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90后萨莉·鲁尼接棒了歌德、塞林格和村上春树
从一出生就在享受全球化成果的爱尔兰90后作家萨莉·鲁尼,毫不含糊地撕开表象,捡回了前辈们大多认为已经过时的话题,严肃地提出:在当下的社会体系中,当一个在任何语境中都“正常”的人,究竟有多难?那些我们以为已经在一百年前就解决的问题,是否从未消失?
当全世界的中年人都把“年事渐长就读不进小说”作为老于世故的标志,那些以青春和成长为主题的虚构文学便成了永恒的刚需。这种从未过时的类型在每个年代都需要寻找它的世界代言人。站在如今这个时间点上,没有人会质问为什么这个代言人曾经是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塞林格(《麦田守望者》)或者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但是,处于“现在进行时”的萨莉·鲁尼,只出版了两个长篇小说就成为一种“现象”的萨莉·鲁尼,实在是太年轻了。对于围绕在她身边的这些问号,她无法逃避,也无须逃避。
当然,学生时代就成为“欧陆第一辩手”的鲁尼,一定也能从人们的追问中看穿整个文坛的微妙的焦虑。2015年,鲁尼的小说处女作《聊天记录》就收到七家出版社报价。对一部并非类型小说的严肃文学处女作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寻常事。全世界都在寻找年轻而独特的声音——既符合互联网时代的典型特征,又与文学传统产生某种意义上的承继关系。
第一次翻开《聊天记录》,我在轻微的不适应中,首先惊讶于鲁尼的直接。她把发生在社交网络上的对话、交锋、迷醉、背叛如此原生态地嵌入小说中,丝毫没有我们这一代可能会有的心理负担:这样写是不是太满了,太形式化了,会不会失去节制?回车键是不是敲得太多了?小说里的女人和男人,“旅行第一天总是心情不佳,试图寻找免费的wifi”。他们约会的时候,女人先“把一条腿举向空中,再把它慢慢地放到另一条腿上”,然后随口说:“我会想念在(网上)聊天的时候碾压你的。”一个回车键之后,男人在她身旁躺下,自然而然地回答:“我猜你也会想念这一点。”
在《纽约客》的那篇关于鲁尼的特写中,作者对于《聊天记录》中出现的“读互联网”(而不是在网上“随便看看”)的说法颇为震动,觉得那才是“一个在数字语言里土生土长的人”。鲁尼语言中的那份清澈、锐利、准确,与互联网时代具有某种生理性的贴合,她的小说里不再有上一代刻意揣摩的“网感”——她的“网感”自然生长的,渗透进对话的肌理和人物所有的行为逻辑。
在我看来,那篇特写的灵魂是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个时代是个伟大的书信体时代,尽管没有人全心认可这个判断,我们的电话凭着对电话功能的消解,又重新让文本变得无处不在。”饶有意味的是,在现代小说的早期历史上,书信体小说曾经大行其道,其中最重要的文本——英国的《克拉丽莎》和法国的《危险的关系》奠定了现代小说复杂性的基础。一旦联想到这一点,那么《纽约客》的这个判断就是非常有趣而重要的。小说史会在这个“新的书信体时代”里开始某种轮回吗?鲁尼会不会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现在下这样的结论或许为时过早,但至少,我们因此获得了一个有趣的细读《聊天记录》的理由和角度。
值得安慰的是,如此直率而锐利的语言并不是空心的——至少,鲁尼避免让它空心化的努力清晰可见。《聊天记录》中的人物总是在自嘲与反诘中试图挑开(限于人物的身份,他们常常还没有“戳破”的勇气和必要)消费社会的真相。文本中对于阶层冲突的敏感甚至是相当老派的,以至于几乎所有对鲁尼的评论都注意到她摩登的文本包裹的是19世纪的实质——毕竟,对阶层、对人际关系中的权力结构怀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并试图在文本中对它加以挑衅,这正是19世纪小说最重要的母题。
