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母亲让我待在房间里别出来。她挂断门禁话筒，看了看监控屏上的身影，又看看我说，“进去吧。”家里时不时有客人，我讨厌见到那些人，没多问，起身进了屋。躺在床上，我胡乱点着手机屏幕，选定一部电视剧，可进度条才刚开始滑动，母亲就推门进来了，说人走了，我可以出去了。我翻身，不耐烦地问：“谁啊？”母亲吞吞吐吐，“吴珍珠。”

吴珍珠在我们家做过保姆。从我七岁到十岁，她吃住都在这个家里。她先是做保姆，后来又帮家里看店，算小工。看店看了几年，她跟母亲说想去广东打工，见见世面。母亲跟她说，看店只是打打苍蝇收收钱，你去工厂里，可没这样的好日子过。她说已经下了决心，要跟几个小姐妹去广东，吃苦她是不怕的。母亲嘴上责怪，说她翅膀硬了就要飞了，心野了，但也给她置了套新衣，算作她外出的行头。吴珍珠离开我们家，离开小城，我再也没听过她的消息。后来电视剧《打工妹》《情满珠江》风行一时，我幻想挤挤挨挨的女工人头里，有一颗就是吴珍珠吧。

母亲端起茶喝了一口，并不想跟我说什么的样子。我却好奇了，“我见不得她？”

母亲放下杯子，“见什么见，烦我还不够啊？”

我正要说点什么，门推开，父亲回来了。母亲迎上去，跟他絮叨吴珍珠的来访。父亲一边换鞋一边说，“我们哪能帮她女儿安排什么工作！”

“就是呀！”母亲确认了父亲的意思，不再关心这事，进厨房去了。

父亲母亲午餐都吃得简单，但我回来待产后，母亲换着花样给我做营养餐。最开始我也抗议，一个多月下来，现在也就老老实实喝鸡汤、吃坚果。他俩陪我坐着，看我吃完才午休。我随他们的心意，也就随了他们的作息，早睡早起，午饭后小憩，清早和傍晚一起散步。这天的午睡，我却被梦魇住了，怎么也醒不来。等母亲终于把我晃醒时，倾斜的金红色阳光已经快从墙面消失了。突然起了一阵风，窗帘鼓起，刘海在额头上拂动。我想起了吴珍珠是谁。

她到我们家时，应该还是个孩子。那时候找保姆，都是托在乡下有亲戚的熟人介绍，所以吴珍珠，大概也是父亲或母亲某个信得过的朋友的远房亲戚。院子里常见着跟吴珍珠差不多年纪的乡下女孩，肤色黑红黑红的，背着主人家的孩子。我那时已七岁了，按理说，我们家不需要一个带孩子的保姆，但凡事总有点例外。二年级暑假快结束时，母亲领着我去了好几家医院。八月底入学注册那天，母亲又领着我去学校。她钻了好几间办公室，跟老师们说着什么。我趴在阳台栏杆上看大扫除的同学们。大扫帚把灰尘扬得漫天飞舞，盛夏的梧桐树翠绿又荫凉。劳动委员指挥力气大的男生提水、洒水。水扑洒在飞舞的灰尘上，灰尘聚变成泥球。我伸长鼻子，用力吸着这些好闻的味道。那之后我就不用再去学校了。除了时不时要去医院外，我对不用上学的生活非常满意。班长和学习委员、生活委员几个班干部，来家里看我，借给我他们的作业，可他们一走，我就把作业的事全忘了。慢慢地，他们也不再板着脸扮小老师，反而，我可以告诉他们很多事。比如毛毛虫从梧桐树叶的一头爬到另一头，需要一分二十秒。星星都拖着长长的尾巴，因为地球和星星都在运动，星星的尾巴就是它们走过的路。或者，美国有条密西西比河，最勇敢的小孩，比如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就沿着密西西比河冒险。我喜欢胡思乱想、胡说八道，每次都能把自己看到或者新编的故事跟他们唠叨半天。吴珍珠也跟着聚精会神地听。她长得矮，虎头虎脑像个假小子，听到激动时跟着我们一起手舞足蹈、吱哇乱叫。

每时每刻，七彩的泡泡都从我的脑袋顶上冒出来。这样的我，看待周围的一切，似乎都跟准确的“记忆”关联不大。对我来说，吴珍珠就像被飓风吹来、撑伞而降的玛丽阿姨，我不关心她从哪里来，只想知道，她能为我的世界带来什么魔法。我研究她的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每一样都跟我有些不同。她识字，能看书，但嘴里说的总是牛啊苞谷啊母鸡啊什么的。而我都没有见过一头真的牛。这对我来说新鲜极了。于是我缠着她，让她跟我讲牛的鼻子怎么喷气，舌头怎么把草卷进嘴里去，怎么把草反刍细细嚼。觉察到她几乎不会拒绝我的任何请求后，我开始耍赖，睡觉前总是抱怨太黑了害怕，台灯根本无法让我安静，央求她陪着我讲故事。那之前，母亲已经勒令我自己睡一个房间。而吴珍珠的到来，让我又可以做一个赖皮小孩子了。她只会几个故事，很快，我就能重复它们，并给它们添油加醋。在她的族人世代相传的故事里，我对去山里寻找巨人的故事特别着迷。巨人几岁啦？他的手掌有多大？他有爸爸妈妈吗？巨人自己在山里住了多久？很久是多久，是永远吗？我给巨人采撷食物，云朵是棉花糖，蒲公英是柔软的床。他一脚就能跨越山头，松鼠用尾巴给他挠痒痒。当吴珍珠发现她的故事变成了我的故事，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但并不生气。我接收到这善意，开始觉得，啊，吴珍珠是我的好朋友吧。

