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译名小考
世间对“文艺学”一词的误解可谓层出不穷，而且往往与“文艺青年”“文艺范儿”挂钩，普通读者常常以为“文艺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流行文化，以为学文艺学的学生都是小清新。结果当人们发现，文艺学的研究也板板正正，不免感到有些诧异。其实一般来说，“文艺学”只包括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是文学学科内的一个重要二级学科。当然，广义的文艺学也可以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一切文艺作品、现象，甚至文化活动。这么看来，其实“文艺学”严格来说，还只是关于文学的科学而已，那就是最初从俄语翻译过来时的名字“文学学”所表达的意思。然而比较几种语言中“文艺学”一词出现的历史，则可以发现更为复杂迂回的情况。
“文学”“文艺”这些概念在我国发展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这无可置疑，但是作为现代学科的“文学”和“文艺学”则是非常晚近的产物，而且都与20世纪初翻译和学习西方科学理论的过程密切相关。目前国内对“文艺学”译名由来比较完整进行解释的是朱立元与其博士栗永清合写的《新中国60年文艺学演进轨迹》一文，但文中仅仅讨论了“文艺学”一词在日语和俄语中的起源，而没有谈到更早的德语起源。新中国成立前，一般称“文学概论”或“文学理论”，并没有将“文艺学”作为一个单独的提法。被认为第一个直接采用这种用法的是1935年冈崎义惠的《日本文艺学》，实际上冈崎并不是东方第一个专门使用此名词的学者，他的老师芳贺矢一可能已经开始使用这个专有名词。在1935年之前有多位学者都在使用这个名词，比如1929年石山彻郎的《文艺学概论》，1931年风卷景次郎的《日本文艺学的发生》、高木市之助的《国文学与日本文艺学》等等。但冈崎无疑是将国文学正式带向文艺学的领军者，有人提出过“冈崎文艺学”的说法，他修正了老师的“国文学”而转向“文艺学”，正是看重科学的精神。芳贺和冈崎都是从德国文艺学汲取理论资源，芳贺的研究更偏向于德国自赫尔德以降的语文学，而冈崎则已经在学习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科学论。
中国第一次正式提出“文艺学”的说法，要到1949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布《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定规定》，“文艺学”列入中国文学系和外国文学系的“基本课程”。这个设置的想法来自周扬，他当时是课程文学组的召集人，朱立元认为周扬可能参考了当年5月出版的一本《苏联文艺科学》，书中把俄语的Лид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解释为“关于文学的科学”，认为可以简译为“文艺科学”（Literature Science），英译为The Study of Literature（文学理论），日译则为“文艺学”。其实就是将俄语的Лид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文学学）参考日本译法译为文艺学。到此为止，都接上了国内文学理论教材中看到的论述，就是俄语的文学学太过拗口，翻译成了文艺学，增加的内容是参考了日本译法。但值得怀疑的一点是，周扬本人的俄语非常出色，也翻译过多部俄语作品，很难说他早先没有对苏联的文艺学理论有所了解，而且早先丁玲等人就已经从鲁迅处学习了“文学概论”的基础（比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或许他有意避开这个译法也不是没有可能。
现在需要考虑的另一个背景是，除了日本的文艺学是学自德国的文艺科学，苏联的文艺学理论也是学自德国的文艺科学。从资料考证，俄语的Лид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直接来自Literaturwissenschaft，两个词的构词方式完全一致。德语Literaturwissenschaft出现较早，17世纪的诗学研究中就在使用这个概念，后来到19世纪，伴随着日耳曼语言学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德国文学研究逐渐政治化，出现了“日耳曼学”学科，在1910年代初风靡于从维也纳到布达佩斯的文坛。俄语中出现Лид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是在1897年，翻译的是日耳曼学学者恩斯特·艾尔斯特（Ernst Elster）的著作《文艺科学原理》（Prinzipie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而像冈崎那样频繁使用则是在1924-1925年的莫斯科形式主义圈子中。第一个主要使用者是帕威尔·尼科季齐·萨库林（П. Н. Сакулин），萨库林及其同仁在20年代末期发表了多篇讨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著作，多采用新兴的人文科学理论，如萨库林的《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学方法》（1925）、雅克霍的《科学批评的界限》（1925）、梅德韦杰夫的《文学研究的形式方法》（1928）等。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早期学术界向德国学习现代科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这些科学方法不久就随着苏联对形式主义者的批判而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随之兴起的是以“别车杜”为主流、配合日丹诺夫模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的也是这一类文论。至于改革开放后大学文艺学学科的建立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