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不会说出我的名字，不然有人会按图索骥，会把套子给我准备好，会挖好一个深坑却又在旁边竖起一块引人走近的指示牌——即使于己毫无好处，他们也要把一个个无关之人送进水深火热和狼狈不堪。我见多了这样的人，我多次看到这些人，在别人背后，刺出锋刃冰冷的尖刀。当然，即使我说出，也不会有人注意到我，我是一个有名字的无名者，我所供职的杂志社，不会在扉页上打上我的名字，那些索引狂魔和好奇怪叔，绝不可能从中国文学杂志的海洋里，把我打捞而出。我不过是一个编务，一个负责打打草稿、排排版的小人物，不会有人认识。我不是扉页上的社长、主编、副主编或者编辑部主任，不会有人在投稿来的时候，附上一封信，抬头“尊敬的……”——当然，我一点都没有妒忌的意思，恰恰相反，我乐于这种被遗忘，我热衷于当一个不存在的人、当一个无、当一团空荡荡。我不愿说出名字，那样，我吐出的这些疯言妄语，就不会有人嘲笑，不会有人投来不怀好意或充满同情的目光。

事实上，从很多年前，杂志的老社长把我招进来当编务开始，我就一直怀疑自己能不能干好这件事——虽然这事并非多难。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当时我是一家文化单位看门的保安，但我很快连保安也当不了了。一次车祸夺走了我妻子和开始摇摇晃晃走路的女儿，我则是折了一条腿——关键是，肇事司机是个孤家寡人，也在车祸中把命丢了，他是潇洒走一回，我便很惨了，天降大祸，索赔无门。我拎着一瘸一拐的腿，看门的保安也没法当了——小偷们都轻便得很，他们就是大摇大摆在我面前走过去我也追不上，何况他们都神出鬼没。当时我天天恨不得去死，也曾好几回走到城市里的河边，望着水里发浑的漩涡和泡沫，觉得底下便是鲜花盛开的龙宫或光线明亮的天堂。我还没跳进去，是当时那老社长叫了一个跟我倒班的保安盯紧我，我从漩涡和泡沫的诱惑中，被拉上岸好几回。老社长找我聊过好几回，他说，既然当不了保安了，就到他的杂志社来，脚动不了，手还是可以的。他安排我去培训，学习电脑打字，后来我成了杂志社的编务，用手指的敲打，养着我无底洞般的那张嘴。我的残疾证，也是老社长帮忙办下的。老社长后来升迁到上级部门去了，他还跟继任者强调，无论如何，都不能把我裁掉。我于是成了这个杂志社工作最久的一个人，一个个人到这里，有的升有的迁，只有我，不断在电脑上，打印出一份份草稿，经过编辑们的编校之后，我排好版，出菲林，给印刷厂寄去——到后来，就不再寄菲林，而直接在网上给印刷厂传压缩包，厂里刻版就开印。

这家杂志上自当年的老社长主持改版之后，在国内外都有了一些名气，编辑部来来往往，不少著名的人物都曾来拜访，甚至有讲着不知道哪国语言的卷毛老外。我敢说，全国对这杂志的内容最了解的人，肯定是我。那些流水的编辑、有一搭没一搭的订户，肯定没人像我一样，笨拙地把一期期杂志啃下去。读得懂的少，读不懂的多，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感觉读懂的变多了——当然，这可能是我的幻觉。我是一个时常有幻觉的人，比如说，我会从那条河的漩涡和泡沫上，发现妻子和女儿的脸；会从一篇来稿的题目中，听到妻子和女儿的笑声。这些幻觉我不敢跟人说，也没法说。

