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湘：漂泊的意义，不是回到故乡
编者按
2020年，最早一批“80”后已经40岁了。
他们从青春期的懵懂少年转型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并逐渐拥有稳定的形态和鲜明的特征，一路走来，犹疑与执着并举，迷惘与坚定并在。值此节点，中国作家网特推出“‘80后’作家对话录：个体·代际·经验”专题，通过与八位知名“80后”作家、评论家、诗人的深入交流，力图展现他们的新风貌，以及他们对生活、文学创作上的思考。此外，专题亦约请相关评论家关于“80后”文学的评论文章，多角度阐释“80后”作家群体的创作。希望在本次专题中，我们能够对“80后”文学群体有更多新的发现与思考。 让我们在回望中细致梳理，在展望中奋力前行。
周子湘：漂泊的意义，不是回到故乡
周茉/文
新加坡著名景区，广场上矗立着洁白的莱佛士雕像，一个将新加坡建为世界重要国际港口的英国人，一百多年前从这里登陆。他的身后，流淌着新加坡的母亲河，两岸高大的芭蕉树摇动绿叶，把一个姑娘裹进怀抱。
“429，去把机台上的晶片送到蚀刻区！”
“429，Super来了，快下货！”
“429，给工程师打电话，五号机台出问题了，快！”
坐落于新加坡的世界著名半导体晶圆电子工厂，那台Super一路呼啸，被429用推车推着穿过人群。像大片白桦林，连体的白色防尘服裹着一个个人，阻隔了灰尘和细菌，也阻挡了呼吸。
Super是带着南洋音的英语：超级晶圆。所有机台都要为它让道，耽误它一分钟进机台，整月工资都不够赔它一小块。
429，一个代号，是隐姓埋名的女工，是站在新加坡河岸的姑娘，是十年前的周子湘，和像她一样的万千海外打工者。
如今再想起，周子湘只觉得，时过境迁，漫长光阴没让那些东西弥散掉，“他们就在我身边，我的脑子里，我的心里，从未消失。”他们，散落在《慢船去香港》的纸页上，在周子湘的这本中短篇小说集里呼吸生长。生活的根扎进故事，虚构的不虚了，五年海外打工经历的所有记忆与情感，在周子湘笔下淌成了三十万沉静的文字。
“中国在海外务工的兄弟姐妹生存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不被人发觉，我想将他们的心灵故事写出来。”
截止2017年12月，中国累计出境务工人员已超过850万人，仅是合法渠道出境人员，通过蛇头、黑中介等方式出境谋生的“黑劳工”并不算在其中。一个庞大群体，沉默的，隐形的。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散落着远离故土的打工者，周子湘也在其中。
“二十出头吧，打工妹，我是其中一员。”
船上船下
4万吨重量，12层甲板，600余间客房，丽星邮轮双鱼星号从香港出发，在公海绕上几圈，周子湘的一天过去了。每日要接待邮轮上大量观光客就餐，餐厅里强壮的印尼小伙子，一手叉腰，一手扶着肩上的托盘，两条长腿矫健如飞。边走路边和香港客人聊天，印尼味的英语里夹杂几句粤语。
离开中国去海外打工前，香港邮轮上的餐厅是周子湘的工作地之一。来自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的各国打工者，填满了行政管理、酒店前台、俱乐部发牌员等等不同岗位。
餐厅里内地来的其他打工女孩，有人很快学会了粤语，周子湘很佩服，自己的语言能力实在有限，同餐厅的上海女孩用粤语为游客推销红酒，她只能站在一旁干看。这段经历，后来被她写进中篇小说《天涯厨王》，发表于《人民文学》。
“每天早晚夜三班倒，没有休息，除非你生病。九、十月份台风季休船时候，能放上几天假，就是这样子。”
