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管红旗说贾志坚活得太肤浅了，他鄙视这个人，对他动不动就发微信朋友圈的做法颇有微词。肤浅，实在太肤浅了。都六十多岁的人了还没活明白，活得太糟糕了。你看看他发的微信，你看看吧，活脱脱就是有钱人门下的一条狗。你说我说错了吗？万胜桥不就是个有钱人吗？管红旗所说的万胜桥也是我们幸福县人，是我们村里人。万胜桥的祖父从前是个大地主，刚解放时被镇压了。他父亲也就是他祖父的儿子——他和他祖父中间那辈人——要多窝囊有多窝囊，磕磕巴巴地活过了大半辈子。到万胜桥这辈儿没想到万家又发达了。他在武汉开大公司，办大工厂。专门生产一种特殊的医疗器材——义肢，人体假肢。挣了好多钱。贾志坚在他的厂里打工。六十岁被辞退，过了两个月，又被返聘回来。照万胜桥的说法，贾志坚是同村人，理应给他留条生路。贾志坚为此感激涕零。他拍了一张汉口火车站的照片，又拍了一张他自己抬头挺胸站在公司大门口的照片。还给两张照片配上文字，他在朋友圈里兴高采烈地写道：武汉，我回来了。

管红旗嘲笑他，你回来什么？你回不回来跟武汉有鬼关系，有毛关系。有什么好晒的？你都一把老骨头了，人家还不放过你，还压榨你。你不悲哀反倒幸福得不得了。真是贱骨头啊。你再看吧，往下看看他在朋友圈里发的那些视频，恶心不恶心。他歌颂老板，真心诚意地歌颂，比职业记者还尽心尽力。

端午节这天，贾志坚随着公司去了东湖绿道。公司组织的活动，员工们在绿道上远足、骑行。贾志坚那个高兴劲儿不提也罢，他还屁颠屁颠地录了视频。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你不觉得俗气吗？搞得就像是一帮乌合之众在没头没脑地游街，就像是一堆乡下人在搞婚丧嫁娶。公司老总万胜桥也他妈的出现在镜头里，他戴着眼镜，穿着西装，频频向大伙儿挥手示意。你以为你是谁？不就是个有钱人吗？这会儿是不是真把自己当成领导了？还挥手示意，省省吧，到一边儿凉快去。不过人家有人家的目的，人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和场合。人家懂得宣传，懂得营销策略。可是贾志坚你掺和什么？你过节似的，真有那么快乐吗？你铁定要这样颂扬你的老板吗？

在东湖绿道，贾志坚自己也拍了照片，他笑得特别开心。他是真开心，从不掺假，脸像一朵菊花全都绽放开来。管红旗更要讥讽他，不讥讽他不行，说你笑个鸟毛！他挖苦他，说你再怎么笑也脱不掉那一身寒酸衣服。穿着那身衣服即使站在东湖绿道上也是个乡下农民坯子。还有他穿的那双鞋子，怎么看都像是从垃圾筒里拣出来之后再穿到脚上去的。他活得质量太差了，却成天乐呵呵的。

管红旗不理解，也因此很愤怒。你看他吃饭时还要晒食堂里的生活，他把炸鸡腿炸鸡翅的照片也发出来了。说什么这里的生活比我们家里的生活不知要好多少倍呢，还说什么我们要知道感恩啊。鸡腿和鸡翅是什么好东西，值得你去这样赞美吗？管红旗和贾志坚是微信好友，彼此能看到对方的朋友圈，管红旗历数他发过的那些微信。他还把工厂的花坛拍出来，把花坛里的花草拍出来，把行道树也拍出来。他说他们工厂是花园式工厂。他还拍他的宿舍，说他的宿舍管理就跟高档酒店一样。样样好，你就没见到他不如意。可是真是这样吗？想想你自己吧，想想你自己就知道了，才不是！

