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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报告文学作家，以脱贫攻坚题材的书写，参与大时代主题生活。这些报告文学作品既有从微观、中观层面对脱贫攻坚实践的细部观察透视，也有从宏观层面对脱贫攻坚的中国进行全景式多视角的摄取报告。作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史志的书写，报告文学创作在脱贫攻坚中形成了中国力量、中国创造和中国精神，富有表现力地塑造了具有中国脊梁式的扶贫模范、脱贫强者，以全新的文学经验和有效的文学书写，丰富了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史的内存。

关键词

新时代 脱贫攻坚 报告文学

脱贫解困，追求小康和美的生活，是诗经时代就开始憧憬的美好理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1扶贫济困，建设小康社会，是历代善政良制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志业宗旨，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役，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全部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大又进一步宣誓，“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3。

一

在当代报告文学史上，涉及扶贫脱困的作品并非只是近年才出现。从广义上说，柳青的《王家斌》、东生的《看愚公怎样移山》、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穆青等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叙写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人与事的作品，也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反贫困写作。但真正具有某种自觉的扶贫主题意识的写作要到文学的新时期。麦天枢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第5期的《西部在移民》是一篇重要的作品。在这篇以西部移民为题材的作品中，作者选取贫困地区贫困户许多耐人寻味的人事个案，揭示了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深度关联这一严肃而沉重的话题，作品的主题首次深入精神扶贫，与五四文学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遥相呼应。作品以题材的严峻与思想的深刻，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90年代孙晶岩的《山脊》、何建明的《落泪是金》等作品，或总览“中国扶贫行动”，或聚焦贫困大学生的生活，是其时此类写作中的重要作品。黄传会更多地致力于贫困题材的纪实书写，出版有《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调查》《为了那渴望的目光——希望工程20年记事》等一系列涉及贫困地区教育问题的作品，被誉为“反贫困作家”。总体上，过往报告文学作家参与扶贫脱贫涉贫题材写作的较少，作品数量也不多。

新时代脱贫攻坚写作，已由原来少数作家的游击作战，变成了大部队的集团冲锋。作家们以永远在路上的精神，用报告文学的新作力作，见证并致敬进行中的脱贫攻坚伟大事业。何建明至少有三部长篇报告文学，记录他所关注的脱贫攻坚风景和风景的创造者。《山神》雕刻的是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黄大发的本真形象，这位脱贫攻坚中的中国“硬汉”，带领村民修筑“天渠”，改变山村的面貌。《时代大决战——贵州毕节精准扶贫纪实》，是一部特写恒大集团毕节扶贫模式的深度报告。《诗在远方》叙写的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曾直接领导的“闽宁合作脱贫”。王宏甲既有中篇作品《塘约道路》，微观取景贵州山村塘约之变，又有长篇 《庄严的承诺——甘肃脱贫攻坚纪实》（合作），全景呈现甘肃脱贫攻坚的成就和感人的故事。徐剑也关注家乡云南的脱贫攻坚，他深入边地一个多月，采写了反映独龙族原始部落的长篇《怒放》。欧阳黔森在2018年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三篇反映扶贫脱困的作品：《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和《看万山红遍》，为脱贫攻坚重点地区的主题写作作了示范。李春雷对脱贫攻坚写作也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大山教授》《妮妮下乡——定西“精准扶贫”纪事》《一场特殊的精准扶贫》等长中短篇作品陆续出版。任林举的《出泥淖记》以细实之笔，为读者讲述了吉林乡村如何走出贫困的人与事。青年作家纪红建在《乡村国是》获得鲁迅文学奖后，未曾停歇，继续前行在扶贫脱贫书写的一线。《家住武陵源》以儿童视角反映重大的家国题材。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曙光》，报告曾经的贫困乡村与山寨“曙光”在前的欣喜图景。参与脱贫攻坚写作的队伍浩浩荡荡，彭学明、李朝全、长江、许晨、李迪、孙晶岩、艾平、劳罕、丁一鹤、郑彦英、梁庆才、郑旺盛、徐富敏、徐锦庚、关仁山、毛眉、戴时昌、凌翼、康纲联、贺享雍、刘光富、秦岭、鲁顺民、叶多多、沈洋、刘裕国、刘标玖、吉米平阶、逄春阶、朵拉图、朱朝敏、阮梅、李万军、王丽君、杨丰美、尹红芳、谢慧等老中青三代作家，以他们各自不一样的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为读者描写出脱贫攻坚的艰难和精彩。