当年老社长主政之时，为了提高我们的知识水平，让编务把稿子打印出来之后，做第一遍校对，我也因此笨拙地翻着词典，把那些稿子看了，起先，我改掉的“错别字”和“标点”，常常被后几道校对的编辑在旁边打上三角形——也就是“恢复原样”的意思。编辑们投来愤怒的目光，我只假假地当作不知，当然，为了不让编辑们移恨老社长，我翻看词典更加勤奋了。我把编辑们处理过的稿子拿过来仔细查看，一天天过去，编辑们打上三角形的地方，越来越少。后来有了黑马校对软件，社长也不是当年的老社长了，新的编辑只让我们根据黑马校对的提示，标出可能有误的地方来给他们斟酌，我还是忍不住把一篇稿子通读，改掉觉得需要修改的地方。若有一篇稿子，我改的地方没有被编辑们改回来，我就会窃喜好久——当那些文章被印刷出来，翻开整齐、崭新的书页，在一行行文字和标点的队伍中，可以找出我的声音和动作。我的幻觉又出现了，我手拿红笔在纸张上滑动的画面不断出现；我甚至看到，某个读者捧着杂志，目光在我修改过的地方失焦、出神、魂不守舍或者一声长叹。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躲在暗处的人，透过文字和标点的缝隙，我看到读者们无法隐藏的表情。对了，不是因为老社长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帮过我我就说他的好话，他确实是一个想法超前的人。他很早之前，就在单位里鼓励我们学英语、背单词，谁背得多，年货就多一些。我也因此死记硬背过英语单词，虽然那些词都随着老社长的升迁而还回去了，可我们的脑袋就像房间，当那些单词短暂入住之后，即使很快搬迁，那里也永远留下了它们生活过的痕迹。

我没有发稿权，我甚至不是普通的编辑，可若说我一个人编过很多期杂志，你们会不会觉得又是我的幻想症发作了？可，这是真的，在我那一个人的房间里，有一个书柜，专门摆着这些杂志。那个书柜，是编辑部淘汰的，我给捡回来了。那是老社长用过的书柜，我把那些杂志摆在那里，就像看到当年恨不得跳进漩涡和泡沫时，另一个保安伸出的带着温度的手。这当然不是正式出版物，可若是你看到了，一定会很惊奇。那是打印稿，一本本处于未完成的样子。可在我眼中，那是完整的，那就是杂志最终的样子。我甚至按照杂志封面的风格，给设计了封面，用同样的纸张打印出来，精心裁切，一眼看上去，你肯定认为那就是那本著名杂志的某一期。可这，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杂志，我是这杂志唯一的编辑，我有着至高无上的发稿权；我也是这杂志的唯一读者，我独享它的所有页码、文字、标点和空白。

你知道的……可能，你也未必知道，无论哪家杂志，都有很多稿子，是没法刊登的——甚至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稿子，没法最终转化为刊登出来的成品。写得好不好只是一个缘由，还有各种原因，造成那些稿子永远无法面世：风格不符、题材禁忌、趣味怪异……有很多理由，甚至是没法理解也不能说出来的。那么多年，我曾听过那些编辑们无数次私下的牢骚，听过杂志社举行笔会时作家们的抱怨，他们在吐槽之后，嘴巴微张却在一个无法描述的地方停歇，留下一阵阵寂静的空茫。一篇稿子投到编辑部，若是纸质稿，我会登记、编号，交给编辑；若是电子稿，则打印出来、登记编号，也交给编辑。很多被淘汰掉的废稿，最终又由我来处理，我也因此看了很多无用之稿。我竟然培养了自己的看稿喜好——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喜好”这个词——就是说，我会对呈现某种风格的稿子特别喜欢，我会在幻觉里看到那个作者写下文章时的画面，看到他的嘴角带笑还是眼睑遭遇洪灾。这些稿子就被我单独挑出，我仿照着杂志的栏目设定，自己给那些稿子写稿签决定是否留用，自己校对、排版、设计封面。我会在家里的旧电脑上，把版式调整到最满意的程度，在杂志社的编务室打印一份出来。我用最原始的手工装订，努力把其弄得像是一本真杂志——真的，只要你不是细看，只要你不是对印刷的纸页很了解，你一定认为那就是一本印刷出来的正式刊物。当然，这些杂志都是没有刊期、刊号的，在该标明刊期、刊号的地方，永远空白，永远虚无，这本一个人的杂志，就像一个在杂志社里隐匿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无名瘸子，在某些人那里，永远不存在。我每年编两本，这五十本刊物，写着我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不是说我老有幻觉吗？是的，在某些幻觉里，我是一个时光收藏者，我用老社长用过的旧书架，装下了我四分之一个世纪——可那仍旧是一期期的空荡荡。

