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超越了任何已有经验，其速度之快、变化之大令人惊奇，也令文学表达应接不暇。如果我们仍然笃信文学是人学，那么我们就必须重视文学作品对个体的塑造和展开方式。关于这一点，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有过形象的比喻。他说，西方社会以个人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是一捆柴，几根成一把，几把成一扎，几扎成一捆，条理清楚，成团体状态；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这正是中国人在几千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引导下形成的家国一体、休戚与共的整体观念。

河北文学始终注重从现实观照出发，去考察个体与家国之间的良性互动。自古及今，从“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燕赵风骨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大儒风范，都昭示了文学对个人与国家民族之间联系的深切观照。当代河北文学中的家国情怀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在个体作为国家公民、国家主人意识的逐渐觉醒过程中形成的。个体成长、个人生活追求与民族解放、国家建设理想高度一致，不仅让中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建设奇迹，也令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学作品具有了超越时空的经典价值和永恒魅力。

梁斌的《红旗谱》中有这样一段话：“当她（春兰）一个人在小窝铺上做着活的时候，把身子靠在窝铺柱上，仰起头来想：革命成功了，乡村里的黑暗势力都打倒。那时她和运涛也该成了一家子人了。就可自由自在地在梨园里说着话儿剪枝、拿虫……黎明的时候，两人早早起来，趁着凉爽，听着树上的鸟叫，弯下腰割麦……”恋爱中的少女无疑是最美的艺术形象。在这段话里，春兰的梦想“和运涛也该成了一家人”“自由自在”是与“革命成功了，乡村里的黑暗势力都打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革命通过对美好生活的许诺来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拥护，而文学则通过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来赋予革命以正义性和感召力，同时建构起个体与家国一致的未来图景。

孙犁在《白洋淀纪事》里为水生和水生嫂设置了一段对话。水生说：“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才说：“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

能不能舍小家顾大家是淀上人家“先进”与否的判断标准，而“先进”并不仅仅是强加于这些水乡百姓身上的某种空洞概念，它还是一种具体的道德准则，是民族独立自尊的具体表现形式，更是接受革命教育之后的民众展现个体尊严的重要方式。所以，下文中战斗过后女人们有了这样的议论：“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刚当上兵就小看我们，过二年，更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了，谁比谁落后多少呢！”在这样的表述中，积极的抗战思想与婚姻家庭中的男女地位、情感挂上了钩，这就使得宏大的战争叙事有了具体而微的情感化表达，并使之成为文学的审美对象，获得了远远超越当时时代背景的艺术力量。

新时期以后，随着个人主体意识的不断加强，文学为个人欲望的表达和张扬赢得了正当性。但是河北文学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它格外关注社会现实以及变动不居的时代中人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所关注的“人”始终是处在某种时代浪潮中的、具有典型性的人。谈歌的《大厂》关注到了厂长吕建国、书记贺玉梅这些站在时代潮头的人物，也关注到了不肯给厂里添乱的章师傅，关注到了五车间小魏的女儿……对于围绕大厂出现的所有人来说，厂就是家，所以工人生病、家庭困难都是厂里的难题。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现实，是现代企业的不合理负担，但我们仍然必须承认，在生产力不十分发达、社会保障不太健全的情况下，由单位承担职工一部分生活负担，将职业工作诉诸情感、责任和道德，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正当合理的选择。当我们从建立效率优先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紧迫感中回过神来，客观看待“以厂为家”和大厂热爱工人的老传统时，也许会发现作家超越时代的敏锐和那种脱离时代语境的对平凡个体的共情。

关仁山的《金谷银山》被认为是向柳青《创业史》致敬之作，但关仁山面对的时代话语是不断被加持的个人奋斗神话。从北京返回山乡，范少山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个人成功，但是面对德安老汉的死，他失去了平静：“一个人活得没指望，一个村活得没希望，那就是生不如死！乡亲们的指望在哪儿？白羊峪的希望在哪儿？从坟地走回的路上，范少山边走边朝着村子大喊：‘白羊峪——等超人来拯救你吧！’”但很快范少山就被狠狠打脸，他被骗了，他不是超人。作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把范少山写成一个无欲无求的高大全人物，也没有把作品通俗化写成无限开挂的个人成功史，后一点在当下显然更为重要。范少山是一个凡人，他只能做最普通的事，但他仍然成功地完成了很多有益于乡亲的事。恰如郭沫若在《新儿女英雄传·序》中所说，主人公们是“平凡的儿女，集体的英雄”。《金谷银山》引导个人回到乡村，回到属于自己的社群和历史中去，在带领村民致富的过程中达到个人理想与国家意志的高度协调统一，并在这个过程重新发现自我、完善自我，这就是《金谷银山》为我们提供的最可宝贵的时代经验。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固然是一种高度凝练的艺术隐喻，但又未尝不是来自传统和现实交汇处的百姓心声。河北文学在强烈的现实观照下成功书写了不同历史阶段中个体与家国关系的变迁，也为文学如何进入并记录时代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探索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