就知道扶贫是怎么回事了，一点儿也不耽误你带孩子。我问，要是争取不上项目怎样呢？胡副馆长说，争取项目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单位领导会一起想办法，实在不行，搞个送文化下乡也可以呀。

来之前，县里培训了我们一次。估计和我一起来的机关里的人都不知道当第一书记是怎么回事，县里的培训干部在台上大讲特讲时，人们听得一愣一愣的。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你们无论干什么都要拍照片、做记录，这叫工作留痕，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不明白工作为什么还要保护自己。

培训结束，县里要求我们和乡镇领导接头，过完国庆就到岗，县里要安排人去检查。大家一下紧张起来，有人翻着文件说，刚才培训咱们的人说第一书记都要求驻村，每周五天四夜。大家商量了一下，觉得不会这么严格，那么长时间，住在村里干什么呢？

红灯过后，看见马路对面有个砂锅店，一下感觉饿了，从早上出来还一直没有吃饭。径直过去，进去后发现里面冷冷清清的，只有一男一女两个人边嗑瓜子，边仰着头看电视。男人穿着白褂子，应该是厨师。女的围着围裙，看见我，站起来问：“吃啥？”

拿起菜谱扫了一遍，点了个砂锅猫耳朵。男人走进里面的厨房，我向女人打听去孤城怎么走。

女人说：“去孤城一天只有两趟车，早上八点一趟，下午四点一趟。”

“路上用多长时间？”

“一个小时吧。”

想想到四点还得等好久，路上又得走一个小时，我决定吃完砂锅出去打出租车。

一连拦了几辆车，要价都是八十元。

我说：“这么贵！”从省城到县里坐大巴才七十元。他们每个人的回答惊人的一致，嫌贵你坐别人的！孤城又偏又远，回来拉不上客，等于专门送你。

听着他们的回答，我想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偏远？在省城，八十元可以从最南边跑到最北边。

雨越来越大，看样子，一时半会儿停不了。刚吃完的那碗砂锅的热气很快消散完了，我心里烦躁起来。看到一位女司机，便坐了上去，再次问：“去孤城多少钱？”

“八十。”

“这么贵？”

“不是看你是女的，去那么远我还不拉呢！我们不是瞎要，运输公司有规定。”女司机拿出一个价格表让我看。上面写着县城—孤城，八十元。

车出了县城，四面好像都是山，搞不清方向，往哪边走，更搞不清，反正觉着是往山里边走。刚开始，公路上还偶尔驶过一辆拉煤的大客车，车厢湿漉漉地滴着水，好像客车拉的不是煤，而是一箱子鱼。后来除了我们这辆车，就见不到别的车了。雨沙沙沙，沙沙沙，秒针一样，想起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感觉自己不像去扶贫，好像去戍边。

路边树丛中不时传来鸟咕咕的叫声，我问司机：“这是啥鸟在叫？”

司机说：“野鸡。这几年这东西不让打了，多起来，尤其是下过雨，路上特别多。”

“能看到？”

“能看到。有机会等雨一停你出来看，很多。”

走了好久，到了孤城村了。司机问：“去哪儿？”

我拿出手机联系村支书王金贵。

王书记说：“到学校吧。”

到了学校，司机放下我走了。以为会有几个人出来迎接，最起码王金贵在，可是没有一个人，学校还锁着门。

我想王金贵可能临时被啥事绊住了，马上就到，可是等了半小时，还没有到。雨沙沙沙下着，落在校门的铁栅栏上，莫名地有股凉意。我越等越不耐烦，身上也越来越冷，便想直接去村委会吧。

附近有个小卖铺，里面有声音传出来。我进去，有四个男人围着一张桌子打扑克。

我问：“请问你们村的村委会在哪儿？”

打扑克的几个人仰起头来，一个脸色蜡黄的人反问道：“村委会？”然后说：“出门右拐，一直往前走就看到了。”

我出了门时，听见屋里有人问：“哪里来的个漂亮女人？”

“谁知道呢！说不准是王金贵的女人！”

一分神，左脚踩进门口水坑里，穿的“鬼冢虎”鞋湿了一半，拔出脚来，白色的鞋面上满是泥渍，里面还进了水。

路上坑坑洼洼，到处是泥和水，拉杆箱的轮子不时溅起脏东西，躲也躲不掉。左脚又湿又冷，走起路往外吐水，我便把力用在右脚上，瘸子似的走路。早上出来时，想到村里给大家留个好的第一印象，精心选了衣服，看来是不可能了。