有一年，编辑部刚来了一个新编辑，还处于适应工作的状态。有一天，他接待了一个缩着腰前来编辑部拜访的中年人，老实讲，这样的人我见多了，基本上不打招呼就自己跑来编辑部的作者，百分之八十都不太正常——若结合他颤颤巍巍的身形，可能性就要升到百分之百了。那编辑毕竟太嫩，毕恭毕敬地接待了他，接下他递过来的稿子，听他唠叨了一个小时之后，才终于把他送走。他的稿子是所谓“诗词”，编辑很快按照他留的电话，回复他杂志没有相应栏目，可另行处理。在电话里，他回答得挺正常，挂下电话之后，却立即给编辑发来了短信：“你有什么权力封杀我？这么优秀的稿子，你不用，我要去买一把斧头，我要当顾城，你就是谢烨。”还没等编辑回话，连续轰炸又来了：“你要把我的稿子转给XXX看，由他来裁决，你没资格审判我的稿子。”他所谓的XXX，就是当年的老社长，编辑苦笑着给他回短信：“XXX老师已经离开我们杂志十多年了，你有渠道，你可以把稿子转给他看看，我没义务代转。”这话更惹怒了“顾城”，各种威胁继续飞来，把那编辑吓得掏出他的诺基亚手机，给我们看那些短信：“这些，我都存着，若有一天真有什么事了，你们报警时，记得从这儿找线索。”

大概两个月后，有一回，在单位附近的超市，我认出了那个投稿者——我当然能认出他来了，他一遍遍给小编辑发威胁短信，还继续往编辑部投来打印的“诗词”，每封信都附上他的艺术照——一个中年男人，在高光的掩盖下，无比怪异。他正在超市门口推一辆购物车，腰身弯折，头几乎要贴到车上，我拄着拐杖过去了。我拍拍他的肩膀，他斜着眼看我，满是疑惑。我说：“你不要再那样了。”他眉头紧锁，显然，他不理解我指的是什么。我说：“以为你做的事没人知道，好像别人拿你没办法……看到我这只脚了吗？被人砍的，你再那么过分，我另一只脚没了，也要把你废了。”他紧张起来：“你……你……你说……说什么……么？”我把拐杖抬起，砸到购物车上：“不管你懂不懂，给我小心点，要不然，我把你写进黑名单……”他的头更弯，购物车也不推了，惊慌地钻进超市的人流。

这样的作者写的东西，有一点点审美的杂志自然都是看不上的——甚至，连我编给自己看的那本杂志，也瞧不上这些稿子。可那人颤颤巍巍的身形，一直倔强地在我脑子里摇晃，没法擦除。我忽然涌上某种恶趣味，我是不是可以编一本专门刊载差稿、烂稿的刊物呢？在那刊物里，一切标准都是颠倒的：言辞不通、标点混用、错漏百出、所有的表达都饱含硬邦邦的粗俗和低劣的煽情。这本来该一闪而过的念头，在冒出来后，再也驱赶不去。很多次，我在自己的窝里，翻看那些我依照自己的趣味编成的世界上唯一一本的杂志，觉得里头所有表达也太“准确”了，经过我一遍遍校对、排版才最终打印出来的“定稿”，呈现出某种“权威”——虽然这“权威”只有我。是的，这个世界太正确了，连我从来稿的废渣里淘洗出来的，也被固有的秩序改正了，闪着理性的光辉。恶趣味不断成长、变大，形成某种滚动的力量，驱使着我。