搓泥球、捡树叶、捕螳螂虽然好玩，但只能消耗我的部分精力，我像恐龙一样吞食家里所有的书籍。有些书看得我头脑发昏，字一个个被认出、从视网膜进入我的身体，却无法被消化掉，只像石头一样堆积在某处。慢慢地，我开始忘掉上学的滋味，觉得这样跟父亲母亲一直生活下去也非常好。那时我们家住在临街一栋四层高房子的顶楼，虽不能随便出门，但宽大的露台就是我的乐园，梧桐树的枝干密密覆盖，蚂蚁、尺蠖和蚯蚓不时出没。从露台看下去，推车卖西瓜的小贩、倚在三轮车上打盹的车夫、小卖店装满“大大”泡泡糖的玻璃罐子都能引我遐想。而露台的另一边，可眺望远山林景，时不时可见小动物蹿动。市声和风景给我半封闭的小世界增添了布景，再说，我还有吴珍珠这个朋友呢。每天一小时，吴珍珠按母亲的规定打开电视机，跟我一起看《西游记》。孙行者从石头里蹦出来一飞冲天，我也跟着他斩妖除魔一路奔向天竺国。我们每天讨论妖怪和神仙，知道他们不只是在小小的电视机里存在。当我重复着《西游记》的故事时，精怪和神力慢慢结成了我和她之间的秘语。跟爸爸妈妈相比，吴珍珠更明白我在说什么。而她低着头听母亲训话时，我也更明白她是在听还是跟我一样在神游。

在我们家的屋檐下，吴珍珠是新房客，要学规矩。家务、卫生、看护种种之外，她最好奇的是戒尺。不尊敬长辈打一板，不友爱小朋友打一板，撒谎打两板……父亲在竹片上写了字，规矩就成了文。跟母亲每天琐碎吩咐的大小事务相比，吴珍珠对无声的戒尺似乎更在意。而我，虽然试图忽略这块挂在墙上的竹片，但也从不像玩鸡毛掸子或者扫帚一样把戒尺抓在手里当武器挥舞。白墙上，戒尺像永远指着六点钟的指针，一动不动。但我们仍可以像叽叽喳喳谈论其他事一样谈论它。你挨过打吗？她问。我说没有。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我太皮了。”她半信半疑看着我：“可这字写得清清楚楚，你要是犯了怎么办？”我盯着戒尺细看，“我爸不会打我的……他最后会原谅我的。”吴珍珠吃惊得张开了嘴。我“嘘”了一声，“拉勾，不要告诉别人。”得意之余，我又问她：“你挨过打吗？”

偶尔，我能跟吴珍珠一起下楼，比如去邻居陈老师家借书。陈老师家住一楼，在中学教数学，母亲说也许以后我会是他的学生。但对我来说，陈老师暂时只是邻居叔叔，他比父亲年轻，蓄着小胡子，他的孩子还是个小婴儿。陈老师家除了经年的油烟熏出来这些跟我们家一样的气味外，还有他客厅里一整面墙的书发出的好闻的味道。每次去借书还书，我总是故意拖延时间，跟摇篮里的小婴儿说话，虽然他还根本不能说话。吴珍珠站在门口等我，并不踏进屋内。一次书有些重，我喊她，帮帮我呀，她还是定在门外不动。我有些急，喊她，珍珠姐，珍珠姐，喊了几声没用就大喊，吴珍珠！她踢掉鞋子，光脚跑上前来捧起书。一回到家，我还没问她为什么磨磨蹭蹭，她却劈头盖脸冲我一顿数落，说我不换鞋就进陈老师家“不对，不好”。可是他们家没让我换鞋啊，我说。那你也该主动换，吴珍珠说。为什么？我气鼓鼓地问，陈老师自己也没穿拖鞋。吴珍珠说不上理由，只怯怯地说，都是要换的啊。我没法理解，只对她说，换什么换，我都没换你换什么换！

