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冰：广州都市女性写作进化论
二〇二〇年初夏，我在广州文艺市民空间举行了一场名为“广州都市女性写作的亮点与意义”的直播讲座。海报设计出来，“亮点与意义”改换成了“进化论”——直播团队加上去的。乍一看，似乎有点标题党的意思。但仔细一想，“进化论”有传统延续的意味，这促使我做了一些思考。海报被微信群里的一些朋友看到，就有人问：是女人进化，还是女作家进化？“进化论”对女性有没有不尊重的意思？
我突然感觉到了压力，因为，女性这个话题近三十年始终长盛不衰。
一
“进化论”意味深长
从自己经历说起：我在军队大院长大，这使我成长环境里没有祖辈和街坊这样的角色。直到上大学，我才比较长时间地与我的外婆相处。她的讲述让我知道了家族的过去，也促使我个人的文学阅读与中国历史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我的外婆一九一一年出生在一个比较富有的家庭，上世纪二十年代读了省城著名的女子中学，这在当时算是接受了较高水平教育。但后来，她回归了家庭，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与她一辈的姐妹大多也没有走向职场。外婆有位堂姐——我们叫她好婆，读了师范，出类拔萃。她的父亲是一位教育家。好婆从师范毕业后，她父亲就要她嫁人，她不愿意，那时开始提倡自由恋爱，于是她就抗婚。她的姐妹在结婚前夜给她穿了七套衣服，每一套衣服都用针线密密地缝起来，以此表示抗婚。第二天早上，家人大惊失色。她父亲还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最后被迫同意了退婚。这在当时是震动四邻的大事。好婆后来就成为一个省会城市的第一位中学女教师。
回望历史，二十世纪中国女性的成长均与城市相关。逃离传统生活的乡村，进入个性解放的城市，恰好成为女性千载难逢的机会。虽然内地城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是“都市里的乡村”，但还是为中国女性摆脱女儿、妻子、母亲等“三从四德”观念下的传统规定角色，实现经济与人格独立，提供了机会。除了女性快速成长外，我们还要谈谈女性与城市——女性与城市关联非常大。
首先，从女性进化论上来讲，女性解放，女性的人格独立、经济独立，都是城市为其提供了平台和机会。中国乡村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让女性长期被困在被“三从四德”教条束缚的传统角色平台上，这一平台到城市就被逐步解构化解。当然，并非一蹴而就，中国的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都市里的乡村”，仍然具有浓郁的乡村特点。
不过，与其他城市不同，广州较早开始都市化。近代以来，从“西关小姐”的年代，广州的女性就开始走向社会。可以说，二十一世纪女性的快速成长有力超男性之趋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开始在中文系教书的时候，就发现女生的优势已经出现：人数与男生相当，学习成绩占据全班前十。当然，也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教育属于记忆型，比较适合女性。此说法没有科学根据。
有目共睹的是，当代女性成长非常快，在男性擅长的领域，女性一样可以取得成就。一些比较优秀的女性甚至开始抱怨：男性成长太慢，跟不上她们的步伐。这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
女性可能更适应崇尚合作、分享与服务的非兵器非体力时代，刚柔相济成为职场最佳性格。由此可见，妇女解放或者说中国女性社会身份的进化——从传统规定的角色到今天的现代女性，其实只用了一百年的时间。
二
广州女作家与写作阵营
最近我所在的文艺评论家协会主编了一本名为《文采舜华》的书，书中提到的名家从黄遵宪到康有为、丘逢甲，从梁启超到陈寅恪、黄药眠、黄谷柳、欧阳山、陈残云，再到萧殷、黄秋耘、秦牧，我们发现其中没有一位女性。
女性大家缺席，令人惋惜。广州这座城缺一个丁玲，缺一个萧红，也缺一个张爱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到复旦大学学习，见到茹志鹃带着女儿王安忆来与我们开座谈会。当时王安忆还没有出名。上海这座城市，“十七年文学”时期出了一个著名女作家茹志鹃，八十年代冒出来知青作家王安忆，再加上民国时期的张爱玲以及其他一批上海女作家，形成了上海女性写作传统。
相比之下，广州的作家还没有形成上海的传统，从简单“进化论”角度讲，广州的女性写作者真正形成团队、形成规模，可以说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有趣的是，从整个新时期文学发展角度看，晚了大约十年的时间。
一九九〇年，广州女作家张欣从北大作家班毕业，她的小说创作发生了一个转向：从军队医院生活转向广州，转向城市，转向大都市。我认为，这一转向以及张欣周围的一批女作家的出现，标志着广州都市女性写作——团队也好，群体也好，一个阵营也好——正式出现，且形成规模。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除了张欣、张梅的小说产生过全国性影响外，当时还有一个文学写作现象，即黄爱东西、黄茵、张梅、石娃、素素、兰妮等一批女作家参加且形成广泛影响的女性写作现象——“小女人散文”。它与“都市小说”正式构成了广州都市女性写作群体，并开始形成富有自身文化个性的写作传统。