贾志坚是我七叔，事事知足。不知道他是怎样成为乐天派的，这世间就没有他不满意的事情，诸事往好处想。对什么都知足，不与人争不与人抢。古人说知足常乐，我七叔就是这样一个人，你给他一点好处，他会永生记得你。他热爱他的老板，是老板给了他这样好的生活。老板让他在城里有了一份工作，做人要懂得感恩。我七叔在朋友圈里没完没了地转发鸡汤文字，没完没了地转发养生及风险警示文字。他相信那些东西，所以才会没完没了地转发。他感叹说，他相信事事都能变好，所有不好的事情最终都会变好。

管红旗则是跟贾志坚完全相反的人。说他们是对冤家毫不过分。他们是对方的镜子，他们从镜子里看到的自己——永远是对方的反面。如果说贾志坚对什么都怀着善意的话，那么管红旗无疑对什么都怀着恶意。贾志坚相信，管红旗则怀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管红旗总在议论贾志坚。他这样说，你从他嘴里从来听不到抱怨，听不到怨恨。他说的他当然就是贾志坚。管红旗不会对任何人说出任何恶毒的话语。一个从不抱怨的人在管红旗看来就是个可疑的人，一个虚假的人和一个不可靠的人。

但是贾志坚解释说，他身体里的所有零件都是为了让他的身体能更好地运转，他反复说能活着就好。

管红旗对此嗤之以鼻，人不能满足于只是活着，活着是个多么低级的标准啊。

然而贾志坚坚持，凡是老板万胜桥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不光做什么，同时还信什么。他视万胜桥为指路明灯，一个人能拥有自己的指路明灯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管红旗却更加蔑视他，他痛心疾首地摇晃脑袋。没有理由，没有天理啊，哪有什么指路明灯！他不明白贾志坚怎么能生活得那样心安理得，他认为贾志坚的生活比渔网还要破。我要是他——管红旗说，即使把他的事搁一半在我身上——管红旗继续说，我都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

他贬损贾志坚，恨铁不成钢。他替他着急，替他伤心。替他去掉肤浅的欢乐，替他怀抱着天大的忧愁。贾志坚理应过着愁云惨淡的生活，他不应该那样欢天喜地。

对此，管红旗的儿子管一飞比我和我七叔更理解他父亲。他分析说他父亲是个多疑症患者，或者说他父亲是个恐惧症患者。他能从管红旗身上发现多疑症和恐惧症的各种症状。比如身在福中不知福，对正在享受的福分不敢心安理得。不能按部就班地握住手上的东西。忧心忡忡，管一飞说我不知道他在害怕什么。他举例说，他出门的时候先要嘀咕今天会不会发生车祸呢？走路时也总是提心吊胆如履薄冰。看着吧，你在人行道上看到的那个左顾右盼战战兢兢就像是踩着高跷走路的那个老人——那一定就是我父亲。遇到陌生人和他搭讪，哪怕是找他问路，他也会迅速避开，掉头就跑。他担心是骗局，担心是陷阱。他告诉我骗局和陷阱往往都是从随意搭讪开始的。管一飞问他是从哪里看到的，管红旗很认真地回答说是从电视上看到的，从报纸上看到的。他从来不用银行卡。不相信商家的打折促销，他说那都是坑人的把戏。

而且他还无情地讽刺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朋友贾志坚。

顺便说说，我七叔是他唯一的朋友，他却可以从牙齿缝里瞧不起他。但是他又说，我的每一片指甲都在可怜他！说到这里，管红旗又补充说，贾志坚他不知道可怜自己，只有我可怜他。我七叔的生活令他痛不欲生。

管一飞在和我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些顾左右而言他。他其实并不重视这些事情背后的含义，仅仅把它们视为他父亲多疑症和恐惧症的症状。管一飞和我小时候是同学，他说很多人都得上了这种病症却不自知。有关多疑症和恐惧症管一飞也说不出多少道道，于是他又笼统地把它们归结为是他父亲的某种怪癖。他承认他父亲有怪癖。就像年轻女性在外面津津有味地谈论她们儿子淘气时的诸多离奇表现。幼儿的淘气和老人的怪僻都是可以被谈论的。人老了也会出现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怪僻。

