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认知诗学的理论建构
认知诗学酝酿于20世纪70年代，21世纪以来发展日益迅猛。彼得·斯托克维尔在《认知诗学导论》中说：随着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文学批评等认知研究的迅猛发展，认知诗学也获得了新的理论动力，“正在走向快乐自信的黎明”。在中国，文学的认知研究最初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而引起学界关注，近年来也引发了许多文学研究者的兴趣。
坚守比较立场 依托认知理论
针对国外认知诗学研究发展迅猛、拓展过快但不够精细周密的状况，中国学者一直在思考认知诗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的优化、系统化和本土化问题。笔者提出“比较认知诗学”构想，希望以此作为认知诗学本土化建构的一条重要路径。不过，我们主张的比较认知诗学并不仅仅是比较文学的“认知延伸”或认知诗学与比较文学的简单相加，而是基于对“认知”和“比较”的认识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因此，“认知”与“比较”的关系也就成为比较认知诗学的逻辑前提。
首先，文学活动——它的创作和接受等，都是人类比较高级的认知活动。有一种观点是，“自从亚里士多德以降，诗学就一直是认知的”（《认知诗学的前历史：新古典主义与小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认知”作为一种“问题”或“课题”是文学中古已有之的现象，所以瓦雷拉说认知科学有“一个长的过去，但只有一个相对短的历史”（《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长的过去”指的是“认知的课题和问题表述”久已存在，比如《周易》说“圣人立象以尽意”，实则涉及心智问题，也与现代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概念“象似性”（iconicity）有关；“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具身认知方式。但是，无论是古希腊智者还是中国古代先贤，他们谈到的都是有关“认知的话题”，却不是“认知的研究”。真正意义上的认知诗学研究，应该是基于现代认知科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其次，“比较”是一种基本的认知策略。人类总是试图运用最少的认知努力和最少的认知资源以获取最大的认知收益，从而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求得尽可能理想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这就需要比较已有的经验、知识和技术。就学术而言，任何研究和创新都隐含着比较。在文学研究中，研究者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刻意进行比较或对比，但实际上总是把比较作为研究的前提，因为要避免重复他人的观点和结论，就需在设计研究计划和方案时，努力了解他人已取得的成果，这就隐含了比较和对比。
再次，认知研究蕴含比较的前提。认知科学要探讨心智的奥秘，是因为现有的人类知识与心智奥秘相比，其间还存在许多差距，而“差距”是通过比较才为我们所感知的。因此，认知研究一个突出的方法论特征就是比较和对比。文学的认知属性和认知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比较”特性是比较认知诗学的逻辑前提。它的理论假设是认知科学中的普遍共识：认知的普遍性和文化的特殊性，即人类具有共同的认知装置，但不同地域、族群和历史语境中的文化具有特殊性。
基于上述理论前提，我们认为，比较认知诗学的基本含义是：基于认知科学的文学对比分析和研究，即运用认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所关涉的问题，同时，也运用比较的视野和方法进行认知诗学研究包括研究认知诗学本身。在方法论层面，比较认知诗学将“比较”作为一种视域和立场，也作为一种路径与方法；同时，将“认知”作为理论基础和阐释框架，也作为主要研究目的或对象。
拓展诗学研究方法
比较认知诗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有三种，即细读、实验和调查（如问卷、访谈等），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认知诗学的“细读”并不完全等同于新批评及一般所说的细读，它强调语言学特别是文体学的语言导引作用和认知分析的必要性与目的性。比如分析简·奥斯丁小说的人物对话，认知诗学要求借用语言学、文体学等工具去细品、推敲文本给予的线索，进而通过认知分析发掘文本内涵。这可概括为“语言导入+认知分析”。而比较认知诗学还要进一步进行认知对比：一种是选择同一文化或文明圈内的作品进行认知对比，比如奥斯丁与盖斯凯尔夫人，或与乔治·桑小说对话的认知对比。另一种是将其与非同一文化或文明圈内的作品进行认知对比，比如奥斯丁与曹雪芹或杨沫小说对话的认知对比。在研究中，可运用相关认知原理如图形—背景、概念整合、社会认知等诸多视角，对不同作品的话语数量、分布、呈现方式、认知唤起结构等进行认知对比分析。
实验和调查主要是针对“阅读”，旨在为某种文学活动或文学现象的解释提供证据。它不是探讨文本意蕴，而是对比考察读者怎样接受文本、受文本影响、对文本产生何种反应。比如，美国学者娜塔莉·菲利普斯运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读者阅读奥斯丁小说《劝导》时的神经反应，借以探讨人们以不同的关注点去阅读某一文学作品时会出现什么样的认知模式。研究表明，当面对一件艺术作品（小说、诗歌、音乐、戏剧、绘画、电影等）时，我们自身注意力的风格和程度能够极大地改变我们对对象的投入，这并不局限在主观的审美经验层面，而且也会在认知层面通过独特的神经活化模式显示出来（《外国文学研究“认知转向”评述》）。
