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创造新中国文学“新人”是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突出要求和重大主题。从世界文学史上看，近代以来不乏关于“新人”的形象脉络或理论主张。中国文学“新人”的创造缘起于五四启蒙新文学，当代文学“新人”的内涵则表现为其自觉的时代性诉求，最核心目标就在倡导以“新人”所赋有且为标志的文学政治性、文学创新性和文学世界性。通过彰显中国当代价值观的文学创新，实现中国文学对于世界文学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在互联网新媒体语境中，创造新的具有现实性的“新人”，将是中国文学实践所面临的新挑战。

关键词：“新人” 政治性 创新性 世界性 媒介性文学

“新人、新主题与现实题材创作”是“第四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提出的主题之一。从文学史和当下文学的发展来看，新人、新主题与现实题材创作的议题，确实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新中国文学70年来的长期、持久的主题，也是当代文学持续不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不同的文学史阶段，都在不间断地以各种方式、因各种情况而提出或出现了这一问题和挑战。连同五四新文学到新世纪新时代文学的整个现当代文学， “新人”的问题不仅一直都存在着，而且还是一种现象性、问题性的突出存在。因此， 不妨说中国当代文学在这方面的历史积淀十分厚重，自身实践经验非常丰富，批评理论建树也相当充分，我们有足够的准备或理由认识到这个主题、问题和挑战在当下的重要性乃至必要性。以下主要围绕文学“新人”的基本含义及其所标志的文学史挑战性、新创性意义，兼及文学现实性的创作问题，献芹求教。

一、中国文学“新人”的时代“三性”：政治性、创新性、世界性

一般所谓文学“新人”，顾名思义最简单可指此前作品（文学史）中没有出现过的文学人物形象。也就是需要当下创造出的新的文学人物形象。宽泛地说，这兼具有文学史、文学批评和创作实践的多重期待。但仅是这种界定，显然与当下提出“新人”的动机、认知及理解有着十分明显的距离，缺乏理论针对性，即需要进一步对此概念进行一定的特殊性、阐释性的指认，否则有关这个议题的讨论会因纷纭歧义而走向混乱。

如果具体追问中国当代文学“新人”的所指，立即就会联想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说。这在新中国文学理论领域中曾经是诸种最权威的说法之一，尤其是在有关人物形象创造和多次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中。也许这与该说拥有经典理论依据的强大出处直接有关吧，而且在阐释效用上，至今沿用该说实际上也并非完全不当。结合到具体文学作品、文学人物，比如现在要说鲁迅的阿Q是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依旧成立。从理论上说，我们一般将所谓思想与艺术的创造能够完美结合的文学人物褒之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视之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圭臬。这是通过对文学人物创造的高度评价而表达的、或达到的实际目的是对作家作品的一种整体性的正面评价，但其中的“典型人物”是否体现或代表了值得肯定的正面价值观（典型人物是否属于正面形象）则并不重要，也并不一定——作家作品的创作立场和作品整体倾向才是最重要的（评判依据）。我们肯定的是鲁迅的创作（立场），而非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价值观。而类似保尔·柯察金这样的苏维埃英雄人物，则是我们一度推崇的堪称最高级新人典型，几乎可视为完美意义上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连同其作者和作品都是要一概褒扬的。

对于文学人物形象的创造，还有其他的一些提法或理论，倒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概念使用，更多时候会是泛泛而论地说创造出了某种新的文学（人物）形象之类，这也就是在用一种相对宽泛的方式对于所论对象进行主要倾向于褒义的文学评价。因此同样不一定要去深究吧。相对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般所谓新的文学（人物）形象，主要侧重于指那些体现出某种（些）新质、新特点的人物形象，这种评价往往依赖于文学史人物创造的相对性特点的比较，强调的是艺术创造的独特性和新颖性，是对较为成功的艺术个性的褒扬。同样是针对文学史人物而言，同样不一定代表进步或正面价值观，它肯定和表彰的是因某种（些）新的人物特质经作家作品的艺术表现而使该人物（形象）成为文学史上的首创或新创。虽然整体评价程度上相对弱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之说。

