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星期五·医院

这天星期五。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星期五，它们从星期三星期四那里来，最后都往星期六星期日那里去了。这个星期五，它来的时候，跟别的星期五似乎没什么不同。甚至跟星期四星期三也没有太多不同，无非是离星期六星期日近一天两天。

他咳嗽。这以前也咳。刚开始，只是喉咙那里动几下。一般是两下一动，两下一动。他没有管它。要管的事情太多了。它好像也不急，时间一长就发现它变密了，开始分不清两下三下还是四下。它像是在他身上扎了根，咳起来一直连到里面去。那天还是星期三，还没到星期五。一个朋友从别的地方来，几个朋友聚到一起。大家抽烟，他也抽。他咳得厉害，就叫他别抽。他不抽，大伙儿也不抽。就喝酒，说白酒消毒。医院消毒，不也用白酒？现在人和东西就这样，酒精能有白酒的度数就不错了。第二天照常聚会，还是咳。就说看来光用酒消毒不行，得上医院去看看。

他一向不喜欢去医院，跟他不喜欢去理发店一样。一到理发店，头就不是你的了。到医院呢，你就整个儿都不是你的了。到晚上才知道，不去医院，晚上也不是他的。整晚都在咳。就只是咳，没有什么要吐的。爬起来坐着，突然感到背后一阵发冷。好像背后的墙、书柜和那些站立的书统统没有了，只剩下虚无。突然想到死。死神临近是不是这个样子？没有人知道。死不是人能够知道的东西，知道了就不在人世了。就想起打一个电话，多少带有求证的意思，到别人那里求证他还在不在。他打给一个医生朋友。电话在通往那头的路上嘀了半天。路程真够长，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是不是这样长？电话通了，他终于听到人间的声音。显然是刚从睡眠中醒来。医生朋友说你明天过来看看。问能不能吃早餐。医生说你吃你的早餐。牛奶鸡蛋油条面包，似乎每个晚上最后都通向它们。

星期五，他去了医院。西汇医院，二十世纪初美国教会在这里创办的一家医院，现在是中南这一带最牛的一家医院。一进门诊大厅，感觉就像进了春运时的火车站。除了大门那边，三面墙都开了好些窗口。挂号、交费、取药，每个窗口都排着长队。一些隔离带在大厅里打着折，尽量让队排得长一些。大厅中间有扶手电梯通二楼三楼。地上挤满了人，没人的地方挤着声音。压缩过的声音，尖到响亮的部分已经向内蜷曲，只剩咕隆咕隆一片闷响。一锅粥，不管是小米还是大米，一进来就被淹掉。这么多人，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春运是赶着回去过年，他们这是往哪里去？

他们到这里来，只是想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有不少是由人陪着来的。他只有一个人。妻子是以前的，儿子在国外念书，还有就是老母亲，老母亲在老家。陪伴他的只有咳嗽。它从他身体里来，提示他到这里来做什么。做什么呢？跟这些嘤嘤嗡嗡的蜂鸣声一样。他有些丧气有些无奈有些委屈还有些气恼。近来他常常生气，生周围的气。他差点抽身从这里走出去。他要回到他自己那里去，不要看医生不要把自己交给这地方。裤兜里有东西在动。记得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自打有了手机，大腿外侧也像内侧一样成了敏感地带。手机到手上之后，振动和铃声变得清晰。医生朋友在手机里问他在哪里。他说在海里，眼看就要溺水而亡。医生笑：那就快点抓住绳子，到301来——301！

后来躺在医院里，他想起医生朋友说的绳子。什么才是他说的绳子？手机还是医生？或者医院？包括医疗器械和白大褂，还有医务科党办院办这些？那是一根什么样的绳子啊！又想起他说的溺水而亡，每一滴水大概都是到了湖里海里之后溺水死去的。

他顺着电梯去找301。301不在三楼开始的地方。下电梯，最先看到的是320。往右，数字在变大。他往左，一间房子一间房做减法。转了一个弯之后，才找到开始的地方。房间里一个戴白帽子穿白大褂的人，露出来的脸和手都是朋友的。他握住手，跟脸说话。之后他就坐到看病的椅子上，成了病号。刚刚跟他握过的手，也就成了医生的手。它来到他身上的时候，不再是问候寒暄，不再是一个人跟另一个人之间的交往。它在那里走来走去，在搜查，在盘问，在条分缕析在求证。他在他的手下不再是人，是肌肤是经络是骨骼。从下巴颏到肩窝那儿。肩窝那里似乎有一样东西，先到达的那只手似乎一下认出了它。它还是叫来另一只手。两只手一起，在那里停留，交谈。窗户玻璃上可以看到医生的脸，看得出他完全集中在手上。他就是那两只手。而他只是他手下的肩窝。坐到桌子边时，医生也没有从那里回过神来。他在往一张纸上写东西。他说得做一下CT。是医生的嘴跟病人的耳朵在说话。

那是一台去年才从国外进口的大型CT机。不在门诊大楼。它在九号楼，教会留下的老房子。以前主教大人住的房子，现在住着CT机。

医生朋友让他从医生通路直接下到大楼后面的院子里。到处是人，一些人走成动画片的样子。有人举起一只手，一直举着。手里一只瓶子，瓶子里滴下来的水连到另一只手。两只手不再参与走路，走路的是脚。脚和路都很小心，生怕惊动那根塑料管。也有人的瓶子拎在别人手上，两个人由一根塑料管连成一组。有人坐在轮椅上，有人躺在推车上。有一阵，他觉得是院子乱纷纷在走，人没走。一些人的光头上，脖子上，要么就是袒露的胸脯上，用红颜色画着米字号，看着怪怪的。他想起以前枪毙人，也往身上做标记，好让人往那儿瞄准。

九号楼，一幢小洋房。穹顶式窗户还是当年的样子。旁边一棵悬铃木，应该也是那个年纪。悬铃般的瘤结，一下让人联想到当年的钟声。门应该改过，至少凿宽了。仅仅是住人，即使那是一位主教，也用不了这么宽的门。机器比人大，想来门庭也比以前热闹。现在到这里来要排队，要按号子进。对着大门的墙挂着一张照片。这地方适合挂照片。不同的时代挂不同的照片。现在上面是房子最初的主人，那位主教。那时候的人，他们脸上荒芜，可眼睛让人难忘。一进门就感觉到，墙上这个人，穿过很多岁月在看你。哪个方向都能看到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澄澈。现在很少这样的眼睛。现在的人要看的东西太多，眼睛大半是满的。站在那里等号子的时候，他甚至忘了自己是来照CT，以为他是来跟这双眼睛相会。