待过几艘邮轮，航线远至越南、泰国，海水颜色不同，浪花翻涌的形状不同，透过船舱玻璃，周子湘看到的一小块被切割成四四方方的海却没什么新鲜，她每天面对最久，也是唯一的风景。在陕西西安出生成长的姑娘，第一次那么想念家乡古旧的城墙。
船上很多来自内地的打工妹，带着梦想，也带着现实生活中的遭际与碰撞，在异地他乡生存。周子湘代表作之一、短篇小说《慢船去香港》中的主人公茉莉，原型是邮轮上的姐妹，在餐厅端盘子的姑娘想方设法要坐在行政秘书的办公室里，重温以前在家乡的舒适与体面。舆论对一个女人为了达成目的的无端想象总带有几分不堪，然而当一个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女性被欲望裹挟前行，也许终究逃不过陨落的悲剧命运。
“我想回家，我最怕这里的夜晚和大海了，永远望不到头，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
——《慢船去香港》
这篇小说最早刊发在《民族文学》，2018年被《小说选刊》转载并获得第九届“茅台杯”《小说选刊》短篇小说奖，同年被翻译成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五种文字，发表于《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
“我一直在坚持投稿，边学习边修改，才慢慢走出来。” 结束海外打工生活后，周子湘决定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从打工故事写起。第一本小说集出版，名字就叫《慢船去香港》。
2016年，陕西省实施“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艺术家资助计划”，作为导师之一，作家贾平凹选择了周子湘——
“叙事是容易的，但在叙述中要把故事人物的灵魂写出来，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周子湘走的是写实的路子，她有很强的写实功力。无论在人物塑造、性格刻画、故事架构、立意拓展等方面，她都敢于硬碰硬，而不绕着走。”
怎么能不写实呢？他乡，是刺进打工者内心深处的一根芒刺。那些痛感和质感，像藤蔓，和周子湘的生命紧紧纠缠在一起。写作，是安抚这根刺的疗愈之途。
很多人说，从这个“80后”作家的小说里读出了生于六七十年代人的味道，纯正，坚韧。“和年龄关系不大，毕业后十几年我在很多地方，从事了很多工作，接触过各式人群。”周子湘说，生活经验和社会经历让自己不同于书斋式作家，“我没办法单靠想象或某种精神性的东西写作，必须要有真实做底子，哪怕它很坚硬，会扎疼你。”
面对生活，周子湘不是幻想主义者，也不是浪漫主义者。她的文字和她的人一样，脚踏实地，干脆利落。人物塑造和内心世界的刻画，让人读出稳准狠。
“小说到底写的是人性，人性是什么？是一个人不愿展示给外界的痛与欲望，是隐匿于内心的幽微情感和精神活动。写人，有血有肉，丰满立体，读起来才能活。”
小说《女人花》中，花店老板绿月和客户沈子健最终没有在一起。读时我猜想，二人的前期铺垫会不会引出后续的一段感情？整篇小说是不是以绿月的感情线为主？
做过花卉生意的周子湘笑，“他俩一个是欠钱的，一个是要钱的，怎么可能在一起？那是浪漫爱情故事里才有的桥段。”
家具厂老板沈子健，表面风光，实际公司已经亏损，不想还钱，因为拿去还账就没法维持公司运营。他还得维护面子，不显得掉价，不能直接说自己没钱了，只有拖着。绿月，一个单身女人，靠卖花为生，先得活下去，再考虑谈恋爱，考虑跟谁喝红酒喝咖啡。这并非虚构，很多现实的例子远比这个残酷。“按你说的，照着开头俩人互有好感惺惺相惜发展，历经磨难最后走到一起，生活规律来说根本不可能。”
