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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人新论:主体性的正面形塑
来源:《当代文坛》 | 陈仲义  2020年11月10日22:25

● 摘 要

诗歌文本的构成,比一般文类更多植入诗人主体性。传统诗歌主体,往往形塑为“文如其人”的统一形象,从而赢得较高“价位”,也因此出现普遍的诗人“分级”考量;同时赋予主体的多重角色分类。在倡导主体人格“精气神”的正面建构时,不应忽视诗人的特殊禀赋,无论隐秘的基因或是偏爱的词根都是织入文本经纬的血肉。当主体性多种成因内化为文本自身,才是主体性的真正显明。

● 关键词

诗人主体性;正面形塑;内化

 

一 主体形塑与分级“价位”

谈论诗歌和诗歌文本,无法回避它的生发者、主宰者——诗人主体性。站在文明“制高点”上,人们希望诗人的主体性除了表现对历史、文化的批判外,还表现在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揭示,在终极意义上对人类整体生命的悲悯关怀而有所“救赎”。由于文体特点,主体性通常变身为“代言人”身份,不断追问与质询有关生命价值、意义、自由、美等人类高级精神活动,诗人往往被拔高为“以自己潜心的不懈的写作重构一个精神王国,一个超乎现实之上的伟大幻象——人类精神的乌托邦。一个伟大的诗人必定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创世者、受难者,一个创造历史和人类美好未来的战士。”

20多年前,笔者曾怀揣青春的热情与虔诚,极尽主体性之赞美:诗人,永远被自身的灵魂烈焰炙烤着,那种煎熬有纯属内在的冲动本能、原欲,还有历史的忧患,现世的生存压抑,文化的沉醉与唤醒,种族遗传,以及彼岸的召唤。那种被灵魂之火燃烧又以自身火焰去照映别人的人都是一些伟大的牺牲者。因此我们说,诗人,每时每刻都全身心走进你的灵魂,享受体验你生命的全部形态和细节。创伤、痛楚、欣喜,不仅仅来自呼吸、血液、骨骼、神经树突,来自力比多、前潜识的隐蔽冲动,更闪耀着那被苦难孤独的砺石打磨的灵魂的火光。须知,一次次拷打追逼个我的灵魂,也就是一次次提升照耀人类的灵魂;一次次审讯个我的良知,也就是一次次催动人类的智慧;一次次忏悔个我的坠落,也就是一次次拯救人类的出路。这段话委实回应了海德格尔关于诗人的本源:

对众神我们太迟

对存在我们太早,存在之诗

刚刚开篇。它是人

——《诗人之思》

现代诗人敏感到人与世界的离异、人与自然的离异(还包括“人与人本真自我的离异”),已然构成现代生存的最大困窘。恰恰是由于这个世界精神的残缺、破败、荒芜,诗人才要主动赋予它以高贵的意义、诗性的温暖、神圣的爱和永恒的敦促。现代诗人不仅能高度感受存在的遮蔽,更要勇敢地担待荒诞、绝望、虚无,以良知和爱心关注人类濒临精神的萎顿。一个真正的诗人,即使不能成为人类的神明,起码也能成为自己精神的上帝,首先是对自己灵魂的关注和照耀,而要坚固这一诗的立足点,其关键是决不放弃对价值与意义的追寻。

本质上,诗人是“灵魂维护者”。暂且撇开科学对灵魂有无的争论,笔者对灵魂自定义为“灵魂是人的精神制高点”,而占领灵魂的高地需要诗人人格的光芒力量——这在很大程度取决于诗人的宇宙世界观、伦理、情操、襟怀、洞察力、敏感、想象,以及付诸诗语的综合力总和。不可否认,诗人的主体性,通常被放大擢升,赋予形形色色的桂冠。譬如神话时代诗人是神的代言(古希腊罗马);蒙昧时代诗人是“灵魂在那一瞬间的闪光”(中古阿拉伯);启蒙时代“诗人是世上没有得到承认的立法者”(雪莱);转折时代诗人是神秘的“通灵者(兰波);荒原时代“诗人是种族的触角”(庞德);贫困时代“诗人是寻访诸神逝去的踪迹。”(海德格尔);危机时代“诗人是报警的孩子”(勒内·夏尔);混乱时代“诗人永远是意义和秩序的捍卫者”(J·浮文兹)。