当然管一飞是个孝子，这一点毋庸置疑。他是省里某机关的处长，在机关大院工作。他老婆是个医生。他们把管红旗接到武汉来，让他在这里安度晚年。需要指出的是，他的母亲三年前去世了，管一飞和他的妻子汪小丽医生曾考虑过让父亲续弦。这主要是汪医生的想法，汪小丽想如果管红旗续弦了，她和管一飞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他的日常起居少操点心。

可是管红旗极其粗暴地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他说你们是怎么想的？指望弄个什么样的奸老婆子来害我呢？

汪小丽对来自管红旗的指控啼笑皆非。他所使用的词语是奸老婆子。她在当天晚上刚和管一飞做完爱之后，点着他的鼻头说，你父亲是不是一朝被蛇咬千年怕井绳了啊？

管一飞觉得他妻子的话说得不对，什么叫一朝被蛇咬？蛇是谁呀？你在说我妈吗？

汪小丽医生很认真地说，我当然没说你妈，你妈也是我妈呀，我哪会说她？可是我想来想去，你父亲的生命当中一定有过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蛇。那可能是另外的蛇，也可能还不止一条蛇。他被那些蛇咬过了，于是便落下病根。

管一飞听完汪小丽这段话，陷入深思，再也不理她。

管红旗和贾志坚现在都生活在武汉，管红旗在这座城市养老，贾志坚在同村老板万胜桥的义肢工厂里做门卫。他们有时候会见见面，主要是管红旗来找贾志坚。他们在小酒馆里吃饭聊天，通常会不欢而散。更多的时候他们在微信上互动。管红旗喜欢在贾志坚的微信评论里怼他。他认为贾志坚活得不真实，在一个最应该痛苦的人那里，你却看不到痛苦，这是什么滋味。

我七叔之所以在管红旗那里饱受非议，他之所以把我七叔的生活看成是破渔网，无非是因为他的两个儿子。七叔有了那样两个儿子，他的头颅上就被钉上了失败者的标签，钉上了不幸者的标签。他都那样了，管红旗不懂得他为什么还能快乐，还能活下去。管红旗经常问，贾志坚欢笑的根基是什么呢？他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找到过答案。

七叔的大儿子叫贾正义，初中还没毕业就跟着村里人外出打工。外出那年十六岁。他后来消失了，消失得非常彻底，就像是人间从来不曾有过这个人。刚出去前头那两年，贾正义断断续续和家里还有过联系。三五个月或半年大体上会和家里通一次电话。电话不是打给贾志坚，而是打给我七婶。他一共回老家过了两次春节。

然后在他十八岁那年，贾正义消失了。贾志坚回忆说，那年清明节前五天，贾正义专门回来了一趟。他回来的目的是跟我七叔和七婶要钱。贾志坚很恼火。太过分了，太不要脸了。你都已经在外面打工了，没见你挣钱给家里，反过来还要跟家里要钱。父子俩因此爆发了很剧烈的冲突。说是冲突实际上也就是七叔一个人在发火，他指着贾正义的鼻子噼噼啪啪指责他，羞辱他。但是贾正义始终沉默着，没回一句言语。