除了实验，比较认知诗学也可以采用调查的方法展开研究。比如，在调查时可运用自由列举法，让被试者就一部自己最熟悉的小说，用词语（而不是句子）任意列出其对小说内容和含义的印象及评价。“自由列举”是认知研究在进行调查时常用的方法之一，它能比较真实地反映被试者针对特定话题的心智活动。
丰富比较研究类型
比较认知诗学研究有四种主要的“比较”研究类型，同时这也是比较认知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一是认知诗学各流派、范式间的比较研究。一般所说的认知诗学，指的是以以色列鲁文·楚尔和英国彼得·斯托克维尔为代表的“经典”认知诗学或“狭义”认知诗学。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文学认知研究没有被冠以“认知诗学”名义。这类研究比较流行的名称是“认知文学研究”，以美国为主。斯托克维尔的认知诗学以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为基础，依循文体学传统，主要属于形式指向的文本分析，方法上依托细读，少有实验和调查；楚尔的认知诗学以心理学和声学为基础，侧重诗歌节奏和韵律分析，主要目的是探索人类的诗歌能力，即“人类产生诗歌结构并理解其效果的能力”（《走向认知诗学理论》）。相比之下，认知文学研究则主要依托文化、进化理论和神经科学，同时不排除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等理论方法，研究视域要宽阔得多，既注重细读，也较多使用了实验和调查的方法。对这些目的和取向不同、研究方法各异的认知诗学流派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这些流派的理解，更好地借鉴各家之所长，为我所用。
二是文学的认知研究与非认知研究的比较。一般的文学原理讨论或作品分析不会像认知研究那样自觉、充分地考虑认知问题，也不会运用认知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进行相关研究。因此，对文学的认知研究与非认知研究进行比较，可以更为清晰地表现出文学认知研究的特点和学术价值。以认知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比较为例，传统的现实主义观念多是针对作家和作品而言，很少关注读者，但提出“认知现实主义”的特罗辛科则认为，不能忽略读者的认知活动。就“真实”这一命题而言，传统现实主义主张“真实地描绘事物的现象”，因此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东西使得一个虚构文本成为现实主义的？”但认知现实主义却这样发问：“什么东西使得这个虚构文本对读者来说似乎是现实主义的？”在认知现实主义看来，任何虚构性文本因为其虚构性，所以本质上并不是“现实”的，但它却有可能在读者的认知中显得是“现实”的，所谓“现实主义”指的就是这种认知效果。
三是对比较研究的对象进行认知分析，即在具体的比较研究中运用认知科学相关理论和观点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讨论，从认知的角度挖掘文学作品潜在的艺术特征。例如，一般认为，奥斯丁不太在意环境的呈现，那么将她与其他差不多同时代的英国作家尤其是女作家进行对比（这还不是认知的研究），并且从认知的角度（或是认知分析，或是认知实验和实证）进行对比分析，这就是比较认知研究了。经过认知对比研究发现，奥斯丁只是没有刻意呈现宏观环境和物理空间，但她非常在意社会空间，因为她关注的主要是人物而不是行动，人物的对话成为作品的核心要素。从认知角度看，大量的对话描写首先有助于营造真实可信的场景和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由于环境细节极少，读者不得不根据各种线索努力建构故事情境，不得不沉浸于人物间展开的对话中，由此，人物对话便将读者引向社会空间。这里的认知分析和实验方法是从认知心理学研究中得到的启发和借鉴，显然它可以使研究更可信、更深入。
四是不同文化/文明间文学的认知比较。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把握了不同文化/文明间文学现象或形式的不同特征基础上，还可更进一步探究其认知层面的成因（即与生物、生理、环境、进化等因素密切相关的因素）。这就将比较文学研究推向了深入。比如，美国认知文学研究学者霍根在《情感叙事学：故事的情绪结构》中认为，存在着三个普遍的叙事原型：牺牲、英雄主义和浪漫爱情。但这些原型只能说是西方叙事文学的原型，它们对于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来说未必适用，至少不是典型代表。而比较认知诗学可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爬梳，寻找它的叙事原型，然后从文化认知和进化及文学发展演变的角度将其与他国文学进行认知对比，还可辅以实验与调查，考察中国读者的审美倾向与偏好，从而为研究文学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命题提供第一手材料。
在认知诗学领域，中外之间的差距较小，中国学者的研究具有自身特点，比较认知诗学则可进一步完善理论建构，强化研究特色，逐步形成相对优势。这既有利于中国认知诗学研究融入世界认知诗学、比较文学和世界主义诗学研究中，推进中外学者平等对话，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深入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文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