上述界说,多少带有乌托邦倾向,这是人类为摆脱困境的必要动议,而诗人的高下“等级”也自然形成排行,尤其是大诗人的偶像标签,一直以来被热议着。80多岁的诗评家洪迪先生曾多次提出“大诗人公式”,“大诗人=超现实主义+本土文化”。笔者以为,大诗人的特质既现实又超现实,实质指向“超越性”是可成立的。至于本土文化,这个帽子是可以到处套用的,它属于民族学之类的范畴,故本土文化只是构成大诗人的背景和资源,不宜作为大诗人的特质。

叶芝和艾略特之后英国最重要诗人奥登,在《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序言中提出大诗人五条件(至少满足三个半)。1.必须写得多。2.必须展示题材和处理的广泛性。3.必须展示视野和风格的明白无误的独创性。4.必须是诗歌技巧大师。5.成熟的整个过程必须持续至他逝世。余光中将此段话压缩为十个字:多产、广度、深度、技巧和蜕变。且转换为:普遍性、深邃性、博大性、持久性、独创性、超越性。余光中给出的条件可谓十分全面,容易取得共识。大陆这边,民间批评家邱景华提出三条:一、表现时代和民族的广度和深度;二、诗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三、影响的广泛性和永久性,与余氏比较接近。沈奇在《无核之云》里耍了个花招,故意将条件闲置,改为:优秀的诗人深刻地解说世界;平庸的诗人生动地模仿世界;天才的诗人轻松地创造世界——不妨看作是另一种灵活的变相要求。而大跌眼镜的当属美国当代超现实主义诗人布莱,他宣称诗人三个必不可少条件:过普通人的生活;热爱大自然;保持皮肤一定的湿度。这样的条件简直让人瞠目结舌,百思不得其解:随便在南方的沼泽地找一找——不是要有多少灌木就有多少吗?!

从大诗人的要求、条件出发,人们自然饶有兴味展开“分级”考量,笔者试将本行当的从业者分为五级,并给予自定义:

大诗人(大家、大师):开一代诗风或作为一代、几代集大成者。

重要诗人: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流派的领衔者、或某类诗歌的开拓者。

杰出或优秀诗人 :极具风格或某一范式的突出者。

一般诗人 :脱离模仿的自立者。

诗习者:处于描红阶段者。

毕竟天才诗人,集大成诗人多少年才出一个,所以契科夫才会说:世界上有大狗小狗。所有的狗都应该叫,大狗有大狗的叫法,小狗有小狗的叫法。就按上帝赋予它们的嗓子叫好了。每个诗写者在诗歌“段位”上立足时,无需太在意爬升的去向或他人的“安排”,而应专注于如何打造“这一个”好嗓门。

2017年,丁先来出版了《诗人的价值之根》,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论证诗人的精神、使命。高蹈的精神气象,全方位给出正面形塑:诗人是为了表达人类幽深的心灵而存在之人。是为了在没有梦幻的时代依然顽强地创作精神梦幻之人。诗人在人类经验中占有一个重要位置,为了凸显自身的价值,他就必须坚定地走能通向人类幽深心灵那条道路,并成为人类深层精神梦幻的展露者。问题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现代语境——诗人褪下光环,带有更多凡夫俗子的成分,面对这一新变化,该如何以“高尚普通人”的身份认同来发声呢?

诗人沈苇,依然执著地维持大爱的基本伦理,特别有幸福感:“我曾希望自己做西域三十六国随便哪个小国的一名诗人。在数千人甚至只有几百人的绿洲上,母亲们将我的诗谱成摇篮曲,情人们用我的佳句谈情说爱;我的诗要给垂死者带来安宁,还要为亡灵们弹奏;我要走村串户朗诵诗歌,在闲暇季节到旷野去给全体国民上诗歌课。”诗人李磊,则坚守底层民间,做出自嘲反讽:诗人是令人嘲笑的流浪汉,是被人愚弄的穷光蛋。是世人害怕的精神病,常人躲避的变态狂。自卑或者自负,超常或者无常。被囚禁或者被流放,被打击或者被排挤。思想的信徒,灵魂的忍者。被世俗枪毙的异端,被社会宣判的另类。苦难的深刻,不幸的刻骨。单纯得要死,复杂得要命。命运的角斗士,人生的殉道者。出类拔萃,索居离群。

将诗人从神坛、祭台上请下,也从闹哄哄的集贸市场回归,笔者更愿意就“当行”的基本职能,给出“从业者”的几条“达标”线:

一、自我对话:现代诗人本质上是在心灵深处从事自我诘辩、自我说服、自我清洁的作业;早期那种直接、独白的宣喻已然变为偏重复调的互动“交流”——在灵魂的层面上,反复进行自我磨砺、自我磋商。