他看到CT机：一台穹顶式机床，加一块胶合板。胶合板凹得不着痕迹，凹成一个圆溜溜的面。像是在唤起人的向往，想伸过手去摸一摸，想在上面躺一躺。躺到上面之前，先给他注射了一种液体。说是造影，要等一阵，等注入的液体融入血液。躺到那块板子上才发现，不管身大身小，这种凹面都合身。人躺上去之后，房间里的灯就熄了，机器嗞嗞开动起来。底下的板子悄悄在动，将他往机器的穹顶下送。穹顶上一粒星子一样的东西在闪。不，它不是星子。主教的眼睛倒是有些像星子。这发绿的东西像狼眼。突然就想起，在这之前躺到这块板子上的那些人，他们都去了哪里？他闭上眼睛，把自己躺平了交给机器。从什么地方传来一个声音，叫你闭气，叫你出气。他没有完全按那个声音，他咳嗽。咳嗽过去之后，还是那个声音。除此之外，就是嗞嗞声。闭气，吸气。闭气，吸气。不知道声音从哪里来。听起来有些像上帝用人的声音在说话。他老人家现在单单只管呼吸？要不就是主教大人代替上帝在说话。没有什么比空气更重要。人用两个连到一起的孔洞呼吸天空，这本来就是教会要管的事情。哲学呢？哲学不知去了哪里，它没有跟着他一起来。教会从墙壁后面，从天花板里面走出来。好像只要一打开眼睛，就可以看到主教本人。

他打开眼睛，看到的是那只狼眼。上帝不会用这样的眼睛看人，主教也不会。上帝的星空里，没有这样的眼睛。

这时候灯亮了。CT机在往后退，板子把他送回原处。鞋子等在原来的地方，左边一只，右边一只。一个声音告诉他：明天上午十点拿结果。是刚才出气闭气的声音。灯亮了，声音也就不一样了。原来是一个人用上帝的口吻在说话。现在是一个人，加上一台机器。

明天星期六。医院没有星期六。他呢？他现在也跟医院一样了。从现在到明天上午十点，他得等结果。他不想回到原来住的地方去。那套房子里装的是以前，来医院之前的生活。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以前那里去。没拿到结果，什么都不能确定。他不想拿以前的钥匙去开以前的门。那些沿墙壁排开的书，那些女人一样躺在床边等他去翻开的书，那些写过和没写过的稿纸，洗过没洗过的碗，躺在碗旁边的筷子，儿子住过的房间，老母亲从老家过来时住的房间，所有这些都会问他关于明天的事情。可是明天不在他手上。它在主教住过的那座房子里。去那里，他不知道那盏每晚都开的台灯要不要开。开了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坐在台灯下。电话响了要不要接？接了说什么？就算知道说什么，他也一句话都不想说。还有大门口的门卫，他不想装得什么事也没有，笑着跟他们打招呼。连进大门以后的路怎么走都是问题。

他想到宾馆，想到政府接待处，那边幽僻安静。像一个外地人那样住在那里，不用去面对这面对那。以前他就不喜欢勉强自己，现在尤其。他会发作，会什么都不顾。这段时间他火气越来越大，身上的原因？身上住着这么大一个疑问，他再也无法面对别的。

打电话订房间。一开始说没有，后来又有了房间。住房间先办手续。以前他总是讨厌办手续，说那只是堂而皇之地耗时间。这一次不。办手续会花掉一些时间。花掉一点是一点。办完手续，拿到房卡，到房间住下，时间差不多就到了十二点。正好出去吃午餐。出去找一家小馆子，一去一回，加上点菜等菜和吃的时间，就到了一点四十。接下来就躺在床上，一边咳嗽一边睡。电视开着，声音被他调没了。哪个频道都一样，开着可以，只是不能让它说话。有东西在动就行。不睡就看它动，睡了就它动它的好了，反正它不会闹着谁。到五点还有三个小时多一点，这些时间就交给电视和床。五点起床，烧茶喝茶洗脸上厕所，就可以出去晚餐了。回来可以在院子里散步。院子足够大，安静。会有汽车进出，人都装在车里，不用管他们是谁。楼上的房间已经装了一个下午，再也装不下太长的夜，得分一点到院子里。回房间还是那样，电视在动。两个人一来一去在说话。好像有大事，像在宣布什么。用了那么大劲，就是没有声音。看起来有些好笑。可他没笑。他气。他为两个人的脸和嘴生气。他换了一个台。一群演员在扮演伟大。再换，再换，再换。他看到动物，看到树。看了一阵看时间，还不到十点。到十点，离明天那个十点也还有十二个小时。也许该换一个算法：先算到七点，少了三个小时。12-3＝9。到七点就快了，就可以出门去早餐，吃完早餐回来收拾东西，接着办退房手续。大概八点半出发，到医院九点多。还剩一点时间，半个小时，二十分钟，十分钟，空间一变时间也会变快，一晃就到了拿结果的时间。 问题是房间里这九个小时，没有东西把它填上。看电视？数数，咳一下数一下？无限不循环小数。希尔伯特酒店，无数个房间住着无数个房客。没想到又来了一个房客。先是说住满了，没有房间。无数个房间怎么会没有房间？后来说有房间，让一号房间的客人移到二号，二号移到三号，依次后移，房间就出来了。人不是无理数。有限循环小数，看看人造的钟就知道了。他看了看钟，十点到了。不是医生说的那个十点，那个还远在十二个小时以后。就想起电视里那个贪官。说是贪了很多，可能要判极刑。记者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什么也不想了，只想快点，别老这样等着。

到底是当下最先进的机器，出来的底片与器官比例1:1。肺上头有一坨东西。

拿到这张片子的时候，他只知道那个十点过去了。除此之外，没有感觉。那次食指被锤子砸伤也是这样。它伸在那里，却感觉不到痛。痛的是两边，好像伤着的是大拇指和中指。连无名指也跟着在痛。过一段时间，痛才开始从两边向中间归拢。

301的医生朋友显得有些怪怪的。他望着医生，医生接过片子之后就不再朝他看。跟他说话时也是，像在跟那张片子说话：你要有心理准备，很有可能是恶性。抓紧到外科住下来，看能不能把这家伙切下来。旁边站着一个人，挂了号来看门诊的。他看到那人的脸抽搐了一下，好像这张片子是他的。

从301出来，他又一次感到委屈和愤愤不平：凭什么是他？这个国家有这么多人，还天天在搞计划生育，光是这座省城就有这么多人，怎么刚好是他？谁知道会不会弄错？那次学校体检，不就弄错了一个？明明一位男校工，体检表上却说他子宫有阴影。不就是一台机器吗？机器说话人就得听？机器会出故障，电脑会染上病毒会死机。还有那个CT室，这么重要的东西，说是差不多相当于死刑判决书，他们倒好，连片子带结果就这么扔在那里，听人去拿。连个看着的人都没有。那位主教大人倒是一直在墙上看着。好像他就是替他们干这个的。拿错了怎么办？对病人尊不尊重就不去说它了！人家交了那么多钱跑过来，把关乎生死的事交给你！他想起昨天做CT时那个说话的声音，那腔调，他以为他是谁？主教大人？他是上帝的手下，谁是上帝？那台机器？

