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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敬亚:先锋诗歌与诗歌批评
来源:《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 | 徐敬亚  2020年09月25日08:57

先锋诗歌就是对城市的极端厌烦,对死亡和坟墓的一往情深,对传统、权威的极端蔑视,另外对读者的极大地忽略,对主流意识的暗中或潜在的颠覆。在诗意城市中,它的诗意其实非常微薄,而它更多的方面还带有强大的破坏力。

中国这二十年的诗歌历史可以说是一个先锋诗歌从萌生到普及到发展的过程。“先锋”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时髦的、和文革期间“反帝反修”一样通俗的口号。现在中国所有的写现代诗的人,只要是写那种传统诗或者是写那种讨好主流意识的那种诗歌,都号称“先锋诗歌”。所以对先锋诗歌的阐释和理解在现在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想强调的是先锋的另一面。我想先锋之所以为先锋,它应该是多变的,一成不变不可能是先锋。谢冕先生希望先锋诗既是先锋的又是经典的,先锋式的经典,我觉得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既想先锋又想经典,那就等于说我既想当流氓又想当现在的人大代表一样。只要你是先锋的,那么你就是超越了整体的审美范畴,你是跑出了整体的大家的诗意范畴之外的人。在生命的范畴之外试图冲出去或者已经冲出去、在冲出的边缘,你就成为先锋;一旦你成为经典,你就不再是先锋,那么传统就收回了你的探索,你的所有的努力都成为传统。就像你是山峰,你像喜马拉雅山一样挺起来了,你成为山峰但后边跟进的是高原,高原很快吞没了你,它以它的平坦和巨大吞没了无数个山峰。当高原吞没了山峰之后,你的先锋就不再是先锋,那你就要继续向更新的领域前进,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像谢冕老师说的也是无数个中国诗人所希望的。他既想承担先锋诗歌的这种探索和官方诗歌对立这种勇士般的姿态,同时又想承担桂冠诗人所应该得到的这种荣誉。这就恰恰造成了很多中国诗人内心巨大的痛苦,和在名利场上的种种挣扎。这是这些年我对中国诗歌从极大兴奋到确认到深深的失望的原因。看到了太多的这种名利工厂,他们完全把诗歌作为市场上的一种行为,买进卖出的行为,投入产出的行为,所以我应该提醒更多的中国诗人,既然你要做先锋诗人,那么你就应该在传统之外,在荣誉的边缘,在经典之外;先锋一定在不停地折腾着。我说先锋不是一个好词,先锋可能是一个小丑一样的,它与博士、导师、教授、授勋者完全相反。他是一个别样的人物,他不要求好听的歌声,他的话更刺耳,他从死亡的角度看和说,他一定是在像烙饼一样不停地折腾着,他实在是艺术触角的最边缘的一层细胞,那么他的失败应该是大于他的成功的。如果每个人都当先锋,一当先锋就马上戴上桂冠,那谁不愿意又戴桂冠又当先锋啊!可惜的是把先锋理解为高歌猛进的一面,没看到先锋头破血流和先锋那种无耻地戏弄这个世界的那种姿态。正是在这种颠覆和戏弄的过程当中,先锋才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他也不可能有十分优雅的风度来进入殿堂,先锋也一定是短命的,不可能既是先锋又是长久的,霸着诗坊不放,然后有老先锋。这就涉及到中国整个的先锋背景,它的背景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在追讨债务。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大概是欠了若干的债,一笔一笔债的积压,导致了中国大面积的先锋。这么多的先锋似乎都是合理的,因为我们要冲破的太多了。总体都可以称为先锋。如果是在稳定的艺术格局里面,先锋确实是一个丑角,先锋绝不是一个正面角色,先锋是一个舞枪弄棒的刀光剑影的流寇一样的人物。