“什么是生活规律？”
“处在实际情况下，人物的想法、选择、行动，他会怎么做。好比这篇小说，它的规律就是商业竞争，在商言商，利益永远是第一位。你让他俩谈恋爱，就不符合生活规律。”
当我们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思考人生哲学时，现实让更多人体验着生存的锋利。对他们来说，活下去，比怎么活更迫切。
《慢船去香港》献给曾经与周子湘一起同甘共苦的打工姐妹。底层打工者的渴望与理想，有挣扎，亦有执守。故乡回不去，远方亦是无法到达的彼岸，“我想记录和挖掘她们灵魂深处的诉求，触摸她们的脉搏跳动。”
“你的打工姐妹看到这本书了吗？”
“看到了，只要回国的就都看到了，还让我寄书。”
“她们看完什么感觉？”
“她们不懂文学上的事儿，但是她们说很真实。对我来说这是最高的赞誉。”
上下铺的四人宿舍，周子湘在邮轮上两年的栖息地。“你想不到，女工的宿舍布置得精致而美丽”，周子湘回忆，“房间整洁干净，她们爱美，清贫也能安排好生活。很多从农村来的女孩子，你以为可能邋遢，但恰恰不是，特别心灵手巧。”
包容和无视只在一线之间，很多生命得已展开的前提，是他们足够微小，不被看见。“不是说我们是作家（情感）就丰富，别人不是作家就不丰富。无非是她们不会写，没有形式和渠道表达出来。”
小说里很多人物原型，是周子湘异地异国打工时的朋友，写下来，成了《天涯厨王》《惘然记》《新加坡河的女儿》《爱哭的珍妮》《她的世界正下雪》《别了，苏菲》…… 人们看到的零星报道中只有这个群体的简单面目，他们鲜活的世界，比新闻凛冽而真实。艰辛打拼，顽强生活，精神和肉体的沉痛与撕裂，同事、朋友、伴侣、老乡，相互倾轧又相互砥砺；出走的打工者归来，面对生疏的家乡故土，在漂泊的身份中重新观照自我。这是周子湘，和一代青年面向世界的探索意识。
现实中主人公茉莉的原型，没有像小说中魂归大海，最后选择回国。彼时的打工姐妹大多留在了异地异国，或一人奋斗，或远嫁他乡，回国的只有零星几个。有的家里给订了婚，有的联系好了国内新工作，有的实在受不了，觉着太苦太累。
“没想过也在外面闯一番吗？”我问。
“没有，”周子湘回答得很果断。“出去就是帮家里，为挣钱。”
“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
“刚大学毕业，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我以为终于能开始好好写作了。”
惊心动魄的“8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人文精神重燃，各种思潮涌入。周子湘回忆，那才真的是全民阅读。“窗户和门都敞开，开放和热烈的年代，中西碰撞，火花四溅。”
小时候家里书架上放着朦胧诗选和《浮士德》，是周子湘当工人的亲戚买的。“当时的标配，大家都买，工厂里很多人带着书，看懂看不懂都看。”抢着买书、读书成为潮流的八十年代，空气里都能嗅出知识的味道。生于1980年，10岁的周子湘和顾城、舒婷、北岛、歌德相伴。
上初中后，周子湘自己攒钱买了《中国现代小说辞典》，读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海派，现代派，先锋派……，厚厚一本，到现在还留着。大量文学专业名词她分不大清楚，但能通过文字描述感受到区别。
