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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为主题价值，以血性张扬、人性关怀为叙事伦理，以民族苦难、战斗精神为精神追求，以铁血情怀、钢铁旋律为阅读取向的抗日战争题材文学作品（以下简称“抗战文学”），始终在整个文学领域独树一帜、独领风骚，赢得了读者的喜欢和社会各界的肯定。改革开放40多年来，抗战文学不仅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各个文学体裁上呈现出了繁花似锦的繁荣景象，而且在有关抗战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百姓生活等各个领域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格局。

抗日战争是一座文学富矿。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虚构类作品还是非虚构类作品，在主题、结构的创造性、丰富性上，抗战文学改变了过往单一扁平的叙事模式和人物塑造，摈弃了过去逼仄的情节设置，抛却了狭隘的创作空间，挣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更多地采取了多维、多元、多彩、多面的立体呈现，拓宽了历史视野，丰富了书写对象，不仅正面描写了解放区战场，也客观描摹了国统区战场，不仅塑造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英雄形象，也讲述了国民党抗日部队英雄官兵的故事，力求还原整个抗战历史的战场生态和面貌。

改革开放以来的抗战文学之所以取得如此进步，一方面得益于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各方面的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尘封的历史资料被发掘整理，特别是战争亲历者口述历史和回忆录的出版，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得益于作家们敢于吸收和借鉴历史、科学、时政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勇于在创作方法、表现手法、主题内容上不断探索和创新。

从虚构类作品尤其是小说的创作上来说，既有宏大叙事也有微观书写，既有全景扫描也有局部再现，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洋洋大观，异彩纷呈。比如，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王火的《战争和人》、张廷竹的《中国无被俘空军》、莫言的《红高粱》、都梁的《亮剑》、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张卫明的《城门》、刘震云的《温故1942》、朱秀海的《音乐会》、阎欣宁的《中国爹娘》、黄国荣的《极地天使》、石钟山的《遍地鬼子》、靳大鹰的《385高地》、尤凤伟的《生存》、张者的《零炮楼》、常芳的《第五战区》、何顿的《来生再见》、海飞的《回家》、王霞的《打回老家去》、范稳的 《吾血吾土》、徐纪周的《永不磨灭的番号》、周慧的《母亲行动》、韩丽敏的《七九河开》，等等，使得抗战题材的历史认知、战争艺术、人物范围、文化场景、文学界限等都得到了有益的拓展，使得抗日战争的历史更加丰满、可信、宽阔。值得一提的是，儿童文学作家在抗战题材上也作出了可贵的努力，比如曹文轩的《火印》、史雷的《将军胡同》。以长篇小说为主体的虚构类抗战文学作品，作家们的创作已经摆脱甚至拒绝了脸谱化、漫画化、公式化的倾向，更加注重从人性的角度对战争进行思考和审视，或讲述战争和英雄的传奇，或构建震撼人心的故事，或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实现了“跳出战争写战争”，展现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丰富的创造力和卓越的智慧。

在散文和诗歌创作方面，抗战文学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散文方面以铁凝的《猜想井上靖的笔记本》、老姜的《头颅作花——英雄挽歌》、铁竹伟的《新婚夜》、何满子的《追怀冼星海——纪念他逝世六十周年》、韩小蕙的《火与剑，还是康乃馨？》、赵玫的《折一根竹枝看下午的日影》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作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诗歌则以王久辛的《狂雪》为代表的一大批军旅作家的抗战文学作品，成为第一方阵，周涛、程步涛、李松涛、马合省、简宁、马萧萧等老中青作家成为中坚力量。

