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的遗产：现代随笔四百年
一
米兰·昆德拉认为，现代的奠基者不仅有笛卡尔，还有塞万提斯。窃以为，还应该加上米歇尔·埃康·德·蒙田（1533年2月28日－1592年9月13日）。作为现代随笔的创立者（随笔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蒙田的地位就如塞万提斯之于现代小说。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就说过类似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塞万提斯）是蒙田再世，不过是在另一种文体中。”事实上，相较塞万提斯之于小说，蒙田对于随笔的影响更为深远。甚至可以说，他是现代随笔的立法者，1580年蒙田《随笔》前两卷的出版，标志着现代随笔元年的确立。这位“用手思想”的伟大启蒙者以六卷本的《随笔集》，绘制了现代随笔的精神地图，并与塞万提斯一同开启了探索人的存在可能性的伟大征程（这解释了现代小说和随笔在精神源头上的亲缘性）。
17世纪上半叶，蒙田的怀疑论几度让笛卡尔陷入沉思，更让帕斯卡尔几近疯狂，现代随笔在诞生伊始即迸发出它巨大的思想能量，这也让《随笔集》被禁长达55年。在这个意义上，蒙田的随笔、笛卡尔的哲学、帕斯卡尔的信仰构成了现代性的三大源头。它们代表了一个人面对自我和世界时的三种态度：我怀疑，我知道，我相信。在这三者之中，蒙田又是源头的源头，因为正是他的普遍怀疑的精神对后二者构成了有力的挑战。作为回应，笛卡尔试图以“我思故我在”找回确定性（只限于科学世界），并构建了理性主义为人类的知识大厦奠基；帕斯卡尔则在深深地颤栗中皈依上帝的怀抱，面对蒙田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他以“我相信”从宗教层面同样找回了确定性。但事实上，帕斯卡尔对于蒙田始终怀抱着既敬重又厌恶的暧昧态度，他的短暂生涯为蒙田的怀疑论思想深深笼罩。甚至有人猜测，帕斯卡尔写作《沉思录》时，面前可能正摊着一本蒙田的《随笔集》。
三百年多后，英国著名小说家、批评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为其偶像蒙田“绘制”了一幅肖像画，惟妙惟肖地向世人展示了这位随笔作家根深蒂固的怀疑论气质：“……若想从那个捉摸不定、半含微笑、半显忧郁、眼帘重垂、面带一副梦幻般探询表情的人那里得到简明扼要的答案，简直比登天还难。”在这段精妙的文字中，一个短语牢牢地抓住了我们的眼球——梦幻般探询表情，“梦幻般”暗示了一种自我探索的内倾气质，“探询”则意味着一种努力尝试的行动倾向，正是这两个关键词，孕育了蒙田《随笔集》的整个世界。伍尔夫轻描淡写地寥寥数笔，一幅光影交错的印象派杰作便告完成。试想，面对伍尔夫如此冷静、客观而精微的描述，我们可怜的帕斯卡尔先生会作何感想呢？
二
作为蒙田的“精神之子”，现代随笔是幸运的——在其诞生之日便有了一个绝妙的名字。蒙田在命名其作品集时，信手拈来一个法语词——Essai。在此，循着天然近似的精神气质，思索性的法语和怀疑论的品格彼此吸引，互相注解。蒙田看似随意的举动，其实大有深意。Essai至少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指称量、探寻和尝试。蒙田继承了苏格拉底的精神衣钵，后者的格言是“我唯一知道的是自己无知”，而蒙田的口头禅则是“我知道什么”，这是一种基于怀疑的探询，这种精神令他不惧权威。即便是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蒙田照样祭出其招牌式的反讽：他给我们编了个难以置信的故事，把人当作万物的尺度，却从来不曾量量自己。而终其一生，蒙田都在试着称量自己的灵魂，探询周遭的世界，面对自己的口头禅，他的解答是“我探询，我无知”——探询后仍有无知，复又探询，如此反复不已。因此，现代随笔的精神不是下结论，而是敢于质疑，勇于尝试，勤于思索，乐于探询，这与“源于好奇”的古希腊哲学精神一脉相承，难怪蒙田曾在《随笔集》中如此感叹：最好的哲学是以随笔的形式得到表现的。