至于中外文学史上有关人物创造、人物特点的专门概念和理论，我们所接触过的比较熟悉的说法，实在也不少。比如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形象。他们崇尚理想，却疏离民众；不满现实，却少有行动；因其“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成为无力作为的苦闷忧郁的社会多余人。这类人物形象最早见于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在屠格涅夫1850年小说《多余人日记》发表后这一名称流行于世。包括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最著名典型)“小人物”(“小人物”一般是指19世纪俄国作家小说中的出身于社会基层的低级小官员、小职员人物形象。这类形象多是饱受侮辱的下级官吏和底层民众，既没有了高尚生活目标，且贫贱、低俗、卑微，还有的是空虚、无聊的小市民。作家对这类人物可悲命运的描写，表现社会实况，隐含现实批判性。1830年普希金以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为笔名出版了《别尔金小说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短篇小说《驿站长》，这是第一部描写小人物命运的小说，首开俄国文学描写“小人物”的先河。其后如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包括《狂人日记》《外套》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等，契诃夫的《套中人》等，延续、光大了这一文学脉流，在世界文学史上影响显著),还有就叫做“新人”(“新人”是指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一类特定人物形象系列，主要作品包括《罗亭》《前夜》《父与子》《怎么办?》等。其中的“新人”特指十二月党人之后拥有社会进步理想追求、体现时代创新抱负、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的年轻平民知识分子人物形象。他们自觉担当历史使命，执着并献身于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改造和文明进步的事业。“新人”形象有罗亭（屠格涅夫小说《罗亭》）、伊莲娜和英沙罗夫（屠格涅夫小说《前夜》）、巴扎罗夫（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薇拉、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和拉赫美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该小说副题即为“新人的故事”）等)的，欧洲文学作品中具体的有“吝啬鬼”形象，理论中有著名的圆形人物、扁平人物等，甚至美国文学中的“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 既指特定作家及群体，也指其作品人物，诸如此类。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关专门类型的人物概念看似较少，理论概括不多，实或更具普遍性——中国文史传统中的史传文类极为发达，即便从后世眼光来看，现代文学意义上的文学人物创造在较早期就已非常成熟，人物创造艺术堪称登峰造极。新文学以后，引入西洋理论方式，文学人物的理论命名逐渐流行，比如“狂人”形象的启蒙人物（最著名者即鲁迅的白话小说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当代文学中有过“中间人物”、（革命）英雄人物、工农兵形象等。连同后来特殊时期概括提出的“三突出”理论，其实也就是关于文艺人物创造的类型化政治原则，按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际的说法，也有其技术上的考虑理由。要之，这些概念和理论命名各有其特定的界限、定义，如果按人物命名现象论文学，也可谓“文学就是人物学”了。

当代文学史上提出塑造“新人”的主张由来已久，也并不少见。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代表新的国家权力对于新中国文艺应该创造什么样的人物形象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要求。在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新中国文艺发展方向道路上，“新的人民的文艺”范畴中的新的主题、新的人物（主要就是广大工农兵群众及其中的英雄模范人物）等就是新中国文艺创造的主要任务和现实要求。可以说这也成为狭义的现代和当代文学在“人物政治”上的分水岭。或者说，共和国成立伊始的“新人”创造或“人物政治”也是文学史流变、发展甚至转折的一种创作或理论标志。此后每次“新人”主张的提出和倡导，都缘此一定贯穿有现实性的动因和特殊性理由。当下提出“新人”概念及其创造主张当然也在相同的动机理解中。但是，区别于以前（包括广义的世界文学中的“新人”含义或范畴）的现实动机，显然是我们当下最为关切的内涵。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新中国文学建设和发展经验上看，也就是从历史的逻辑、当下的需求两方面看，文学史、文学的当下关怀对于“新人”之说的提出或重提——包括诸如新人、时代新人、社会主义新人、无产阶级新人等概念，是一个不断重复、不断重释、不断充实、不断发展、与时俱进，获得当下性内涵、当下性意义、当下性价值目标的观念。除了一般文学创新的理论意义外，“新人”概念在当下首先需要确定的价值内涵显然是其特定的时代属性——“新人”本身的时代性和现实性所规定和赋予的。“新人”之所以为新，一定是因为人物所具有的时代现实特性，否则，重提“新人”一说就会师出无名、无的放矢。那么，“新人”的时代性、现实性从何体现？哪几个维度可以确认当下“新人”的创造价值和意义呢？