管红旗说他专门回来要钱肯定有理由，他要钱干什么呢？

贾志坚说谁知道他干什么，总之他回来要钱就是不对。

七婶说他要钱是想投资。据七婶说，贾正义在外面看中了某个项目，他想在那个项目上投资做点什么。租门面，跟人合伙开个火锅店。

七叔不相信他有能力看中什么项目，更不相信他有能力去投资。

当然，管红旗说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贾志坚也没钱给他。

贾正义没要着钱，那天傍晚他垂头丧气地走在田埂上，离开了村子。自那以后再也找不到他。手机打不通。想找他却又无从找起。

贾志坚报了警，警察也没办法。我们自己也出去找，沿着贾正义打工的足迹找遍了好几个城市和省份，都毫无下落。

在后来的若干年时间里，贾正义已经失踪了十六年，管红旗每每和贾志坚交流时都会猜想最恶毒或最不好的结果。贾正义是不是卷入了什么很危险的事情？他被绑架甚至是不是被谋杀了？遭遇到不测比如车祸或被高空坠物砸中？失足掉落水中或悬崖？尸骨无存或因长期无人认领被作为无名尸体处理掉了？更可怕的是活体器官倒卖，被人囚禁，然后一一拆卸他身上的器官高价卖出。管红旗在说到这些可能的时候满脸惊恐，当然他也说希望他说的所有这些都不曾发生，永远不要发生。

但是贾志坚作为父亲却不能不这样警醒。

我七叔有些恍惚，他并没有反驳管红旗。不一会儿，我七叔就从恍惚状态中走了出来。他坚持说贾正义不过是在和他们赌气，他是成年男人了，能遇到什么不测？据他估计，贾正义说不定成家了，他可能有了自己的孩子。都不容易。我七叔跟管红旗这么说，跟我们贾家的族人也这么说。他说贾正义都好意思不回来找我们，我们又何必去找他？

可是我记得我们确实去找过贾正义，还不止找过一次。当时我们进入贵阳的一家洗浴中心，看着照片，洗浴中心的人说这孩子确实在那里做过服务生，但是几个月前走掉了。我们也去过成都的一家火锅店，他们和贵阳洗浴中心的人所说的话如出一辙。贾正义在火锅店也干过，也在几个月前走掉了。寻找贾正义的线索在佛山的一处食品小作坊里完全断掉了。小作坊老板说贾正义满打满算在他们那里只待了不到一个月，随后在某天深夜不辞而别。我们还去他在佛山的租住地看了看。贾正义在那间漆黑的小屋子里留下了一床黑乎乎的棉被、一把牙刷、断了四根齿的梳子、三分之一本《知音》杂志和一瓶止咳糖浆。迄今贾正义消失了整整十六年，没人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只有我七叔坚信他活得很好，住在某个富庶之地儿女绕膝。

这场景并非源自他的虚构，而是信念。

接下来要说我七叔的小儿子，七叔的小儿子叫贾正树。出了贾正义那样的事，我们都希望他能有一个好结果，考上好大学。这是我们的期待，也是贾正树自己的理想。但不幸的是他在高考前夕崩溃了，得了精神分裂症。是不是他的压力太大了呢？脑子绷得太紧，崩溃是早晚的事。有人在大街上看到贾正树喝得烂醉如泥，被他的好几个同学抬上出租车。那是他第一次喝醉，他参加班上一个同学的生日聚餐，结果被三杯白酒放倒了。贾志坚后来到学校去做过调查，证实贾正树正是有过那次经历，从此开始嗜酒。他买回一瓶瓶劣质白酒，藏在被窝里或枕头底下，一有空就跑到宿舍去喝上几口。好些同学都看到过他的反常举动，并在班主任那里告发了他。班主任并没有处理他，因为他不是优等生，班主任没精力管他。直到又一个同班同学过生日，贾正树不仅又一次喝得烂醉如泥，他还疯掉了。他蹦上餐桌，踏着菜汤碗筷，跳起一种很奇怪的舞蹈。他因此不能参加高考，也没法高考，只能回到家里。

他成了我七叔和七婶的拖累。管红旗不无忧虑地说，贾正树疯掉，事实上为他不可能考上一所好大学找到了最好的台阶和借口，同时也为他不必为这个家庭承担责任找到了最合理的退路。疯病是贾正树的避风港。