二

新时代扶贫脱贫工作进入到了攻坚的阶段。我们阅读这一时期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些时代特征。报告文学作家全域观览、全景摄照中国脱贫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事业，以各得其所的视角，选择各自眼底和心中各美其美的风景，以不同的笔墨给读者报告了一个异彩纷呈的脱贫攻坚的当代中国。

脱贫攻坚的主阵地在乡村和山村。相应地，这一题材书写的基本视点也在村庄。对此，不少报告文学作家跋山涉水，来到脱贫攻坚的前沿，感受旧貌换新颜的现场，寻觅其中富有意味的人物和事件，将一个个村庄告别贫困的故事娓娓道来。这其中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彭学明的《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作者讲述十八洞村的故事，不仅是游子要抒唱对故乡的思恋，更因为十八洞村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3日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的地方。作品上篇，回叙习近平总书记到访山村带给村民的精神之变，春风入心，欢欣振奋；下篇记写十八洞村践行精准扶贫思想。如果说彭学明的作品是一曲诗意葱茏的赞歌，那么，鲁顺民、陈克海的《赵家洼——一个村庄的消失与重生》，就是一段质朴厚实的村史的白描。地处吕梁山区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赵家洼，也曾有过它“最红火”的时代，但在历史的流转中逐渐贫困而凋寂。2017年6月2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村里，赵家洼人开启了异地搬迁的新时代。一个不适宜人居的赵家洼村消失了，赵家洼人在新的生活中开始了他们的重生。劳罕的《心无百姓莫为官——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细致生动地反映了浙江淳安下姜村由最穷村到最美最富村化茧成蝶的过程，作品既给出脱贫致富的模式，又主题鲜明地强化了“心无百姓莫为官”这一根本要旨。

县是脱贫攻坚的基本组织单位，其中的深度贫困区县则是脱贫攻坚中的“坚中之坚”。2017年2月26日，井冈山第一个从全国近600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摘去沉重的贫困帽子。这里有两部反映这一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一部是刘洪的《井冈答卷》，另一部是凌翼的《井冈山的答卷》，“答卷”是两部作品中共有的关键词，可见两位作者共同的体认和把握。刘洪是井冈山管理局党工委书记、井冈山市委书记。作为井冈山脱贫攻坚战的组织者、实践者，作者的叙写既宏阔又质实。作品中有精心谋划的工作思路、卓见成效的举措、鲜活典型的真实案例，也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深入思考。凌翼的《井冈山的答卷》则是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作者通过大量深入的采访，获得对井冈山率先脱贫摘帽的全面了解和细部感知，作品结构开合圆满，叙事丰富生动，全篇从习近平总书记“井冈山要在脱贫攻坚中作示范、带好头”的“殷殷嘱托”“开卷”，主体部分设置10卷，收尾以“人民是阅卷人”为“跋”，全景地立体地记录了井冈山率先告别千年贫困的伟大实践。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作品以井冈山率先脱贫的生动故事，深刻地诠释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刘裕国与郑赤鹰的《通江水暖——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造血”之路》写的也是一个革命老区。地处秦巴山区的四川通江县，曾经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首府。这个当年人口不足30万的地方，先后有近5万人参加红军。“曾经有多少从通江走出去的将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目光投向了家乡的土地与天空？通江人能用什么告慰数万英灵？”这部作品没有对脱贫攻坚作全景观照，而是紧扣通江“造血”脱贫这一主线展开叙事。“造血”首先是精神的“造血”，脱贫关键在于精神的脱贫。作品通过先烈革命事迹与通江后来者脱贫攻坚事迹的有机结合，告诉读者通江脱贫攻坚之路是革命先烈精神引领的奋进之路。在此基础上，作者具体描写通江的脱贫攻坚中的交通大会战、城镇大会战、旅游大会战和特色产业大发展的扶贫脱贫之路。《通江水暖》让读者遇见了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冬去春来的美好风景。此外，像梁庆才《时代答卷——来自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报告》和郑旺盛的《庄严的承诺——兰考脱贫记》等聚焦县域脱贫的作品，也都值得关注。