从非虚构类作品尤其是报告文学的创作上来说，抗战文学可谓硕果累累，蔚为大观，成为最为集中、最为全面、最为整齐、最有规模的重大题材类型创作，深受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赞赏。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彭荆风的《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徐锦庚的《台儿庄涅槃》、李延国和李庆华的《根据地》、铁流的《一个村庄的抗战血书》、纪红建的《不朽残碑》、孙晶岩的《北平硝烟》、张雅文的《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章剑华的《承载》、程雪莉的《寻找平山团》、高艳国和赵方新的《中国老兵安魂曲》、谢维衡的《草民的抗战》、杨牧原的《我的爷爷是英雄》、杨义堂的《抗战救护队》，以及余戈的“滇西抗战三部曲”等等。其中，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三卷本180万字，秉持了自觉的“全民族抗战”叙事，超越了以往关于抗战叙事中常见的意识形态先行、基于单一视角叙事的规制，使作品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更真实地存录历史的本真，有评论家认为“是一种旨归于当下和未来的精神性写作，其重大的价值在于对凝聚在抗日战争中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激活”。丁晓平的《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则独辟蹊径，从世界政治与战争的关系的独特视角，“站在宏阔的高处来观察历史，以天花板式的视角来进行顶层的叙事，从而成就了这部视野开阔、立体简括、收放自如的大书”，完成了二战历史的超越叙事，填补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空白。总之，抗战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作家们以难得的体力、心力、定力，“不仅呈现出数量上的规模化扩张，更显示出新的叙述通道和质的提升”，展现了更有希望更具生机的活力和未来。

抗战文学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勇于开拓，不断创新，创作的艺术性、客观性、文献性在历史纵深感、穿越感、历史感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叙事，从英雄人物到平民百姓。从正面运动作战到敌后游击战，题材的广阔、人物的丰富、情感的把控，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从世界文学创作的视角来说，当代中国作家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的文学表达和记录，至今仍然鲜有优秀的作品能够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相媲美，难以与这场伟大的战争所带给中华民族的苦难和中国人民所做出的牺牲相适应。这既是中国作家十分惭愧的，又是需要更加努力的，未来也依然存在巨大的空间和极大的可能。

如何把抗战文学所蕴藏的底气、彰显的骨气、升腾的勇气、张扬的正气更加丰美、丰富地展现出来，如何把伟大的抗战精神进行时代化书写，这是当代作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针对抗战文学创作存在的困境和问题，我们必须认真的回顾、总结和反思。笔者认为抗战文学在创作上必须处理好如下三个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呼唤宏大叙事，提升“思想力”。个体的历史越来越清晰，整体的历史却越来越混沌。历史的“碎片化”和“碎片化”的历史，已经说明个体、个性化甚至个人主义的微观史终究不能承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更无法克服其自身致命的弱点——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理解和诠释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对重大问题的失语和无力，是微观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文学是一种思想的艺术。因此，抗战文学离不开宏大叙事，要有世界眼光，必须实事求是地回到历史现场和历史语境当中，把中国的抗日战争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域内，完整书写整体的历史和历史的整体，在宽容、坦率、真实、正义中正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的深度价值和潜在秘密，循着实事求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径，在常识中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二是要处理好敌与我的关系，尊重历史规律，提升“想象力”。尊重历史的规律，也就是要符合历史的潮流。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的。优秀的历史文学书写者必须兼备思想家的高度、历史学家的深度、文学家的热度和新闻记者的敏锐度，说白了就是要求你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历史的想象力，把历史事实中最有情感价值和智识价值的部分呈现给普通大众，或者说把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历史传递给读者。何为最有价值的历史？就是推动民族、国家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那部分历史，就是给人民力量、希望、温暖和美好向往的那部分历史。尊重敌人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比如侵华日军也曾厚葬赵尚志、张自忠等抗日英雄。这是真实的历史，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是人性的表达。

三是要处理好文与史的关系，抵制虚无主义，提升“历史感”。肉体的虚无将导致精神的毁灭，历史的虚无将导致现实的毁灭。中国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史学家写史，重实不重文；文学家写史，重文不重实。抗战文学应该追求文学和史学的统一，达到文史兼修。近年来的抗日“神剧”消费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把敌人写成愚昧无知的傻瓜，出现了娱乐化倾向，不仅失去了历史的真实，也丧失了文学的兴味，成为庸俗、低俗、媚俗的低级趣味，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和抵制。

沉舟侧畔千帆过，铁马金戈正乾坤。“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我们遂从历史进入永恒。”我们有理由相信，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有责任、有能力、有信心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优秀抗战文学作品，在文学领域形成并掌握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