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小说二十年：在先锋文学洗礼后重新出发
新世纪小说二十年无疑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诚如评论家王尧所言，从更大的范围看，尤其是相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场“小说革命”取得的“革命性”成就，当下作家创作无论在思想、观念、方法上，还是在语言、叙事、文本上，都显示出强大的惰性。也因此，小说写作需要做出一些根本性改变，甚至于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新“革命”的呼声日渐强烈。
由此引申开去：如何改变近些年小说在整体上停滞不前的现状？青年作家写作应当怎样与世界建立更为广泛、深刻的联系？当下渐显僵化、保守的小说批评又该做出哪些调整？从”50后”到”90后”，十四位不同代际的作家、评论家围绕这些话题展开探讨，归根到底是在回应：当下小说界是否需要进行一场新“革命”，以期推动小说创作走向突破和创新。
系列之一聚焦“新世纪小说二十年”，今天带来该讨论的第二部分（共分三期推出）。
不同代际作家、评论家共话“新‘小说革命’”系列之一
新世纪小说二十年：在先锋文学洗礼后重新出发
主持人
傅小平
对话者
贺绍俊、王尧、余泽民、罗伟章、何平、李浩、路内、石一枫、杨庆祥、笛安、丛治辰、颜歌、李唐
“不是所有‘革命’都是朝前走，有些‘革命’是往常识的低处看。作家需要检讨的是内心是否还葆有文学立场。”和“所谓革命针对的应该是整个文学制度以及使其得以运行的文学权力，不能单单要求小说家‘小说革命’。”
傅小平：文学圈里的人会一厢情愿认为，只要我们好好写作，历史、时代会给我们该有的回报。但从当下现实看，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们回报历史、时代以歌哭悲欣，却未必会引起多少回响。如此一来，当下写作有时看似小圈子里的自说自话。
罗伟章：小说成了圈内的事，这是我深刻感觉到的。我们办刊，不是办给读者，是办给作家，这证明读者不需要。
傅小平：这话说得有点极端，读者可以反驳说，我们不看是因为从文学刊物里找不到我们想看的。但我又不得不说，你其实道出了一个尴尬的事实。那你倒是说说，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个情况？
罗伟章：原因复杂，外在原因不说，作家需要检讨的，是我们内心是否还葆有文学立场。不是所有革命都是朝前走，有些革命是往后看，往常识的低处看。
路内：我要说的常识就是，形而上的革命其实没什么用，形而下的革命在豆瓣上可以看到，互骂、嘲讽、粉圈，等等，都是基于写作行为的应激反应。
石一枫：很正常吧，所谓“革命”也不是那么可怕。“新‘小说革命’”的提法，恰恰符合文学发展演进的规律，当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不再能有效反映、反思当下现实的时候，它就需要革命。小说的审美也不是看它是否符合某种写作范式，而在于它能不能展现出对生活的新发现。小说的革命也是人们生活变化的要求吧。
颜歌：我也觉得“小说革命”这个提法蛮有意思的，“革命”这个词的出现，大概也就隐指这一场被呼唤的运动是需要从下而上的。那么在“小说”这个语境下，这个权力中心是什么呢？我想或许是一种“小说正典”的概念。如果把小说创作设想成一个权力结构，这个结构的中心就是“小说正典”，或者是所谓的“经典”，来自旁边的、边缘的、地下的、草根的叙事方法、言语方式，都在被这个所谓的中心召唤，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往中心靠近。因此，我个人的想法是，小说出现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小说权力中心出现的问题，因此才有“革命”一说。如果“经典”的构成单一和陈旧，那么整个小说世界就单一和陈旧；如果“经典”的领地是保守和封闭的，是拒绝给予其他新、异、野的创作进入中心通道的，小说世界的能量就是停滞不前的。
傅小平：大批评家、《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要是听你这么说，怕是顿时感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当然，他眼里的“小说正典”和你说的概念或许不是一回事。但鉴于经典占据文学的中心位置，并且极具示范性。小说正典的构成，包括对正典的阐释，都应该是开放的，并且给予你所说的新、异、野的创作以更大的空间。
