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村”幻觉和世界行走者
经历了“全球化”的浪潮，“地球村”似乎从一种设想变成了现实。但是，2020年世界范围的疫情，却打破了人们对某些事物的想象，也展示了“地球村”理想的脆弱之处。
新一期“花城关注”推出柏琳、王梆、吴雅凌和陈济舟的作品，他们行走在地理和文化的边缘，与逝去的时代、陌生的种族和他者的人生不期而遇，探索“地球村“的另一种个人的、精神的、隐秘的实现可能。
王梆从东八区的广州“漂”到中时区的伦敦，她写的路易逊，就是她抵达伦敦的第一站，也是世界各地移民的到达地。吴雅凌在东八区的上海写中时区的巴黎，她曾经留学巴黎。柏琳在东八区的北京写东一区的斯普利特，而陈济舟则在西五区的哈佛写和家乡成都同一个时区的雅加达以及东二区的约翰内斯堡。时区分割的是时间，是时间性的世界地图。
除了王梆、柏琳、吴雅凌和陈济舟，杨猛、徐振辅、沙青青等本来也通过朋友介绍邀约加入了这个专题。如果硬要说文类，这个专题归属游记。但似是，其实不完全是。中国自古是游记泛滥的国度，文人爱流连风景爱文化苦旅爱凭吊爱伤感爱煽情爱叽歪，迄今并无大变。从世界范围看，游记也有可能是大江健三郎《广岛札记》《冲绳札记》、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奈保尔《重访加勒比》《非洲的假面具》和“印度三部曲”等等那样体现写作者“未经世俗侵蚀的洞察力”、思想创造以及理解世界方式（用时髦的构词法是“作为方法的游记”）的文本（无关虚构，还是非虚构）。任何一种文类，对今天的写作者可能都是一门古老的手艺。写作的后来者既是文体的遗产继承人，也是自救者。
王梆的路易逊作为“有色人种”的密集之地，路易逊充满了肤色、样貌、服装，甚至皮肤质感与“我”完全相异的人，彼此的语言、文化以及成长背景，也截然不同。几乎每个路易逊人都有一段“加纳往事”，长在黑夜的身体里，被墨色的胆汁包围着。白昼是看不见的，只有月亮和夜莺，才能偶尔将它唤出来。陈济舟的非洲约翰内斯堡是另一段“中国往事”，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移民非洲约翰内斯堡的长史。如果说王梆和陈济舟写的“中国人在世界”的投影，柏琳和吴雅凌的斯普利特和巴黎则是私人的、隐秘的。表面看，她们关心的也许不够宏大，却是她们心系之，心念之的。我和吴雅凌交流不多，费滢介绍，通过黄德海联系约稿。认识柏琳的时候，她还在《新京报》，写当下中国也许算是最好的书评和访谈，我曾经把她作为文学的媒体批评代表。后来她辞职，是不是因为“巴尔干的蛊惑”？而又为什么是巴尔干（南斯拉夫），不是其他？确实，南斯拉夫是当代中国人集体记忆和精神往事的一部分，但“南斯拉夫”作为一代人的精神记忆往往属于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中国人，以柏琳的年纪，她和南斯拉夫缔结的应该是另外的精神密约——“南斯拉夫是一个很冷门很边缘的问题，但我心里面其实并不觉得它边缘。我认为面对南斯拉夫问题的态度，其实背后折射了我们如何处理自己的历史。‘我们’也不只包含西方的人，还可以针对所有的个体。因为当你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历史，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你的未来一定会扭曲，这是必然的，即使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粉饰太平。当然大家现在对那块地方不是特别关注了，目光都在美国、在伊朗、在叙利亚、在土耳其。但其实一切都在暗流之中涌动，现在只是战争后的倦怠与恢复。塞尔维亚人这种受伤的、委屈的、降低尊严的这种感觉正在内部发酵，就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人一样。因为米洛舍维奇（前塞尔维亚总统），而怪罪到整个民族，这会激起新的仇恨与战争。”（杨晨、柏琳：《对话柏琳：南斯拉夫的黑羊与灰鹰》）柏琳关心着“我们如何处理自己的历史”，这让我想到花城出版社一直在做的翻译文学书系“蓝色东欧”。二十世纪的东欧是东欧的“东欧”，也是中国的“东欧”，这个中国的“东欧”既是共同社会主义大家庭一员的“东欧”，也是1990年代之后的选择不同道路的“东欧”。对中国读者而言，存在不同东欧的，比如阅读昆德拉、赫塔·米勒等等之前之后的东欧，就像阅读《日瓦戈医生》《癌病楼》等等之后的苏联。