偶尔，母亲会让吴珍珠出去采买。去得远了，就要坐公共汽车。头一次她回来时哭丧着脸，跟我说悄悄话时才告诉我，她晕车，怕坐车。售票员挺凶，说没零钱找不开不给她买票。她在车站边上买了五毛钱的糖，才把票子破开。好不容易上了车，人多挤来挤去，她个子矮，够不着拉环，刹车时踩了人的脚，挨了几句骂。我想了想，说，你不知道坐车要零钱吗？她摇摇头。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说。她看起来像要哭了。我只好不再说什么，开始画我的地图。我在纸上画出想去的地方。地点一个个串起来，就变成了我的王国。公园、河流、游乐场、小卖部之外，还有沙堆、运动场和松林坡。不需要门票、没有围墙的地方更得我心，不仅进出随意，还可以被脚印、搬运和胡闹改变形状与边界。吴珍珠看我画，指着公园说，不对，公园过去是市场，不是沙堆。我不理她，继续画着。过了会儿她又说，松林坡没有这么大，你画的松林坡比公园还大了。我停了笔，气呼呼地说，吴珍珠，你管我呢！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想多大就多大。她说，你画得不对。我突然觉得委屈，趴在画纸上，不许你看了！你倒好，坐着公共汽车出去，想去哪去哪，我呢？哪儿也不能去！吴珍珠拉拉我的胳膊，想像平时我们吵嘴那样跟我议和，我却不动，死死趴在画纸上捂住我的地图。捂了很久，我有些累了，就起身往卫生间走。吴珍珠不知怎的，笑着跟我开玩笑说，懒牛懒马屎尿多！我怔了一下，回身看着她哭了。那天我没再跟吴珍珠说话。我没法说出为什么她开玩笑式的比方会让我伤心，要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才能说出，伤心是因为粗俗刺痛了我，冒犯了我。虽然才七岁，但我已不想像动物一样活着。而吴珍珠呢，收拾起我的地图后，在晚上试着跟我搭话——你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是上海吗？再跟我说说吧！轮船、巧克力……世界上最远的地方是哪里？是北京吗？

每天傍晚跟父亲母亲一起散步，步履回到小时候的节奏，让我不知不觉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但更多的却是漂浮的板块和碎片，记忆既不完整也不确定。

我问父亲：“后来我怎么又回学校去了？”

“回学校去？”

“我休学了一年多……”

“你的眼睛好了。”

“好了？”

“彻底好了。”

父亲放慢步子，要跟我和母亲一致。母亲挽着我，我们仨慢慢绕圈散步。他们在迁就我，就像小时候。那时候我是个病孩子，现在我是个临盆在即的孕妇。

“吴珍珠女儿多大了？”我转头问母亲。

“十七八了。”

“要找工作？”

“什么年代了，还想给女儿找个主家。现在不时兴这样的了，钟点工一周来两次，谁还请个小姑娘在家里住着？再说，小姑娘心思活络，也待不住啊！”母亲说。

“就让她女儿自己出去闯闯呗。吴珍珠自己不也去过广东打工嘛。”我说。

“出去了迟早还不是要回来？”

“回不回来以后再说。”

“这种小姑娘，出去心就野了，回来也过不好的。”

“什么年代了，我说你怎么这么封建。她女儿现在就嫁了就好了是吧？”

“他们那种人，早结婚不是坏事。”

“哪种人？”

“吴珍珠和她女儿啊，没文化，就干干体力活，还能干什么？”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能干什么？说不定她女儿就出人头地了！”

“我不知道？你才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

“吴珍珠离了结，结了离，离了三次，我不知道？”

“离婚了不起啊？”

“他们可不像你想的那样。”

“哪样？”

“他们乌七八糟的事情更多。”

“你就是看不起人。”

父亲打断了我和母亲的争论，“好好跟妈妈说话。”

“吴珍珠是什么人，我可是了解得很！”母亲扔下一句话，快步往前走了。父亲追上去。

我一个人留在原地。夏夜的风打着旋，卷起细小的树枝、花瓣的碎片。这样的小夜曲里，我应该像小时候一样，乖乖坐在窗边弹电子琴，让父亲母亲高兴。我们可以闲聊，但关于吴珍珠之类的人和事，都该被剪成平淡的谈资，淡化为我们家平常夜晚无关紧要的背景。但我毕竟不是小孩子了。

我挺着肚子、垂着手站在路边，看父亲渐渐追上母亲，两人开始往回走。回来待产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念头像水面冒起的气泡，倏忽出现又消失于更阔大的空气中，而我却发现了水面下的鱼群。

母亲不理我。父亲走在我们俩中间，左一句右一句地拉拢着。我没法像以往那样，跟他们俩争吵后扔下一句“我就不该回来，我这就走”，然后订机票离开。肚子里的孩子像抛出的锚，已被我选择落定在父母的家里。她跟我一样，要在这里出生。似乎父母的任性都要孩子来承担后果。我没有存够钱，我嫁了个没钱的丈夫，所以只能回父母家生产。虽然没有在饭桌和电话里谈过，但从我说要回来待产开始，我们仨都默认了接下来将发生的事，父母会照顾我和即将到来的孩子。这笔钱对父母来说不是多大的事，却是失业的我无法解决的难题。丈夫的父母早已过世，在农村老家只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可一旦真的回来，事情跟想像完全不同。因为孩子的存在，父母和我的谈话多了个中介。他们慢慢习惯了对着我的肚子喊话，虽然话是对着我的耳朵灌进去的。这些是新的事，如线团般缠绕，就快遮住原本的颜色。但我知道那些旧色并未褪去，反而，我在这个家里经历过的事、被遗忘已久的记忆如远久的回声般反射，在房间四壁发出铿铿锵锵的金属声。吴珍珠只是砂砾，却在金属表面滑动，让平滑的沉默的一切不再如常。

