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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文化思想领域，思潮涌动、流派纷争，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有效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新时代文艺的精神引领、价值引领和审美引领的功能，需要回到社会现实和文艺现场，与文艺发展的复杂性同步，解决现实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在这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文艺批评者提出要求：“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者大多是从事基础理论的学院派，其研究方法有别于应用学科知识分子，不能在进行理论构建的同时自身也参与实践，因此容易陷入“理论空转”的困境。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文艺理论和批评者需要调整姿态、眼界，放下身段，关注文艺现场的基础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在现实问题中成长和发展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既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形态化问题，还要面向事情本身，回到文艺现实中来，解决当前思想文化领域重大而艰难的问题。

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有很好的务“实”传统，前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对文艺现实的建设都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要务，始终站在“社会现实”和“文艺现场”的基础上。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政治服务，在斗争实践中自觉地建立了文艺审美意识形态和文艺审美反映论，并逐渐养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意识。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行卷入世界体系，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受过传统教育和西方教育的读书人，开始萌生了要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意识。经历了屈辱、挫折、探索，认准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作用，同时受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出于改造社会的目的，陈独秀当年强调现实主义文学主张。李大钊是将儒家“大同”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得比较好的知识分子，他的文学观也很重视实用功能，他将文学纳入新文化整体运动之中的主张对文化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瞿秋白是20世纪中国有重要贡献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把文学的现实主义放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逻辑框架中去考察，认为理论与实践是紧密相连的。鲁迅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充分体现出来，并通过对文学阶级性的研究，发现社会生活与文学艺术的深度关联。周扬则直接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提出“政治与艺术的合一论”。左翼作家群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大众化、典型与个性进行重新认识和定义。毛泽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构建上作出巨大贡献，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等重要讲话和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很多原创性的构建，创建了人民性、大众文艺、实践性等标识性术语和概念，这些提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他还强调：“一切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做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 茅盾、蔡仪、朱光潜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根据时代的发展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们的主张在当时表现出一股先进的、进取的力量。由于一段时期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政治作用，没有及时调整和反思，某些理论走向了反面，阻碍了文艺健康发展。自邓小平提出“文艺不再从属于政治，但文艺又不能脱离政治”的观点之后，新时期文学在知识维度和价值维度上发生了改变，文艺批评按照恩格斯提出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方法，形成回归艺术、回归文学本身的趋势。老一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始终是落到“实”处。

二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继承前辈创建的理论资源的同时，需要始终扣紧文艺现实，更新、调整理论视角。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复苏和繁荣，相继出现美学热，文学主体性讨论，人性论及人道主义讨论，以及文艺批评方法讨论等。但由于西方文艺观念的影响，本土文艺理论批评方法越来越滞后，加上文艺理论与文艺现实的脱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段时期内显得空洞乏力。经济现实影响文艺现实，与老一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所处的文艺现实不同，在文学创作方面，大量的纯文学、非写实作品成为主流，表现精神意识、浪漫意趣、个人化表达的作品成为时尚，意识流、荒诞派、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纷纷登场亮相，打破了传统的文艺格局。进入21世纪，网络文学、科幻小说、新媒介文艺生产和传播的兴起，人工智能、基因技术带给人类未来的不确定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没有来得及对各门类的文艺作品和新兴文艺现象作出充分解释，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建构尚在探索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自身对新类型文艺作品的把握方式和批评方法有待改进，其知识准备和理论信心不足，同时还缺乏与不同观点进行论辩的理论素养和实际能力。而与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思想流派，如西方自由主义文艺理论家却显现出许多“优势”：他们在迷信传统、崇拜权威的保守主义面前焕发出“理性”的光辉，在“空想”和“暴力”面前表现得高贵温情，在各种碎片化、“自暴自弃”的后现代思潮中标榜济世情怀。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会有一种自我认同，认为是在行使人的生命意义和终极关怀。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领域，自由主义也主导着理论方向和政策实践，它是除了宗教之外的占有意识形态高地的一种思想之一。自由主义的老底子是与封建主义、前资本主义一脉相承的。其实马克思早就揭露了自由主义的老底，指出其“理性”的现实依托乃是资本主义的阶级权力，依托的主体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主义”的“人”，它必然从理性走向自己的反面即非理性。然而，在全球化、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后现代的后形而上学、解构主义、非理性主义恰好是文学艺术喜好的气质。反基础主义、反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非实证、非确定性，恰好符合文艺发展的某些内在规律。表面上看起来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要排斥的东西，事实上这正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复杂的文艺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只有面对这种“实”，深入了解，才能有效地把握，才能形成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文艺主张。

三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首先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其次还要从其他学科中吸收经验，进行方法创新，找到解决复杂文艺现实的恰当路径。古今对接、中西汇通，精准把握人的本质和文学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贯穿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学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也需要再次回到抽象的人和社会的人的问题上来。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有一个视角转向的问题，有价值的原创概念应该是文学现场与抽象思辨的双向流动，是学理层面与实践层面互为主体和对象，是价值判断和文本阐释的共生共荣。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实”既是“文艺实体”（作品）也是“文艺现实”（环境），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方法论的本体论基础环节。在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情形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世界性视野、前沿理论、先进方法都需要从当下文艺实践中总结提升。在世界范围内，全球资本主义还在生机勃勃地发展，马克思所批判的阶层固化、贫富悬殊在资本操纵下从未停止，那些已经变成白领的劳动者仍然还在承受剥削和压迫，写字楼的高压工作状态是一种变相的血汗工厂，他们对自己异化了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状态习焉不觉。这些多样性复杂性通过文艺作品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文论需要沉入文艺作品底部，透过作品里的烟尘、汗水、奋斗和喜悦体验世道人心，把握时代脉搏；从文艺现场提取经验，经过思辨和知识形态化后，形成强有力的理论，从而有效地指导和解决现实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在思想文化领域亟待提升其主导力，需要对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深入了解、精确阐释，在观念和方法上创新，利用新技术、新手段解决后现代文明中诸多重大而艰难的文化问题和精神困境，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确立人的价值，推进人类社会向更高文明层级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