顺便说一句的是，柏琳的南斯拉夫行走得到单向街“水手计划”的资助。“水手计划”是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文学活动，旨在帮助青年创作者们重新发现世界，倾力资助他们进行海外旅游，协助、指导他们的创作，直至推广、展览他们的最后成果，力求把新的全球想象带到汉语写作中来。在我的理解里，“单向街”，包括它旗下的《单读》一直致力于青年思想者的培养，而看世界则是走向思想者的一个重要步骤。我思考这个专题某种程度上也受到“水手计划”和《单读》的一些启发，而且我也和《单读》主编吴琦有过商量，希望在“花城关注”完整地呈现一期“水手计划”的成果。现在这个专题应该说部分实现了这个计划，柏琳来自“水手计划”，而王梆目前最有影响的写作则是《单读》连载的“英国观察”。像柏琳的南斯拉夫，“水手计划”的刘子超的中亚和郭爽的长崎，选择的地缘板块都值得深味。它们都不处在我们同时代媒体风暴或者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带，王梆的伦敦也不再是“工业革命的时间”的伦敦。但往往是边缘、疏离也能产生一种洞察和思想的力量。
吴雅凌在这个专题的写作是特别的，她写的一种广义的游记——美学散步。她的《雅各与天使摔跤》是一次“灵魂遭遇美的阵痛”，就像她和黄德海的对话所言：
严格说来，我想我也只是看到一些“美的表象”。这里头的最大魅力就是无法分享。就像那画中人所经历的。在那样的瞬间，有可能遭遇柏拉图在《斐德若》中所描绘的“灵魂遭遇美的阵痛”，并且那个过程必然是孤身一人的。那幅画为古典精神在人性与神性之间的挣扎做出精确的诠释。正因为这样，它令人在感动之余心生一丝莫名而真切的疼痛。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无法分享的过程在某些时刻又不是没有释怀的可能，比如在阅读经典收获感动和疼痛的时时刻刻，比如我们由此展开的谈话。（吴雅凌、黄德海：《我不知道谁比柏拉图说得更好》）
这个专题笼统地说都是世界时区的跨境旅行者的写作。在他们，世界时区，是时间的标识，却不仅仅是时间。时间在大地流转，大地的风景、风俗、风情殊异，当这些中国的年轻写作者穿越一个又一个时区，他们也是大地上的文化“异旅人”。
2005年，毕飞宇发表短篇小说《彩虹》。《彩虹》隐含两种视角下并行推进的“时间逻辑”：一对退休的知识分子夫妇因为想念三个移居海外的儿女，突发奇想地在家中设置了四只石英钟，“把时间分别拨到了北京、旧金山、温哥华和慕尼黑，依照地理次序挂在了墙上”。在这对老夫妇家中同时冒出了“四种时间”，且这“四种时间”都具备可供言说的逻辑对象。但住在老夫妇家隔壁的男孩的意外闯入，却“推翻”了这种存在于老夫妇家庭内部的关于时间逻辑的“合理性”。小男孩尚处于懵懂的观念认识里，“时间”应该且必须只有一种是正确的，那就是“北京时间”。老夫妇家里“共存”的“四种时间”显然与“小绅士”认知的“时间逻辑”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因此老太太在小说结尾处向老先生转述了“小绅士”的“抗议”：“他说，我们家的时间坏了。”时区标识出我们日常生活的现实。2002年，毕飞宇在《上海文学》的另外一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父亲从县城还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把它贴在堂屋的山墙上。谁也没有料到，这张《世界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大约在吃过晚饭之后，我的家里挤满了人，主要是年轻人，一起看世界来了。人们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辐射开去的，宛如一个面疙瘩，有人用擀面杖把它压扁了，它只能花花绿绿地向四周延伸，由此派生出七个大洲，四个大洋。中国对世界所作出的贡献，《世界地图》上已经是一览无遗。”《世界地图》同时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关于世界，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一个正方形的平面，以王家庄作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起来不对。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也不呈正方，而是椭圆形的。地图上左右两侧的巨大括弧彻底说明了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不只是小说家言，“我们家的时间坏了”和对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的“修正”，这是一个人的震惊时刻。用陈济舟对约翰内斯堡的第一感就是“惊异”。“惊异”并不必然通向思想的生成和内心的再造，更多的惊异之后，可能是猎奇。我们这个专题则有意，甚至刻意躲避猎奇的写作，他们行走的异地，在经历了灵魂遭遇的阵痛之后，迎来的是深入更深入，以至于内心的渐变。