父亲说：“这些年我们跟她没少打交道，你该听听你妈的话。”

我“哦”了一声。

父亲又对母亲说：“你们母女都是暴脾气，来，燃烧我照亮你们。”

母亲说：“我可是去过农村，在基层工作过多年的。你女儿呢，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就觉得我们说的有问题。”

“我跟她说过，不了解农村谈不上了解中国。”父亲应道。

“是不是？卖土地的卖土地，赌钱的赌钱，农民什么样子她知道？”

“你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农民。”我说。

“那你知道的是全部农民？网上看来的还是书上看来的？”母亲说。

“吴珍珠不是你说的那样。”我说。

“我直接告诉你吧。她可没少给我找麻烦，骗我买保险……”

“你买了？”

“我怎么可能上当？”

“那怎么知道是骗你？”

“保险和传销有什么区别？”

“妈妈……”我吸了口气，停了半拍，“算了吧，她毕竟救过我。”

“算了吧！把你带去那个山洞本来就是她的错。”

“这么多年，我们没少帮她，要说报答，早就扯平了。”父亲说。

“好，好好好。”我看着他们俩。什么都没有改变，父母是一体的，我只是个指手画脚的局外人。

吴珍珠带我去山里，是夏天快结束时。父亲喜欢钓鱼，平时都自己跟钓友们去扎帐篷野钓，那次却兴起带我和母亲同去。我去，吴珍珠就也得去。看父亲钓鱼看了一整天后，我开始无聊，跟吴珍珠在河边的小树林里四处跑。爬到小树林的坡顶，可见河道蜿蜒的走势。吴珍珠说，河像蛇蜕的皮，太阳一照就闪闪发光。又说，我们在蛇尾巴，往前一直走，快到蛇头的地方就是她家。也许母亲也觉得看钓鱼太无聊，就决定带着我去吴珍珠家玩。反正也不远，当天就回来。我们先从河边走到土路上，等了许久，土路尽头扬起一阵烟尘，小巴车开过来了。我们就跟其他乘客、公鸡母鸡和许多麻袋一起挤在小巴上了。吴珍珠坐在小板凳的加座上，我坐在吴珍珠腿上。吴珍珠的大腿和胳膊有力地撑起我，就像人形的椅子。可她的胸脯和脸颊，又柔软得让我走神。玩“你抓我逃”或者“叠罗汉”时，吴珍珠也会跟我滚作一团，可在游戏里，我并不曾真的触碰或者认识她的身体。我们就像彗星，围绕各自的太阳，在既定轨道上划出抛物线、双曲线或椭圆，只有尾巴呼啸着交错而过。而在乡村小巴上，我们的身体服从于相同的律动，气体和尘埃从头顶蒸发而出，让我们朝向或被推离同一个太阳。母亲近在咫尺，可吴珍珠陌生而甜蜜的柔软，就像一声微弱的哨音，预警着我们将进入全新的领地。

小巴车扬尘而去。吴珍珠带路，我和母亲开始爬山。怎么会有人将家安在大山深处呢？途经山脚短暂的平地，我们开始在植物荫蔽的山路上徐行。越往前，山势越陡。稍平整处都垦作梯田，种苞谷。田埂边垒着大小石块，吴珍珠说是开山时刨出来的。开山是什么，我问。就是砍树、放火，吴珍珠说。我似懂非懂，来不及再想，注意力已滑到对面山腰处瓦片般叠起的屋子上。瓦深黑，屋檐两端微翘。瓦下是木头拼成的墙板，远远看去也是黑色。村寨倚山势而上，像龙鳞般浑然天成，闪着微光。林木掩盖去路，村寨像悬于半空的堡垒。这样的景象，我只在动画片《天空之城》里见过。但在动画片里，得坐飞艇才能上去。我们的飞艇在哪里？

我不肯再走，扯着吴珍珠的衣角问，“蛇在哪里？”

“蛇？”

“你不是说，快到蛇头的地方就是你家么？”

“你上去就能看见蛇头。”

“真的？”

“远远能看见。”

“蛇头什么样？”

“一个比你家房子还高很多很多的大山洞。”

“河从里面出来？”

“河从地底下出来，山洞里面。”

我还是不肯走。母亲和吴珍珠轮换着背我。我既高了许多，就注意到平地上没有的风景。比如进村时最先遇见的是黄狗和白狗，黄狗脑袋小，白狗脑袋大，叫声都一样响。水井边砌着六边形的石栏杆，石栏杆跟井眼隔得很开，中间铺着石板。又有炊烟从几户人家升起，妇人和孩子喊话应答。而不知名的植物叶片擦过我的脸，像冰凉的小手掌。我抬头看了看，太阳像是赞同我的发现，虽然这里的物事我几乎一样也喊不出，但沉默里自有欣喜，就像阳光本身。