下楼的人多，都往电梯上挤。往死里挤。那个穿红配绿的女人正在咬一只苹果。苹果那么好看，正在被她难看地吃掉。他从来没有这样讨厌过人家吃苹果。咳嗽。他咳嗽，旁边一个壮汉也跟着在咳。出门时壮汉像个大人物走在前面。叭的一声把一口痰吐在地上。他抿紧嘴巴，连口水都不敢往下咽。从那坨痰开始，医院的路一下变得很差。脏乱差。路是烂的，走在上面的人也是烂的。他看到医疗垃圾处理站。除了那些一次性医疗器具，人身上割下来的东西也在这里处理掉。到了医院就没什么好路。医院的下一站是什么？是教堂？教堂成了医院，九号楼住的是CT机。走着走着，突然就冒出来一句话：就这样完了？像《乞力马扎罗的雪》里边的男人？他至少在乞力马扎罗，你在哪里？不，NO！NO！

他下意识地往前走。到了才突然发现似的，出现在面前的是医院的行政楼。那上头有院长，有书记，这个那个加起来就是一幢楼。有了病就知道生命多么脆弱，得找一件足够强大的东西。

住院得填表。他烦着填表，可是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得填表。还好，这儿有护士帮着动笔，只需用嘴巴填。姓名，性别，年龄（或出生年月），政治面貌，工作单位，家庭住址……感觉就像捉着你往那些格子里塞。有时还要把亲人也捎带上。他不知道很多人怎么连想都不想就往上面填，他每次填表都窝着火。每次都得填，不填过不去。这次也一样。

躺到床上去的时候，他看了看床头上的牌子，一开头写的是39床。下一栏才是他的名字：陶一粟。跟在名字后面的是四个字：肺部肿瘤。原来用在他名字后面的那些介绍，什么哲学呀，教授呀，著名啦，通通没有了。这个星期五，它没有通往原来的星期六星期天。就想：从这一刻起，世界就是一张床单的宽度？床单比床要宽，多出来的部分挂在床边。躺上去之后发现，床单下面，床垫上有一道凹印，刚好适合一个人躺着。和CT机的凹形板不同的是，不知道多少人的身子在上面压过，才压出这样一道印子来。印子留在这里，那些身子现在在哪里？他的身子沿这道凹印打一下寒战。

手机在响。打开电话，那边劈头就是一句：在哪里？没等我反应过来，跟着又是两个字：过来！我竭力去想，想不出来谁会这样跟我说话。背景上有很多声音，打电话的人大概在酒场上，想显示他对电话这头具有怎样的威力。我问他是谁。显然这不是他想要的，他在那头喊起来：我是谁？后面那个谁字拖得老长，之后猛地摔出来两个字：建哥！他相信，只要这两个字一出来，我就会吓个半死。听得出来，这里头有谴责有威胁，有警告：你连建哥的声音都听不出，你还算人？你连建哥的声音都听不出，你知道后果多严重！我说你是不是打错了。电话戛然而止，跟来时一样突兀。正要放电话，电话又在手上响了。这次我提高了一点声音：

你打错了，我不是说了嘛！

我打错了吗？

电话里是另一个人的声音。他说他是西汇医院老林。才知道这一次是西汇医院的林院长。

“陶一粟在我这儿住院，你可能不知道吧？”

“陶大教授，他怎么啦？”

“他肺上头长了一个东西，还挺大的。没错，是肿瘤。活检结果都已经出来了，是恶性的。以前光顾啃哲学写书，从来不做体检。实在咳得不行了，才跑到医院里来。CT结果出来之后，来找的我。是的，又是朋友又是名教授的，我当然不敢怠慢。陶一粟本来就是我敬重的人。你听得清吗？现在的问题是，他做了一下穿刺，就连手术都不肯做了，他要出院。谁会愿意在自己身上动刀子？那么大一坨东西，放在那里肯定不行。我跑去跟他说了几次，说什么都不行。他说动不动手术，最后的结果都一样。又是刀子又是化疗，就算长出来几公分，无非是痛苦上头加痛苦。你看这事咋办？我一个学医的，跟他谈不了哲学。我知道你们是多年的朋友，看能不能说得上话。”

“陶一粟这家伙！他没跟我说。我知道这家伙，他多半不会跟人说。他一个人扛着。像他这样的人，一个人待在那里天地人想多了，多少都有一些异于常人的地方。他想好了要放弃治疗，别人再怎么说，恐怕都没用。当然得过去，跟他聊聊。有用没用是另外一回事。只是我现在还在外地，得过两天才回。”

西汇医院，一年的门诊量超过250万人次。到这里来住院的人数，他们是按出院数来统计的，年出院病人在10万以上。小手术不算，大一点的手术，一年有6万多台。新建的医疗大楼，四四方方厚墩墩的家伙，建筑面积将近30万个平方。新楼加上以前那些老房子，编制床位3500个。建了新楼，还是要加床。病房加床是常事，很多时候还要把床位加到走廊上来。还有很多人等在外面进不来。周围的宾馆、出租房住了多少等床位的人，没有人做过统计。

陶一粟去医院行政楼找林院长，就是去找他要一个床位。一开始林院长还以为他家里什么人病了，就说：怎么不打电话，自己跑过来做什么？看他脸色，才问病的是谁。

医疗大楼顶层有一处安静的区间，一般人不知道。论级别陶一粟当然够不上。可带他到这里的人是林院长，这个人管着几千医生，几千医生管着几万病人。一些人活着，一些人死了，有多少人把生死置于这个人手下。那是些套间，像宾馆。陶一粟没有住这里。他说他小时候家里就阿猫阿狗地叫，他怕他一住这里就出不去了。他住十五楼胸外科，双人间。院长亲自送过来的，护士长不可能不懂。靠门那张床，打他住进来就一直空着。

我来找陶一粟时，靠门那张床空着，靠窗户那张床上面也没人。打手机，手机在床头柜上响。这家伙总这样。他说手机是一根绳子。他不愿被绳子拴着。问护士，她叫我上门诊那边去找找看。