首先，得选一个刊名，既然恶趣味，那就彻底一点，就叫《0》吧。它的办刊宗旨可以是这样的：“刊发了谁的稿子，谁就在这世界上没存在过，谁就成为没存在过的空无。”这些胡思乱想让我特别兴奋，我甚至立即开始制作创刊号的封面，我用设计软件里调出的最黑的颜色，涂了一个圈，那个圆圈太黑了，俨然一个黑洞，能把一切都吸进去，能把一切都化为乌有。至于内容，就简单多了，威胁我们小编辑的那个家伙既然执念深重，他那些平仄不通、格律全无的诗词就发头条吧。当然不能办成他一个人的专刊，还得有这些：一个退休老干部逢年过节就诗情洋溢的散文诗；一个自称一天可以写两百首诗，至今已经写了八万多首诗的神秘诗人，曾寄来了一堆诗稿和自荐信，我不发他的诗，发他的信；一个抱着半麻袋手写稿的阿姨，曾不断跟我们编辑说，她这稿子一发，诺贝尔奖后年就该给她了——至于为什么不是明年，是因为出版、翻译和诺贝尔奖那帮评委老头读到她的作品还需要一点时间，她的这部巨著叫《啊！岁月》，那么长的篇幅发不了，三万字的前言是可以发的……我甚至都不用输入，只是把这些稿子挑出，手头有订书机就用订书机、有夹子就用夹子，最后，把那个封面一贴，就成了敷衍潦草的一期《0》。封面上那个黑压压的洞，好像就算我把冰箱丢过去，也能吞下。翻看这么一本“杂志”的时候，也能挖出某种乐趣来，一字一句惹人笑，所有的错误和不通，皆成微言大义。

不知道是碰巧，还是我定下的那个办刊宗旨起了作用，那个年轻编辑，再也没有收到“顾城”的骚扰短信。有一次吃饭闲聊，那年轻编辑还很疑惑：“有这个人？”当时我一愣，心想：不会因为《0》的刊发，那人就从除我之外的人记忆中被删除了吧？这个想法让我有了当逃犯的忐忑，可转念一想，就算我拿着那本乱糟糟的《0》去公安局报案，给他们指出封面上那个黑洞可以吸走内文刊发的作者，他们要么建议我去安宁医院，要么对我拳打脚踢吧？我再细看那编辑的手机，早已不是那款诺基亚了，换了一款翻盖手机——也就是说，编辑曾收到的各种威胁短信，不会存于这款新手机上。

自从编了一期《0》后，投到杂志社所有的稿子，都成了宝贝：可用之稿，被编发到那个有着全国知名度的文学杂志上；正式刊物不可用的，被我分为两类，符合我审美的，被我编到每年两期的那正规刊物的“分身”上，那些我讨厌甚至恶心的，则是《0》的菜，被我不定期归类，用一个封面捆绑、吸纳、消融于无形。我就像坐在键盘面前，用删除键删除掉一个个不喜欢的文字一般，在幻想中删除掉那些写出“奇葩”文字的人。有时我想：若是《0》的宗旨真的起了效用，那些作者是多么倒霉，悄无声息就成了虚无，与除了我之外所有人的记忆告别。

我所住的房子是老社长早些年把杂志的发行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购下的，那时，文学还是社会上的焦点。在杂志发行的高峰期，为避免拖延刊物面世时间，老社长在三个省的五家印刷厂同时开印，发往全国。当年杂志社赚下的钱，老社长用一部分购买了一些房子，后来在各种改革中，有三四套被低价处理给了一些老弱病残的员工，我也得以用几年的收入买了一套。这个小区修建较早，已破旧不堪，车位不够不说，位置也不好。我那套有窗子对着一条河，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河景房，我曾看过绿草在河水边摇曳生姿。可你知道的，流经市内的河水，无论原来多清澈，最后都会成为臭水沟。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这条河不断变化，记不起从哪年开始，对着河流的西面窗子，安装了一个排污口，凌晨四点半，准时发出轰响，玻璃窗和墙壁也隔绝不了。很多夜里，我被冲出排污口的水吵醒，只好编排着那一本本独属于我的杂志；后来，多了一本《0》，乐趣就多了些。我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也写点文字的——这几乎是每一个跟文字打交道的人都抵制不住的诱惑。这些文字没有人看过，怎么好意思给人看呢？我曾想化个名，投到我们杂志，然后从编辑的审稿意见上，了解自己写得怎么样，可还是不敢。留着一个人翻翻吧，哪天自己动不了了，就一把火烧掉，干净。

这是潮冷的季节，海岛上的冷。这种急剧降温，总是最容易被腿上那折断的部位感知。那么多年了，我想不起两腿都健全的感觉了，伤口是安在身上的报警器，总是先于天气预报，告诉我即将到来的天气变化。那种疼痛的预告太过精准，天气不同，刺痛的深浅、轻重都不同。窗外，排污口哗啦啦，人类制造的污浊和噪音，让一个不存在的人坐在此刻。