从历史上的新人理论可以获得明确的启发，也可以从文学的现实需要方面得到直接的印证。“新人”首先必须是当代中国文化和精神价值观的人物形象体现，即“新人”的价值观内涵尤其是其核心价值观，必须成为其创造的主要支持力量或标志性体现，否则“新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将失去当下中国的主流价值支撑，丧失其意识形态的主导话语影响力，实际上也就无所谓“新人”、或无法称之为当下中国文学的“新人”。我将此视为、理解为新人创造的第一要义，即“新人”的意识形态性和价值观为其内涵之首义。这也是以“新人”倡导方式再度激活文学政治性。

申而言之，即“新人”的意识形态性，“新人”的价值代表性，最为突出地代表了“新人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建设性，乃至“中国新人文学”体现出的中国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贡献性。也就是说，重提或讨论现今的中国文学“新人”，不能不首重三性：文学的政治性、文学的创新性、文学的世界性。所谓“新人”是具有时代的现实性（乃至直观的感性）并体现新的发展或进步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倾向的人物形象。从艺术创造上说，“新人”就是我们对于新的发展或进步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倾向的一种人物形象期待及艺术投射，体现的是创作主体及完成作品的主观意志及其情感和心理的诉求。对于“新人”的人物创造（技巧技术手段等）是因此才应运而生并为之服务的。“新人”不会是疏离现实价值倾向的一种架空的纯艺术的创造，“新人”主张显然是对于现实的融会了经验内涵和理性思考的主观介入的产物。“新人”是有立场的，甚至是广义的政治性第一的形象体现。

所谓广义的政治性，不能狭隘地仅将其视为直接对应于现实功利目标的机械工具作用的政治性（手段），或者是支配于教条政治正确的先验、空泛的实际沦为抽象的、无效的政治性，这两种政治性已经多次成为我们犯下历史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意识土壤。前者会使文学窒息而死，后者则会放任文学的假、大、空。两者都会使文学异化为丧失公信道义乃至不道德的社会腐败、精神沦丧的象征。广义的政治性第一，是指一种对于人物创造的精神取向及价值观的基本性质的特定评价，而非先入之见的普遍标准，也并非是对文学能够提出的第一位的创作要求——事实上，我们的文学和人物并非只能有“新人文学”这一种；文学的丰富性及其正当的合法的地位，并不能因新人文学而失去其自身的个性化、多样性价值。

理论上看，所谓新人的广义政治性，其中的主观含义是在强调“新人”承载着为当下文学发展的时代特质提供普适性、主流地位价值观的思想责任和精神使命。同时，“新人”体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性、创新性艺术活力，能够成为当代文学开创文学史新路、新取向的一种标志性形象，或者说就是通过一种能够体现时代正面价值的人物形象创造，开拓出当代文学创作的新路径、新方式、新可能。

往往可以举一个相对成功的堪称典型的当代文学新人案例，那就是柳青笔下的“新农民”梁生宝。即便是从有所争议的程度上看，这个新人形象的创造案例也堪称成功，后来的历史和文学都可以成为新人梁生宝的强大支撑。就“文学新人”而言，“新人”本身当然并非是完美的，“新人”的创造艺术也并非是完美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新人形象代表了人对自身价值实现方式的探索实践的完美性，代表了社会发展的理想实践和历史进步的完美性，代表了文学创造的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上的完美性。所以，“新人”体现的是一种能够激发开放、进步、创造性精神的建设性。也就是说，“新人”的政治性同时须以艺术创新为保证，甚至说，政治性依附于文学的创新性才是文学新人成立的必要依据和基础。但因为有其政治性，“新人”便获得了现实经验的充分印证和时代精神的灵魂灌注。即文学新人的政治性同时意味着文学的历史创新性。从创作机制上看，“新人”本身是首创、是新创，当然就是对文学的一种鼓励，而非束缚；是解放，而非压制；是一种敞开的可能，而非封闭的规范。“新人”之于文学，尤其是当代中国文学、新世纪文学，正呈现在无限的创新期待视野中。

对于时代新人的文学创造，体现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学使命。这种使命促成、升华了关注现实的创作自觉意识。古人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标举和提倡的就是关注实际生活的现实题材写作精神。这与后来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文学原则基本一致，强调的都是对于写作动机、目标、功能和价值上的文学要求。而且很显然，彰显正面的、社会正义的价值观就是其中的必然之义、主要之义。换一种说法，文学关注的是人物和存在的社会公义性与现实复杂性，而其前提是关注感性的、具体的、个别的人物的遭遇和命运，是要从俗世的尘埃中建立起人性和社会公义的基本价值立场。正因如此，也可将文学“新人”创造的创新建设性理解为是涵盖了政治性在内的一个更为广大的概念：政治性是“新人”创造的思想基础和立场倾向，创新性是其形象整体和审美效果。前者与创作动机相关，主要是潜在隐性的；后者是美学功能呈现，更多是外在显性的。所以，文学“新人”一定是具备政治内涵的体现文学现实关怀取向的审美创新性时代形象。这也可以是对现在再次提出“新人”一说的一种文学理论阐释。