据说，蒙田有一枚心爱的徽章，上面刻的图案是一架天平。有趣的是，法文Essai的另一个含义正是“平衡”。在此，蒙田将平衡的思想引入现代随笔，乃是要在这种独特的文体中创造一种平衡的艺术，它和基于怀疑的探询构成了“随笔美学”的双核。就其内涵，随笔讲究智性与审美的平衡，一篇好的现代随笔是理性和灵性的交通，是科学与艺术的联姻，是智慧与技术的调和，它糅合了谨慎、精微、幻想、考据、反讽、幽默等诸多元素，是中世纪复调音乐与巴洛克建筑的奇异融合。在后世不计其数的崇拜、仰慕和追随者中，很少有人比伍尔夫（是的，很少有人比伍尔夫更懂蒙田）对蒙田及其随笔艺术的评价更精妙的了：“这种议论自己，根据自己的异想天开绘出人物全貌、重要性、色彩和周界，描绘出其迷乱、多姿和瑕疵——这种艺术只属于一个人，即蒙田。……通过不断试验，通过对最微妙事物的观察，他最终成功并神奇地调节了所有组成人类灵魂的这些难以捉摸的成分。他竭尽全力抓住了世界之美，获得了幸福。”可以说，对于那种穿越时空的深刻洞察、体悟与理解，伍尔夫之于蒙田，恰如巴赫金之于拉伯雷，T.S.艾略特之于但丁，萧伯纳之于易卜生。
谈及主旨和篇幅，随笔又是宏大和精微的平衡。随笔能涵盖的内容可谓千变万化，“你可以高论上帝和斯宾诺莎，也可以漫谈海龟和契普赛大街”，你可以长篇大论，也可以要言不烦。蒙田以其长达二十年的随笔创作向世人表明，无事无意不可入随笔——从书籍到信仰，从撒谎到害怕，从气味到饮酒，从大拇指到畸形儿，乃至说话的快慢、赛亚岛的风俗……鸿篇巨制如煌煌十万言的《雷蒙·塞邦赞》，片语只言如千把字的《公事明天再办》，以上种种皆谓之“随笔”。可以说，蒙田以其惊人的博学、深邃的思想、亲切的文风为现代随笔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法国的狄德罗、英国的培根、德国的尼采，乃至美国的爱默生……被誉为“美国文明之父”的爱默生在谈及蒙田的《随笔集》时坦诚：“从来没有哪一本书对我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可惜的是，中国人的随笔观受了周作人等人“美文”观念的荼毒，其流弊影响甚深。他在1921年发表的《美文》一文中，先是把“批评的、学术性的”从随笔的范围内剔除，且又只“分出叙事和抒情”，独缺议论，却大谈英国的随笔传统，不免可笑。看看培根字字珠玑的论说、约瑟夫·艾迪生冷眼看潮的旁观、斯威夫特尖锐辛辣的讽刺、弥尔顿气格高迈的演讲、哥尔斯密“世界公民”的观照、兰姆“含泪微笑”的幽默等等，难道这些只有叙事和抒情，只是给人以美的享受？从此，随笔似乎成了一种小资情调，在中国人眼中几乎是闲适、轻逸、短小、幽默的代名词，大半遗失了其严肃、探询、批判、厚重、深刻的一面。只有他的哥哥是清醒的，大先生以一贯的辛辣笔调写道：“杂文中之一体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Essay，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敢轻薄。”
随笔之为随笔，还在于其独特的风格，尤其表现为严肃与幽默的平衡，或曰：沉重与轻盈的平衡。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拈来巴门尼德的格言并引申道：“轻者为正，重者为负……重与轻的对立是所有对立中最神秘、最模糊的。”其实，过去两千年间，存在的重与轻划出了一条令人眩晕的曲线，奥古斯丁曾在《沉思录》中感叹“人真是一个无底的深渊”，而后，人便从这个深渊中一点点上升，看似越来越轻盈，实则越来越沉重。笛卡尔背叛了蒙田的遗嘱——《随笔集》中对人的发现，将人上升到“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地位，却没料到人反而成了一些超越他、占有他的力量（科技力量、政治力量、历史力量）的掌中之物，人的生活世界——那个蒙田《随笔集》中每一页都在描述的世界，被全然遗忘了。作为对这种外部历史的回应，现代随笔以思想的厚重与笔触的轻盈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它包蕴了或大或小的价值判断却不陷入教条式书写，又在看似闲适的笔调中娓娓道来，去观察、思考和探询一些切近生命存在的命题。
与小说的艺术近似，现代随笔同样讲究音乐性。轻，则快，隐喻思想自由灵动；重，则慢，象征诗意栖居大地。蒙田所开创的这种文体与风格需要思想推进的速度，却又不能太快，要不断地在倾听中观察，在矛盾中辨识，在悖论中反思，一如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 Lente”，这意味着行进方式的悖论：“慢慢地，快进”，亦即从容不迫地行进。当快则快，当慢则慢。快时，以目光的迅疾横扫万物，凭雷霆万钧之气势开拓与创造，直指天空的方向；慢时，以指尖的柔板呢喃沉思，借一字不苟之精神沉潜与深耕，重回大地的怀抱。例如，蒙田的妙作《探讨哲学就是学习死亡》一文中的大部分篇幅，都以一种轻快的步伐徐徐前进，散布其间的前贤格言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令人心神荡漾。在此，蒙田故意以一种轻盈的笔触、轻松的趣味来探讨沉重的死亡主题，却又在结尾的数段持续加码，通过这一轻与重、快与慢的双重对比，将全部的思想和情感力量集中于结尾处强烈迸发，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三