……

人不需要有多少思想，只要他有某种“毅力”，就足以让世人膜拜。比如说，一个人定点、定时以某个姿势坐着，什么都不做，就坐着，不需要任何动作和言语。坚持一个月，他就是一个行为艺术家；坐一年，他已经是先知；三年，他肯定会成为世人眼中的神迹。他的坐而不动本身，蕴含着人类所有的意义和未来，他的随口一言，可能便会摧毁一位权力通天的君主和他横扫人间的军队——啊，这是一个多么脆弱的世界，它甚至可以毁于一个人的静坐。

……

这些妄语怎么能见人呢？我甚至从来没有把它们编入我那每年两期的杂志里，那里有我偏好的稿子——人真是蠢笨，写不出自己喜欢的文字，甚至，蠢笨到写下的每一个字都面目可憎。这样的文字只能属于火，火把纸张烧成灰，微风掠过，纸灰化为粉尘。对我来讲，文字的神圣感仍然存在，有时看到一篇绝妙的文字，我只能叹息：真是老天爷赏饭吃，是老天爷握着作者的手指，敲下那一行行文字。可这样的文字，从来不属于我。

有一段时间，我担任编务的那家杂志，陷入了某种说不清的麻烦，无论我们的编辑多么如履薄冰，总还是有“读者”给上级部门写信，说我们杂志出现了各种问题：内容低俗、格调不高……给我们扣上一顶顶大帽子。那些信从上级部门反馈回来，让编辑部做出自检报告。编辑们头发变白的速度在加剧，他们看稿、校稿的精细程度提升了好几倍，也没能阻止那些雪花般的举报信。编辑们可怜主编，说他的任务就三个：道歉；回答“是是是”和“我们一定更加小心”；装孙子。我们也很快知道，所有的举报都来自一人。一个胖乎乎的老干部，退休之后，精力过于旺盛，就想拯救一下祖国的文学事业，就把他关于“养三只小鸡”的八百字“散文”投来了。稿子没被留用，老干部细读杂志上的每一个字，奋力从标点符号里挖掘出作者和编辑“十恶不赦”的可怕用心——按照他的说法，我们这里就是垃圾稿件的大本营。他信里把我们写得罪大恶极，相关部门如临大敌，组织人把杂志一遍遍通读，只读出两吨疑惑万米不解，没挖出可疑之处。

我们的主编说：“你看，你看，专家们不也跟我们编辑想法一致？”一个领导支招：“天天被折腾也不是办法，你就把他文章发一发，认怂算了。”主编苦笑道：“真发了能解决问题，就不会这样了……”其实，主编托人传过话，让那老师再赐稿三则，好一并刊发之类。据传话的人描述，老干部鼻孔冷冷哼了几声：“杂志版面，是他们用来谈条件的？能发就发，不能发就不能发，我岂是接受招安的人？没我同意，发我文字，我告死他！”——他还理直气壮了。领导一拍桌子，指着我们主编的鼻子：“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把这事解决好，再这么闹，那还不如你们早点关门好了……”主编只能点头：“是是是。”

编辑们想了很多法子，甚至有人喊出一句：“要不，我豁出去，把他装麻袋、推海里？”一阵哄笑。这话我倒听进去了，我想到了之前那个作者被我在超市制服的情形——要不，我拎着拐杖，去找那老干部谈谈？住所倒是好打听，要见到这人，有机会跟落单的他说上两句，倒也不容易。他从小区走出，拎着一张报纸刚走进旁边小公园的时候，我走了上去：“你认得我？”他盯了我好半天：“你……是……我不认得。”我说：“不认得就好。我认得你，这些年，你举报信写得挺多的吧？”他说：“举报信，你说什么？”我说：“有人因为你的举报信被关起来了，托人找到我，让给个说法……”他说：“听不懂！”我待了一会儿，抬出“必杀技”：“那就讲你听得懂的，我看上你的脚了，想让你摘下来……给我安上去。”他喘着粗气：“你……你……你……”我说：“如果还到处寄信，下次你就得把腿取下，等我来。”我把脸凑过去，几乎要贴到他圆乎乎的脸上，我吹了一口气，他脸色煞白，瘫软在地。