我们的到来像开启了一个节日。吴珍珠的父亲母亲姐姐从地里回来，堂兄堂姐表弟表妹也围在院子里。他们之间说我不能听懂的话，但能感觉到与我和母亲有关。最后上四方桌吃饭的，只有母亲、我、吴珍珠的伯父和父亲。母亲把我抱去跟她坐一张条凳，招呼吴珍珠的母亲上桌。等一切安排好，我已饿坏了。肉放在我和母亲面前，就等我们下筷。这真的是肉吗？我从没吃过这么难吃的肉。没有油，没有盐，只是把肉片在锅里跑熟了。吴珍珠并不吃，她站在一旁等着什么。我不知道母亲会喝酒。但她喝了几杯。又让我把糖和巧克力分给院子里的孩子们。太阳明晃晃的，我回身看着屋檐下的四方桌和母亲，决定不再回去吃饭。

吴珍珠啃着苞谷，带我往山里去。我嚼着她掰给我的几粒苞谷，甘甜软糯，比那盘肉好吃多了。我也就迈大了步子，要像她那样轻轻松松走在布满石头的小路上。间或有人加入我们，慢慢地，我们就变成一支六个人的队伍了。领头的自然是吴珍珠，然后是两个跟我一般高的男孩，一个比我矮些的女孩，还有个比吴珍珠更高的男孩。他们管我们要去的地方叫“波喜”，而我们在的地方叫“波举”。吴珍珠给我翻译说，她的族人都住在深山里，水要靠人从井口背回家去。而住在山脚，也就是波喜的人，是另一些人，不像他们喜欢黑色，那些人喜欢白色，他们的水就在脚边。而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波喜，白色的地方。孩子们和我互相打量着对方，他们步伐轻松，随手扯下树上的叶子就能吹奏。而我呢，在穿过一片苞谷地时脖子火辣辣地疼，皮肤被苞谷叶子擦伤了。为了不掉队，我加快步子紧跟吴珍珠，很快忘记脖子和手臂上的细小伤口。

山洞看起来并不大，一条小路通往洞口，像蛇的信子。还离得远，洞里沁凉的空气已阵阵涌来。洞口的植被跟覆盖山体的植被颜色不同，前者像春天，后天是夏天。待越走越近，洞口鲜绿得像要破裂的颜色终于可以一一看清，是苔藓以及各式各样的蕨类。

洞内是干的。光线虽只能照见洞内不远处，但目力所及都是干燥的泥土和石块。

我扯住吴珍珠的胳膊说，这里没水。

她回头看着我笑了，并不说话。

水滴骤然打在我的额头，顺着我的鼻梁往下滑。我抬头，洞顶密密麻麻，全是倒生的石头，像笋又像塔。又一滴水打在我的脸颊。洞内幽深，一片黑暗。

“要往里走才看得见。”吴珍珠说。

其他孩子已往前走去，全然不知我的惊惧。他们点燃火把，一路遗下松明的清香，往蛇的头颅里去。我突然想念蛇尾巴处平缓的河滩和河滩上的父亲。那里的无聊是我能应付的无聊。

“这里不好玩，我们走吧。”我对吴珍珠说。

“你不是害怕了吧？”她在笑。

“我才不害怕。”

“一定让你大开眼睛。”

“是大开眼界。”

我们斗着嘴，一点点往深处去。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和脚步声，急促、蠢笨。但降龙的勇士不都是呆头呆脑的笨瓜吗？我有了点勇气，拽住吴珍珠的手，似乎她的手是不会灼热的火把。而我空着的左手，正握着隐形的宝剑，等待着斩下龙头。

龙的身体内是我想像不出的炫目。跟日后我看过多次被七彩灯映照的钟乳石窟不同，这里没有色彩，无需牵强附会的想像，只有火把显影出的水与石。水既不像河，也不属于湖，它几乎不流动，清澈却深不可测。吴珍珠说，这水在地底下要流很远，才会在波喜涌出，变成河。我回想来路，父亲钓鱼的河滩平缓，河床辽阔，两岸是苍翠的小土丘。而上了小巴车后，路都像是从山与山之间挤出，贴着山体凿出的公路侧面是深谷，确如蛇身一般优美地盘曲，从颈部昂扬而起，正是陡峭的高原。我有些嫉妒吴珍珠了。

除了我们，这里也有别的呼吸。倒挂的蝙蝠，闪着银光的鱼。孩子们趴在水边，伸手去捉弄鱼。我很快学会这个游戏。水面是起点也是终点，手入水后先静止不动，等鱼靠近后突然袭击。伙伴间可随意组合，目标就是那闪着银光的鱼。驱赶到位，鱼闯进两只手之间，谁捂得久谁就是大王。我们玩了一轮又一轮，直到我的袖子都已湿透，才想起吴珍珠来。