到了挂着孤城村委会牌子的大门前，我的心更凉了。门锁着，透过铁栅栏，院子里的荒草有人半腿高，院子东南角有一大堆建筑施工留下的垃圾，被雨水冲得一片狼藉。这就是村委办公的地点？看起来好久没有人来过了。

这时，有个披着蛇皮袋子挡雨的人伛偻着腰路过。我喊住他问：“你们村委没人办公？”

他仰起头吃惊地望着我，蛇皮袋子折起的角遮住他大半个脸，黑乎乎的看不清楚他的样子。半天，才蹦出一句话：“村干部，都是些吃货，哪儿有油水往哪儿跑，才不来这儿呢！”

我正想细问一下，先了解点儿情况，忽然响起摩托车的声音。说话的人一听到这声音，低下头匆忙地走了。

摩托车猛地停在我前面，溅起水花落到我腿上、身上，骑摩托的人仿佛没有看到，而是问：“你是新来的第一书记？”

我说：“我是安欣，组织安排我来这儿任第一书记。”

那人眉头皱了一下，打量了打量我说：“我是王金贵，刚从县里开完会，咱们去学校吧，给你准备好住处了。”示意我坐他的摩托车。

我看了看行李箱和湿漉漉的摩托车后座，说：“没几步路，我走过去，您先去。”

“好，我先去开门。”王金贵没有和我客气，骑着摩托车走了。

放假时间开什么会？明显是在骗人。这个村支部书记不好打交道，甚至不欢迎我来。但我也没有长久在这儿待的打算，不欢迎才好呢。

回到学校，王金贵站在校门口等我。他黑色的雨衣有些长，一直拖到脚面，整个人看起来黑乎乎的，大概六十多岁，满脸胡子，一只眼睛有毛病，不停地眨；另一只眼睛看人的时候直愣愣的，应该也是有毛病。

王金贵没有称呼我，直接说：“以后你就住学校，有几个女老师和你做伴，可以一起做饭。”说完领我进了学校。

院子还不小，足有三四亩大，东边是块杨树林，每棵杨树碗口粗细，中间有两条发白的小径，分别通向写着“男”“女”的厕所。南边有座戏台，戏台旁边有几间耳房。西边是一堵土坯墙，墙下堆着些炭。北边是三排教室，前面有几个小花坛，花已经没了，剩下几株枯黄的花秆。

王金贵那只灵活的眼睛一眨一眨领我朝耳房走去，我猜想那儿就是宿舍。多少有些后悔来早了，要是明天来，学校里就有老师和学生了。但今天不来，明天上午查岗怎么办？总不能第一天报到就迟到吧？

王金贵边走边说：“没想到你今天来，老师和学生们都放假，明天就有人了。”

我说：“培训我们的时候要求国庆节后第一天就正式到岗，组织部要查，路太远，我就提前一天到了。”

王金贵那只呆板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哼了一声，听不出他什么意思。

到了戏台前，才发现这是一座旧戏台，粗大的松木柱子已经开裂，台顶上有个脸盆大的褪色的五角星，旁边是漆皮斑驳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字。

王金贵掏出一大串钥匙，试了试，打开了东边的一间房，说：“你就住这儿，看，铺盖都给你弄好了。”指了指墙角。

我一看，这间不大的房子里放了四张床，还是高低床，王金贵指的那张床上摆着一床被子和一床褥子，在上铺的一个位置。我脑袋顿时大了，自从大学毕业，再没有住过宿舍，早不习惯和人合住了，现在居然要住集体宿舍，睡高低床。我第一反应是村子里有没有旅店、客栈之类的地方，先住上一晚，以后再想办法。

“隔壁有炉子，你可以自己做饭，也可以去我那儿凑合一顿。”王金贵摘下了雨衣帽子，露出颗光头。说这话的时候，王金贵露出些笑容，也许是他的眼睛的缘故，这笑容看起来有些猥琐。

我忙说：“我自己做。”

王金贵摸了摸他的光头说：“那我给你把门开了。”