叙写省脱贫攻坚的重要作品有叶多多的《一个都不能掉队—云南脱贫攻坚之路》，鲁顺民、杨遥、陈克海的《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王宏甲、王琰的《庄严的承诺—甘肃脱贫攻坚纪实》等。与此关联有不少写省与省之间对口帮扶的作品，主要有何建明的《诗在远方—闽宁合作脱贫纪事》，写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孙晶岩的《西望胡杨》，写北京援疆。毛眉《山海新经—第七批福建援疆纪实》，新疆作家写福建援疆。裔兆宏《国家情愫—中国大援疆全纪实》，写10多个省市援疆的故事。叶多多的作品通过寻访怒族、拉祜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特别是其中的直过民族（由原始社会直达今天社会），反映出独特的“云南式脱贫”。王宏甲、王琰的作品以治水、治沙、修梯田、兴产业和扶贫搬迁等为写作视点，较为全景地报告具有甘肃特点的脱贫攻坚实践。孙晶岩近60万字的《西望胡杨》是反映对口帮扶题材作品中的代表作。作品主要书写的是北京援建新疆，推进和田发展的建设成就，书写了北京援疆人的感人事迹和奉献精神。《乡村国是》是我目前读到的空间涉面最广、内容最丰富的作品。作者采访过包括新疆、西藏、宁夏、甘肃、云南等14个省区市的39个县市区，走进了202个村庄。正因为纪红建脚力、眼力非同寻常，所以作品能更开阔、更全面地反映出新时代中国反贫困的新进展、新成就。作品不仅写到国家支持、对口援助、社会帮扶、生态养富、交通致富、移民重建、电商脱贫、自强脱贫扶贫脱困的种种方式，更写了运用这些方式的人物。其中有各级精准扶贫的驻村干部，有为扶贫鼓与呼的有识者，有带领群众艰苦脱贫的老党员、老干部，还有更多不甘贫困的普通百姓。

三

表现帮扶对象自身的变化，是检验脱贫攻坚成效的最有效办法，也是这一题材的基本思路。只是这样的变化需要作者在深入采访中用眼寻找，用心发现。李春雷的短篇《一场特殊的精准扶贫》，是一篇于细微处显见变化、从个案典型中体现精准扶贫价值的富有表现力的作品。作品写到的内蒙古敖汉旗四德堂村，“贫困，是这里千年不变的钉子户”。“62岁的许永章，实在是一个苦命汉子。”妻子身患癌症，住院化疗，三个孩子陆续进入婚龄，住在低矮的土房里。“家里的外债，愈发堆成了丘陵，堆成了大山。”作者将一个深度贫困者的处境，以特写镜头的方式推置读者眼前。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当地政府在四德堂村帮扶贫困。许永章用无息贷款买驴养驴卖驴，开始了他精准的脱贫生活。“外债早就还清了，孩子们也都结婚了。妻子的病情趋于稳定，脸上泛动着润红的笑容。”“许永章开始抽纸烟了，一次买一条。平时，也常常喝几杯小酒。”作品以具体的数字、生动的细节和人物的精神面貌，写实写活了精准扶贫带给贫困户生活的真切改变。沈洋的《磅礴大地——昭通扶贫记》，所写的昭通原是一个深度贫困地区。一场前所未有的扶贫战役，全面打响。改变已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磅礴乌蒙，万物生长”“果园周边的农舍，不再是当年的土墙瓦房，摇身一变，成了红顶白墙的小洋楼，一幢幢，一排排，一片片，向整个昭通坝子蔓延开去。”贺享雍的《大国扶贫——献给第一线的扶贫工作者》，也彰显了这样的美好。长期贫困的红色土地上“大自然孕育出的一切，无不焕发出勃勃生机。田畴里一片片玉米和这里的特产……”