她在我身后一块大石头上，最大的男孩跟她坐在一起，火把立在二人身边。他们什么时候退出了游戏？还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只是远远地看护着我们——像大人那样？我闭上眼睛，任手臂浸泡在水里。很快又睁开，悄悄回头看他们。男孩的手在吴珍珠身上游走，以我从没有过的方式，然后停留在她耳朵上，轻轻地抚摸她的耳垂。吴珍珠笑了，是我知道她快乐时胆怯而轻微的笑声。她不想跟我在一起。

我用力把手伸进水里。柔滑的水草环绕我的手臂，而整只胳膊入水后，彼得潘呼唤我像学飞一样滑进水里。学飞不是件难事。先团团转，待彼得潘从窗口进来给你指点，就能飞出窗去。飞越海与天，飞向永无岛。在梦里我练习过很多次。于是，我滑进了水里。

我看见了以前没看过的东西，像半梦时看到万花筒，世界摇晃斑斓。耳朵眼像塞进了棉花，只觉得其他人的声音离我越来越远。水冰凉，但奇怪的是，我并不感觉冷，反而愿意随那只温柔的手缓缓沉下去。

吴珍珠挨了打。她父亲冲进灶房，从火塘里拎出翻火的铁钩，打在她背上腿上。我看过邻居孩子挨打，多半是男孩，他们像奇怪的昆虫，单脚或双脚跳着躲避父亲手里的衣架或火钳。吴珍珠却不动。她跟我一样湿透了的衣服上留下一道道白色的印痕，是火塘里陈年的灰烬。母亲的手刚要伸向我，我大声哭起来。哭声是我的金钟罩，把我隔离起来，让我可以慢慢看清楚自己。耳穴贴药被泡出了黑水，沿着脖子往下蔓延至我的两条手臂。鞋子丢了，袜子上都是黄泥。眼镜也丢了，母亲的眼眉化成一团。跟我们同去的孩子远远站在墙根底下，等着有可能的受罚。还有什么呢？吴珍珠竟然一声也没有哭出来。不尊敬长辈打一板，不友爱小朋友打一板，撒谎打两板……父亲的戒尺会怎么判定这个下午？

“有人推我下去的。”我听见自己说。

“谁？谁推的你？”母亲问。

“巨人。巨人住在山洞里。”

大人们像是听不懂我的话。

“是真的巨人，”我直起脖子大声说，“你们知道的，你们见过他。”

“你吓坏了。”母亲接管了我，让我回到她怀抱的世界。

我看着吴珍珠，她也平静地看着我，听我继续胡扯，就像平日我随口瞎编的故事一样，她总是耐心地听。但我自己知道，这次的故事跟平时不同，平时的故事里没有秘密。

回到城里，吴珍珠的床头多了个七彩的圆球。起初她不肯告诉我是什么，也不愿意给我玩。后来她说，这是个绣球，在他们的世界里，绣球是给心上人的。什么是心上人，我问。就像你爸爸妈妈，你爸爸就是你妈妈的心上人，她说。我突然觉得很没劲，把圆球掷在她床上，不肯再玩了。她忘记了对我说过，不是谁都能找到巨人的，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找到了他。

我出院的那天，月子中心的车早早到了楼下。母亲、父亲、丈夫三人商量一番后，女儿由母亲抱。月子中心的两个小护士开路，父亲在后面护送，丈夫扶着我跟上。商务车门拉开，母亲抱着孩子先钻进去，父亲殿后。

有人在喊，“袁叔！袁叔！”一个矮小的胖女人，四五十岁的样子。父亲回身，点点头，并不热络。女人的嘴机关枪一样扫射出话来。父亲只能举起一只手压住她的话头，再点一次头上了车。

“她怎么在这里？”母亲对父亲说。

“说是她女儿被人打了，住院了。”

“她还一眼认出你啊。”母亲嗔道。

“怎么成了这个样子……”父亲头往后仰，靠到座椅上。

我忍不住问，“谁啊？”母亲从后视镜里看我，“吴珍珠呀！”我盯着镜子里母亲的双眼说，“停车吧，我要跟她说话。”母亲按捺住脾气说，“你吹不得风，司机走吧。”我抬起身还想说话，漏气气球一般的身体拖拽住我，伤口也疼痛着阻止我。我只好歪着头，从后视镜上看着那矮小的身影迅速消失。她的头发染得太黄了。

我想像过孩子的到来，可当她真的到来后，世界并不只是爱丽丝掉进兔子洞，钟表时针在加速回转，变化让人目眩神迷。更多的是平静，比山间溪流与巴赫平均律给人的安慰更甘甜。我开始反思，是什么影响了我过去二十年的人生，让我觉得理性比本能更能让人满足？女儿粉红色半透明的手指微微蜷缩。我已很难复盘当我还是个女婴时，父母决定给我什么样的教育，让我成为他们理想人生的一部分，然后成为独立又坚强的女性，接受最好的教育，直到与他们越走越远。而所谓满足不过是，女儿睁开眼睛看着我。我和她什么也不做，只互相看着。