在蒙田看来，所有的平衡都来自一对根本的平衡，即内倾与外向的平衡，也就是一只眼睛审视自我，另一只眼睛观察世界。内倾，源于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是蒙田的伟大功绩。就连言必称莎翁的布鲁姆都不得不承认：“蒙田的《随笔集》具有经典的地位，足以和《圣经》、《古兰经》、但丁和莎士比亚等一比高下……人的自我意识从未被表现得如此充分和完美。”自此，蒙田让个人进入文学世界，由此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开端。这就不难理解，在超过一百万字的《随笔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就是“我”，正如他的自白“我描画我自己”。现代随笔的魅力就在于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鲜明个性——随笔是一种自我袒露，是对自我的探索和个性的张扬，包括精神、感觉和身体。
不过，蒙田的狡黠在于他的《随笔集》中充满了讽刺和反语，暗藏着隐喻和悖论。例如，在卷首的《致读者》一文中，蒙田写道：“读者，这是一本真诚的书。我一上来就要提醒你，我写这本书纯粹是为了我的家庭和我个人，丝毫没有考虑要对你有用，也没有想得到荣誉。……我自己是这部书的材料：你不应该把闲暇浪费在一部毫无价值的书上。”对此，蒙田的另一位现代知音、日内瓦学派的让·斯塔罗宾斯基（J.Starobinski）评论道：“作者的欲推故就的姿态十分明显：没有什么比要求放弃阅读更能激起阅读的欲望了。”真是一语中的。不过，在将自己作为写作材料这件事上，后世似乎没有人比蒙田做得更好了，因为蒙田完全把自己和《随笔集》融合无间，达到了“人文一体”的境界，正如中国的伟大诗人陶渊明所达到的“人诗一体”的境界。
这不经让人想到，在对待自我的问题上，西方历史上长久回荡着的两个振聋发聩的声音。一是镌刻在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的箴言“人啊，认知你自己！”，二是哲人尼采在而立之年发出的生命感叹“他应当听从良知的呼唤：成为你自己！”其实，早于尼采三百多年，蒙田就以一己之力将两者完美融合于一身，即使放在整个西方历史上也极为罕见，正如中国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的伟大人物亦屈指可数一样。《随笔集》远不止是一部传记，蒙田的生命与《随笔集》的生命平行前进，他的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与《随笔集》中纷繁多变的主题交相辉映，犹如一曲梦幻式复调的巴洛克音乐，令人想起巴赫晚年的巅峰之作《赋格的艺术》。因为蒙田要探询的不是人的表象，而是要深入漆黑一团的心灵角落，正如他的动人告白“我要写的不是我的一举一动，而是我和我的本质。”正是在此意义上，后世的一众天才都对蒙田极为服膺，一向口出狂言的尼采竟也罕见地吟起了颂歌：“有这样一个人写过的东西，可以增加我们在尘世生活的兴趣。”
向内探索的愈深，往往意味着向外延伸的愈远，蒙田总是留着一只眼睛冷静地观察着世界。在《随笔集》中，他一手沉思生活，一手塑造生活，虽然他口口声声说随笔只是写给朋友和家人看的，但他心里始终装着读者——“话有一半是说者的，有一半是听者的。”因此，现代随笔不仅是自我省思，更是一种公共批评，有着自觉的介入性和鲜明的公共性。这意味着随笔不只做涓涓细雨、春风和煦之态，也有金刚怒目、剑拔弩张之势。曾在波尔多最高法院担任过法官的蒙田，对法国司法制度的批评可谓生猛直截。他强调“没有东西比法律的过错更为严重更为充分”，他请求读者“仔细想想统治我们的司法形式”，他断定那是“人类蠢行的真实明证”。他著名的控诉是：“我所见比犯罪更罪恶滔天的判决何其多也！”他坚决反对刑讯逼供，理由是：“审判者折磨人是为了不让他清白死去，而结果是他让那个人受尽折磨后清白死去。”我们当然记得，蒙田写这些话的时候，正是欧洲宗教战争频繁、罗马宗教裁判所动辄处死异端的时期，蒙田去世八年后，布鲁诺被烧死于鲜花广场。
