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谈论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创作时，胡学文无疑是个绕不过去的重要作家。经过长达二十年的写作探索，胡学文关照乡村世界的视点逐步完成由外而内、由经验而想象的叙事转型，并有意识地在向下与向上的张力中不断开掘小说的通道。他始终直面历史洪流中的乡村社会现实，同时也试图发掘出精神向度上的个体心灵变迁。“行走”与“飞翔”几乎成为胡学文写作姿态的重要注脚。他以行走于大地的方式去丈量现实的重量，更以飞翔于天空的身姿去探求灵魂的盈动。作为八年磨一剑的最新创作，长篇小说《有生》（发表于《钟山》长篇小说专号2020年A卷）凝聚了胡学文借助百年家族兴衰来窥探生命浮沉、采掘人性秘密的终极思考。

相较于“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对作家而言意味着更大的考验。《有生》的形式追求寄寓了作家为寻求叙事突破而做出的策略调整，如其在《有生·后记》中所言：“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从结构上来看，《有生》的主线部分紧密围绕祖奶的倾听与诉说延展下去，而副线部分则依托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喜鹊五个人物的人生命运涤荡开来。按照作者的设想，这两大部分犹如伞柄与伞布般共同构成一个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从叙事布局上来说，主线和副线交叉推进，当下与历史交替演绎。小说虽细致雕刻了祖奶的一个白天和一个黑夜，但时间却随着叙述行为的发生而跨越百年，一众乡村小人物在叙事引力的拉扯下轮番登场，而一部饱受时代风雨的“宋庄心灵史”则由历史深处浮出水面。

作为宋庄的灵魂人物，“越过生死界限”的祖奶被赋予了挥之不去的神性色彩。生于1900年的祖奶是最可靠的历史叙述者，也是最可靠的当下见证者。她既叙述着布满苦难、创痛与死亡的家族命运史，也以倾听的方式见证了宋庄人人性深处的隐秘角落。不应忽略的是，在当下时空中被奉若神明的祖奶借助乔大梅的记忆铺排一步一步实现了由“神”而“人”的自我祛魅。传奇、灵异、神迹无不充斥着层层话语转述之后的民间想象，而剥落了这层想象的外衣后，祖奶真实的一生真可谓磨难重重、悲剧不断。比失去亲人更可怖的是，这样的丧失几乎贯彻了乔大梅的一生。父母、丈夫、子女的先后离世使她一次次被生命的痛感所迎头击中。即便面对这种近乎极致的生命惨伤，倔性十足的乔大梅并没有沉沦，而是选择了反击——以独具女性气质的抵抗方式，对命运的不公与不幸进行“柔软却坚忍的反击”（胡学文语）。

胡学文笔下不乏这种个性鲜明、既倔且韧的女性形象，不甘屈从于命运摆布的她们宁肯遍体鳞伤也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比如唐英（《极地胭脂》）、荷子（《飞翔的女人》）、荞荞（《荞荞的日子》）、麦子（《麦子的盖头》）等。她们与乔大梅一样，无不是被苦难击中却并没有被击倒的乡村女性，在她们与环境、命运的抵抗的孤独路途上填满了“生的挣扎”与“生的坚强”。在这些女性的生命遭际中，苦难与困境固然总是牢不可撼，然而，她们却依凭一股执拗之气朝着悲剧的命运迎面撞去，在绝不屈服的倔强中绽放出独异的生命芬芳。她们也如一面明镜映照出男性的卑污、人心的莫测以及难以抗拒的生命疼痛。

在胡学文的小说世界里，由女性而牵扯出的困境、悲剧、痛感并不鲜见。除了坚强与执拗外，悲悯与宽恕也成为这些乡村女性的核心品质，真可谓“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这是他凝视人性、观察世界的重要立足点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说，作家倾向于在一种极端语境中去审视人性的暗涌，进而逼迫出生存的本相以及人物性格的魅力。