颜歌：换句话说，落实到我们作为读者，首先应该审问自己，我们所认为的“好/经典”的小说，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是在吸纳和交流中有所更新的，还是单一和停滞不变的？举个例子：我们这个时代说是风起云涌也不为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风靡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交流、共情、审美和叙事的方式，这样的巨变和作为语言审美和文字叙事方式的小说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又在怎么影响我们对小说判断的标准——我个人对这个是无解的。但总体来说，是不是对小说的“革命”，应该从小说权利中心/经典和审美标准的开放和再讨论来起头？
何平：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可能值得注意，与我们的各式评奖和排行榜配套的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特别是文学报刊制度。所谓新“小说革命”所针对的应该不只是最后的文本呈现环节，比如发表、选本、评奖、排榜等，而是整个文学制度，以及使其得以运行的文学权力，不能单单要求小说家“小说革命”。再有一个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观察者和研究者的文学视野问题。我认为，当我们谈论中国当下文学的时候，不能只局限于谈论期刊文学，也不能只局限在文学史传统的期刊文学。
傅小平：赞同。这样一来，视野就打开了。
路内：这二十年，前十年主要是确立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的）作品的经典地位，其余判断基本就交给市场和媒体了。近十年比较复杂，小说写作在载体层面被划分归类了，至少有纯文学、畅销书、网络文学这三种吧。
笛安：接这个话说，我先回应一下傅小平问题中所说的当今大多数小说中被“普遍叫好”的部分，这个所谓“普遍”，指的是谁？是普通读者？还是文学评论家们？“普通读者”是一个极为庞大并且复杂的群体，要想讨论的话其实不那么容易建立起一个针对具体问题的样本；如果是指专业读者——也就是评论家们，我想说最近二十年，也许我们的所谓“纯文学”小说的确缺乏一些所谓的“革命性”进展（我并不喜欢“革命性”这个词），但是就我的观察，最近二十年，我们的类型文学其实是有翻天覆地的进步的，科幻小说里，我们有了《三体》，这个似乎不用赘述；在悬疑推理小说这个类型里，我们也有了一些非常卓越的作品——所以我的问题是：在我们讨论当下“小说”的创造力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从一开始就把类型文学排除在外了？这个我不能苟同。
路内：前面我说的三个区域之内的作家也不是隔绝状态，肯定有交流，他们互相看对方的路数。但似乎较少在观念和技艺层面，而是谈“载体”比较多。载体更强调运营方式。这大概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和术的不同吧。已经获得经典地位的作家是不屑谈论运营方式的，尽管他们可能运营得更好。新晋作者都受过高等教育，知道运营意味着资源的配置。我想，肯定有作家不愿意和资本、权力打交道，但绝不表示他就不懂其中的道道。总之，因为一些我也看不明白的原因，经典和新晋之间产生了断层。
李唐：我觉得其中有两个方面。首先，同时代的写作者受到质疑应该是普遍现象，回想当初最具 “革命”性的、现在已成为大师的作家们，比如乔伊斯、卡夫卡、胡安·鲁尔福等等，他们的写作在当时也并不是主流，或者说争议很大，甚至不被认可。“革命”可能已经悄悄发生了，但我们是与时代并行的人，无法像回溯过往那样拥有上帝视角。
傅小平：正因为与时代并行，我们难以对处于“正在进行时”状态的当下文学，有客观而准确的体察和判断，文学史写作更是“事后诸葛亮”。这也正常，前沿创作带有先锋探索色彩，批评则更多肩负阐释和总结的使命。当然也因此，那种能够及时感知、发现的“预见式”批评，是挺让人振奋的。但这样的事很少发生。我们现在谈论“新‘小说革命’”，恐怕也不是很确定革命是否正在发生。
贺绍俊：现在是否又在酝酿一场新的文学革命呢？我似乎还没有发现端倪。现在是否需要一场新的文学革命呢？我也还没有感到有这样一种危机感。当然，我们一直对文学现状不满意，文学创作中因循守旧、停滞不前和同质化的情景也十分明显，但我以为也不必将这些情景估计得太严重。
李唐：还有一种可能是，当代文学确实固步自封，某些层面甚至还有很大的倒退。有些青年写作者，包括我，可能有共同的疑惑：鼓励变革、实验的声音并不少见，但是真的有所突破时，又不被认可，评论家和读者们都会觉得走偏了，没有走在“正道”上，不接地气，等等。不可否认，这些追求变化的作品也许真的很糟糕。但会不会有另一个可能性：这些不被看好的“异类”恰恰就是“革命”的力量？会不会有的评论家只是想看到符合自己定义的“革命”，如果不是，便不屑一顾？
傅小平：我听下来，就新“小说革命”这个话题，评论家和作家有比较大的分歧。评论家认为，大体说来，作家们写作存在一些问题，没写出有说服力的创新之作。作家们质问，先不说我们有没有写出来，我们就是写出来了，评论家能发现得了吗？更不要说评论家能推动小说创新了。