我现在接着就想到了,我们现在似乎是不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如果你是先锋的话,那么作为整体的后边不断积累的——中国诗歌二十多年不断积累的这种传统,就是我所说的高原在后边追逐,本来已经号称的先锋的人其实高原早已把他吞没了,可自己还在泥土的高原的平面、直线下挣扎着说“我是先锋”呢:这么多年积累的一些优秀的诗歌方式,早已经淹没了太多的诗歌,他们已经不配称为先锋。另一方面就是和先锋对立存在的。之所以中国这么多年有人敢于称为先锋,大家也认为他是先锋,就是因为还有一些人,对所有的诗歌探索表示深深的保留、也就是曾经批判过我和谢老师的我们那一代。其实这辆车一点也没有停息,它只是没有发动,只是没有打着火,它一打火之后整个的系统,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会极其精密地运行得相当良好,就是它仍然平静地怀着巨大潜力地保留着批判的权力。它如果发动,一夜之间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话语全部复活,所有的一层层的机关马上用极其微妙的内部联系连通。这个强大的背景、这架机器对所有包括对这些桂冠啊、丑角啊、正面、反面,我们现在舞台上所有的一切,都在严重的保留当中。只要是主流意识形态,即国家的意识形态没有更大的变化,那么这种保留就使一些人可以成为先锋。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确实也是个总体的先锋。我说的意思是毕竟现在文化领域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变得软化,它的侵略性变得淡薄,那么他们的艺术创作能力在衰退。这样的话从表面上看来,这个国家的诗歌主流已经成为了被谢冕称为的“新诗潮”,已经横行于天下。那么在这情况下,我们所探讨的先锋诗歌,我觉得就应该承担另一种使命,也就是我这些年来一直想的,从我们80年代初开始写诗,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在跟随着西方,包括批评也是在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西方,所以我说要重新作一个批评家。我那天和洪子诚老师说,我说谢冕老师那么感性你也这么敦厚机敏,这样的人为什么培养出一代一代的书呆子,咬文嚼字话都不说人话的博士、硕士。这是一种强大的背景,强大到整个学术界向西方投降,导致了我们生产出这样一批批评家。

我觉得从德里达去世以后的,如果说找一个标记的话,这些确认就是一个标记。德里达的去世是一个西方建构和解构的过程,我认为他是完结了。我们所说的先锋在哪儿啊?就是朝西方的路上走。经济学的一句话说什么叫创新呢,创新就是率先模仿,那现在我们的先锋其实就是在率先模仿。它的最终极的方向就是西方。西方的,我理解,一百年的艺术,它的根子是人类,人类在19世纪末它的各类艺术都达到了古典的高峰之后,走向反面。20世纪初心理学、美学、哲学整个的变革向荒谬、向符号转化,给文学留下了空间。无论是西方的创作和西方的批评方法,我觉得都来源于这个。到今天为止,过了一百年,人类在哲学、美学、心理学方面的落差基本被艺术填满了,那么现在哲学到了语言哲学之后,我觉得就有点不好走了,语言学之后是什么就等于不讲理了。就说杯子我把它叫“杯子”,然后就代表什么能指、所指,然后就绕圈玩了。哲学家绕起圈来了,对人类本质和世界的关系的思考他已经放弃了。我可能片面歪曲了一点,但是我确实觉得已经进入了绕圈之中。那么当人类哲学无法再大幅度地前进时,艺术空间也并不是很大,所以进入现代化之后,后现代人类的整个诗歌,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确实是越来越差了。

