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诗随想
这些年来，我很少关注儿童文学的问题。虽然偶尔写点儿童诗，但是也看得很少，原因是不想看那些诗。这并不是说没有好的儿童诗，而是报刊上发表的不少儿童诗，或是内容浅薄，总是以拟人化的手法形象化地描摹、图解生活和自然现象，或是写得艰涩隐晦，让我这个大人也像猜谜似的不知所云。如何评价我国儿童诗的创作，正视当前存在的问题，探索儿童诗的创新之路，这关系到儿童诗的发展，以及小读者接受和喜爱的问题。可是，很长一段时间，在整个儿童文学领域中，儿童诗并不被重视。报刊上评论多的都是小说、童话之类，很少有儿童诗的评论，直至最近这种现象才有所改观。
几年前，《收获》杂志一位名叫叶开的编辑，对儿童文学包括儿童诗发表了一通宏论，他不仅指责中国的儿童文学是“没能读完过一本国产的儿童文学作品，一翻开就腐烂味扑面而来”，而且指责被收入课本的一位著名诗人的作品《信》，称它是“这么糟糕的白话诗，可以说一点真正的诗意都没有，通篇都是低级庸俗的道德说教”。且不说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实际，但正如《信》的作者所说：“我们中国的儿童文学发展得晚，有很多不足，但还没糟到‘腐烂味扑面而来’的程度吧，请多给一些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
由此使我想起一件往事。那是上世纪50年代，欧阳山的童话《慧眼》发表以后，由于它表现一个现实中的孩子具有特异的功能“慧眼”，涉及到童话的幻想与现实如何结合，报刊上就有不少批评、商榷的文章。联想到今天的儿童文学评论的状况，我却很少看到批评、商榷的文章，诸如召开的作品研讨会，尽是溢美之词，而发表的作品评论，也大都落入这个窠臼。难道推荐、评论的作品全都那么完美吗？而叶开所提到的又何止是指某篇作品，而是如何评价我国儿童文学的问题，但却没见报刊上一篇评论文章。
儿童诗《信》的利弊，不是不可以探讨、商榷，可是，叶开的评论是否过于主观、片面、言过其实了呢？《信》这么写：
我学会了写信/用笔和纸/用手和心/我多么想写啊/写许多许多的信……//替雏鸟给妈妈写/让妈妈快快回巢/天已近黄昏//替花朵给蜜蜂写/请快来采蜜/花已姹紫嫣红//替大海给小船写/快去航海吧/海上风平浪静//替云给云写/愿变成绵绵春雨/替树给树写/愿连成无边的森林//给自己/我也要写一封封信/让自己的心/和别人的心/贴得紧紧、紧紧……
容我直说，这哪里有什么“低级庸俗的道德说教”！这首诗通过孩子的稚气的想象，表达了对人和自然的纯真的挚爱，又怎能说没有“一点真正的诗意”呢？
我国写儿童诗的诗人不多，我十分推崇任溶溶、柯岩、金近、田地、金波等人的儿童诗。我所以喜欢他们的诗，则源于这些诗来自儿童生活，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感情，而且能够为他们理解、接受和喜爱。儿童诗是给孩子们写的诗，它首先必须是诗，而不是标语口号，即使用的是口语、白话，也要有诗味。同时，儿童诗要符合不同年龄读者的思想、感情、想象、情趣、语言。我认为，创作儿童诗有一条准则，就是必须做到如诗人艾青所说的力求自然，不矫揉造作、不忸怩作态、不虚妄夸张。
我国的成人诗在发展，儿童诗也要发展，应该学习、借鉴中外古今一切优秀的诗歌及其表现技巧。但是，前提是必须遵循这条准则，不管如何学习、借鉴什么“主义”、什么“流派”、什么表现手法、什么修辞方式，都不能离开儿童诗特定的读者对象，必须符合他们的接受能力和欣赏习惯。我曾在《文学报》上读到刘绪源的《童诗复兴线路图》，并联想到《文艺报》刊出的王宜振的《儿童诗的创新之路》，这两篇文章都提到了儿童诗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轨迹。刘绪源发现儿童诗冷落的局面，他归结为要“打破儿童诗与儿童阅读相隔绝”的状况，而王宜振则强调儿童诗要汲取“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追求“一种新异的感觉”，认为这才是“儿童诗的创新之路”。
儿童诗需要创新，它始终离不开特定的读者对象。给孩子们写的诗千变万化，按任溶溶通俗的说法，就是要让他们读得懂，喜欢看。然而，从我读到的提供孩子阅读的诗集《给孩子的诗》，以及报刊上发表的一些儿童诗，却不是这样。《给孩子的诗》选编者是擅写朦胧诗的诗人北岛，选集分“外国诗”“中国诗”两部分，其中选了数十位中外诗人的诗，包括中国的冯至、卞之琳、何其芳、蔡其矫、牛汉、余光中、舒婷、顾城等人。而给孩子们的儿童诗，可以说是“全军覆没”无一留存。由此看来，也难怪叶开有那种奇谈怪论，这不是与他如出一辙吗？据选编者称，《给孩子的诗》是用了两三年工夫选编出来，而编选的标准“一是音乐性，二是可感性，三是经典性”。依我看，惟一缺乏的是可读性，孩子们看不懂、不爱看。