在文学史的预期视野中，这种“新人”蕴含着当代中国——以文学的方式为表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表达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创造诉求，凝聚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特定实践经验，而且融汇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意识以及对于世界文学的自觉对话与交流。归根结底，这也就是当代中国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一种自觉贡献——中国文学自觉为世界文学的有机构成。如果能在改革开放的政治背景中来评价文学“新人”的创造意义，也可以认为“新人”的出现是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文化崛起相伴生、且同步的。文学“新人”是对国家改革开放政治的一种呼应和证明，是对世界文化、人类文明的创新和发展之路所提供的一种智慧贡献与价值选项。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学的“新人”倡导与当下中国的世界意识构成了一种高度同构、趋向一致的观念联结体，而不仅是有关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范畴的一个依赖技术阐释支持的限制性理论概念。

二、当代“新人”创造的文学史概观

在较长时段文学史如五四新文学史上，考察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新人”的意义，会发现“新人”诞生的历史脉络，体现的就是文学史新创发展的阶段性标识。究其根源，则是“新人”的出现往往意味着现实的深刻变化与广泛影响、现实对于文学的制约与支配、文学对于现实的关注与摄取。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也正含此意。比如，从阶级性、阶级意识“新人”的文学诞生，“新人”的阶级属性、或阶级论文学的自觉创造来看，无产者、劳动者的正面正义形象、社会价值体现的形象在文学史上的出现，并不始于左翼文学、或早期的左翼文学家，而是与新文学同步诞生的中国文学内部自生的一种时代进步和历史意义的表现，最早著名的就是“人力车夫”。这一“新人”形象出现在了胡适、沈尹默、刘大白、刘半农、徐志摩等的诗中，汪敬熙、鲁迅、郁达夫、胡也频、老舍等的小说中。其中的大部分作者并非是无产者、阶级论意识的文学家。但是，由于五四新文学概念（如白话文学、俗语文学）及其思想价值传统（如庶民文学、社会文学、平民文学、人的文学）的内涵特殊性，具备了充分的文化权力自觉和历史意识形态自觉，突出或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和历史的价值自觉创造。这就为“新人”“人力车夫”的诞生提供了时代的动力资源配置及其历史合理性和道德合法性。在劳工神圣的国际性社会思潮中，潜伏着的是更久远的人道主义启蒙底色，表面激荡的则是对于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等级分层的一种激进批判，也许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理论并非是其时大多数作家的自觉意识。但是，“人力车夫”以文学“新人”的形象创造，催生出了日后自觉的阶级论文学，并成为后者的文学史先驱。由此，在文学史上，“人力车夫”也获得、或体现了历史视野中的一种特定的政治性光谱。“他”参与建构了左翼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谱系，开创了现代文学史的一脉，后续更成为文学史叙述的主流形象形态。相比之下，新中国文学传统及其“新人”谱系的开创与进展，特点是更具有意识形态的政治自觉性和“制度顶层设计”的刚性色彩。

在有关“新人”主题创作的当代文学史线索上，或许可将新中国文学分为三个（种）阶段：一是与新中国诞生同时起步、与时俱进的“新人”创造的新创、探索与发展阶段，主要指20世纪40年代末、50—80年代前。新中国诞生、社会主义建设早期的文学实践，逐渐为我们的当代文学、中国文学建立起了具有制度规范意义的发展基础，特别在政治与文学的“原生结构”的功能发挥和实践方面，积累了极为丰富、多样的经验，同时也有反面的深刻教训。其中，为呼应社会变迁尤其是时代政治而不断提倡的“新人和新主题创作”，成为这一时期内最为显著的文学创作主流。如果说我们对不同时期的某些社会现象、思潮还有所保留甚至批评的话，在文学主题及潮流方面，我认为大概率可以达到更为广泛的共识，很多作品的题材不同，但都可以纳入“新人和新主题”的范畴中，又以现实题材创作主题为最。这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建立及实践的意识形态目标和文化建设重心的体现与追求，换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初心和使命。从整个当代文学史、新中国文学史来看，今天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虽然其间不乏曲折和困难，甚至失败，但制度设计的“国家文学”并不能也没有因为曲折和困难而放弃承担文学的政治使命的责任。迄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当代著名文学人物形象，很多是这一时期的创造。其中的核心人物形象就是我们在理论上反复阐述、实践中一再提倡的“新人”。这是新中国文学建设保留、传承下来的最重要遗产之一，是新中国文学的制度建设、今天的国家文化自信在文学形象创造和文学创作基本面向上的主要支撑，当然也是主要的国家文学成就体现。