二、类群代言:现代诗人从神与上帝的“代言”退回到存在领域,是历史的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甘于日常琐屑,入土为安。而是以“个我”身份,言说少见、未见的“诗性真理”,以及重新擦拭“普适真理”,乃属义不容辞的职责。

三、精神骑士:现代诗人无法彻底摒弃乌托邦气质,即便和各种“假想敌”——制度化的、世俗化的、物质化的、工具理性的风车作战,最根本的,也要保持一以贯之的“独往”气质。

四、思维冒险:现代诗人所从事的是感觉、想象、灵性、智性的思维风险工作,这是他区别于其他行当的基本点,如果勉为其难,或欠缺才情,还是趁早改行为好。

五、语言炼金:“炼金术”是十八世纪西洋诗歌的耀眼勋章,至今并没有过时生锈。现代诗人作为语言“炉前工”,一直在火烧火燎的前线承担语词的锻造重任。所有语料外化为出色的诗语,乃是对诗人能力的最高奖赏与检验。

二 主体人格的正面建构

社会学的人格相对讲究统一完善,可供追摹;诗学上的主体人格因其特异而多纠结分离。但不管怎样,构建诗歌文本,永远离不开诗人人格“打底”。一般而言,人格的精气神高低,经常主宰文本质量的好坏。诗人主体人格,意味着要在文本中实施个我形象的最高塑造。而“自我形象”其实是作为文本的“镜像”副本,由内在“自我”与外在“他者”共同打磨,才最后形成读者接受的效应。自我形象强大时,“副本”可能直接左右主本,通过强烈的主体性抓住读者,并以此制胜;但自我形象有时弱一些,或有时隐匿一些,其实也没太大关系,只要“他”溶解在文本其他质素中,默默地释放能量,也够得上带出一个“影子部队”—— 如果做得好的话,隐性的自我形象依然不乏光彩。

普泛地说,文本自我形象的塑造使诗歌主体俨然成为诗国中的帝王,他以突出的崇高感、力量感、道德感作为表征,往往显现为自我与存在的夸张性搏斗,且成为公众文化符号,成就了千千万万人向往的——人类自我实现的一部分。爱、温情、良知以及尊严、自由、独立的张扬,都是关乎人的自我塑造不可或缺的重大元素。君不见,人心的荒漠多么需要至爱的滋润;愚顽的天性有求于良知的牵引,阴暗的心理渴求神性拂照;萎顿的人格急待圣水洗礼。任何过于偏移个我阴暗面的渲染,其实都是有悖于人类——这位奇特设计师的善意。为使人的塑造走向全面完善,一方面,那些过于夸大渲染人的残缺、黑暗、破损部分,还是应该有所收敛,以免过分偏激偏斜。另一方面,现代人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那是人与世界的离异和人与人的离异,在充满娱乐至死和自我放纵的下坠中的挣扎,不应逃避针砭与提醒。故正能量要求:诗人的自我形象应锁定在较高起点上,“为民族击鼓者;为人民吹角者;为万物抚琴者;为心灵击节者”。

无论幸福还是苦难,心灵与人格互为磨砺。海德格尔非常认同在世界之夜,深渊之地必须被体验和忍受。荷尔德林用“平衡的纯洁”,将四处分散的力量聚集在一个黄金般的中心,日夜呼唤着自然、美与神明;里尔克用心中的“船”,将不可征服的阻力化作一串串悠扬回旋的歌吟,在时间中定格;惠特曼强健的交感神经统帅着骨骼、血液、心脏和新大陆黎明的野性,放浪与清新合为一体;阿莱克桑德雷即使在休憩时,也会在面颊下的小小蚂蚁与绿草中寻觅“预言与先知”;带镣铐的曼德尔斯塔姆,以阿克梅派特有的虔诚肩起丘特切夫的石头,构筑神秘的精神大厦;奥登自觉在心灵深处建立起包括家庭主妇、僧侣、小丑、负责新兵训练的军曹在内的检查团与陪审团,以保证诗歌品格的自审与包容;布罗斯基在苦役与流亡的道路上,跨上“处于黑色的穹窿也比它四脚明亮”的黑暗坐骑,无怨无悔;埃利蒂斯用“世界上最后的氧气”,谱写英雄挽歌而集结起所有的迷恋与执著;奥克塔维奥·帕斯以深邃的洞察与敏锐的眼力,缔造“太阳石”般的骨架与“民族圣经”……在打造人类精神的“制高点”时,这些世界级诗人几乎不约而同。