以随笔作为公共批评之利器，蒙田的影响无远弗届。在他身后，英国的斯威夫特和中国的鲁迅分别是18和20世纪最有影响、也最为犀利的两位作家。同为讽刺大师，斯威夫特以《布商信札》（Drapier's Letters）、《一个微小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等一系列政论随笔行世，辛辣的讽刺和彻骨的冷嘲在其笔底化为风雨雷电，以力扫千钧之势向恶势力宣战；鲁迅则对随笔艺术的理解更深，他最早翻译、引进了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其中《Essay》、《Essay与新闻杂志》二文对其随笔观的影响甚大，并逐渐发展出一种杂文艺术（和随笔在本质精神上是一致的，在M.H.艾布拉姆斯所著的影响广泛的《文学术语词典》（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中，Essay一词即译为“杂文”），成为后世社会批判与文明批评的典范形式。
时至今日，无论报刊专栏，还是网志微博，抑或公众订阅号，随笔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似乎人人都是随笔写手。可惜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随笔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文章或是大放厥词，或是不置可否，要么斗争，要么逍遥，在一阵阵哭哭啼啼或吵吵闹闹之后，剩下的只是一地鸡毛。我们的随笔实在缺少一份理性的觉悟，一种启蒙的精神，一个深耕的姿态。近日，看到徐贲先生的《经典之外的阅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在序言中猛然读到一段文字：“思想随笔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写作，理性、持平、不矜不伐。它不是自娱自乐，更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力求信而有征、发蒙起蔽。它离不开弥久常新的人文内容和贴近现实的问题意识，也需要教育良好、乐于思索的读者。我希望自己的阅读思考能聚焦于这样的内容和问题，我更希望，来自我自己阅读的一些重要东西能够在读者们的体会和思考中生发出新的意义。”这正是蒙田随笔精神的当代延续，对于当下的随笔阅读和写作，这段话不啻为一场及时雨、一剂清凉散、一块针砭石。
四
在一切文体中，随笔无疑是最自由的文学形式，代表着独立之思想和自由之精神。自16世纪蒙田创立现代随笔，直到20世纪的罗兰·巴特，乃至尚在世的让·斯塔罗宾斯基（1984年欧洲随笔奖得主），现代随笔的问题意识、批判性思考和自由精神一直传承有序，延续至今。在西方世界，批判性阅读和写作（Critical Reading & Writing，以下简称CRW）是每位公民必须接受的基本训练，CRW是整个高中和本科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因为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被视为一个公民所应具备的关键素养，而随笔正是承载批判性写作的首选文体和代表形式。因其强调思想的原创性，而在根本上不同于中国古代的随笔作品（1184年，南宋学人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一书中最早使用了“随笔”一词），后者主要是过去知识和掌故的汇集，而缺乏原创性的思想。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随笔乃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源动力之一，正如蒙田随笔之于法国，培根随笔之于英国，叔本华和尼采随笔之于德国，爱默生随笔之于美国，鲁迅随笔（杂文）之于中国。当然，他们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一国一民族的范围，而成为人类文明的菁华。
毋庸讳言，如今的精神气候与蒙田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人文社会科学广泛而巨大的存在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精神领域，在“为论文而论文”的学术化浪潮中（中国科协2018年的报告显示，93.7%的科技工作者承认发表学术论文是为了职称），作为最自由文体的现代随笔依然大有可为，因为较之于态度可能功利、语言相对晦涩、读者偏于狭小的学术论文，现代随笔以其鲜明的问题意识、自觉的启蒙担当、自由的探询精神、平衡的文体艺术而卓然独立，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座灯塔。20世纪下半叶，法国天才作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将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引入文艺和社会批评，并以“絮语”、“断片”的格言式写作入文，如其批评随笔集《写作的零度》《恋人絮语》《明室：摄影札记》等，展现了一种极具原创性的现代随笔景观，是法国随笔继蒙田、拉罗什福科、拉布吕耶尔、卢梭、萨特、加缪等人之后的又一座高峰。