二是回顾、反思与多样化、多元性发展阶段，主要指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21世纪早期。该阶段的宏观背景是国际国内政治巨变，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发展，中国及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贡献于世界的趋势成为主流，世界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生产的动力机制。因此，“新人”创造出现了新动态、新形态，在对历史的回顾审视、理论反思与现实实践的时代主流氛围中，形成了多样化、多元性的“新人”创造特点。这一特点并非是对前此历史及实践的全面反对或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经由新的世界认知经验、契合国家发展的时代需求，中国文学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心理成熟、文化自觉和创造激情。这一阶段始于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创造的世界之窗，整个过程中全面拓宽了中国文学创造的广泛可能性，特别是将主流文学提倡的“新人创作”，提升、推进到史无前例的高度、深度和宽度，同时或先后出现的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潮流等，交叉、互补也同构性地成为一个时代几代作家共同参与构成的文学景观，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学、新中国文学繁荣发展达到历史新高度的一种文学生态明证。新时期文学创造所积蓄的力量和影响力，终于在21世纪产生出了明显的成效，大量作品被译成各种外文进入世界文学尤其是传统西方文学社会及市场已渐成一种新常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则象征性地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观念和艺术上进入并获得了世界性的文学经验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共享地位。新中国文学的这些显例现象都是文学史上的开创性纪录，对于世界文学而言，这也是中国文学“新人”的全面诞生，中国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创新贡献及影响力与话语权，由此获得广泛的认可和认同。但也因此，文学意识形态的博弈，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随之变得越来越复杂甚至越来越尖锐化了。中国问题、中国议题完全与世界问题融为一体，反之亦然，世界问题、世界议题也将中国必然地卷入其中。后来发生的迄今尚未了结的中美贸易战，一般观察就伏源于此——中国在世界全球化大潮中崛起了，这算得上是一个史上显著的经济—政治案例。从此，我们无法置身事外。而且很快就看到了，包括典型的传统左右两极的分化、对峙，也由此再度成为意识形态场域的激荡潮流，这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带来了有关中国当代文学、新中国文学评价的歧义甚至对立，其中当然也涉及对于文学“新人”的理论批评与历史实践的评价。仍以文学史显例来说，比如对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就在这一时期一改新时期的基本共识状态，渐渐变成了聚讼明显、充满了歧义的敏感论域。在近年的自媒体语境中，这更成为一种常态了——很多议题的讨论被放大到极端的，往往不是共识和理性，而是歧义和对立的程度及其感情色彩，甚至不乏非理性、反人性的语言暴力或政治攻讦。世纪之交的舆论方式变化，预示了如今往往难以预料的舆情现状——世界疫情引爆的舆情即可作为明证。