他摇晃着一大串钥匙，开了旁边屋子的门。大小和住的这间一样，里面有一个铁皮炉子，一个大水瓮，墙角堆着一堆炭，炭旁边还垒着锅灶，上面墙上挂着些炊具。

王金贵掀开水瓮盖子，看了看说：“这些狗×的，水也没了，一会儿我让人给你弄两桶。”

我听了他的脏话不舒服，说：“我自己弄吧。”

“你自己弄？”王金贵脸上带着嘲讽的笑容问。

我更加不舒服，语气重了些，问：“在哪儿弄？告诉我，我自己弄。”

王金贵愣了愣，说：“以后你就知道在哪儿弄了，让人给你送过来吧。”然后又问：“会生炉子吧？”

我赌气地大声回答：“会。”

其实我不会生炉子，小时候值日，都是男生生炉子，女生扫地。家里以前用过炉子，是父亲生，后来改成暖气，好多年都没见过人们生炉子了。但我想这个东西能有多复杂？不就是先弄点儿易燃的东西，一步步把炭点着吗？

“好，好！”王金贵一连说了几个好，“你坐车一定累了，先好好休息一下，其他事明天再谈。”

我说：“好。”突然想到来了村里，第一步应该召开一下干部会议，和干部们认识一下，也了解了解村里的情况，便用商量的口气说：“咱们明天开个干部扩大会吧，把全体党员也叫上，您看什么时间合适？”

“干部扩大会！嘿嘿。”王金贵换了种腔调说，“要开只能晚上开，白天大家都干活儿，没时间。”

我说：“那就晚上六点吧，你通知大家一下。咱们有几个党员？”

“九个。加上你就十个了。”

摩托车声音离开学校之后，我突然感觉特别累，然后有点儿害怕。王金贵怎么能拿着一大串钥匙，打开学校门和女老师的宿舍门呢？

收拾床铺的时候，看着光光的床板，庆幸自己喜欢户外活动，带了条睡袋。旁边有摞报纸，拿了几张铺在光床板上，铺好褥子，打开行李箱，取出睡袋。

收拾好床铺之后，雨停了，阴云退去，外面的天色反而亮了，看表，还不到四点钟，便想在村子里转转。

换了双干鞋，一出屋子，有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挑着一担水，嘴里哼着小曲走过来。

他也是个光头，走近了，看出是故意剃光的，能看出青色的头发楂子。他穿着件格子西服、黄色军裤，双手不扶扁担，背在身后，走路慢悠悠的，两担水在肩膀上一颤一颤。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问：“你是安书记？”

“是。”我继续打量他。

“王书记让我给你担两桶水。”

“谢谢！倒瓮里吧。”

我在前边走，光头在后面跟着我，扁担的声音一颤一颤的。

把水倒进瓮里，我拿出一包烟，撕开包装抽出一根递给他。来这儿之前，有人给我讲过怎么和老百姓打交道，给他们烟，是最好的方式之一。我买了一条芙蓉王。

“好烟啊！”光头接过烟，瞄了瞄上面的商标，熟练地点上，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个烟圈说，“谢谢。”

他的牙齿雪白，让我有了些好感。也许因为烟的缘故，光头男人看我的目光和善了许多，还带着些男人看女人的热切，问：“你不抽？”

我摇了摇头问：“您贵姓？如何称呼？”

光头扭捏了一下，带点儿不好意思地回答：“我姓刘，家里没文化，为长命，给我取了个蛆宝。”

“蛆宝！”我有些诧异，但不敢笑，赶紧接着问，“有几个孩子？”

男人哈哈笑着回答：“连妻子都没有，哪有孩子？”他的笑容中带着些苍凉。

我忙说：“对不起。”

刘蛆宝说：“安书记，没事我就走了。”

刘蛆宝走后，我发觉屋子里有些阴。看到房间里有个电暖器，便打开它。电暖器扇面缓缓旋转着，发出橘黄色的光，孤独感深深攫住了我，我感觉电暖器像漏了气的缩小了的太阳，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

……

杨遥，1975年生，山西代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当代》《收获》《上海文学》等刊。出版有小说集《二弟的碉堡》《硬起来的刀子》《流年》《村逝》等。曾获“赵树理文学奖”、《十月》《上海文学》《山西文学》《黄河》等刊物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