门诊部占去底下三层。住院部的电梯只通一楼大厅。上那里的二楼三楼，得从一楼乘扶手电梯再上。在二楼碰到一件事。后来才知道，陶一粟在三楼，也看到了。

一上二楼就看到一位壮汉。身架本来就粗大，再加上胖。后来听到有人建哥建哥地叫，不知道是不是打错电话的那一个。

过道上人多。到这里来的人，每一个都有自己要关注的。他站在那里，手里拎一只黑色塑料袋。来来去去的人，除了绕开他时得注意幅度大一点，没有人特别注意他。直到他把那只塑料袋，连里面的东西摔到地板上。听跟他来的人说，他有些迷信这种黑色塑料袋。每次出门办事，喜欢拎一只这样的塑料袋。黑色，里面装什么看不清。人家也不在意，不起眼。可每次出去，要办的事最后总让这塑料袋给搞定。他没法不信。这次到这里来，他特地选了一只，还到寺里烧了一炷香。可是到了医院，人家似乎不管他拎不拎塑料袋，拎什么样的塑料袋。人家先把他交给一台机器，接着又交给另一台机器。人摆到那些机器上面，就像一根物件。一根粗大一些的物件也是物件。他的塑料袋拿这些机器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机器告诉他：肝癌晚期。似乎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

结果出来之后，有一阵他站着没动，也没有说话。同来的那一个也只好站着，不知道说什么。这不是要人来说话的事情。突然就意识到他手上的钱，家里的钱，银行里的钱通通没有用。没有什么能救得了他。他很快得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些钱。他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一点，将拎在手上的塑料袋猛地一下摔出去。电梯区间和过道的地板足够光滑，装在袋里的东西叭啦一声，纷纷逃散。那是钱，捆扎好的钱。有一阵，周围的人像是被定格在那里，只有钱在人们脚下乱窜。一个钱捆撞着一只尖头鞋，那些捆着的纸当的下折扇似的散开了。过了一阵，那只尖头鞋记起这些纸是钱，抬起来晃了几晃，像是想摇地上的扇。还有一捆冲向棱起的墙角，回弹时散了一地。人们讶异地望着这些逃散的纸。自打做了钱，它们总是被人兜着捧着藏着掖着捆着扎着点着数着骂着恨着想着梦着。现在它们终于逃脱，满地乱跑，单张单张地跑，成群结队地跑，跑回做纸的时候。捆扎的腰条追不上它们，追上也没法把它们捆上。人的眼睛全被它们跑乱了。整个楼层一下停在那里不动。有人哎了一声，指了指往三楼的扶手电梯——那上头一捆钱，它也像人一样，要乘电梯上楼去。它上去了。从楼上传来人的声音。那是因为它的出现发出的声音。人们朝楼顶望着，好像突然发现，他们的天不过是三楼的地板。直到那个叫建哥的胖男人突然仰面朝天，放出一声长啸。他身穿一条半长的花格裤，整个身子最突出的是中部。从那上头放出来的声音，像在撕某种东西，从遥远的古代一直撕下来。周围开始动起来。没有人动那些钱。人们的脚步尽量避开那些钱，像在躲避某种不祥的东西。

陶一粟就是这时候从三楼下来的，手里拿着刚刚升上去的钱捆。那个仰起头的男人，像是在等待他的出现。一个个儿高，一个横向发展，两个人一起，形成一种奇异的视觉效果。陶一粟拍了拍那人的肩，把钱捆塞到他手上，用一种平常随意的口气跟他说了一句：把地上的钱捡起来。那人嗯了一下，像是从很远的梦里醒来，看看眼前的高个子，又看看周围。谁也没想到，他听话地蹲了下去，开始捡钱。这对他庞大的身躯有些难，他还是挣扎着在捡。同他来的那一个赶紧弯下身去，跟他一起捡。旁边也有人帮着捡。陶一粟没有再管那个人和他的钱，朝我走过来。

他瘦了。脸相见出骨架来，反倒有一种力量感。打量着他的时候，我能感到他身上的某些改变。不只是身体上的。

老林给你打电话了？

我笑了笑：他怕你学齐桓公忌医。

你呢？

一般都是病了往医院来，病好了才出院……

还有一种，好不了的也会出院。他望着我，沉吟了一下，接着说，你可能不知道，在医院的这些日子，远远长过我的一生。一个人活了五十几年之后，又过了一生，有些事情我算是想明白了。

接下来，如果他愿意说，除了听他说，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要说的话林院长一定是说过了。

他说，往后的事我们先不去说它。以后的事不在我手里，也不在林院长那里。往后的事它要往哪里去，就得往哪里去。不归我管的事，我去管它做什么？你要有兴趣，我们找个地方住一个晚上，在居住的城市当一回陌生人？把手机关了，两个人说说话。好久没像个人一样说话了。睁眼闭眼，都是医生，医生。我不要医生，就两个人，人跟人说话。他说到他在接待处住的那个晚上。我说那地方对我一点也不僻静。我说我们去城西山顶上的气象站。那儿有几间客房，我们采访时住过。

医院外面的声音跟关在屋里的声音不一样。街道被车流拉成一条条线。一切都在急匆匆往前去。一边往这头，一边往那头。陶一粟坚持把车窗玻璃放下来。他说医院外面真好，连噪声和尾气都是好的。后来手机响了。林院长在那头也听到灌进来的风和声音，他说你把我的病人弄到哪儿去了。我把林院长的话说给陶一粟听，他笑了一下：医院不能没有病人，病人却不想装在医院里。医生只记得病，病人免不了还是会想起他是人。住在医院里的人，连尾气和噪音都怀念。

这天晚上，我们坐在客房的露台上，看到的是山。山上头有很多星星。星星一多，天就弯成穹顶的样子。在城里很少看到星星，有也淹没在喧闹的灯光中。我们的话题就从星星开始。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在这里往上头看，传到城里去就是天气预报。一城的人穿衣戴帽，要不要带雨伞，都要按我们说的来。后来说到病。他咳嗽。他说现在他知道，那不是他在咳，是住在他身上的东西在呼吸，在说话。很多医生其实一点也不懂它的话，好像也没想去懂它的话。他要学着听懂它的话。他说他现在的呼吸有些像长江第一湾，包绕着一座山包在流。后来说的有些抽象。他说：享乐主义说到底其实不是要快乐，是不要痛苦。问一个为什么不喜欢生病，回答是生病让人痛苦。再问下去，为什么不喜欢痛苦就没法回答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免除痛苦是最后的答案。释迦牟尼看到痛苦遍地，最后成了佛。

这时候还不知道，他会从我们这里消失。找不到人的时候，我想起这个晚上，想起他这天晚上说的话。才知道，后来的一些事情，往气象台来的时候，他已经想好。他找我出来说话，是要把一些话留在人间。

一开始，他把肺部穿刺想得简单：无非是把一根针管一样的东西扎到里面去，从那里钩一点东西出来。后来才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手术，甚至比一般的手术还麻烦。一般的手术，刀子划开了摆在那里，眼睛看到哪儿，手就伸到哪儿。他做过阑尾切除手术，就是做了局部麻醉之后躺在那里。医生一边给他做手术还一边跟护士调情，说他早上喝多了稀饭，尿胀，问护士能不能帮他带到厕所去。护士不肯，让他割完阑尾之后，顺便把自己也割了。两个人的声音透过口罩传出来，有些像梦里，跟往盘子里放刀具不一样。刀子躺进盘子里时，声音格外鲜亮，一下从盘子上弹起，把一大片空间划亮。后来，医生骂了一句，不知道骂剪刀还是骂护士。护士在盘子上头笑。