如果说，胡学文在早期小说创作中往往致力于乡村经验联展的话，那么他近些年的乡土写作无疑在“向内转”的观念浸淫下更加注重个体心理世界的开掘与深挖。《有生》同样借助人物内心世界的放大而勾画了一幅心灵图景，而这幅心灵图景的背后则凝结着作家不动声色的叙事权衡，即人物重于事件，感觉先于理性，想象大于经验。即是说，人不再仅仅作为物质世界的客体，更在重返内心的路途中成为精神世界的主体。听觉聪敏、思想活跃的祖奶本身已是摆脱肉身负累的精神化存在：她水米不进、靠香气“喂养”，并在麦香的精心照料下“呼吸着四季的气息”。然而，她却犹如精神枢纽般连通着每个倾诉者的心灵深处，前来祈求神迹的村民们无不将其难以示人的羞耻、悔恨、嫉妒、情欲、罪恶、秘密等毫无保留地倾吐出来。

作为宋庄特立独行的 “异类”，如花、毛根、喜鹊、钱宝等人皆因现实的逼迫而最终退守至内心世界，宋庄的大世界也由此裂变成诸多彼此隔绝、相互龃龉的小世界。不管是如花的乌鸦丈夫，还是毛根的护坟木屋，都表征着个体抵抗悲剧命运的话语符码。它们被悲剧命运者植入无穷无尽的“念想”。对于他们来说，“念想”成为抵御生命灾难的绝佳武器，在沟通生死的同时也重构了一个“属灵”的世界。感觉化、想象化了的人生即便充满荒诞，却也切切实实构成不容否认的生存现实。《有生》中的荒诞无关乎现代主义技法，而是指向经由小说人物充分感觉化了的生命体验。这种荒诞常常缘起于个体与环境隔绝、对立后的感觉真实，也逐渐凝固成坚不可摧的现实本身。

胡学文笔下不乏居于城市或乡村边缘的弱势群体，故而常常被归入底层写作的潮流之中。不过，对于“底层”的命名与标签，胡学文却始终持有足够的审慎与疏离，甚至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抗拒的意味。不管在底层写作处于风生水起的流行期或是遭人诟病的讨伐期，他都始终秉持着独立的立场去观照小人物的个体命运，而借助人物之小去探究心灵之大也成为他一以贯之的文学图式。

小说家向来主张以小说的方式去发现存在的秘密，有着鲜明地理标志的宋庄即承载着胡学文探究存在秘密的文学通道。坝上、宋庄、营盘镇在胡学文的不同乡土小说中反复出现，作家苦心构筑了一片专属于自己的文学地域，并以此安放自己的文学理想。

胡学文借死神之口告诸世人：“生还是死，都由自己决定。”作为死亡的重要意象，蚂蚁贯彻文本始终。在死神始终在场的语境中，《有生》虽然是由布满苦痛与死亡的绝望之梯出发，然而最终抵达的却是经由生死洗礼后的澄明之境：唯有心灵的震颤、情感的飘飞和思想的流动才能确证人之为人的生命存在。

《有生》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秘密。对于镇长杨一凡来说，写诗成为他抵抗生活的最大秘密。在诗人北风的故事中，方鸿儒的登场更可谓意味深长。方鸿儒之于《有生》，恰如朱先生之于《白鹿原》，程济世之于《应物兄》，无形之中确证了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和文化姿态。作为智性和理性的代言人，方鸿儒虽然批判了民间泛信仰的实用性和功利性，但也充分肯定了灵魂调节器之于民间社会的不可取代性。借助寻访印第安人一事，方鸿儒抛出 “修心修行”“灵魂需要”等终极命题，这种文化上的后撤与回望启发着我们应注重从精神信仰、内心律令等层面去反思现代化转型风潮中的生命个体与乡村历史。胡学文在《有生》中写下这样的句子：“一个人心里有光，那光就会时刻指引他，不分昼夜，无论春秋。”在烟波浩淼的历史长河中，宋庄自然难以抗拒时代风云的激荡，自1900年以来的每一次历史突变都在它的身上心上留下难以抹除的齿痕。然而，相较于宏大历史的魅惑，胡学文似乎更痴迷于对于个性价值的发现，对于乡村生存智慧的复原以及对于民间信仰的道德化指认。在长达百年的历史幕布上，《有生》敞开了宋庄人的生命痛感与心灵图景，而胡学文则依托绵密、驳杂的复调语言景观去努力捕捉“思想的表情”，并孜孜探求着因袭了历史重负的乡土中国如何在爱欲与文明的双向撕扯中踯躅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