《芙蓉镇》《风筝飘带》《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游园惊梦》《金锁记》《十八岁出门远行》——周子湘边读边模仿着写，看不太懂，但是觉得有意思，还想看。“就是喜欢读书，喜欢写作，常把身边发生的事模仿书里写成故事。”语文老师整天拿周子湘的作文当范文读，推荐她参加全国作文大赛，获了优秀奖。“我记得特清楚，全校就三个人获奖，我写的是北戴河。”
老师说周子湘有天赋，以后可以创作，搞文学。她不懂天赋是什么意思，却记住了后半句。
“80后”是幸运的，这代人年轻时赶上了改革开放后文学的蓬勃生长，在观念形成和语言习得上都正当其时。1998年，上海《萌芽》杂志联合多所高校举办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以“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为宗旨，号召作者用真情实感，写出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文章，由此成为一代“80后”写作者的敲门砖。
韩寒，是谈到“80后”无法略过的作家之一。周子湘读他的小说，语言表面戏谑、讽刺，但内部有对社会的思考和批判。“他常常关注一些细节，引人发笑的背后透出思辨性。”
在周子湘的青春时期，庆山（安妮宝贝）留下的影子比韩寒更深。海外打工期间，周子湘常带在身边的书里，总有一本庆山的小说。直到现在，周子湘都在关注庆山的创作，“她的小说具有极致的探索性、独具一格的语言和对人性黑洞的深刻洞察力。她对现代都市人群的敏锐观察、不断探索自身精神成长的特点，在小说《莲花》中展现最全面。”
再后来，卫慧的《上海宝贝》出来了。周子湘的朋友从地摊上买来了这本书，扔在一边，她看见拿回了家。生理欲望、同性感情、迷惘与沉沦……对于当时成长中的文学青年来说，算是彻底“炸”了一次。“冲击，真是冲击……它跟之前的文学作品都不一样，之前都是比较正统的路子。”周子湘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同文学观念相互冲撞、惊心动魄的文学时代。
在这样的文学沃野上奔跑的“80后”作家，自由叛逆的精神，无畏无惧的青春姿态，让大众视野聚焦于他们极具个人气质和自我经验的文字，校园文学、青春文学一度成为“80后”写作的标签，以至个性化叙事发生了过度泛滥的危机——“格局狭小、自我封闭、精神单薄”，久而久之，这波初登文学舞台的青年作家受到诟病。
周子湘没有时间像大多“80后”作家那样，在那个年纪沉溺于自我的精神世界，她真正的文学理想和写作启蒙，在海外打工的日子里生根发芽。
我的疼痛，不是异国他乡
香港邮轮工作期满后，周子湘到新加坡电子厂当女工，更累，收入却高一些，当时汇率大概1:5，1元新币相当于5元人民币。芯片检测员，从晚上七点到早上七点，十二个小时的夜班，周子湘干了近三年。每天早上别人醒过来，她刚下班，倒床上沾枕头就睡着。
周子湘经常看着宿舍门外被晨光拉长的自己的影子，对着它叹气：只有你与我相伴了。异国漂泊，文学成了唯一的慰藉。新加坡图书馆的图书证上，红色印记盖满了每一页，周子湘是借阅率最高的读者，图书馆管理员认为她信誉良好，宽限了借阅期限。
“说起来，我真正开始动笔，是在新加坡，在更苦更累的这个电子厂。”
车间里，穿着厚厚的防尘服，戴着防尘手套、防尘口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两只眼睛，在电脑上边看屏幕边偷偷敲键盘。不是写工作报表，是写小说，所以只能胆战心惊。一旦暴露，就有被开除的风险。
一边构思人物情节，一边防着组长进车间巡查，周子湘小心翼翼，还是被抓住了，组长说她上班不务正业，再有下次就严肃处理。后来有一天，组长在《联合早报》上发现了周子湘发表的小说，对她说，你写的小说我看了，不错。没想到你还真会写。只要不耽误工作，你写吧，我不抓你。在这之前，同为女工的姐妹因为被查到电脑有游戏记录而被遣返回国。