再对比一下白银时代,便会抱憾中国现代诗人的人格建构一直处于失重之中。即便表现最好的胡风、穆旦们也有动摇、妥协的时刻,远逊于通往西伯利亚沼泽地的“桦树林”们,这与中国缺乏坚韧的人格承传有关,与温柔敦厚的诗教有关,也与中庸之道有关。始终保持脊梁坚挺如黄翔者寥寥无几:“在精神上具有足够的尖锐和犀利,而不寻找退避的掩体、蜷缩于疲倦、胆怯和懦弱之中。不满足于舞文弄墨并以此视为维护自身尊严的首要条件;也不自视卑微,回避对精神专制的反叛和抗争。不安坐犬儒的下座、不佯装得道而沉默。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注定选择做鲜血淋漓、遍体鳞伤的圣徒,而毫不迟疑地占据精神角斗士的角色和位置。”

在当下,在诗人身价一落千丈的非诗时期,这些“古怪的精灵”们,动不动被嗤之以 “癫痫者”“瘾君子”,或“左半脑灌水”的戏谑。不过,仍有一些人坚持“诗人理应成为权力和市场最难消化的一根骨头”(梁雪波);“更接近于宗教的关于一个人的心灵皈依般的对某种信念的坚守、努力和抵达。”(世宾)。所有这些极具个人生命意识的启明与人类普遍价值的救渡,无论膜拜歌唱、漫游冥思,揭示领悟,追索求探,都少不了强力意志。强力意志通常被视为“自我膨胀”,其实并非坏事,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诗人主体人格的博大与扩张,并对称于极度自由形式。而与之相反的主体的自我节制,也并非下贱物。内敛式的“退缩”,应看作主体毋宁以不动声色的面目隐匿、内化于文本织体,在万千经纬纵横的缝隙间悄悄绽放自我——这,或许更符合当下生存境况?总之,不管以何种逞强或偏衰的方式经营主体,在自身与他者作用下此消彼长,都得坚韧地穿行于文本的字里行间,或幽幽地发亮,或熊熊地燃烧,或半明半昧地保存温热。这些都是诗歌鲜明的主体性区别于其他文类主体的重要特征,也是诗歌更容易打动人心的隐秘所在。

21世纪以来,处于边缘的东南一角——以世宾为首的“完整性写作”,高蹈着诗人的人格精神与梦想,在自然百孔千疮、诸神遁走无踪的时代,重提诗人法则——重返人性大地,把普遍的良知、尊严、爱和存在感植入个体心灵,以此抵抗欲望化对人的侵蚀。“完整性写作”者深切体会生存世界的破碎,但他们不随波逐流,不为自己的苦痛、挫折或得意而改变立场;他们不是反对派也不是赞成派;他们发出的诅咒或赞美与自己的生存境况无关;他们是那些对生命有所彻悟的圣徒。他们也是些矛盾重重、同样在这个破碎时代生存的人,但他们不以此为籍口,不以此把自己当物、当工具,纵使他们像所有人一样被溅满了周身的粪便,也坚定不移地以清洁的心灵面对世界,因为他们知道诗歌高于他们的人生,总有一天诗歌会把他们带往澄明之地。因此,他们以一生或更长的时间努力着,荡涤着、建造着。“完整性写作”推出一系列文本,特别重视人格精神在文本中的建构与融入。70后的梁雪波值得关注,在娱乐至死的当下,他的“断刀”系列寒光凛冽。断刀本身就是个很丰沛的精神具象,既残缺又残缺得无比锋利:断刀聚集着炸雷、缅怀的光、无声的征召、更迭的风暴,它属于午夜的神经、新鲜的麦茬、烛焰在锋刃上疾走和插满羽毛的铁鸟。文本中始终闪耀着决绝、血性和铁质。在柏林墙、老木头、强拆、断指、开胸等现实敏感题材上,“断刀”一如既往地做着旋转般楔入,以坚硬对抗坚硬,以灵魂铸就灵魂。在集体失忆的疲软中,梁雪波加大稀缺性元素,用各种隐喻或直接的“钉子”,钉入我们时代的厚墙,那是一种尖锐、韧劲的介入性。没有主体的巨大担待,没有铁血情志与纯真操守,是很难做到这些的,尤其在软骨症盛行、普遍缺钙的年月。