这事之后，杂志的麻烦并没有断——我能想象，那张圆脸上两点绿豆大的眼珠，在放大镜后面不肯眨，深挖着我们杂志上的罪恶。我当然不会真要去把他的腿给卸了——真扭打起来，能不能顶住他肥胖的身躯，还不好说。我最后的“办法”，是把他的稿子编到《0》里头，想利用办刊宗旨“诅咒”的力量，把他吸入封面上的“0”。可关键是，真的要找他的稿子，并不容易。我也是花了快一周，才翻出他那篇养三只小鸡的奇文，幸好，这篇文章还存在于杂志仓库的废稿堆里。我立即编发，并把那些被转了几道终于抵达编辑部的举报信复印件再次复印，附在后头，编了一本《0》的专刊——这是老干部一个人的专号。

好像真有用了，之后的半年里，转过来的举报信变少了，终趋于无。我暗暗惊喜，不再觉得这还是巧合，《0》里头，确实有着抹除的魔力。大约一年之后，无意中打听起这人，有人说道，他好像遇到了一场病，在ICU里待了一个多月，活是活过来了，却已经不大认识人，对着妻子喊妈妈、对着儿子喊书记。这些传言让我很失望，因为，在最初的设计里，《0》要抹除的，不仅是这个人，还有别人对他的记忆；此刻，他人还在，大家都还记得他，这无疑说明，一切都跟《0》毫无关系。我只好安慰自己：会不会这一次没有抹掉别人对他的记忆，而是把他自己的记忆抹除了呢？不然他何以对着妻子喊妈妈对着儿子喊书记？

——这难以验证的真假莫辨，让我陷入悲伤。

看到老社长的近况，编辑部的人情绪都不大对。大家回来之后，就开始默默翻看他当年编过的旧刊，虽有一行行印刷文字的确证，虽然这杂志栖身于全国各地图书馆和个人的书架，可却总给人摇摇欲坠烟消云散之感。编辑们还找出老社长当年留下的砚台、笔筒什么的，睹物怅然。这一趟拜访老社长之行，编辑部的人都去了，我也跟去了。此前，有时想起，我也会打个车，拎点水果去看看他。最后无论我如何推辞，走的时候我还是发觉，从他家拎走了更多的水果，甚至会提着油腻腻的半只鸡。退休多年，他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每有他当年推出来的作家打听到编辑部，希望去拜访他，他一概拒绝。老社长是一位纯粹的编辑，能抵制书写的诱惑，不论在不在编辑之位，都不搞创作——可即便如此，他早些年在一些会议上的随口发言，还是被整理出来，是一字不可移的好文章。一些作家在文章中写到老社长往往敏锐地指出某位作家有什么缺陷、又可以把哪个优势发挥到极致，作家心悦诚服。有作家在文章中写道：“这么一个目光如钉子、开口即金句的人，竟全没写作的欲望，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害怕写下的句子被归类为小说、散文、诗歌或评论，他不屑和那些打内心鄙视的写作者同写某种文体。”退休之后，他甚至没在家里摆放什么书，该打麻将打麻将、该喝茶喝茶，从来不认为多读几本书是多么了不得的事。

我们前去探望的时候，他已经从一场急病里出院一个月。他的身体倒没啥，就是记性特别差，当我眼前迷蒙嘴角泛酸站在他面前，他指着我的腿：“你……是……来卖拐的？”他是在说赵本山的小品？编辑们跟他谈起当下的杂志状况、话语空间和文学潮流，他听倒是听得仔细，末了却说：“文学？杂志？什么？”对着面前的四五个编辑，他也对不上号，他老伴在一旁一遍遍重复介绍。到了此时，大家就不得不跟他告别了，不得不跟与此相关的记忆告别了。他老伴在后面挥手：“走好，走好，感谢大家……”