我前不久在昆明经历了北欧五国诗人朗诵,我看了那个诗啊我就觉得已经完了,冷冰冰的全是意象和意象的组合,就像北岛出国以后写的那些诗,没有激情,没有人在里面,没有情感,就是意象和意象之间在碰撞,人已经退出了。我觉得随着人类秩序越来越完整,电脑在586、886这样地前进,后现代社会促使整体的人类文学越来越苍白,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先锋应该承担起开启东方大门,但是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在今天会议上也说非常遗憾80年代末那个事儿,那时候有很多损失,其中最大的一个损失就是一刀切断了以86年大展为代表的、轰轰烈烈的、前途无量的诗歌高潮。当时有几个虽然在大展中称为流派有些可笑,但是那几方面的大军那是拼了命地写诗,玩命地写诗的年代,那真是连鬼都不知道会写出什么的年代,特别是四川那些XX主义。他们能把东方的方面硬推进,能推进到什么程度?结果大家一下子就心灰意冷,谁也不玩了。现在的诗人呢,我接触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如果从投入产出讲,假设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精神产品,现在的投入太差了。现在不是什么先锋不先锋的问题,现在是虚假写作的问题,是伪劣产品的问题。当年的写诗怎样?你看那些满脸沧桑,我就想起当年的80年代青年,当时那是用血用命去写。这个里面也带有一些个人体会,没有个人的私欲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说他付出了他全部的命去写,所以我在《崛起的诗群》当中写,“所有的沉默的夜晚要升起”么。那夜晚真的是很悲壮啊。而现在的诗人怎么写诗?咱别说你先锋不先锋,哪个派别,咱就说你花多大力气去写。80年代的时候如果是全心全意的话,后来到90年代之后就是半心半意,现在就是三心二意、四心五意、五心六意⋯⋯往下数吧,最后就没有几心没有几意了。这个现在很多人往网上贴的时候根本就不想啊,跟糊弄孙子一样;特别是80年代这些诗人,他们很多人晚上的时间都留给其他事情,接电话啊、上网啊、QQ啊⋯⋯然后这个邮件啊、泡吧啊⋯⋯哪有时间写诗啊,就用那么一点时间上网发个帖子,然后谁说我我就骂谁,你说不好,什么国骂京骂各地骂就全来了,我就灭你!是把精力全都用在这儿了。根本就没有人写诗。那么现在的诗人,就像我当初认识的那些朋友,一个一个都出名了,这些人投在诗歌里面有多少时间?飞来飞去啊、出国啊、翻译啊、交往啊、诗歌活动啊、演讲啊、开会啊⋯⋯哪有当年那种拼命写诗?能写出好诗来吗?假定还是当年的智慧的话,也不可能。如果当年你出十分力,那么现在就出半分力,那诗歌肯定是差极了。但是诗越写越好啊,奖是越领越多啊,所有人名气都升值了,如果说中国名气有股票指数的话,至少升值了十倍,但是诗歌我觉得下降了十倍。所以说根本没有好诗。那么现在我觉得先锋诗歌不是讨论那些观念的问题,现在是实实在在一个货真价实的问题,现在到了不要搞那些什么观念讨论,现在大家就真写诗吧!诗也不说得那么玄。我最近在《特区文学》邀请了十个朋友,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做点实事吧,大家就一首一首读诗,读它几年,一首一首读,别的什么也别扯。在读诗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诗其实是非常简单,不要说那么多,按照西方的东西就弄复杂了。其实诗用王小妮诗里的一句话,就是西红柿的最薄最薄的那个皮儿。你能不能把那个东西的皮儿揭出来,揭出来就是诗,其实就那么一点儿。一闪的一个东西,大家都能感到挺好,好,你把它说出来了,还写什么那么多复杂的?其实那就是诗,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我在1995年的时候在贵州红松湖诗会,当时就说我们诗人要重新寻找、重新回到自己的感觉,重新能闻到世界的香味,重新恢复自己的触觉、嗅觉、听觉、视觉,把一些过去的东西全忘掉,重新回到你是一个人,你来感觉世界,你感觉到什么就是什么,也别管什么手法。你要弄这个手法、弄那个语言,最后你还在哎呀迈左脚九十度还是八十度⋯⋯?那完了,你会走路吗?你干脆迈腿的时候怎么走路就还怎么走,你觉得挺好就把它写出来,你觉得挺愚也把它写出来。丢掉这些观念,这些年所谓先锋诗歌对我们的观念压抑得太多了。

那么,诗,诗歌批评,我就主张“重新做一个批评家”,其实也就是主张能够重新做一个读者,重新做一个欣赏家——就是一首诗拿来之后你不要说你好你坏,就说你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哪儿觉得挺舒服哪儿觉得不怎么舒服——这儿堵得慌这儿挺顺畅,你把这些东西告诉人们,我觉得就是最好的评价。能把一首好诗从里面挑出来认出来。我有可能是一个恋旧者,这么多年我仍然觉得朦胧诗人,就是那几个经典的那些作品是这些年那些巨大的诗歌里面最透明的部分。你别管什么观念、人啊、什么英雄主义啊、没有日常生活啊⋯⋯别说那套!人家诗写得透不透明?你能不能达到这么透明?你写得很污浊。你绕来绕去你观念很新你达到海德格尔,那你不是诗啊!你那是观念,你找海德格尔说去。我们这么多年诗歌批评关键是忽略了一个东西,对好诗和坏诗的辨别。一首坏诗我拿来能分析得头头是道,里边的这个词那个衔接,而且说得好极了,可它不是,它臭啊!它是臭诗。说什么它是好诗我说不明白,一点理论也说不出来;好诗就是说不明白,说不明白的才叫好诗——真正头头是道,掰出来的东西全是臭狗屁!那就是什么按照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能叫好诗吗?所以这么多年我们对于诗歌创作、诗歌批评,全弄拧了。现在应该坐下来重新来讲,就是写诗的人把你的七情六欲摆在这儿,把你的所有的作为一个生物、一个人,和外界的所有的通道打开,而你作为一个批评家、一个读者,老老实实地读,这样中国诗歌就说不定慢慢地走回正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