穿刺跟割阑尾调情不同。手术要通过CT机的屏幕来进行。针管插进去之后，有图像传到屏幕上。做手术的医生在管子这头往里头操作，看屏幕的却是另一个。这一个在你身上操作，却什么也看不到。看到的不能操作，只能把看到的告诉那一个。床底下打老鼠，一个管看，一个管打。针管就这样借助一个人的手和另一个人的眼，穿过皮层，穿过肌肉，从肋骨之间的间隙扎进去，穿过胸膜之后，再穿过肺膜。肿瘤就在肺叶上。肺叶在动。肺叶它不能停。隔了那么多层，两个人合伙从动来动去的地方取到东西，难。

推着手推车进病房时，他们全副武装，连口罩连手套都戴上了。他说我自己能走，干吗要让人推着走。他们说进手术室都这样，这是规定。规定两个字让他有些生气。他总是这样，在一些别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生气。他问什么规定，谁规定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手推车和推手推车的人全都停在那里。他们完全没想到，一个要进手术室的人还会有这样的问题，还会朝手推车发脾气。他们只知道，人一进到这里就叫病人，就得换上病服，就得听白大褂的。他们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办。事情僵住了，最后还是院长赶过来解决问题。院长没穿白大褂，可他管白大褂。他同意陶一粟从病房走到手术室。他说，到手术室你就别走了。一进手术室，麻醉师就要做麻醉，你不躺着，人家怎么给你做？气氛和缓下来，院长还跟他的病人开玩笑：西汇医院，你是唯一自己走进手术室的。包括顶楼那些，全是一个个推进去的。你不一样，因为你是陶一粟。

他还能说什么呢？他笑起来。接下来的情形有点怪：院长和病人在前头，两个人没怎么说话，只是走。手推车空着跟在后面。上面没人，推车轻，轮子转得也轻松。遇着点什么，还会跳几跳。有人摁好电梯。电梯里有人，下面楼层上来的。有人轻轻叫了一声林院长，林院长点点头。接着就没了声音。通手术室的电梯，里头有一种惯常的静穆，一进来就感觉到。有人看到车子是空的，就拿眼睛在新进来的几个人里面找，直到找到他的目光。他不知道他的目光怎么了，只知道对方的目光一碰到，就像受惊的兔子逃走了。到手术室门口，车等在那里。大伙儿都往车上看，不朝他看。他什么也没说，甩掉脚上的拖鞋，躺了上去。院长朝车上招招手，他在车上抬了一下手。推车不情愿地动了动，被人从两边推着走起来。从轮子的转动里，他能感受到身体的重量。

躺在推车上，周围的事物都升了上去。原先跟你站一起的人，现在看你成了俯视。躺在这里，像是把身体端给他们，只能让他们去看。包括两只刚从拖鞋里脱出来的脚。推车一动，它们就在那一头摇。它们不再是按他的意志在地上走动时的样子。他是病人。说得确切点，一具病体。他突然一下就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不让他走着进手术室。他们没法对一个像他们一样走进来的人动刀子。你活生生走进来，流着血躺着推出去，说不定就死了，这怎么行呢？躺着进来就不一样了，你是一具病体，车子把你推进来就是给他们动刀的。注定要躺着出去，你就只能躺着进来。他又想起枪毙人。这段时间他老往那种地方想。枪毙人的时候，他们喜欢叫挨枪子的跪在地上。两边平起平坐，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还怎么开枪？要不，开枪的卧在地上也行。你站着，我把你撂倒。医院不是刑场，道理好像是一样的。

手术室的门在头顶打开时涌起一阵风，药水底下藏着血腥味。风就那么罩向头顶，沿手推车摸出他的身长。门在脚后面关上时，像是进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些不再醒来的人，他们从这里推走时跟进来会有什么不同？进来时头在前，推出去脚在前？

进来先麻醉。麻醉师告诉他，这只是肺穿手术，不用全麻。正说着，不知怎么一下，身体中间那一段就不见了。是的，它并没有走远，就在头部下面那一带。可你就是到不了那里。就像是那些割让出去的租界地。到这里之前，它还归你。到哪里它都跟着你。即使睡了，它也留在那里守着你的心跳你的呼吸。现在他们把它拿走了。越过那段空缺，下半截还在。从某个地方开始，已经分作两部分：左边一条腿，右边一条腿。想来有些荒诞，中间那段明明是你的，却听由别人拿了去在那里摆弄。显然，他们在试着往里头扎东西。一样东西一层一层地穿了过去，到达某处地方时，他整个儿一震，可是感觉不到痛。痛跟那段身体一起被收走。自己的身体自己不能动，由他们在那里动。他们能从他身上感觉到什么？那两只看屏幕的眼睛，它们能看到他的痛吗？它们看到地层下的河道，看到大陆架，看到脉络和纹理，可它们看不到血。当然也没有痛。所有的细胞似乎都过着不痛不痒的日子。那双掌着针管的手，谁知道上面的脑壳在想些什么！也许他正在做一道算术题，在想这是第几台手术，在想他进过多少人的肝多少人的肺。他会不会想到另一种进入？一样是进入他人的身体，只不过用的是他自己身上的东西。那时候中间这段好像用不着，光是下半截就够了。那是上帝让做的，这个不是。他愿意做那个，却在这里做这个。躺在这里的人也不愿意做这个，却躺在这里让人家做这个。他在想做完这个就可以下班，跟谁约好跟谁吃饭跟谁唱歌跟谁睡觉。也可能他什么也没想，只是开着挖掘机往下挖。地下有石头，有泥和水。不管石头、泥巴还是水，它们都不会痛。他不会去想，这是一个叫陶一粟的人，把身上最重要的那一段交给他在挖。他要是想着这是一个人，怎么还能在他身上打钻在他身上开挖？他不能自己给自己做手术，因为他不能忘记那是他自己。他甚至不能给亲人做手术，他会时不时地想起那是谁。想起一刀下去就会流血，说不定就要了亲人的命，还怎么下手？一个俄国人倒是自己给自己做了一次手术。他不把自己当自己，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你去枪毙人，干吗要知道那个人是谁？你去投原子弹，先看到按钮，把它摁了一下，接着就看到地上长出蘑菇来。人是什么？是人口，是数字。除了数字，还需要一点理由，比如伟大正确，比如医疗。还有一个词，叫作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一个人躺在那里，只剩上头和下头。上头不知道怎么连到下头，独自胡想乱想。突然一阵烦躁袭来。应该是挖着了某个地方。