“只有写出脱贫攻坚生活的本来模样，作品才更有意义。如果所写一切顺当欢快，所见只是一派清风明月，那么这样的写作就自然失去了它的品质。我告诫自己要尽量用发展和审视的眼光看问题，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立场、独立的思想。如果不这样，各地脱贫攻坚工作就会显得千篇一律，也就没有了独特的故事、个性化的人物……”4纪红建表示着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应有的清醒。如果脱贫攻坚的作品只能单面地报告成就，这不只是作品反映生活的失真，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非虚构写作者职业人格的不完善。这是《乡村国是》中的一节叙写：“李国成自力更生的脱贫精神让我感动。我想到了在采访中看到的和听到的另一类人。他们不以贫为耻，反以为荣。一次我到一个贫困村采访时，村里正搞扶贫工作数据清理民主评议，由各组组长组织群众参加会议。在现场，我听到的满是争吵、争论：我家比他家还穷呢！对于这些以当选‘贫困户’为荣，想依靠扶贫政策，不劳而获得到钱物补助的，我感到很无语。”这里体现着作者直面问题、介入现实矛盾的意识和勇气。这样的写作，使作品增强了真实感，同时也强化了脱贫攻坚、知难有为的主题表达。对于脱贫攻坚中矛盾冲突的再现，写作《出泥淖记》的任林举也是自觉的：“文学里的典型人物往往要在矛盾冲突中体现性格和境界，不可能不暴露一些问题。”5《出泥淖记》中“泥淖”不仅是一种象征，而且是一种写实。作品中扶贫干部基本都不是在风和日丽中出场的，迎接他们的是不期而遇的下马威和积重难返的种种坚硬问题：“孙利军第一书记先期的‘入户’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当孙利军敲开一户户村民的门时，他遇到的是冷漠的、怀疑的、拒绝的、甚至是轻蔑的、抵抗的目光和表情。”这是脱贫攻坚中的一种活生生的现实，是“泥淖”之所以成为“泥淖”的关键所在。任林举没有回避问题，而是在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展开充分的叙事。一方面再现“泥淖”之深和脱贫之坚，另一方面也更突显脱贫攻坚者工作的坚韧、智慧和细实，从而使《出泥淖记》更具有真实可信的感染力和非虚构记述的存真价值。

真正有价值的报告文学，不仅要记叙现实中有意有情有滋有味的各种故事，也要直面并揭示其中存在的矛盾冲突，还要能深入思考现实，对具体个案和问题的存在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探析研究，显示作品直接的理性精神和意义。这是报告文学不同于其他文体的重要特点，也是优秀的报告文学有别于一般之作的基本观测点。纪红建面对一些争当贫困户的现象，思考着问题的本质：“个别贫困群众争当贫困户的现象也在告诫我们，对贫困户的物质扶持不是解决贫困的关键，扶贫先扶志……一味地物质扶贫，可能无形中培育了不思进取、坐享其成的庸人，导致的可能是丧失斗志的循环贫困。”作者所提出的“扶贫先扶志”是很有针对性的有识之见，也是对原来简单化的物质帮扶的一种反思。同样，任林举在深扎采访观察中，也获得了对脱贫攻坚的总体性认知，他在《出泥淖记》“大考”这一章开头就写道：“脱贫攻坚，就是一道难度很大的开卷试题。”“实际上，这也正是对基层政权的宗旨意识、执政理念、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全面检验，同时也是对每一干部、每一个公民素质、品质、观念、信念和精神状态的全面检验。”应当说，任林举的这种感悟是及物真切的，洞见了事物的深层关联。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他的《出泥淖记》将基层组织的执政能力、一线干部的作风水平和村民的素质观念等，作为叙写的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出泥淖记》是基层干部群众思想品质和精神面貌的新变记。王宏甲是一位善于思辨的报告文学作家，他的不少作品理性色彩较为浓郁。《塘约道路》也体现出这种特点。作者通过对贵州塘约山村彻底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叙述和解剖，将其提升到“塘约道路”的高度加以总结凝练。“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人，而是没有穷人。”“一个村庄最伟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没有贫困户。”党领导下的农村集体治理体系的有效建设，是去除贫困实现小康的根本保证。这也正是《塘约道路》所表达的重要主题。

四

“‘报告’是摘果子的，‘文学’是挖根子的。新闻告诉人们的是果子有多大，而报告文学要告诉人们的是为什么果子会这么大。这样看，报告文学作家既要有摘果子的敏感，也要有挖根子的深刻。”6这样的表述颇为形象。报告文学虽然是独特的文体，但它也需要具有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作品叙事重心的合理把握和对原型材料的有机组织。

在报告文学中，“文学的职责是，不写事件本身的过程和结果，而是通过事件和过程重点表现其中的精神要素，包括人性、境界、情怀、价值追求等等”7。阅读脱贫攻坚题材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报告文学作者对此有着自觉的把握,他们没有把脱贫攻坚简单地处理成工程化的项目写作，而能始终关注这一宏大而艰巨工程中人的存在，将人物的再现设置为作品叙事的中心，体现“以人为本”的文学理念。