贾志坚不同意管红旗这么说，你不能毫无根据地指责病人。即使结果有可能是这么回事，一个人也不可能有预谋地让自己成为疯子。管红旗不愿意和贾志坚发生争执，令他受不了的是贾志坚无法从生活里感受到疼痛，他好像对什么事情都能接受。

我七叔和七婶养着贾正树，拖着他过日子。按时吩咐他吃药。贾正树长期吃药使得自己的身体无节制地发胖，他言语迟缓，面部和手掌浮肿。有时会流涎水，但眼神锋利。他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贾志坚曾经在自己效力的义肢工厂为他谋得了一份差事，也是老板万胜桥心肠好，答应让他进来。可是贾正树只干了一个星期就辞工了。他要么睡不着，要么吃过药后睡不醒。上班总是迟到。而且他老怀疑有人在议论他，每个人都对他不怀好意。贾志坚苦口婆心地向他证明全是幻觉，都没用。到最后贾志坚被迫同意他辞工，他再不自己辞工，公司也会辞退他。

辞工以后贾正树不愿意和父亲母亲住在武汉，也不愿意住在乡下老家。我七叔和七婶只好在白龙镇镇子上给他租了一套房子。白龙镇距老家有七里路远。贾正树的伯父也就是贾志坚的大哥也就是我父亲从前在白龙镇食品所工作。食品所这个曾经很红火的单位后来没有了，我父亲在此退休。食品所旧场地卖给了私人开发商。我父亲的宿舍还建时还了两套房，他自己补交一笔钱，把一生的积蓄都交给了开发商。我父亲自己住一套房，另一套房低价租给他的兄弟也就是我的七叔贾志坚。贾志坚很高兴，就像是他一下子就成了白龙镇镇子上的居民。他在武汉打工，从武汉回来不必回到乡下去，直接可以住在镇上。平时他把贾正树安置在白龙镇食品小区里，有什么事情伯父还可以照顾一下贾正树。

但是贾正树并不让他省心，他有时会打电话逼着贾志坚回来。贾志坚以为有什么大事，连夜坐火车从武汉回到白龙镇，又在第二天早上赶回武汉上班。

我七叔给管红旗打电话，笑嘻嘻地说你知道贾正树逼着我回去有什么事吗？

管红旗说我不知道。

贾志坚说没什么大事，就是电视没信号了，要我回去处理，我回去一看原来是机顶盒上面的开关按钮没有打开。

就为这个事，你跑了一个来回吗？

就为这个事。

你可以在家多待几天呀。

不行啊，我不能误工，我还是要赶回武汉去上班。

真够折腾人的，管红旗说。

折腾是折腾，也够累的。贾志坚说，可是你不觉得这也是天伦之乐吗？

什么天伦之乐？管红旗很是不解。

贾正树现在脑子不正常，就像是一下子回到了他小时候，变得又任性又倔强。

你认为这是天伦之乐吗？听到这里，管红旗哭的心都有。

他还不误工，不就是个门卫吗？误个工又能怎么的？不知道贾志坚是怎么想的，他以为他是什么人？打工也要那么卖命？管红旗暗地里一想到这个就会生闷气，他对贾志坚的行为很愤怒。凭什么那么积极，不就是给有钱人打工吗？