两个多小时，还回来的身体有两处针扎留下的瘀青。就是那两处地方把他钉在床上。不知道那场手术，还要把他怎样。

他是星期五从医院出来的。进来是星期五，出去也是星期五。离开时，他没跟医院说什么。之前说过两回，说他要出院。医生和院长一个口气。他的主治大夫跟他打哈哈：君子动口，论说我说不过当教授的。他也笑：君子动口，医生动手。怕只怕医生一动手，君子再也动不得口。医生说，让院长来跟你说，当官的一般都能说。他说医生又叫大夫，在病号面前就是官。 至于长字号，那是用来做报告做演讲的。医生和病人哈哈一笑。

躺在医院的这些日子，他一定想了很多。想好的事，真要去做，其实用不着跟谁说什么。脚在医院里看来没多大用处。上手术台，上这儿检查那儿检查，有手推车。吃饭有人送到床边，甚至送到嘴里。不想吃也行，可以吊一只瓶子直接输送到身子里面去。连厕所也可以不去，人家可以把东西拿过来就你。在这里你只需要听医生的，脚没有用。有那么一阵，脚好像也不再是脚，它甚至都不会走路了。还好，他没用太多时间就重新把它们变成脚。那次去气象观测站，大概不只是找到了天，也在试他的脚。既然可以动脚，他就不再跟他们动口。脚一动，路就来了，人跟着路一下就到了外面。

他星期五出门。星期六星期日没在医院，他们没有急。他们以为他像上次一样，到时又会回来。星期一他没有回来。打他电话，手机关机，家里电话没人接。他住的那套房子，不敲门就知道里面没有人。老家那边，说他好长时间没有回去了。儿子在国外，不知道他生病的事。当然也问过我。我就知道气象站。他不在气象站。

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谁也说不清他这是怎么了。

林院长还专门跑到我这里。这位外科医生出身的院长，眼睛里总透着一股冷静的光。看他的样子，就觉得世间所谓的难事，无非就是一个肿块，完全可以用刀子把它切除。这次不同，那个生病的人带着他身上的肿块不见了。再好的手术刀再麻利的手也只能空在那里，他找不到下刀的地方。光是空着也就罢了。问题在于这个人在学界颇有些名气，他写的那些哲学随笔，几乎本本畅销。跟人说起这个病号来，他这个当院长的，多少有些名气再大也到了我手下的意思。没想到他却从他手下跑了，跑了还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事眼看就成了新闻。不断有人来问起，还有好些记者要来采访他。连省里的头头都在过问这事。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不说不行，说吧，越说越说不清。这比手术失败，比病人死了还不好说。医生不是上帝，病人死了不算什么。现在人家是从你这里跑了，谁知道有没有用脚投票的意思。那张精明强干的脸现在黑着，不但急而且气。他甚至变得有些唠唠叨叨：

病在你身上，身子是你自己的，病也是你自己的，谁还会跟你抢不成！不治就不治，真要出院，还能不让你出院？抬起脚就走。走就走，说一声总可以吧？一声不吭，还找不到人。好像谁招惹了谁，跟谁有仇似的。好像我这里是希特勒的集中营……

他朝着我在说，像是在说我。我没说什么。或许他只是想找个人说说。也可能他以为我知道什么。我告诉他，我知道的，只到气象站为止。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要掺乎到这件事情中去。他懂我的意思，他说对不起，我只是有些急，没别的意思。

西汇医院当然不想把这件事张扬开去。最终也没有哪家媒体报道它，可人们还是把它传开了。这个陶一粟，他放弃治疗之后，究竟去了哪里？自杀，像海明威那样？他讲哲学的时候，喜欢把海老爹拿出来，讲《永别了，武器》，讲《丧钟为谁而鸣》。他还喜欢讲尼采和高更。这几个人都是那么异乎寻常：一个用猎枪打掉半边脑袋，另外两个也活得不长，到后来都有些疯疯癫癫。他的一些学生相信，这个子高高的男人，在听到丧钟的时候，大概也会把自己干掉。也有人认为他不会这样。他会去印度，去尼泊尔，去太平洋中的某个小岛，去往某个神奇的地方，去信奉什么，去朝拜，去丈量大地山川，去暮鼓晨钟去梭罗去坐化去归去来兮。在那里，太阳每天照样升起，说不定还有一个土著女人陪伴左右。也有人说他是到国外治疗去了，他在美国做过访问学者，他儿子不是就在那边吗。还有人说这一切就只是一个局。诗人自杀，他的诗就畅销。狄奥根尼和笛卡尔的后代去向成谜，结果也会一样。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的名字叫一粟，沧海之大，谁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收到一份邮件，是陶一粟离开医院之后寄给我的。在气象站的那个晚上，他就说过，在医院的这些日子，他随笔记过一些东西，片断式的。现在，他把这些寄给了我。没有留言，就这么一把寄给我。有对我的信任，似乎也在表明我怎么处理这些纸片，他都管不着也不会管。有好些纸片。我分几次随手从中抽出几张。莱布尼茨说他随手抛洒的水滴也是一条几何线，其发展方向始终如一地循着某种规则。那么，这些随手抽出来的纸片呢？

Δ仅仅因为身上某个零部件有了问题，人就成了一件东西。连自己都认不得了。

肉身让人嫌恶。

那个将要接受手术的男人，从护士手上接过剃须刀，用了一点时间才明白，剃度是叫他剃掉肚皮下面的毛。他一边剃一边骂。不知道骂谁，只是骂。剃落下来的毛，让人恶心。他们管这叫剃度。剃度。

最先抽到的那张，一张病历单。上面一些格格，用来填写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之类。中间一大片空白地带，是留给医生的，写你的脏腑怎样，血液怎样，呼吸怎样。后面是医生签名，像天书。上帝要签字，大概也这样。陶一粟的字写在背面。一些笔画重，透到这面来。有一两处地方，还被笔尖戳穿了。

Δ接下来应该是一张包过中药的纸，隐隐约约还闻得到中草药的气味。上面记着一段梦，用的是第三人称和第二人称：

一个人身上的苦痛，到梦里成了凶神恶煞。生命眼看就要完了，他问了问自己：这一生你都做过什么，还有什么没有做过？想一想，做过的事情实在有限，没做过的事情实在太多：你没有发射过核弹，没有把地球毁灭过，当然也就没有成为恺撒大帝。世界上那么多关于丰功伟绩的词汇，你一个也没有。是的，你杀过牛杀过猪杀过鸡和鸭，甚至还杀过一次狗，可你从来没有杀过人。你只揍过人。你偷过女人的内衣，可你没有抢劫过，没有强奸过，没有发过疯没有吸过毒，甚至没有嫖娼过。一生就要完了，随便算算，就有这么多没干过。你没吃过寡鸡蛋，没喝过杜松子酒，地图上还有那么多地方没去过。同一块天空下，还有那么多女人你连见都没见过。她们不知道你，你也永远不知道她们。做过的事情，做过就做过了。没做过的事情，再不做就永远不会做了。