“可是我很失望”，周子湘说，“因为不是正经的文学刊物。”
1997年，原创文学网站“榕树下”横空出世，风靡于抱有写作理想的文学青年群体。通过网络，许多人圆了一次写作梦。宁财神、蔡骏、郭敬明、饶雪漫……这些人都曾经在榕树下发文，有些人因此成名，彻底改写了自己的命运。有网友说：这里有比文学更重要的东西，我不再仅仅为文字写作，我为生活写作，写出自己心里的感受。
除了工作车间，“榕树下”是周子湘待得最多的地方。省吃俭用攒钱，花两千新币（约合一万元人民币）买了台电脑，“那时的作品还很稚嫩，都是练笔，谈不上好。反正一有时间就写。”
周子湘不是骄矜的人，80年代在工人家庭成长起来，有小十多岁的弟弟要照顾，家里大小事她都参与拿主意，是个扛担子的主心骨。我一直不明白，既然体力上的苦累都不是问题，为什么她反复说海外打工最难忍受异乡的孤独。
“你不知道，我太想写作了，但是没人支持，海外打工（写作与发表）太难了，” 周子湘说，“母亲强烈反对，觉得搞文学没用，没前途，能当饭吃吗？” 写作这条路上，周子湘孤军奋战。
家庭不理解，做出的努力与成绩都是否定。身边没有朋友对文学有兴趣，能同她分享。在新加坡电子厂，上班不能迟到，周子湘每次早去车间1个小时，休息室人少，能多些安静看书的时间。其他打工姐妹带着零食瓜子，边聊天边看她，觉着她像个傻子。没人关心周子湘发表了什么，多一张报纸包东西比上面登出的信息更能吸引她们。
“喜欢写作的人更注重精神层面的交流。海外打工，大家都孤独，但不是我这种孤独。她们的孤独是没有男朋友、不能出去玩的孤独。”
唯一能交流文学的对象，是网上的一个老师。回国后，周子湘报名参加“新教育网络师范学院”的线上授课，其中一门教授哲学和古典诗词，她常把自己写的小说发给那门课的讲师看。“他告诉我自己的阅读感受和写作建议，给了我很大帮助。”
周子湘在小说中写了很多女性，她笔下的女性总是疼痛的。像一篇评论所写：她们的疼痛不是青春的小打小闹，不是物欲餍足之后的敏感空虚，而是来自生活磨砺与重击的切肤之痛。她们投入一段段感情，这些感情栖身于阴影中，投射到现实生活，大抵会被演绎成以女人为原罪的狗血八卦。作为女作家，周子湘贡献了与男性主导的社会所不同的视角，她将女性置于中心，细细描摹她们的心路，使她们的感受传递出温度。
提笔之前，周子湘并不确切清楚自己的角色。“直到打算写她们，我才发现，我就是女工，身在其中，和她们一样。我不悲悯着俯瞰，也不仰视，为她们歌功颂德，我是这个群体的一员，她们是我，我也是她们。”
那些花花绿绿的钞票，寄回家里，家里人从银行取出的，是厚厚一沓人民币。红色的纸，像女工们的血液，河流一样流回自己的家乡。
——《新加坡河的女儿》
这篇《新加坡河的女儿》，写了一个女孩在异国的打工生活，还有注定无疾而终的爱情。周子湘告诉我，这篇小说为自己而写。她读过打工文学，读过郑小琼的诗歌，“她的诗写得很好，打工那种痛，我能深切地感悟到。”
“打工群体的关键词是痛吗？”
“不一定，我不敢妄议。有的人不一定觉得痛，他可能觉得是别的东西。就我个人来说，是有一种痛感的。”
痛感是什么？周子湘最遗憾的是，如果有比较好的环境能接触到文学的话，会对自己的写作更有帮助。
“你对文学非常热爱，也非常想写作，但是你没有渠道。没有渠道是什么意思？信息是封闭的，想学你都不知道跟谁学，没地方弄明白文学是怎么回事，怎么能写好。正式发表渠道也没有，除了网上随便写一写，就是看个邮箱瞎投。”
从浅滩到江河
如果“80后”的群体个性被定义为自我与张扬，在周子湘身上，这份特质变成了内敛式的隐忍和坚持。
二十出头的年纪，只身去海外打工，哪个女孩会真心愿意呢？“挺委屈的，牺牲了我的青春和理想，从学校毕业，我想好好写作。但是没办法，家里那个情况，你张不开嘴。”