回到编辑部，编辑们嘴唇发抖，老社长怎么能忘了呢？他当年是这杂志的奠基人、开山者，是国内文学期刊界的一位大佬……怎么就……连他都这样了……我们一期又一期编着这“废纸”，可改变了一丁点世道人心？我没加入编辑们的七嘴八舌，我嘴巴里说不出“虚无”此类的词，可当老社长认不出我，我就觉得腿脚发痛——当年被压断的位置，重被撕裂，一回又一回。最痛的，当然不是身体之伤，而是看到身子不完整的妻子女儿，她们的头脚分离，某个角落还溅射着她们的一摊血、小块肉。她们定格于最好的年龄，而我已老残如斯，若她们隔了这么多年后，再见到此时的我，定然只能喊出：“阿公。”别说她们，我盯着镜子，也很想对着镜子里的人伸手：“您是？”身心之痛越来越清晰，却又连自己的长相都忘了——我是记性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社会化的人，想再完全脱离社会，显然不可能，他们总会设法再建一个世界，或在某种艺术里，或对着虚无幻想。我修建一个什么世界？我编着一本本没有读者的“杂志”，摆放得如此隐秘，连风也未曾光顾，白蚁和蚊子尚未临近已经被我杀绝。这是要修建跟何人联系的桥梁呢？桥梁的起点在哪儿，终点指向何处？

A坐在我面前，嘴巴颤动，他将对我说什么？

B站在我身后，他第一个音如何发出？

我是C，我对他们熟悉又陌生，他们在我的记忆之中又在我的记忆之外。

A、B、C同为一人。

我终于要给自己编一本《0》了，这是属于我的专刊，当然得郑重其事写几句编前语。当开始收集，我才发现，曾在我脑子和手指下诞生又被我遗忘的文字在一点点冒涌，残缺、陈旧的纸张从某个角落里飘来，被遗忘的片段从电脑文档中浮现，它们争相报名，排队向《0》走来。这简直是一项永远没有尽头的工作，可我乐享其中。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如果有七天没有再翻找出一行文字，那就定稿。”刚开始时，我几乎每天都要接待这些来访的文字，它们呼朋引伴，希望我认出它们，希望我想起写下它们时的表情。勤快的文字来过后，剩下的很是羞怯，它们扭扭捏捏，在我的视线之外徘徊，但总会在七日之期出现。当我七天内没再发现任何文字，已经过了大半年。望着那些文档和纸张，这是我的“全集”了吧？

既然是我的专刊，当然不能像那些被我“抹掉”记忆的人的那么潦草，这些文字当然得全部录入、排版，给它们一间舒适的居所。这又是一项不小的工程，可我时间那么多、兴趣那么少，它们总有完成的时候。封面纸张也得郑重其事，我专门去我们杂志社长期合作的印刷厂，找老板要来几十种纸，终于选中一种据说原料极其复杂的特种纸——我倒不是喜欢那种纹理——选它的原因，在于看着这种纸的时候，你没法想象它的原料是什么。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丢失了来路和记忆的纸。我还在网上找了能买到的最黑的材料，剪了一个圆形——它太黑了，以至于剪刀剪过，像光刺破深夜。光射上近乎绝对的黑，几乎没有任何反射。

内文装订好之后，我把家里狭小的空间走了好几遍，把自己书架上所有的摆着的“书刊”都取下，手指在书的边缘划过，我得确认，自己仍旧记得它们的每一个细节。我当然没有忘记，好好洗了一个热水澡，水珠在腿上的伤疤流淌，当年的痛仍未减弱。我给了自己二十分钟冥想，还有什么事情是遗忘了的？确定记忆清晰、诸事就位，我终于要给这本属于我的《0》装上封面了。我太熟悉这手工，固体胶涂抹到哪个位置、什么程度，不需要眼睛来看，只凭手感即可。这么一个重要的时刻，我竟然没有一点激动，太奇怪了。画龙之后，最后的点睛，会让龙飞升——给《0》装上封面，我慢慢摩挲，封面终于装得完美无缺了，真正的印刷品也没这么完美的品相。我的手掌在封面上轻轻一拍，完工。

我期待那个时刻的到来：《0》编好的瞬间，到底是我的记忆被抹除，还是别人会遗忘我；我会痴痴地回想“我是谁”，还是曾经的熟人投来茫然的目光：“你是谁？”

作者简介

林森，作家，《天涯》杂志副主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小镇及其他》，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随笔集《乡野之神》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文学排行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