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屋里的琴声》：文化传承中的童年成长
《草屋里的琴声》，高巧林/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年11月第一版，30.00元
早在2012年，在一篇题为《童年写作的厚度与重量——当代儿童文学的文化问题》的论文中，方卫平教授曾通过对诸多作品的例证、分析后指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致命症结在于“缺乏文化，或者说，缺乏有穿透力的文化思考和有厚度的文化内容”。如今，七八个年头过去，原创儿童文学所呈现出的题材选择全面覆盖、叙事方式多维探索、语言表达兼收并蓄、童年形象本位强化等征候、趋向，无不体示着这一“致命症结"的逐渐淡化、消解。关于这点，当下的儿童文学格局中，可举证的作品不少，其中，高巧林最新推出的儿童小说《草屋里的琴声》便是一例。
这是一个忆态童年故事。住在草屋里的孤儿阿兴是村里的孩子王。尽管爷爷曾是江南民间“堂名”戏班班主，但阿兴对爷爷身世和“堂名”活动却知之甚少。一个偶然机会，“我”在阿兴家的草屋里发现了阿兴爷爷留下的堂名担和红木胡琴。此后，在陪伴阿兴卖琴、赎琴、学琴、修琴、拉琴、演出过程中，“我”不仅与阿兴结下了深厚友谊，而且还见证了阿兴从一个邋遢男孩，一步步成长为有信念、有担当的小男子汉、小琴师的过程。更有甚者，“我”还借此弄清了爷爷作为堂名“庆福班”班主神秘失踪的来龙去脉，以及两位民间“堂名”班主战争岁月里德高艺精、舍生取义的气节和精神……
小说叙事层面采取了一明一暗的复线嵌套结构。主线是现实层面“我”所参与并见证的阿兴身份转换、精神成长的历程；副线为历史层面“我”爷爷与阿兴爷爷作为两个“堂名”班主惺惺相惜、肝胆相照的艺术、生活交集，以及各自后人从误会到和解的家族冲突。足见，小说不仅勾连了现实与历史，而且涵纳着童年和成年，具有相对宽广的生活空间和较为深厚的题旨蕴含。
具体而言，就特定时代童年生活而言，小说至少表达了两个层面的主题意涵。
首先，童年成长是一种现实生活认同下的自我救赎、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
故事里，阿兴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受惠于爷爷“堂名”班主的良好声誉和光耀后世的英雄业绩，阿兴从小就受到了村民们的多方关照。与怨天尤人、穷困落魄的一般孤儿不同，作为英雄后人，阿兴自小就坦然接受了命运加诸于自己的种种幸与不幸，以一种积极、乐观、自尊、独立的姿态面对生活。也正因了这样一种现实认同与自我救赎，小说一开始，阿兴并非一个“苦巴巴、悲咧咧”、被人欺侮、让人同情的“苦孩子”，而是一个有个性、有担当、自尊、自立的“小当家”形象。他不仅是村子里的“孩子王”，而且还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兴的童年形象设定颇具新意。
当然，现实认同与自我救赎在小说里还仅仅是阿兴人物形象的起点。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有着英雄爷爷身份标签和“堂名”班主艺术基因的懵懂少年此后的生命发展与精神成长。这在小说中，主要是通过阿兴拜师学艺、苦练拉琴的一系列情节实现的。
通观整个故事，阿兴和“我”学拉胡琴，固然有孩子本能的好奇感、好胜心因素，有源自祖辈的亲情感召与琴师的艺术引领，但最根本的，其实还是两个孩子内心深处想通过琴艺而发现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渴望。这是他们行动最根本的内动力。
也正是基于这样炽烈的内在渴望，加之李天港老师、赵老师的鼓励、引导，阿兴、立秋才能够完成从自发在“划灯”盛会上乱敲乱弹，到自觉寻师拜师、苦练琴艺的根本性转变。显然，这一转变，对孤儿阿兴来说，其实就是一种内在的觉醒。而这种觉醒既是对自我实现的渴望，更是对家族艺术传统的自觉承担。至此，阿兴已经由一个懵懂少年，逐渐成为有勇气、有信念、有担当的小男子汉。
其次，童年成长还是社会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文化传承、信念接续和精神塑型。
现代童年社会学研究认为，儿童既是自然的存在，也是社会的存在；既是现实的存在，也是未来的存在。归根结底，儿童和童年一样都是一种文化存在。这种童年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儿童与现实生活的互哺、互证关系。一方面，儿童是包括生育、养育、教育文化在内社会文化的产物。现实生活是儿童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另一方面，儿童作为家庭、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在社会现实、社会文化面前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能动的实践者、参与者、建构者、创造者。儿童的存在也反证着社会文化的价值，营构着社会生活的丰富，推动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不仅如此，儿童基于社会文化的实践和创造恰恰是童年生活的核心部分，是童年生命形态及其精神内核的本质体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童年之于社会生活的潜在意义是多重的——既有社会意义上的生命代谢、种族延续，还有文化层面的代际传承、信念传递，更有精神层面的心灵熏染、人格塑型。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童年生活的特定内容形态实现的。
这一点在男孩阿兴身上体现得也很充分。
故事里，无论阿兴，还是立秋，他们都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作为自然人的孩子，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作为社会人的“堂名”艺人的后代。前者的他们有着属于孩子的自我身份认同、自我心理期许、自我精神渴望，因此，他们对会吹拉弹唱的“堂名”艺术技能有着本能的渴望和膜拜；而后者之于他们，则是一种基于民间传统文化认同的愿望激活、亲情寄托与使命承担。
于是，故事最后，当阿兴在抗战纪念演出大会上表演成功后，他收获的就不只是琴艺的提升、身份的获得，更有心灵的蜕变、品格的升华。当此时，民间艺术的传承、祖辈精神的延续，都在他的身上实现了。
无疑，这是童年成长的价值体现，是童年精神的熠熠闪光。
由此可见，儿童、童年与社会生活、传统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互哺关系。一方面，童年固然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就会什么样的童年形态。另一方面，儿童、童年也是社会文化链条当中不必或缺的一环，它的存在、成长，也赋予社会文化以活力、自由、激情、创意。因为儿童是未定型的、可能的存在。他的生命发展有着无限的可能性。这其中，传承、建构社会文化，并接受社会文化的塑型也是童年成长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取向。这其中就包括对民间文化、民间艺术的承继与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草屋里的琴声》通过阿兴、立秋、菊生等孩子拉琴、学艺过程呈现的童年成长形态所体示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生命定律、社会现象，而是童年文化的精神走向与现实法则，其浸润童心、塑型童年的濡化价值与内化功能从根本上彰显着童年之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另一重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