比如选集中台湾现代派诗人商禽的诗：
找不到脚/在地上//在天上/找不到头//我们用头行走/我们用脚思想//虹/垃圾//是虚无的桥/是纷乱的命题//云/陷阱//是飘渺的路/是预设的结论//在天上/找不到头//找不到脚/在路上//我们用头行走/我们用脚思想
将这类诗硬塞给孩子，让他们去阅读和欣赏，是否会因噎废食、消化不良，以至加深儿童阅读的距离，从而更加厌弃它们呢？这恐怕也是选编者始料不及的。
成人诗和儿童诗毕竟是两个门类，即使好的成人诗，也未必是孩子喜欢和爱读的诗。那么，专为孩子编选的儿童诗集又怎样呢？《少年文艺》50周年编选的诗集《红色秋千》，署名一位教授主编，选了我的《脚印》这首诗，这是我在《少年文艺》发表的最差的一首，而多次被报刊、书籍选载、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或是小读者推荐获得好作品奖的诗，却没有被选进去。金波曾在《少年文艺》上发过不少佳作，可他的儿童诗一首也没有入选。
究竟提供孩子读怎样的诗，出于选编者对诗的理解和想法，像北岛选编的《给孩子的诗》，我们无法苛求。但是，专门为孩子编选、创作、发表的儿童诗，则是另一回事。我曾利用博客和主编的作文刊物的平台，越俎代庖地组织了几次儿童诗的讨论，先后讨论了张牧笛的《我打开春天的窗》、李德民的《田》、汪俊文（西岛）的《小屋》。李德民的《思》更像一首爱情诗，竟被当作儿童诗发表，在取材和表现上有不足。张牧笛的《我打开春天的窗》，对传统的写法有所突破，确实有“一种新异的感觉”，对此分歧也并不很大。惟独对西岛的《小屋》，参与讨论者一致指出这首诗看不懂，认为它是一首伪儿童诗。
《小屋》这首诗是这么写的：
一只猫/蹲在夜的最高处/屋后路边的灯，长满了苔藓/树上的邮筒/小鸟衔来别处的树叶/那是从远方来的信/夏天的夜/星星都长在海草里/一粒粒的蓝果子/小女孩掀起裙角/等着它掉落/牵着手的篱笆栏前/小屋是一枚漂流瓶/从星河中走过/烟囱里开出向日葵/睡在长了绿苔藓的月球上
这是按“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创作出来的“儿童诗”，作者表白说：“我希望能让《小屋》这种诗意结构的作品，也进入大家的阅读体验，不再总是那些直白的、浅显的、薄弱的诗……如果当下的儿童文学，还是只能一直停留在某种僵化的程式里，那无疑将是儿童文学自身的悲哀。如果儿童文学里根本没有多少文学的因子，而只是简单的识字读物的话，那将是从作者自身，到孩子本身，都在自绝于文学而已。”
参与讨论者却说：“我反复读了《小屋》，一头雾水，怎么也弄不懂，如果任由这样的所谓儿童诗谬种流传，将是中国儿童诗的灾难和末路。”（杨啸语）“此诗我反复研读了，不懂！这种毛病毫无疑问都是成人怪诗传染的。是诗之歧途。”（樊发稼语）“好几年以前，任溶溶老师说，他不看好成人诗，但看好儿童诗。可惜儿童诗发展到现在，我感觉儿童诗也快不看好了。如果儿童诗这样写的话，那么儿童诗就完蛋了！”（刘保法语）“作者写什么，这是作者的权力。但是编辑选什么，就得为读者着想了。孩子的刊物是给孩子看的。刊登的作品，最起码要让孩子能够读得懂。把大人都消化不了的东西硬塞给孩子，这是对孩子不负责啊！”（凡夫语）在此，我不再连篇累牍地引用这些评述了，以作家简平的话总结一句，那就是“童诗如果也走所谓的‘后现代’路子，语言朦胧，语意模糊，语境混乱，那便走进了死胡同”。
儿童诗的讨论、批评，只是提供一种借鉴以引起儿童诗作者、编辑的重视、思考，关键在于儿童诗作者的创作，究竟是墨守成规，还是在创作中汲取新的东西，提高儿童诗的创作水平。我写的儿童诗，由于受到前苏联伊萨科夫斯基的理论和巴尔托儿童诗的影响，注重诗的取材和构思，强调叙事的连贯性，却忽视了诗的修辞，以至语言比较平直。然而，当前儿童诗的最大特点，就是以意象代替叙述，加强抒情性，并运用通感优化诗的语言。儿童诗的创新，包括我的儿童诗创作，也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不过，儿童诗的主要读者是儿童，创作儿童诗一定要心中有儿童，努力去感悟、体会儿童的所想，尽可能地表现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而不应该借学习现代派或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舍本求末，玩弄文字游戏，把儿童诗写得大人和孩子都看不懂、不爱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