打工怎么？贾志坚反感他的观点，打工也要打好。他和七婶都是这想法，做事要讲良心，把事情做好，不让人家说闲话。

可是七婶和我七叔之间也有矛盾，还是很深刻的矛盾。他们的矛盾说到底也是集中在儿子身上。七婶怪我七叔对儿子太狠心。我七叔呢，刚好相反——怪七婶对儿子太姑息。去年秋天枯草落，贾正树又犯病了。他们把他送到武汉精神病医院治疗。两人为怎么治病发生分歧。我七叔愿意接受封闭式治疗，把贾正树交给医院，他自己回工厂上班。七婶不同意，她坚持开放式治疗，即家人要陪着他，看病的时候陪他一起来，看完病再一起回去。七婶的理由是一旦封闭，儿子如果在里面再次犯病，有可能遭到医护人员殴打。我七叔说不可能，你怎么能这样想医生？正规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是有素质的人，他们怎么会殴打病人？七婶说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七叔说这样防太没道理。争吵的结果是七婶留下，贾志坚回工厂上班。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七婶说她突然想到了贾正义十八岁那天离家时的背影。你知道吗？他走在田埂上，他的背影是那么孤苦无告。我知道他要从田埂走到公路，再从公路走到白龙镇搭乘公共汽车。我望着他孤苦无告的背影，没有挽留他，也没有安慰他。但是七婶避着贾志坚偷偷塞给贾正义五百块钱。虽然五百块钱不能真正帮他什么，可那是七婶的一份心意，也是她所能给出的最多的一笔钱。

半个月后七婶换了一双鞋，发现鞋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硌脚，掏出来一看，却是五百块钱。七婶明白了，贾正义那天弯下腰去拎他放在地上的双肩包时，顺手把五百块钱又塞回她的鞋里了。七婶当即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内心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七婶也在武汉打工，她在一家餐馆洗菜端盘子。七叔刚娶回七婶的时候，她是我们村子里出了名的漂亮女人。在武汉那家餐馆，她从不多言，只闷头干活。他们都在武汉，却很少见面。两人各为其主，所处的地方相距甚远。我不知道距离是不是他们难以见面的原因，距离再远想要见面总还是能想到办法。我七叔和七婶都有公交卡，会坐公交车和地铁。我因此只能这样想：他们是不是不想见到对方？见到对方是不是就会触碰到他们刻意掩藏起来的伤痛？可是他们都是好员工，在他们打工的地方受到赞扬。我七叔六十多岁，退休了，还被他的老板返聘回去。七婶在她的餐馆里也是做得最好的人。那么，他们是不是只有在勤扒苦做的时候才能获得额外的喜悦呢？勤扒苦做是不是就可以淡化或遗忘某些事情呢？但是他们的收入并不高。七婶一个月才三千多块钱，不到四千。我七叔多一点，接近四千五，他对他的薪水很满足。餐馆老板可能觉得亏欠了七婶，也可能是为了让其他员工看到他有多么厚待做得好的人。他安排七婶去上海度假，请她参观世博园。那还是几年前的事。七叔很是羡慕七婶，他笑话她不会发朋友圈。他说太遗憾了，那么好的地方，大上海啊，居然不发朋友圈？你怎么能不自拍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发朋友圈是我七叔的爱好，七婶很少发，几乎不发。我们村子曾经最漂亮的女人——七婶的手现在比脚还要粗糙。有一次她对我七叔说，我这双手啊，如果要在墙上搓石灰，可以当砂纸使用，还可以当搓泥板用。

2019年开春，他们果然要在老家盖新房。在从前的旧址上做两间，没有钱只做一层。我七叔笑呵呵地说，等以后有钱了还可以在上面加层。毛坯房很快做起来了，只能在内室做简易装修。也就是用水泥把墙壁抹一遍，再刷上石灰。七婶说话算数，真用她的双手搓擦石灰墙面。她戴上帆布手套，把她那双手当成搓泥用的铁铲子或木板子。打磨的时候又把她那双手当砂纸。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地上有铲子有木板子也有砂纸，她却坚持用手掌糊泥，用手掌打磨。是因为“赤手空掌”劳动更顺手吗？还是为了兑现她曾经跟我七叔说过的承诺？那时她摸着手掌上的老茧跟我七叔说，我这双手啊搓石灰可以当砂纸用。现在想来也就是说说，算不上承诺。但她还是要这么做。她先是戴着帆布手套，搓了一阵子，帆布手套糊满了泥，变得沉重。并且搓得不那么均匀，不那么光滑。七婶这时甩掉手套，就用她的手掌在墙面上糊水泥，之后又在墙面上打磨。一遍又一遍，很多人都听到了她手掌摩擦墙面时发出的沙沙的响声。手掌摩擦墙面发出的响声和铲子发出的响声不一样，听上去更温和，不会那么刺耳，不会令牙根酸软。但是墙壁上有看不见的血丝。七婶手上的血丝融进去了，还有丝丝缕缕的皮肉也融进去了。七婶的血是丝状的，她被融进墙面的皮肉则是细小的颗粒状。两间屋子内墙被七婶的双手打磨得平滑如镜，而她的两只手掌早已鲜血淋漓，血肉模糊。她看着自己的双手，脸色苍白，眉眼间却又是喜滋滋的。我明白做这两间新房她太用心了，以至于必须要渗入她的血肉才能令到她放心，令到她满意。