1990年代初，韩少功在他的《世界》（《花城》1994年第6期）里写道：“国界的意义也越来越引人生疑，苏联的核电站事故，污染了境外好几个国家。日本的酸雨则可能来自中国和东南亚。废毒气体对地球臭氧层的侵蚀，受害者将不是哪一个或哪几个国家，而是整个星球。事情不仅仅如此，在今天，任何一个单独的民族，也无法解决信息电子化、跨国公司、国际毒品贸易等等难题，正在延伸的航线和高速公路，网捕着任何一片僻地和宁静，把人民一批又一批抛上旅途，进入移民的身份和心理，进入文化的交融杂汇。世界越来越小，也越来越近了。民族感已经在大量失去它的形象性，它的美学依据。”韩少功观察和感受到的是世界同此炎凉，所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而“网捕”一定意义上说的就是麦克卢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预言的“地球村”时代。差不多是麦克卢汉预言“地球村”的同时代，毛泽东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提出球籍问题，他说：“这个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我青少年记忆中——后来被称之为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就不时有人呼喊再不努力就要被开除球籍。我们今天很容易就说“改革开放”，但我们似乎忘记了改革和开放是并举的。极端地说，没有开放，何来改革？如何改革？应该说，可能更早，早到十五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整个世界就已经被裹挟到“全球化”和“地球村”的浪潮里，而“网捕”只是晚近的媒介革命加剧这种浪潮而已。
王梆的《路易逊的伦敦》有一个题记：“有人说，2020年的疫情，将为移动时代画上句号，人类将回到各自的部落，过起自保、封闭、敌视的洞穴生活。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曾在伦敦，确切地说，在路易逊的伦敦生活过。”但尤可思索的是，不可能回到部落和洞穴生活意味着“全球化”强大的裹挟力，而这种巨大的裹挟力反而凸显了另外的可能。知识、情感和价值共享滋生的“地球村”的幻觉掩盖了“世界时区”因由不同传统密道不同人们的差异，甚至是断裂，以至于所谓“全球化”和“地球村”可能只是一层或者数层浮沫而已。王梆在另外的场合接受访谈时说过：
选择性阅读，再加上各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必然带来“局限”，尤其在大数据乘虚而入的时代。大数据知道你每天都在读什么，更知道怎样投其所好：你浏览了一个“冥钱”的网页，你的社交页面上，就会乐此不疲地跳出来各种“冥钱”，多得几年都烧不完；你读完一篇网文，就会发现底下多了一行字：“你可能会感兴趣。”附加一串“相关链接”。此外，今天的世界，信息量大得像个几亿吨的垃圾场。信息的贩卖者，出于政治或商业目的，为了吸引眼球，先做标题党，再练出一套给人随意贴标签的绝活，以及婀娜多姿的煽情“话术”，轻易便可将读者调动成“手动点赞者”。想和大数据斗智斗勇，并在这种疯狂里保持免疫，估计不太可能，除非你在大脑深处的失控链里，强烈地意识到思维的局限。
我只是一名记者，不是学者，我的非虚构写作是面向大众的，不是学术期刊。与其说我在寻找一个学术结论，不如说我在燧石击火，乞望有思想又有爱的读者们，看到火星，慷慨地将我从思维的局限中解救出来。（朱晓闻、王梆：《对话作家王梆：无从把握的真相》）
2020年世界范围的疫情让我们有了重新检讨“地球村”幻觉的契机。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也正因为如此，能够逃脱“网捕”的一种可能就是重新恢复双脚丈量大地的行走，放大眼界，自己去看，自己去思想。人类历史的进步，往往联系着地理大发现。中国近现代也不例外。看中国近现代史，所谓“现代”的起点，意识到我们在“世界中”，我们不是单独的，就是从“世界旅行”开始的。不说更早的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晚清的《海国图志》等一批西洋和东洋游记带来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划时代”。此际的“游记”作为一种文体，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精神图谱，而不是后来小文人炫耀优越感的“到此一游”。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理解晚清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知识分子“游记”世界的时代——这是游记作为思想性文本的时代。郁达夫说因为“人的解放”而“文的解放”，个中的勾连可以用来对未来做期许：更多的世界时区，等待青年们的跨境和大地上的行走，去开辟思想解放的道路和疆域；与此同时，荡涤早已陈腐和堕落的文体，比如游记，比如报告文学，等等。哪怕是回到这些文类的现代起点，思想和文本相互声援和发明，再造文体的尊严。
2020年7月19日，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