我一九九八年年底调到深圳，当时读到两位老朋友介绍广州的女作家和女性写作者的文章。一个是艾云，学者型的散文家，艺术感觉与理性思考交相辉映；还有一个钟晓毅，研究海外文学的学者，散文也写得灵动润泽。我在深圳的时候已经远离文学了，但是文章吸引了我，让我注意到广州有一批女性写作者。具体而言，是有一批都市写作者，其中写小说的，我比较熟悉，多为她们写过评论。
小说家之外，黄爱东西是我喜欢并关注多年的广州散文家。我一直遗憾她没有写小说，而是用散文把她感悟到的羊城历史长河中一些属于灵魂的东西表达了出来。当时广州的媒体，特别是《南方周末》，为黄爱东西的随笔散文提供了良好的传播平台。她所传达的观念，坦诚率直的态度，坚定自信的女性立场，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广州的女性写作出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此时城市高度发展，珠三角城市群崛起，城市对于都市女性的生活形成很大的冲击。
三
可以生发的许多城市文学话题
从广州女性写作者的角度，可以生发出许多城市文学话题。
广州诗人中间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三位：郑小琼、冯娜、谭畅。最初知道郑小琼是读到她的“铁的冰冷和疼痛”，她是四川人，在广州写作并安家落户；广州为云南白族诗人冯娜提供了回望故乡的空间，“海边的南方女人”构成她的另一个身份；来自河南的诗人谭畅的诗歌集《大女人》，书名与“小女人”相对，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值得琢磨。三人都从女性角度切入城市。
广州的媒体也有一批知名的女记者、女编辑，她们也是优秀的写作者，比如楚明、宋晓琪、刘丹、冯君、刘小玲，以及相对年轻一些的陈美华、钟洁玲、白岚、李贺，还有八〇后的安然、张淳、杨希、姚陌尘、刘妍等。此外，还有作协、大学、科研机构的艾云、钟晓毅、西篱、高小莉、鄞珊、张鸿、东方莎莎、朱继红、王璐、王美怡等。目力所及，挂一漏万，优秀者数不胜数。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几十年对于文字的钟爱与努力。写作者“红舞鞋”一旦穿上，痛并快乐着。她们的写作跟广州这座城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是广州这个平台，让她们能够一直往前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的“文化北伐”，意味广东人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广州女性写作借此机遇，打开“都市通道”，为“都市欲望”正名，影响全国，风靡一时。张欣、张梅以及“小女人散文”，甚至成为都市时尚样板。
广州这座城市有如下特点：低调、务实、包容、进取；还有开放，多元文化、海洋性、咸淡水文化；尊重个人选择、个人隐私，不介入他人家庭；移民城市，英雄不问出路；给予女作家相对自由的人生选择权，尊重个性，尊重精神亦尊重物质。理论家还概括了“广州四领先”：市场经济领先，人生观念领先，消费观念领先，媒体传播领先。以上这些，恰恰是广州这座城为作家提供的写作与精神资源。
我在广州女作家的创作谈中读到：北京女作家活在云端，上海女作家说凡是写作的人多半买不起房；广州则有所不同，不但自己买得起房子，而且要有自己的一间书房。同时，女作家们大多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的物质需求：口红、香水、化妆品、靓衣、鲜花、美食、艺术品……
城市、都市、女性、女作家、女性写作者、女性成长与广州，实在是一个具有发散性的话题，值得回味。
结语：广州都市女性写作意义非凡
简而言之，我眼中的广州都市女性写作意义非凡。
女性突破了传统妇女角色，进入职场并成功获得城市角色，精神独立赢得社会尊重，形成温婉却坚定的中国式女性主义。如果说，舒婷《致橡树》喊出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女性的心声；那么，广州张欣等女作家的作品则全面勇敢地进入日常世俗，第一次有力地回答了鲁迅时代“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时代之问。
在我看来，她们的文学创作更类似一种表白与宣言：在伟大的城市中重建当代女性的自我——我不属于谁，我只属于我自己。
都市女性或许感受尖锐：愈近中年，世俗生活越要求你更多地考虑他人，唯有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在超越现实的虚构中，女性方可以心无挂碍地真正回归自我。此时，写作或许成为自我世界的建构；艺术家在她的作品中完成一座堡垒，这虚幻而坚固的堡垒，成为女性精神栖息的最后一块净土。
我在张欣笔下女性角色的挣扎、张梅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恍惚眼神、黄爱东西刚柔并济的诙谐文字、黄咏梅的深入骨髓、梁凤莲的西关风情、郑小琼“冰冷的铁”、冯娜的《出生地》、谭畅的“大女人”、陈思呈的温柔敦厚、侯虹斌的尖锐疼痛、黄佟佟的真挚倾诉，以及裴谕新毫不犹豫的自我解剖中深沉地感知，洞彻地理解……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原本属于男性文人的人生感慨，同样痛彻心扉地流淌在女性笔下。作为男性评论家的我，透过她们的倾诉与表达、文字与线条、色彩与旋律，看到她们同身后那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广州城建立了某种奇妙的联系。历经磨难，风风雨雨，与都市一道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