我和管一飞是发小，我对他这么快就做到处长的位置一点也不奇怪。他是个精明人，是个很会察言观色的人。每一个和他交往的人都会觉得很舒服，他有这种能力。唯独他的父亲是他的一道难题，他担忧管红旗心理上会不会有问题。管一飞说他父亲就是这么个人，他并不总是在找茬，可能只是不踏实，内心不安稳。他不相信任何事情，或者所有事情的走向都会越来越糟糕。比如无论多么精美的食物，只要搁在他盘子里，他一定会左扒拉一下右扒拉一下，找寻里面的蛆虫。如果真找到了蛆虫他就把它放在强光下展示，并庆幸终于找到了而且在这之前他没有吃下它。如果没有找到蛆虫呢？也没关系，他可以再挑剔别的。家具也是这样，即使外面的浮雕造型和漆光美不胜收，他也会老想着去拆开它，只有拆开了才能从榫缝里找寻白蚁。他怀疑那么精巧的家具里面不可能没有白蚁。管一飞只要和我见面，就会不厌其烦地和我说到这些事情。我承认在很长时间里我被他说服了。我同意管红旗是个无病呻吟的人，是个无可抱怨却总在抱怨的人。他的无病呻吟和无端抱怨很可能是老境已至所带来的恶果。把他和我的七叔贾志坚放在一起，正好是两个不同的例子。一个是乐观者，却更是失败者。另一个是悲观者，却又是成功者。前者说的是贾志坚，后者说的是管红旗。他们两人构成这个世界最为司空见惯的悖论。

但是，当管红旗反复对我说了更多的那些话之后，我开始怀疑我的老同学管一飞——他不断灌输给我的关于他父亲的说法——会不会是他有意放出的烟幕弹呢？管一飞是个精明人，他父亲若有可能说什么说漏了嘴，他就会提前在那个地方先把漏洞给堵上。既然他父亲心理上有毛病，是个天生的悲观论者和怀疑论者，那么他所说的话也就理应打上问号或是打个折扣，听者也就不必当真。这是管一飞的话给我提供的暗示，或者毋宁说是结论。管红旗和贾志坚是我们同村人，他们还一起当过兵，一同执行过好几次危险任务，幸运的是他们都活下来了。复员后，他们却很少谈论过去。在村里，贾志坚从前当过民兵连长，管红旗是会计。我和管一飞一块儿长大，只不过他从小比我优秀。