三是在无限开放可能的、新媒体语境中重建文学主流价值观的阶段，主要指近十来年。这是一个因新媒体的技术支持而成自媒体—融媒体的时代，传统的主流传播形态和方式趋于衰落甚至瓦解，世界已然呈现出了碎片化的分裂特征。简言之，新媒介改变了现有既定权利包括文化权利、文学权利在内的价值观地位的格局和配置。文学权利秩序的改变某种程度上使得我们的经典文学史传统也遭遇到了存续疑问及现实合法性的挑战。这样来看，“新人”创作在当下既成为一个问题或挑战，同时也一定会是新的机遇——也许文学史的流变到了一个转捩点。这是个缘起于技术的问题，或者说这一现状问题的产生确实主要源于技术因素，关键又是媒介技术因素，但导致的结果首先也是个如何重建文学主流价值认同的问题，至少关涉到文学生态的重建及其合法性的问题——所谓网络文学的身份和地位即其中的核心问题。反之则主要受限于传统的文学创造更多就像是在逃避现实的自说自话。权宜之计的随机应对固然能够显示智慧，却很难具有自觉的建设性意义并体现真实性的价值。当下的普遍状况无疑首先是凝聚共识的严重困难，同时还有种种不确定性的叠加影响，比如民族主义思潮对于社会心理及情感表达方式的巨大影响，经济生活规则的变化对于日常生活态度的直接传导作用，网络管理的制度、机制及技术规范的合理性问题，还有社会安全、食品安全、医疗保障、教育公平、住房问题等不时可能引发出的舆情乃至危机状态等，都是我们一夜醒来无可预料就降临在眼前的现实。可以想见重建文学主流价值观的努力和凝聚社会利害共识一样，显得无比困难。但越是这样也越加说明了重建文学主流价值观的现实必要性乃至紧迫性。利益的纷争和纠缠，使得所有的文学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所有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所有的技术问题、个别和局部问题，最终都将会演化成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在自媒体的传播环境中，政治问题的发酵及其不可控性，无人能够预料其结果。我们人人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最重要的甚至不是权力、事实和真相，而是定力、心理的稳定性，或者说是一种基于常识与经验的思考方式及基本价值判断。这或许也就是应该将文化自信置于最基本地位的原因，因为这关乎社会层面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基本稳定性。极端而言，文学及其他审美情感形式历来就是重建社会信心、国家自信、民族精神信仰的最主要途径和方式。在此意义上，“新人文学”的创造就是把文学与社会心理建设、文学与时代政治建设贯通起来的一个重大议题。而在文学内部，这个议题又是对于当代文学生产的一种鞭策，在一极化的权力结构已呈颓势之后，它将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重建这个时代的文学地位——文学的特性、尊严和价值观。

只是稍许有点疑惑的是，网络技术及其产品平台的发展仍在继续，文学和文化产品的形态及价值随之不断变动，特别是文学和文化生产机制也需要重大调整。网络时代形成了多极权利的合法化，有各种现实合法利益诉求的社会单位、群体或个人。政治权力要获得社会主流的认可并非轻而易举，社会治理方式及效果在政治能力提升之前，或许经常会陷入窘境。那么，如何确认、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人”呢？特别是如何确认这个“新人”的合理性、可信度和有效性（价值实现）呢？这一文学挑战，象征的正是我们已经面临却一时还没有把握回答的现状问题。也许是这一原因吧，有时我们还会看到种种冲突的场面竟是如此激烈，文学对于“新人”的探索应该也是为整个社会发展建设所做的努力。这本身就是个文学和社会的现实互动与和谐的问题。

三、 新媒体与“现实中的新人”

“新人”的基础是历史，站位在现实，指向属未来。现实是其支撑点。作为一个概念，“现实”给我们的是一个接近于客观真实性的语义认知。但在文学中，所谓现实的内涵却充满了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倾向性和特定的立场，甚至可以说，现实更像是一个政治概念——文学现实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是与生俱来的。这就可以理解，在更加极端的新媒体语境中的文学现实——文学意义上的现实，不能不是一种几乎不可描述的对象或存在。现实的实在性、实体性正在消失，现实语义的似是而非令人琢磨不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传统的人物真实性逐渐消失，或者说人的具体感性的生活已经在文学中大幅度淡出，空留出了一种虚幻的人格投影——人物的不真实性不是最重要的，人格内涵的填充多少会挽留一些现实的真实性遗迹。因此，“新人”创造除了其内涵的政治性以外，还遭遇到了新媒体对于现实的改造和改写问题——在此意义上，“新人”创造其实就是新媒体文学或直接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创造的普遍性问题。

最明显的是科幻的勃兴，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中所谓现实概念意义变化的一种折射，也可以说中国文学“新人”的创作有了新的可能性。现实的广度和可能性，已经覆盖、包容了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现实的全部。从二次元到外星球、异文明、多维世界，都已经成为真实的存在，我们全部的幻想已经成为我们的现实。以前纯纸媒的意识形态语境不时会有何谓生活的争议，一种说法是到处有生活，到处是生活；另一种则认为需要定义生活真实性的价值观，这就将生活认知问题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立场。这与文学“新人”的价值定位直接关联。但是现在的语境变了，确切说是有关生活真实性的语境变了。虚拟生活已经成为现实，这使得生活本身更接近于文学意义——我们的生活场直接就是文学世界。本来这也符合我们对于文学及其真实性的理解。但是，经验世界的真实性已经消失了。那么，现实的传统客观性定义显然已经无法概括当今的现实含义或范畴。人物包括“新人”的真实性就成为一个问题——一个真实的文学问题。如何处理新媒体语境中的现实？传统文学理论恐怕并不能圆满回应当下的文学现实。技术领域引发的文学冲击构成了文学的新现实，这就是“媒介（性）的文学”的挑战。其中当然也隐含有媒介与人的关系问题。