如果说,这样的自觉意识在《聊天记录》里还是多少带着试探性的零星音符,那么到了鲁尼的第二部小说《正常人》,就成了贯穿始终的回旋曲。小镇青年康奈尔一出场就是高中的全优生,与另一个全优生玛丽安悄悄约会,而他的母亲在玛丽安富裕的家庭里帮佣。当母亲觉察到两人的隐秘关系并提出与阶层差异相关的疑虑时,康奈尔压制住心里隐隐的愤怒,反问道:“她(玛丽安的母亲)不介意你给她家做卫生,却不喜欢你儿子和她女儿一起玩?太搞笑了。这简直像19世纪的观念。”
康奈尔对“19世纪观念”的不屑可以理解。我们打开19世纪狄更斯的名著《远大前程》,几乎每一页的关键词都是“上等人”(gentlemen)——无论是对穷小子、富家女,还是律师、囚犯而言,“上等人”都是一个简洁直观、与阶层鲜明对应的标杆。千禧一代与此自动划清界限,但是他们同时掉进了新的、更为微妙的陷阱。在小镇的环境中,玛丽安这样的出身背景和思维方式是绝对的少数派,同学们都能隐隐感觉到她的未来将不会局限在小镇里——他们天然地不是一路人。因此,对玛丽安的排斥和孤立,是出于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她在富裕的原生家庭中遭遇的冷暴力或热暴力,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理解和援助。在无形的压力之下,康奈尔甚至不敢邀请玛丽安一起参加毕业舞会。他可以轻易摒弃“19世纪的观念”,却无法拒绝周遭环境的共识;他不屑当个“上等人”,却必须假装做个跟伙伴们打成一片的“正常人”——如此尖锐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比19世纪更19世纪。
一旦走出小镇的环境,成为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同学,康奈尔与玛丽安的权力关系立刻倒置。玛丽安所有与小镇格格不入的劣势都转化成了社交优势,她优渥的家庭条件也使她具备迅速赶上大都市的时髦的资本(尽管她并不张扬这一点,甚至未必自知)。这一次陷入交往障碍、渴望“正常化”的人成了康奈尔。当然,我们从小说里也很清晰地知道,玛丽安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太多的快乐,难以言说的创伤和孤独感并没有放过她——正如当年,带了别人去参加舞会的康奈尔,一点儿都不快乐。
在康奈尔和玛丽安约会的那栋来历不明的空置“鬼屋”里,他们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
“就这么空着,没人住,他说,要是卖不出去他们干嘛不把这些房子分出去?我不是在跟你犯傻,我是真诚地在问。
她耸耸肩。她也不太明白为什么。
跟资本主义有关吧,她说。”
像资本主义之类久违的词语高频率地出现《正常人》里,常常是猝不及防而又语焉不详的。模糊的概念总是包裹在一团潮湿的雾气中。如果我们拿鲁尼跟曾经同样以文坛天才少女的姿势出道的扎迪·史密斯(史密斯本人对鲁尼盛赞有加)相比,会发现后者带有明显的“全球化一代”的特征。史密斯的文本信息量庞大芜杂,思维跳跃俏皮,注意给人物平均分配地域和肤色;她虽然乐于自嘲和反讽,但大体上愿意张开双臂,拥抱这个看起来正在努力抹平差异、弥合创伤的世界。反观从一出生就在享受全球化成果的鲁尼,她的笔触那么敏感、犀利,略带青涩却毫不含糊地撕开表象,捡回了前辈们大多认为已经过时的话题,严肃地提出:在当下的社会体系中,当一个在任何语境中都“正常”的人,究竟有多难?那些我们以为已经在一百年前就解决的问题,是否从未消失?
好在还有真正的青春、成长的伤口、货真价实的荷尔蒙以及破茧重生的爱情(“他们像两株围绕着彼此生长的植物”)填满文本的空隙,让这部小说不至于失去平衡感,没有被严肃的命题抽干一个好故事应有的湿度。当根据小说改编的剧集用耐心而稳定的近景、慢镜头张扬美好的身体时,你会觉得这画面本身的说服力胜过了大多数台词,你会相信惟有坦诚相见的肉身,才能与这个时常冷漠的世界抗衡。
(作者为翻译家、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