有了这层关系，管红旗对我也是无话不说。

他骂我七叔，骂他活得肤浅。他说他有那么深的痛苦，却可以把日子过得那么欢快，那么轻描淡写。管红旗是当过村会计的人，是我们村里的知识分子，他说话的时候总会尽量用上一些书面词语。然后他还会和我谈到他从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八卦消息。都是些众所周知的消息。比如哪个地方的哪个官员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诸如此类，管红旗每次都会和我谈到这些内容。他叹气，露出痛心疾首和惊慌失措的神情。他的眼眶里一下子布满了惊恐万状的光芒。那光芒在黯淡，转换成浑浊的泪水。那一刻，我甚至能体会到他的不安以及他所承受的煎熬。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他总是热衷于谈论这些。他急促地语无伦次地说着，有时候话没说完，他便落荒而逃了。有一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如同灵光乍现，我脑子里突然想到：管红旗莫非是在担心他的儿子管一飞？担心管一飞也会落到如此下场？想到这里，我也就明白了。管一飞可能会猜到有一天我也会这样想，像他父亲一样这样想，所以他才会不断在我面前念叨并笑话他父亲那些如同无源之水的忧虑。那些忧虑在管一飞和我之间的笑谈里——被我们认定为——不过是些老年人不着边际的哀愁而已。我从前愿意这样把握并相信管一飞希望我相信的事实，这会儿我发现管一飞才是别有用心的那个人，他在有意识让我不信任他父亲所说的任何话语。

贾志坚在我们老家村子里有过两间旧瓦房，因无人居住日渐凋敝。2018年冬季的一场大雪来势凶猛，终于把那两间破旧的瓦房压塌了。贾志坚到处找人借钱，准备在房屋倒塌了的旧宅基地上再建新房。只做两间，一层平房。测算下来，要不了多少钱。即便这样，贾志坚手头也还是很缺钱。亲戚们差不多都让他借遍了，东拼西凑勉强可以开工。我问七叔为什么要做房子，白龙镇食品小区的房子你可以住呀，又没打算回到乡下，做房子有什么用？七叔一手撑腰，一手在额前搭起凉篷望着不远处的田埂。他笑眯眯地说，我在想啊，有一天贾正义回来了怎么办。他要是回来了，一定会先回老家。他哪知道我在白龙镇租了房子，又哪知道我和他妈在武汉。好歹我得给他留间房子是吧？旧房子塌了我就做新房子。有个窝吧，也算是有个招牌有个记号是吧，老家里如果没了房子——贾正义回来了到哪里去找我们呢？

2019年旧历年，刚过正月十五贾志坚的新房就开工了。我七叔和七婶特别卖力，没命地干，两间平房没多久就建好了。室内的墙面是七婶用双手搓平的。搓墙的时候，她在一处墙缝里塞入了五百块钱。钞票上面和墙壁一样沾染着她的血迹。那是她自己的秘密，没人留意到她这个举动，谁也不会知道。那五百块钱正是那年她偷偷塞给贾正义的，但是贾正义并没有带走，他又偷偷塞回她的鞋子里。十六年来七婶一直没动它们，它们还是当时的那五张整票子。现在她又把它们封在墙壁里。

贾志坚看着新房子说，就算我们等不到那一天，就算贾正义回来的那一天我们都死了，他也能有个地方好落脚呀。

七婶说是啊，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就住在这房子里。

望着狭小的新房子，即使负债累累，七叔和七婶也显得心满意足，像是完成了他们人生中的某件大事。他们都笑着，相互猛击了下手掌。

七叔在新房的门楣上钉了块木牌子，木牌上早就写好了四个字：正义之家。

本来打算写上贾正义之家，考虑到贾和假同音，就没写贾。反正只要贾正义回来了，他肯定会知道，这就是他的家。只能是他的家。

之后他们去武汉上班，做房子耽搁了几天时间，好在他们的上司都没有怪罪他们。到了春天，贾志坚的公司再次组织员工到东湖绿道春游。还在周末组织了拔河比赛，贾志坚所在的队喜获冠军。喜讯是我从他新发的朋友圈里看到的。贾志坚喜笑颜开地高举着双手，手上握着冠军奖品。奖品是一双袜子和一支牙膏。我从图片上看到，袜子在他左手上，牙膏在右手。据说贾志坚为此付出了代价，他因用力过猛严重扭伤了腰肢。不过听说他并不后悔，他照片上的笑容阳光明媚。

作者简介

曹军庆，男，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已发表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魔气》《影子大厦》，中短篇小说集《雨水》《越狱》《24小说》《向影子射击》等。曾获十月文学奖、湖北文学奖、屈原文艺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