愤怒从病痛和医药那里获取营养，连星星也带上谋杀的意味。

他想要有一杆枪，于是就有了一杆枪。他需要一个制高点，人就到了楼顶。在楼顶上，无论朝哪个方向看，都是街，都有人在街上走。一些还停在那里，把身子亮给他。他给了自己一个指标，就只干掉一个人。干掉谁呢？他想到仇人。可他想不出哪个特别恨的人在哪里。这一生，跟人龃龉跟人吵架，结下的小疙瘩倒是有一些。那都是一时的意气，都是些小摩擦，谈不上仇人。有那么一两个，看着确实不怎么顺眼，比如某个尖头尖脑的家伙。假如那家伙正好在这里，他又正好要干掉一个，那就干掉他好了。可他不在这里。一想到还要跑那么多路到处去找他，还要事先埋伏好，那就算了。那家伙实在犯不着他费这些功夫。还有一个家伙，他叫他蚊子。他总是在你不经意时叮你一口。你一注意他，他就开始唱歌。好像他什么都没干，他只是在唱歌。要朝一只蚊子开枪，不要说人，就连子弹也不愿意挨它的边。还不如就近随便找一个。

瞄准镜里，一个穿着时髦的女人，两边胸脯似乎要把整座城市弄得颠来倒去。他只要在这头扣一下扳机。他相信，枪弹也像瞄准镜里的目光，喜欢往那地方去。他没有扣动扳机。他想起刚在医院认识的那个得乳腺癌的女人。听说要割掉一边乳房，她哭起来，说她宁愿死，也不愿割掉乳房。结果还是割掉了。一边胸脯塌陷下去。听人家说绿豆对身体好，还可以让那地方凸起来，就装了一包绿豆挂在那里。一开始还说凉爽透气，比买的假乳好。没两天，那地方开始痒，越来越痒。解下来才知道，绿豆发芽了。说这些的时候，她又是哭又是笑。她让他看过割去乳房的地方。她说她只想让一个哲学家看一眼那地方，而且是得了癌症的哲学家。看一眼就够了！就像一场惨烈的地震，世界上最美的山地没有了，只剩一道丑陋的疤痕从那里扭过。他相信，每个看过的人都会在心里起一场地震。他不能朝一只乳房开枪。

那边穿白大褂的是医生。就是他们在你身上动刀子，往你身上打农药，让你求生不得，要死不能。他们割掉女人的乳房，割掉男人的睾丸，若无其事把人往太平间那边送。一到太平间，万事太平。就是这些人，你得跟他们赔笑脸，有时还往他们那里塞红包。可是，他不能朝他们开枪。你来做这些，是你自己找来的。他们做这些，不是要害谁，还是为你们好。你不往他们那里送红包也就罢了，还往他们身上送子弹？

一老一小两个人，小的太小，老的又太老，阎王爷已经管上的人，还用你来管？那边应该是一个乞丐，弯着腰在一只垃圾桶里找东西。他对人，对社会大概没什么用。可是谁有用？弄哲学的当教授的就有用？说到底，你弄的那些东西顶多对你自己有用。没有你的东西，外面的汽车照样跑，拆房子的照样拆，砌房子的照样砌。一个捡垃圾的乞丐没有用，那些占有得多的人就有用？他要的并不多。一点吃的，还是别人扔掉不要的。他无害。他不能朝他开枪。

公园那边，那一个也许合适。他出来散步，还带着扈从。一步一步，举足轻重的样子。应该是占有的那些东西让他信心满满。光是脚上那两只鞋，这身行头，大概就够别人吃上一年。他在想，是瞄准他上头，还是一枪打掉他的裤子？这个问题没想清，又来了另一个问题：你又不是上帝，谁知道他是好是歹？假如打掉的是一个好人，他手上掌握的东西刚好落到歹徒手上，怎么办？就算他不是什么好人，他已经吃饱吃肥，再吃也吃不了太多，换一个饿鬼上来，先还得让他填饱吃肥再说，岂不更糟？看来，要蹲在上头做上帝，还真不容易。你身上有一只肿瘤，这让你离死亡离神鬼是近了许多，可这并不代表你就可以干上帝这一行。这时候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要朝着什么开一枪并不容易。你有一杆枪，却找不到可以发射的人。你拿你身上的愤怒怎么办呢？或许，当一个医生才是最好的。他不是上帝，却可以享受上帝的待遇。拿一把刀子往别人身上划口子在别人身上割，就是错了也是对的，人家还得感谢他的刀子。可你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病号。

Δ这一次是一张处方单：姓名陶一粟，性别男，年龄50。工作单位政治面目那些没填。下面是医生开药的地方。医生写什么，病人都得吞下去。要不就用针直接扎下去。陶一粟的黑墨水笔，直接写在医生写过的地方：

他们说他是个医生，就在隔壁房间。说不上年纪。年龄是医院外面的事情。在这里只看离死亡还有多远。他们抢救的那个婴儿，他（或者她）一生都在做一件事——用力把眼睛睁开。最后那一回，他（或者她）用了一生的力，终于把眼睛睁开，朝这个世界看了一眼。生连着死，中间就是那一眼。那是一双黑猩猩一样的眼睛，里头没有尘世，只有天空。还是说隔壁的医生。你不知道他叫什么，他也不知道你是谁。都只知道对方住在隔壁。两个人一同做检查。一台机器接一台机器，这个躺过之后那个躺。两个人没有说过话，只是交换过目光。变成病人的医生，几乎没用别的医生来治他，很快就走了。最后一次看到他，就再也忘不了他的眼睛。那是一双舍弃尘世的眼睛。短短几十年，应该是很容易看透的。尘世的污浊没有了，眼睛变得格外清亮。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颜色，跟那个婴儿的眼睛一样，纯净美丽让人心颤。只有临死的人才有这样的眼睛。死亡让他们到达尘世无从企及的高度。宗教，或许还有哲学可以靠近一些。一张淡黄色的皮贴着头骨，那双眼睛就安在这片废墟上。

晚上醒来，突然看到一张早已不在人世的脸。我没有睁开眼睛，我是在自己身体内看到的。一张脸招来好多张。那些已经变成尘土的脸。好多年以前，某个黄昏或者晚上。油灯一亮，他们全都鲜活起来，在动，在说话，喝茶。我甚至听到茶喝进嘴里往下咽的声音。他们确实存在过。现在，他们就寄居在我身上。哪一天我不在了，谁还会知道他们？

Δ一只装过药的盒子。意大利的胸腺肽。这药贵，据说可以增强免疫力。盒子拆开之后，字写在里层那一面：

痛是什么？痛是让一处地方放大，让其他通通消失。头消失，心消失，房间消失，地跟天一起消失。一切都消失之后，它就成了一切。一个数学基点的大爆炸，一个从我身上出发的宇宙。宇宙间没有人，只有痛。痛是减法。痛又是加法，加于一身，祖宗十三代都在你身上，他们都跑到你身上来痛。从凌迟到俎醢，一部历史书上面全是痛。