月子中心四十来平的套间里，我一边变成一头奶牛，一边紧紧拽住理性的风筝线，才能让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不至于分割。或许我该接受这么一个混乱的新我，怀疑只是认知的影子，没有那么截然对立。就像丈夫休了假来陪我同吃同住，消灭我吃不下的月子餐一样，谈不上好或不好，庸俗或高雅，他跟我一样只是在经受生活的局部。但女儿毕竟是全新的存在，她是投进玻璃杯的泡腾片，激活了我，改变我的颜色。我闭眼装睡，听母亲哼着歌给女儿拍奶嗝，记起了被我忘记很久的曲调。而一旦想起，调子就在我心里萦绕不去，提醒我童年时的欢乐和满足，它们打着旋回到我的身体里。

母亲和护士又在给女儿洗澡了。我轻轻拿起母亲的手机，走进洗手间。

W开头的通讯录里，并没有吴珍珠的名字。我放下手机，打开水龙头，任水哗哗地流着。终于，在B打头的通讯录里，看到了“保姆吴”这个不能算名字的名字。

我没有马上联系她。要等我从月子中心回到家，跟父母又住了两个多月后，才又想起这个号码来。我在常买的网店下单买了咖啡粉，那天快递到了。水烧开后我把咖啡粉冲泡开，端着杯子闻。未经过滤，杯壁上黏着的咖啡渣有点恶心。我把整杯深褐色的液体和渣滓倒进水池。这下好了，厨房几平米的空间里，有了熟悉而长期让我上瘾的味道。只差一支烟。我走去客厅，从父亲的云烟里抖落出一支，拿着火机走回厨房。

母亲隔着厨房的玻璃推拉门与我对视。我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妈：你有什么问题？

我：什么什么问题？

妈：你在干什么？

我：没干什么。

短暂沉默。

我：女性对身体有自主权。生孩子、抽烟，都是我对自己身体享有的权力。

妈：你自己看着办。

我：我们之间没必要这样，妈妈。我不想自己很紧张。

妈：为什么要紧张？

我：如果在这套房子里，不能做我在自己房子里想做的事，对我们都不是件好事。

妈：我在你那儿也不能什么事都合心意。

我：所以你每次住一个星期就走，是这样吗？

妈：我对自己的行动有自主权。

我（笑）：不互相逼迫不是挺好吗，是不是？

妈：你要住到什么时候？我累了。

半夜我突然醒了。凌晨两点多，不知梦见什么，醒来后却再也睡不着。我该去求父亲么？他似乎对外孙女有更多兴趣。或者他只是没像母亲这样被照顾婴儿搞得精疲力尽，才能把祖孙之情保留在合适的距离中维持浓度。母亲的抱怨合情合理，我未尝不是在剥削她，虽说剥削的同时在用女儿给予我不能给予的东西。但就像母亲所提醒的，我有自己的房子和家庭，在这里我只是短暂停留，该为自己负责及做打算。我是父母的孩子，他们对我应尽的义务早已完成，我不能一厢情愿地进入他们的生活。这是平时的我认同甚至引以为傲的价值观，但此刻却让我自觉愚蠢。

很难说是不是这些影响了我。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吴珍珠。

我在老城区的巷子里找到麻将馆，再在麻将馆七八桌人头里找到她。这里离我家二十几年前住的地方不远，也就是吴珍珠在我家的时候。二十几年前城区还像一块摊开的饼，中心和边缘都清晰可辨。我们家还住老城区时，虽已有卖了土地的农民自建三四层高的小楼，但这里依然还是有单位的人的天下。整齐划一的宿舍楼和守大门的大爷构成了一个个封闭自足的小世界。后来新城区规划转移，有单位的人为了上班方便、子女教育去新城区买房子，也顺便买车子。老城区没落了。郊县口音的人填充进来。而我也几年没来过了。

除了头发染得太黄，她看起来并没有穷人的局促。上衣款式虽不入时，但也不是广东厂商大甩卖几十块钱一件的货。下半身是条黑色皮裙，在这个天气里穿稍微早了点。皮鞋的边缘和鞋跟都是干净的。她从背后抽出自己的小包，把钱折换成扑克作赌码，并不离桌，只说“你先玩着啊”就继续战斗。我没进过这种巷子里的麻将室，倒也新鲜，坐在破沙发上四处打量。除了我，不上桌的闲人只有一个负责茶水的老人，戴副蓝色袖套。还有两三个孩子在地上爬，口水兜发黑发亮。最大声的虽是推牌的哗啦哗啦声，但赌客们讲话的声音也听得分明。大部分口音我都听辨困难，从困难程度判断，他们的老家离这里有一百公里以上。可这时，有人用本地口音喊我的名字。

“我是郑文豪，记得不？老同学。”男人看起来有四五十岁了，并不像我的同学该有的外表和年龄。

“郑文豪，”我重复道，“你怎么在这里？”

“我开的啊，”男人随意指点着麻将桌，“你来玩？”

“等人。”说完，我觉得自己的话短得有点冷漠，又说，“生意好。”

“不行，”郑文豪说，“挣不到什么钱。”

“开多久了？”

“本都没回呢。”

“咋开在这里？”