余泽民：你说呢？你真觉得评论圈的现状能够推动小说创新吗？我们许多评论家更像是书评员，喜欢合唱，例行公事，捧一本书总一窝蜂，且不吝口舌，对无利益关系的书视而不见，而且好为人师，对青年作家喜欢教导，规范，纳入“正轨”，或无原则地捧杀。当然，有视野、见地、喜推新人、论事公正的评论家肯定有，但也肯定凤毛麟角。
傅小平：我可能最好不予置评吧。但看得出大家都认同，当下小说存在一些问题，甚至是存在不少问题。
余泽民：我是想说，想依靠评论家推动小说创新，说来说去还是外力，还是居高临下的呼吁，小说创新是作家个体的事情，是呼吁不来的。
路内：有一种调侃的说法是中国最聪明的人都不再写小说了，都去搞金融了。
傅小平：但一个人如果是真正非常热爱文学，热爱小说，哪怕他曾经搞金融，后来都有可能会回来写小说。所以，调侃归调侃，这多半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贺绍俊：所以，我非常理解王尧兄提出的要来一次“小说革命”。我想，这个话题之所以值得讨论，并不在于要不要一场革命上，而在于如何认识和解决当今小说存在的问题上。
傅小平：无论是认识问题，还是解决问题，都首先要找到原因。那究竟是哪些原因使得当下小说写作步入这样一个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况？
李浩：在我看来，大约有以下几个原因：1、创新氛围不够，对文学创新的推动、奖掖不够，无论在刊物刊发、作品研讨和文学评奖上，平庸的趋向是严重的；2、作家们世俗心过重，太和生活妥协，太知道自我的世俗需要了，太能猜度批评家、评委和社会的好恶和需要了，他们不仅不会为自己的作品建立棱角，而且会主动地磨去棱角，自然“圆润成熟”乃至缺乏欣喜。3、虽然说“内容越有意义，对人生越重要，作品的品格越高”，但我们的写作普遍缺乏问题意识和思想追问，严重匮乏哲学和社会学认识，匮乏自我开掘和灵魂追问，满足于保险、无害但也无效的室内剧。4、滞后而平庸的文学教育，滞后、平庸甚至错谬百出的文学批评，以及文学从业者们早已被损耗的文学耐心和判断力缺乏。5、我们甚至缺乏真正的阅读氛围。扪心自问，多少人是在假装读书？多少人在阅读中获得着美妙、快感和心灵的重重一击？把文学交给不读书的人结果会怎样？6、整体社会中功利、浮躁、倦怠和丧失标准的侵袭。它们是种合力，等等。
余泽民：总之，青年作家变规矩，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
“如果做代际的区分，就会把文学艺术的变革变成代际之间的冲突，‘小说革命’并不是代际冲突的结果。”和“八九十年代是大匮乏之后的丰盈和丰饶，它又成了今天的参照系，这或许会使我们陷入简单进化论的思维。”
傅小平：刚我在想，为何是王尧老师这么一位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学者，而不是更年轻一代提出小说要“革命”？所谓“革命”很多时候看起来，不都是年轻一辈的“专利”？但我转念一想，这一呼声由他或他同时代人而起，也可谓在情理之中。毕竟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学者亲历过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崛起与兴盛。虽然我们现在一般以“先锋写作”来命名那时具有实验性和探索性的创作，但这样的写作在当时无疑具有革命性。或许，王尧老师多多少少是基于这一比较和对照，并对当下青年作家的写作有所不满，而提出新“小说革命”一说的。
王尧：我在提出这一问题时，没有对作家做代际的区分。如果做代际的区分，就会把文学艺术的变革变成代际之间的冲突，或者是鼓励“青年”打倒“老年”。“小说革命”不是代际冲突的结果，青年作家不是天然的“革命者”，尽管青春的冲动可能强烈，这与创造能力是两回事。我们这一代人参与或见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发展，今天那些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作品的五六十年代作家，确实是“小说革命”的主力军，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在那个年代产生影响的作家几乎都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在一个历史转型的结构中，不同代际的作家遭遇的是相同的问题，也许年长者身上的包袱更重些，但这不影响他们成为“先锋。”
傅小平：那倒是，但年轻者也许觉得他们身上的包袱更重。
李唐：当时的先锋文学之所以是一场“革命”，就像拉美文学爆炸那样，是想要打破此前的禁锢，并且有着共同的趣味和目的。朦胧诗也是如此，那时的“对立面”很明显，人们的心灵也很贫瘠，因此还有些许启蒙色彩。可现在不一样了，如果卡夫卡、博尔赫斯对先锋一代作家、读者是冲击，那么起码对我而言，这些大师们已然是“传统”了，甚至是需要超越、打破的。于是，新一代作家失去了当初鲜明的“对立面”，加之如今信息交流如此之迅速，读者根本不再需要被“启蒙”，想要再形成先锋文学的那种潮流就不太可能了。