痛是精神吗？痛好像不是精神。痛一来精神就没了。痛是肉体吗？痛倒是让我们感觉到肉体。痛一来，整具身子都得扛着，像扛着一座高原。痛是一种自觉吗？是对世界的某种感应吗？痛只是痛吗？是要让你感觉自己在自己身上存在，还是要把什么嵌入你的里面，让它在里面生长壮大？它像又冷又硬的荒原，又像是燃烧的戈壁滩。它是要摊在那里，还是要拧成麻花似的群山？是不想让你睡着，还是要替你招来麻醉药？它是上帝的毒药，还是魔鬼的礼物？它就是你吗？你还是你吗？

Δ这一次是一张会诊通知。陶一粟在上面写了几行字，接着就把奥古斯丁找了过来：又有人被手推车推出去了。有人进有人出。有人推进来走出去，有人走进来最后推了出去。住进来的人等着出去，外边的人在等着住进来。空出来的床们，上午还是那个，下午就换成另一个。时间像是装在手推车上。生之旅馆死之驿站。

奥古斯丁说，没人问他时，他知道时间是什么。有人问他，他就不知道时间是什么了。

西汇医院林院长又在往我这儿打电话。我刚把那首十里送什么的歌改为振动，手机就在我手上振动起来。我没接。我想等一下打过去。一个人刷皮鞋刷久了，在他眼里，满街走动的都是皮鞋。我既不是他手下的医生，也不是他医院里的病号，连病人家属都不是。过了一阵打过去，他马上接了。他是个聪明人。要不那么大医院那么多医生，院长怎么是他。电话一通他就说：不好意思，这一阵麻烦你有点多。我有些急，还不都是为了我们那位教授朋友。他不着痕迹，就这样把上一点小不愉快抹平了，得体而熨帖。他想请我过去一趟，看我什么时候方便。说是陶一粟那里寄了一份东西过来，想给我看看。还说那边有个病人很想见见我。说那病人眼下的状况，出是出不去了，看能不能劳驾我过去见见他。

一进西汇医院，就冒出来一个想法：去陶一粟住过的房间看看。往那里走的时候，老想着里头两张床，外面那张是空的，里头那张有被子没有人，手机在床头柜上响。到门口一看，两张床都有人，还是女人。里头问我找谁，就停下说了一阵话。

靠里头那张床上的女人，说过话才知道，就是陶一粟在笔记里提过的那位犯乳腺癌的女人。旁边是她女儿，高高的个儿，穿得很休闲，一头大写意卷曲的长发随随便便缚一下，倒是平添一份风韵。她不是那种漂亮得耀人眼目的女子，可她身上似乎有某种特别的东西，让人看过之后记住她。她妈妈跟我说陶一粟的事，她在一旁听。就那么斜着肩倚在门边，两条手臂就势抱在胸腹间。这姿势老是把你的目光往下引。下面是朝下丫开的两条腿。陶一粟不知道在哪里。我不是陶一粟。我只能越过那段危险地带。再往下是两只户外鞋，户外鞋可以走很远的路。我只能穿着我的大头皮鞋，偶尔出来转转，赶紧回到总编室，往纸上写字往键盘上敲。我没有在这里多待，转身去了林院长的行政楼。

林院长的办公室，卫生间加到一起，有两三间病房那么大。办公桌也大，开一张病床绰绰有余。坐这里不像坐在总编室。总编桌上只有字，捯来捯去全是字。院长手里头有人有钱有床位。他桌上光电话就有三部：一部外线，基本不接。不接却装在那里，让人知道他在忙，他不在办公室。一部医院内线，得由院办转过来。还有一部通上头。正说着话，内线电话响了。他说了一句对不起，伸手去接。我注意到那只握听筒的手，宽大厚实，但不是肥胖的那种。这是一只习惯于抓握的手。不管那是手术刀，还是签字的笔，抓在手里都会很牢。它握住听筒的样子，叫人相信，从曲卷的电线那里传出去的话不会落空。就像手术刀，点哪儿，哪儿就拉开一道口子。他的手洗得有些发白，大概是手术前手术后洗手的缘故。它曾经握住我的手——还好，我的手不需要做手术。放下电话，它递过来一张纸，人在手上头说话：

我多复印了一份，院办那边。

是陶一粟的信。信是寄给院办再转到他这里的，抬头没有称谓，倒像一张留言条。林院长把它复印给我，眼见为实，无非是要告诉我：这件事已经过去，这个人的去留与医院方面无关。信是这样写的：

我不想在医院等死。离开医院完全是出于我自己的决定，与院方无关。考虑到这一生余下的时间已十分有限，我不想再跟任何人啰唆我的去留。半天也不。我曾是医院的病号，39床，现在不是了。一个往死亡路上去的人，只有上帝管他，还有就是阎王爷管他了。留下这张条子，是怕你们为一个不再相干的人浪费时间。毕竟你们的一生也是极其有限的。

信就写在一张交费单的背面。他没说他去了哪里。

信看过了，他不再说陶一粟的事。他又提起那个什么病人，一定要陪我去看看那个人。他没说那是谁，只说那人快不行了，想见见我。他怎么知道我，怎么会想起要见我？

行政楼到住院部有一段距离。他跟我并排走。来来往往的人多，我慢下一步，让他走前头。他意识到，收住脚步，跟我并排走。这是他的地盘，他不用给人家让路。想起跟陶一粟在这里走，走头走后都一样，没有谁留意这个。

病人住在顶楼。这里房间大，安静。到了才知道，躺在床上的，就是那个把钱捆摔到地板上的人。一下就想起他叫建哥。像一只原本塞得太满的大口袋，现在一下倒空了。这里的床比一般病床宽，空下来的袋子摊在上面，看起来瘪瘪的。头好一点，毕竟上面还有鼻子嘴巴。眼睛大得有些空洞。他在说话，像一只空袋子在努力往外头挤东西。他说他知道这里治不好他。他说他不知道拍他肩膀的那个人是陶一粟。等他知道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他要知道，会跟他一起走。他说他知道，知道陶一粟没死。他从阎王那里知道。他见过阎王，见过还不止一次。他想找到陶一粟。他突然爬起来。他的下巴，他的胸，他的肚皮一层层披挂下来，还在晃。他爬起来朝我喊：帮我找到他！他用了力喊，声音还是埋在一堆粗重浑浊的喘息声里。从眼皮里睁出来的眼睛闪着光，接着被泪水淹没。有一阵，外科医生出身的林院长都惊住了。

学群，原名贺学群，湖南岳阳人。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主要作品有小说《坏孩子》《好孩子》《人的事情狗知道》，散文集《两栖人生》《生命的海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