对于老师的创造性成就，巴特的学生帕特里齐亚·隆巴多（Patrizia Lombardo）深谙于心，她在《罗兰·巴特的三个悖论》（The three Paradoxes of Roland Barthes）中谈及批判性写作的理想，极具洞察力地概括了现代随笔的内涵：“通俗易懂、能够驾驭知识、构建一个论点，它是热烈的，能够被打动的，因而它的情感才能渗透出来。虽然可以允许它具有德拉克洛瓦的色彩，但应该像古典建筑一样明朗、和谐。它应该反映并且吸收思想、解释以及情感后面的生命力。”随即，她又将这一切归功于其师巴特的创造：“罗兰正是在其生命末期创造出这个形式，我相信，它将作为过去二十多年里最有趣、最美丽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之一，并超越脆弱不堪的学术风尚而继续存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随笔是一场知识的冒险，一门平衡的艺术，一段生命的镜像，一种自由的精神。究其根本，自由精神乃是随笔的本质特征，也是不断地探询和平衡的条件与保证。读者诸君请别忘了，蒙田的《随笔集》曾长期被列为禁书。1640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首先宣布其为禁书；1676年，梵蒂冈教廷也正式把它列入了禁书目录，据说这条禁令至今仍未撤销。《随笔集》在17、18世纪之交曾销声匿迹长达半个世纪。因此，在现代随笔的深处，有着一种与身俱来的反极权精神。换言之，一个犬儒主义的作者是无法真正驾驭随笔这一文体的，因其往往流于肤浅或油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让·斯塔罗宾斯基对蒙田推崇备至，乃是因为蒙田出于公民的义务和人类的责任，高声、清晰地说出了关于介入民众的抵抗和宽容的忠告，这让人想到博采蒙田智慧的梭罗（H.D. Thoreau）和他的《论公民的不服从》（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一篇杰出的随笔所蕴含的思想力量，并不比乔治·奥威尔的《1984》或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要低。顺着蒙田的“我探询，我无知”，斯氏犀利地写道：“唯有自由的人或者摆脱了束缚的人，才能够探索和无知。奴役的制度禁止探索和无知，或者至少迫使这种态度转入地下。……这与随笔无缘。”
因此，蒙田可以被视为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一位荣格意义上的“感知最现代”的人。是的，真正的现代人倒不妨是一位四百多年前的古人，而一个热衷于自拍、喜欢刷朋友圈，或沉迷于抖音的当代人，却可能只是个“伪现代人”。不需多言，只消在各类评论区多看上两眼，随笔精神的反面现象可谓比比皆是。面对随便哪一条热点新闻，留言区总是一副闹腾腾、乱哄哄的景象——骂人者有之，对骂者有之，高高挂起者亦有之；高谈阔论者有之，以偏概全者有之，危言耸听者亦有之，唯独缺少那种理性、平和、熨帖的声音，因为真正的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太稀缺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随笔映射出的是个体的教养、公共的理性乃至文明的层次。对于无数喜欢读点或写点东西——无论是刷朋友圈、玩豆瓣还是写专栏——的当代人（其中许多人已然轻盈地飞入云端），伍尔夫在《现代随笔》（The Modern Essay）一文中的结语都值得反复回味：
我觉得写作艺术正是以对某种思想的强烈执著为其支柱的。……只有它才能将短暂人生的声音透过个人语言所构成的烟雾迷蒙的领域，提升到永恒联合、永恒融合的国度。一切定义都是含混不清的，但是，一篇好的随笔必须在我们身边拉下一道帷幕，不过这帷幕一定得把我们围在当中，而不要将我们挡在外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