脱贫攻坚作品对人物的表现，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作品直接以人物叙写作为题材，如何建明的《山神》、戴时昌的《姜仕坤》、李万军的《因为信仰——“扶贫楷模”王新法》、阮梅的《文秀，你是青春最美的吟唱》、艾平的《脱贫路上追梦人》等作品；另一种是在脱贫攻坚叙事中，选取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加以描写。这类写作作品更多，涉及的人物也更多。《山神》的主角是黄大发，有着泥土一样的质朴，大山一般的坚定。“凿渠引水，吃大米饭”，这是世代居住在深山里的村民朴素而美好的生活理想。他们的带头人“黄大发握了握拳头，朝群山做了个比高低的姿势”，“黄大发来了！大山深处第一批，也是唯一一批敢于在千米悬崖上开山凿渠的农民大军来了！”千米天渠大写了黄大发这位80多岁的当代愚公的感人形象，村民小康生活的来之不易记录着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文秀，你是青春最美的吟唱》中的黄文秀，是一位研究生毕业后工作不久的年轻人。黄文秀“有着甜到了人心底的微笑”，是一个“爱笑、爱美、特别爱秀的姑娘”。她以乡村扶贫第一书记的角色，作为自己“青春的打开的方式”，年轻的第一书记全身心地沉浸在她累并快乐着的工作中，最后牺牲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因为信仰——“扶贫楷模”王新法》所写人物，参过军，当过警察，蒙受冤屈。平反和退休后，不远千里在异乡开展扶贫帮困，“吃的是自己的饭，花的是自己的钱，干的是老百姓的活”。这些人物普通而又卓然，以身心俱在的扶贫帮困作为自己的责任，奉献力量，牺牲自己，换来的是群众过上小康生活。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天幕上最为崇高闪亮的星星。

脱贫攻坚报告文学对于人物的表现，需要克服容易发生的同质化、平面化的问题。作者要在看来相同近似的人物事物中，努力寻找其中的独特之处，在独特中展示丰富，以期还原出一个真实可感的内外兼得的人物。《姜仕坤》这部长篇叙写“倒在脱贫攻坚路上的县委书记”，作品全无以前一些写先进模范或领导干部作品的大词、虚词，有的是从人物生活实际中提取出来的，足以真实反映人物事迹和精神的实实在在的场景和情节。人物形象不在会场上塑造，而是将其立在全国最贫困县扶贫的路上、山岗和贫困户的家里。“这人没有架子，原来是农民的儿子，也是我们苗家人呐。”群众的口碑雕刻成姜仕坤永远的丰碑。唯其信实，更为感人；因为独特，愈加崇敬。

作为叙事文学写作样式，报告文学对于人物表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通过对人物全面深入的了解挖掘，发现其中富有表现力的生动细节和细节链，以此突显人物作为“这一个”形象的特质和精神品格。《脱贫路上追梦人》展示的是黄旭坤、刘叶阳、党桂梅、刘玉国等人物群像，他们或是驻村扶贫的第一书记，或是自强脱贫、创业致富的村民。作者用一个个、一串串具体有味的细节，写实写活了一群攻坚脱贫的追梦者。《通江水暖》中的刘群才，原是山村先富的“刘百万”。组织三次登门他才勉强答应出来在村里任职，“他思索半晌，说，好嘛，大家都要我干，我就干嘛！”从我富到富他，从要我干到后来我要干，刘群才在工作中完全忘我。变电站建好了，刘群才却病倒了。女儿给他十万元钱化疗，他却把它作为村里干果产业园建设“三通”的“启动资金，连老伴压箱底的钱都取了出来”。这样的文字没有形容修饰，声气真切的人物语言、简练素朴的细节描写，就使人物闪光的形象矗立了起来。

作品要真实地反映对象，而不是机械地复写原型。表现在叙事结构的设置上，它无需按照对象自然的时空秩序组织故事，而应当既基于客观存在，又考虑审美接受效果的优化，在结构的艺术化处理方面精心有为。何建明《山神》设置了一个“加长版”的序篇《上天的路》，写黄大发开凿天渠的险与难，为作品主体部分叙事蓄势，调动读者的阅读期待。《脱贫路上追梦人》作者将扶贫书记黄旭坤的出场安排在一个具有戏剧化矛盾冲突的场景中：大雨滂沱，山洪倾泻，浮桥飘摇，河对岸的村民担心着，也有的人说着风言冷语。这样的开篇自然有“戏”可看，这出“戏”不是虚构而来，而是得之于作者对真实的具有重要表意性材料的有机调动。相比《山神》《脱贫路上追梦人》，《怒放》作者对作品的营构则体现了整体性的精心策划。

注释：

1 周振甫：《〈诗经〉译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页。

2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2012年11月15日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4 纪红建：《乡村国是·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8-409页。

5 6 7 李晓晨：《既要有摘果子的敏感 也要有挖根子的深刻——访作家任林举》，《文艺报》2020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