傅小平：所谓潮流都是应时而生，能不能形成潮流是一回事，青年作家在写作上能不能再创当年那批作家在同年龄段达到的那种辉煌又是另一回事。
王尧：和八十年代出道的作家相比，今天的青年作家多数没有在他们那个年龄写出有分量的作品，但这不意味着青年作家在今后不能写出重要作品，大器晚成的作家也很多。因而，时间这个概念是复杂的。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令人敬佩，他们中的很多人保持了几十年的活力，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果继续写作，能不能“衰年变法”？青年作家需要在更大的时空中考虑问题，任何一代作家都不是他们的压力，而是资源，能不能脱颖而出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文学的发展，不像培养干部那样，可以组织什么“梯队”。
傅小平：这是一个提醒，虽然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不能说就没有“梯队”的印记，所以比较多强调培养青年作家，强调代际更替。
石一枫：不是有句话就叫“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么？上一辈人往往比我们更有锐气，这其实让人惭愧。也许我们的前辈都是从文学的狂飙突进那个年代过来的，求新求变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本能，而年轻作家确实有种“好学生心态”，再不堪点儿的，装乖卖俏者也有之。我也得自我检讨，假如这是一种劣根性，大伙儿概莫能免。
余泽民：这个问题不难解释。首先，在当下，要想对文学表达看法是需要资历和话语权的，青年作家不具这个优势。第二，革命并非年轻的专利，即便在我们文学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两个时代——“五四”时期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看上去确实是青年作家打天下，但仔细分析，年轻还是表象，而非实质。各个时代都有年轻人，为什么那两个时代最出青年作家？因为那是中国人思想解放的两个黄金时代，在长期的思想禁锢之后，时代赋予了年轻人以视野、思想、机会和勇气。八十年代我是经历过的，那是名副其实的“大时代”，那时年轻人看世界的渴望、思想活跃的程度、在精神层面的探究、对历史的反思都是井喷式的，写作几乎不受禁锢，所以催生出张贤亮、莫言、贾平凹、余华、张炜那一大批作家，他们的文学气质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具备的。如果王尧“新‘小说革命’”的提法，是针对当下青年作家的写作提出来的，那我更能理解。他是恨铁不成钢，希望当下的年轻作家更具锐气和血性吧。
笛安：我们得明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崛起与兴盛不是凭空而来的，在那之前，中国的文艺创作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枯竭时期，然后社会巨变，然后外面的世界的文艺作品一起涌了进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对于“个人经验”的表达欲望终于被允许与被激活——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读者。所以我觉得当年的盛况本身属于一个不可复制的偶然。井喷期过去之后，有个一二十年的相对平静的时期其实是正常的，也并不奇怪——“巨变”本来就是一个厚积薄发，到了某个临界点突然发生的事情。
何平：这里存在不存在一个被高估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被低估的当下（指当下青年写作部分）的变量？我承认八九十年代是一个文学黄金时代，但这个文学黄金时代的观感，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文学实绩；另一方面也是低谷对应的山丘，而产生高峰的错觉和幻觉。换句话说，八九十年代是大匮乏时代之后的丰盈和丰饶，它又成了今天的参照系，青年作家一定能以更丰盈和丰饶超越丰盈和丰饶吗？那其实会陷入简单进化论的思维。再有，八九十年代的文学革命也是被叙述的文学革命，在一个开疆拓土的时代，革命者的姿态是很容易被呈现的。
原标题：《作家需要审视的是内心是否还葆有文学立场 | 共话新“小说革命”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