20世纪90年代开始，传统的文学研究受到文化批评潮流的影响，已经关注、重视到了文学的媒介性——从文学媒介进入研究文学，或研究文学的媒介特性问题。到了新媒体语境中，这就成为“媒介（性）的文学”问题。文学的媒介研究，前提是文学（内容）决定媒介（形式），后者不具有支配意义和地位；而“媒介（性）的文学”关注的是媒介对于文学（内容、形式）的决定性生产作用——因为媒介的条件或机制而使文学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媒介造就了怎样的文学？换言之，以媒介为中心的技术因素对于内容生产的影响、主宰已经在网络时代成为了显著的现实。包括一般网文的写作，主要就是技术支撑、在主要技术条件下的创作活动。做些类比吧，文学史上，新闻报纸催生出了报章体写作，副刊对于类型文学的阅读和市场成熟有着直接的生成机制作用，专栏作家和博客写作有点相似吧，连载文学不就是今天网文大神的生产方式吗？如果说纸媒的条件限制统制了种种纸媒文学的形式和形态，网络的条件同样可以形成网络文学的形式和形态——这就是我所谓的媒介（性）的文学。与一般形式决定内容的经典形式主义观点不同，媒介（性）的文学着眼并强调的是技术要素（生产工具、生产机制）在创造新文化、新文明的过程中，同时创造了新技术时代的新文学——不仅是新形态、新结构，还有新的审美内涵、新的审美经验、新的审美观或价值观。“新人”（文学）当然包含在其中。宏观地说，最低限度也应该是“人的文学”阐释必须获得新媒体时代的新内涵和新技术的支持。也许人物或“新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的辨识度，要比人与媒介的关系在新媒体语境中更易掌控，倒是后者令人不安，常常难措手足。

据百度百科资料：阿尔法围棋（AlphaGo）是第一个击败人类职业围棋选手、第一个战胜围棋世界冠军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阿尔法围棋象征着计算机技术已进入人工智能的新信息技术时代（新IT时代），其智慧接近人类，并具有自我学习能力。微软小冰是由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于2014年5月正式推出的融合了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语音和计算机视觉等技术的人工智能底层框架。目前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跨领域人工智能系统之一。产品形态涵盖社交对话机器人、智能语音助理、人工智能内容创作和生产平台等，能够通过人工智能创造技术，学习人类创造能力，进行基于文本、语音和视觉的内容生成。在文学文本创作方面，诗歌创作表现最为突出，2017年5月，微软与湛庐文化公司合作，授权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

已有案例说明：围棋机器人阿尔法狗一代、二代开启、也终结了人机围棋大战的意义，并对围棋运动及其市场产生了无可挽回的终局影响，标志人的智力高度的神秘乃至神圣性的围棋时代已经走向了落寞。这一惨痛的教训应该是，千万不要企图再和人工智能比试智慧和创造力，否则一定死得很惨。就此也不妨预言：人工智能也许就是毁灭文学的技术，或凶手——从微软小冰写诗到人工智能叙事文学的出现，应该是在最近屈指可数的几年内就会实现的。职业九段和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面前，是否都会相形见绌、无所措手呢？我们怎么办？

也就是说，现实正在发生结构性、整体性、根本性的改变，何为现实题材这个源自纸媒时代的经院式问题在新媒体时代不能不成为一个新问题——新时代文学的实践将对此有所回应，提供答案。在此，文学“新人”倡导的根本性意义也就在更高层次上呈现出来了：中国文学的创造和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对于人类世界的贡献一样，将为网络和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文学提供一种整体性的智慧产品，涵盖有从意识形态、价值观到技术生产手段的新文明的内涵。也可以说，始于传统意识形态思维的“新人”创造及其与现实的关系理论，最终将是超越于特定意识形态的、普惠于人类精神生活价值的一种文学路径实践及其具体贡献。这也是一种文学的“向死而生”或凤凰涅槃的文明再生过程。也许，今天中国文学的实践将为世界文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