妥协和退让，在生活里有，在文学里没有。“委屈化成了动力吧，我更要追逐文学理想”，周子湘说，“现在我家里都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他们也不看。”
丰富的生活经验塑造了周子湘扎实厚重的文学风格，写小说，她不困难。“一气呵成，我写小说很顺。不是哗哗写出来不停笔的顺，是思路顺，清晰，不卡壳。好像这个写完了，下个就在那等着我。”
周子湘觉得，写小说很快乐。
“没有过痛苦的时候吗？”
“有啊，生活当中有痛苦，写小说没有。”
“提笔回望海外打工的日子，不会有痛苦吗？”
“那还是生活本身的经历。我写小说是享受的状态，真的，很快乐。我生活快乐的来源，很大一部分都是写小说在支撑。”
周子湘将写作比喻为谈恋爱，你欣赏对方，对方也喜欢你，两人在一起志趣相投，闹别扭也能很快和好。“你们彼此有渴望，不就是在谈恋爱吗？”
海外打工是周子湘的一段经历，有一天写尽了，她的写作该往何处去？对此周子湘并不担心。“很多人会问脱离打工生活你写什么呢？对我来说不成问题，因为我有捕捉生活的能力。”
写《纳棺人》，周子湘走近为去世亲戚进行殡葬美容的化妆师，描绘了一个边缘群体的内心世界；写《女友夏兰兰》，周子湘自己到即将拆迁的城中村，和村民们唠嗑聊天，有了在男友安排下与老光棍假结婚的进城女孩的故事；写《骆玉珠传奇》，周子湘采访了到云南执行任务的缉毒警察……
写小说一定要有设身处地的现场感吗？我有些疑惑。当某个人物或事件足够吸引你，占有素材的基础上进行虚构似乎是惯常手法。
“不，我绝对不这样写，”周子湘很肯定，“人物是灵魂，人物不能造。很多人物为什么扁平化，虚构太多了，都靠猜。要么失真，要么单薄。对我来讲小说第一点不是抓故事，不是抓情节，是抓人。”
以前，周子湘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写别人，写自己。现在她更深入地关注和思考整个社会。
新作中篇科幻小说《月球异乡人》，发表在《小说月报·原创版》。还是打工青年的故事——周子湘想象了60年之后的地球与月球，主人公杰克为了移民月球，要完成秦始皇兵马俑DNA复制的任务，小说在科幻想象力的外壳下探索人物内心世界。
最初她对科幻并不感兴趣，机器怎么能和人相提并论？直到看了一部纪录片《宇宙大爆炸》，“吸引我的是，它里面也有人文性的东西。并不只是冷冰冰的科技。”
周子湘常说起张承志的小说《北方的河》，现代知识青年探索人生的精神历程。一边是黄河、湟水、永定河、额尔齐斯河和黑龙江，一边是主人公追随它们的青春足迹。她很喜欢这篇小说，为自己整个青年时期带来深远影响。“和他的许多小说一样，这篇小说呈现出象征意蕴浓厚的诗化风格。是小说，也是一首生命长诗。”
一晃，“80后”年近不惑。人到中年，周子湘的脑海中无数次出现那条“北方的河”——像生命进入河流的壮阔与深流之处。
“以前我是浅滩里的小鱼虾，蹦呀蹦。现在回看，自己有很多无知的行为，包括对写作的无知，都会有。你获得越多的时候，越会感到自己的无知。”
“现在呢？”
“我不是那种对生活要求很高的人。我唯一的要求，有个安静的地方写小说就行。”
后来，周子湘特地写了一段话，嘱我一定要呈现在文中——“这是我最真实真诚的想法”：
假如你站在陕西奔腾厚重的黄河岸边，就会明白，个人在整个时代中的渺小。年龄让你经历了事情，已经有自己的判断力，知道轻浮的生命应该过滤掉，留下沉甸甸的生命质量。汉江让我思考，个体的生命，如何最终获得生活的真正意义。渭河使我懂得，无论怎样奔腾的河水，最终都会变得平静而深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