“我爷家的房子，我爷死了，空着也是浪费。”

“你没上班啊？”

“我有个拖车。离婚的时候老婆要钱，卖了。”

“不怕啊，这是你家土地吧？等征拨，拆了就有钱了。”

“老城区拆迁太贵了，他们不会拆这里的。我就随便混口饭吃。和老同学聚聚不？我拉你进群。”

“先不拉。你加我。”

加了后郑文豪笑着看我，“我说你咋有点富态，姑娘还是儿子这个是？”

“姑娘。”

“姑娘好。儿子都是些丧门星。”

为了阻止郑文豪再说下去，我起身拉吴珍珠。她这回倒也配合，结了钱跟我往外走。走出来才说，姓郑的欠一屁股债，你可小心点，回头他就找你借钱。

“你怎么大白天的打麻将？”我说。

“哪个规定麻将只在晚上打？”吴珍珠笑。

说得也对，我对麻将并不知道什么。在这里，麻将是社交，是娱乐，也是极少数人生计的来源。我有同学父母离婚后，无业的母亲靠打麻将养活她，还买了房子。吴珍珠是哪种？

“想吃什么？”她问。

“随便吃点。”这附近还有什么馆子我已不确定了。

她去推一辆电动车，“上来啊。”

吴珍珠骑着电动车，载着我在老城蛛网般的小巷里穿行。偶有下坡，我扶着她的腰。我们分开后，我长高长大许多，她却没有变过。现在，我就像只大螳螂，弓着身子伏在她背后。太阳对此视而不见，把我们的影子揉成灰黑的一团。

“你要住到什么时候？”她突然问。

“你怎么说话跟我妈一样。”

“总要回去上班吧。”

“不急。”

很奇怪的，我跟她之间虽被剪除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但并不觉得有去打探的必要。又或许这时间太长了，要找到开始的线头并不那么容易。

吴珍珠给我点了炸火腿肠、炸豆腐、炸洋芋、冰粉，她自己只点一碗素粉。我已经很久没吃火腿肠了，就没怎么动筷。

“早知道你在，我就不找你妈碰钉子了。”

“给你女儿找工作的事？我也不认识什么人。”

“把你同学给她介绍介绍也行。”

“郑文豪呗。”我笑。

“呸！正经给她介绍个男朋友。”

“我同学都三十多了。”

“成熟的好，最好读过大学的。”

“你是给自己找还是给女儿找？”

“有适合我的也行。”

我很难判断吴珍珠哪句是玩笑话。她又絮叨着让我看她手机，让我帮忙转发卖保险的广告。我嘴上说好，却只是拿过她的手机看她发的广告。除了保险，她也卖玩具、扫地机器人、减肥药，还有些不知道哪里生产的化妆品。

“你在广东那么多年，没存点钱么？”我问。

“给你们家打扫清洁的，一次多少钱？”她问。

“两百，好像是。”

“一个月来几次？”

“一周一次。”

“八百块钱能干啥？”

“她不止给我们一家打扫，天天都在打扫啊。”

“全城有多少搞清洁的？像你们家每周请人打扫的又有多少？”

“卖这些来钱么？”

“比随便找个工作好多了。”

“那让你女儿学学就好了啊。”

“她能像我这样？”她突然停顿，继而说，“我多少年才认识了那么多人。她除了跑腿送货还能干啥？如果不是只生了这一个，我何苦呢？”

接下来，吴珍珠的嘴像梭子，把我知道和不知道的名字织在一起。她比我更清楚我们家老邻居们的去向，以及他们子女的现状。包括我们家开文具店时，对街的福来饭馆老板前几年中风死在自家卫生间、她女儿快四十了还没有对象，等等等等。我疑心她也对其他人这么评点过我们家，以及她对我强调的，“每次去看你爸妈我都不是打空手的。”

在我看时间看了第三次，准备说要回去喂孩子时，她从包里摸出个红色缎子小口袋，执意让我收下。

“不值钱，就保个平安，你拿回去给孩子。”

我打开袋子，“我不信这些。”

“不信哪些？这是弘福寺开过光的。我大年初一去烧头香才请回来的。”

“孩子太小，戴不了这些的。”

“大了戴嘛，开光又不会过期。”

我收下了那块小玉牌，却没有提醒吴珍珠，多年前她也送过我差不多的东西。那是她离开我们家前不久，卖吊坠和牌子的小贩扛着挑子沿街叫卖。红线拴住的吊坠整整齐齐摇摆，把红线荡出一片微小的海。吴珍珠喊住他，选了很久。送我的是“健康”，自己留的是“如意”。小玉牌是塑料做的，深绿色。

……

作者简介

郭爽，作家，1984年出生于贵州。作品刊发于《收获》《钟山》《山花》《上海文学》《单读》等。小说《拱猪》获台湾第七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小说《鲍时进》获第二届山花双年奖·新人奖（2018）。小说《九重葛》获第七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2019）。出版《正午时踏进光焰》《我愿意学习发抖》，后者获2019诚品阅读职人大赏·年度最期待作家奖、第五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非虚构作品提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