陈先发的人格建构表现得较为成熟。他说我们身上,储存着无比充沛的对普遍性正义、良知和美的感受力,也正是这三个基点构成他人格底座。尤其是不仅要做到“诗以载道”,而且还要载更多的道:载批判现实主义的道,也载东方哲学的道;载街头政治的道,也载生存之鸡毛蒜皮的道。健全人格的探照下,让他避开当下诗学某些狭隘、偏执,开始进入恢弘天地。“一部新诗百年的历史,既是新诗诞生、发展、走向成熟与壮大的历史,也是现代诗人人格不断觉醒、成熟、坚定与高扬的历史。而没有了现代诗人人格的新诗史注定是黯淡无光的,新诗也会失去了诗歌应有的人性的尊严、美好与荣耀,进而失去其诗歌美学的合法性与存在感”。人格的自觉,贯穿他“红蓝白”三个写作期。晚近阶段,他秉持“诗学就是心学”,并以其卑微作为对抗虚无的最后手段,从而精心打造贯通古今的“九章”(从《颂九章》到《不可说九章》),相信凭借如此人格与功力,终将完成他心目中的“大诗”。

当然,精神眺望与实际生活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事实上,人们更愿意看到诗人形象,是像普通人那样的亲切交谈者:他通常是在空无一人的地方,自言自语地说话,向一个隐秘的人,一个抽象的人说话,说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如TS·艾略特与“荒原”交谈;斯蒂文斯与自己“奇妙的玄思”交谈;艾伦·金斯堡与“一代杰出的头脑被疯狂毁坏”的垮掉一代交谈;叶塞宁与俄罗斯乡村荒凉而孤寂的“田园”交谈。他们的交谈是敞开的,坦率的,细腻而敏锐的,体现出时代的特征。不仅仅是和活着的人们交谈,也要和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世界交谈,和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东西交谈。正是在交谈中,诗人把自己彻底交给语言,交给他正在孕育的每一首诗。

总之,不管主体的强大壮硕或弱不禁风,平实稳健或激进躁切,高调喧哗或默默无语,总是以鲜明的影像“叠印”于文本之中,哪怕影子般游走,多数时候仍会被理想读者一一辨识。现在,我们尾随巴什拉,将元素周期表里的住户“分配”给有特色的诗人,作为门牌也好标签也罢,我们能否见着两者的“互文”性?例如称郑小琼为铁质诗人,是因为她的职业、写作对象、她的资源、灵感,她的语感、言说、修辞、风格,无不与铁质、铁块、铁意象合成一体,《女工记》本身就是一堆粗粝的铁矿石。周伦佑与碳元素关系密切,碳原子的最低排列为石墨状,最高排列则达到金刚石硬度,周氏的一系列潜在写作,吻合坚韧超拔的属性,称其为金刚诗人岂无一点道理?潘维有个昵称叫“江南液体”,甜腻、粘稠、湿漉漉,散发着潮湿与慵懒气息,成全其爱情诗写作,名篇《今晚我请你睡觉》迷醉了多少少男少女,毋宁将其改称为乙醚诗人,恰如其分吗?硝化甘油是种黄色稠厚的原始烈性炸药,其威力多么适配杨春光愤世嫉俗的秉性—— 一直以来他都在从事诗歌禁区的“爆破”作业,提名他为硝化甘油诗人或雷管诗人,应该不会引起争议?多变的乙烯,既可合成纤维、橡胶、塑料,又可作为水果菜蔬的激素催熟,这让人想起臧棣的“丛书”“协会”“入门”系列写作,峰回路转,变化莫测,授予臧棣乙烯诗人应该可以高票通过?液晶保留了多向异性的排列特点,形成晶体与液体兼容的中间态,伸缩自如,可塑性强,西川这位变体跨界的多面手应该够得上液晶诗人的名号?此外,磷的超低燃点只有摄氏38度,一触即发,让人立马联想爆发型的火柴诗人?三氯氰胺近年名声极坏,其实它一向游离族群,孤寂守身,独来独往,隐逸性诗人如果带上她的遗传密码,会不会落下一头脏水?无毒、无味且极易挥发、升华的二氧化碳干冰,给久旱的大地带来酣畅的“及时雨”,能否为干预性诗人穿上形象的外套?而到处“钻营”的二氧化氮,大概可与东蹿西跳的诗歌掮客画上等号?而超常活泼的氟,穿针引线,则应该是诗歌活动组织家了?

三 主体性的特殊禀赋与后天培育

主体性建构,终究还要看先天与后天的有机结合概率。人们向来推重先天禀赋,有人总结出诗人成才五项指标(或曰“五情商”):敏感——对自然万物明察秋毫的观察力,对所处人世环境洞若观火的体察力,对语言文字天生的敏感性;善良——天生一副替人担忧、替不相干者落泪的菩萨心肠;性情——属于既有怒发冲冠式的豪情,又有对异性多情的“情种”;率真——是属于身体里的“童真”,常被世人误作傻蛋或神经质,但能保持终老者的不多;孤傲——无功利、无城府前提下的清高之傲。并且给出量化计算:每个选项各20分,满五项为100分。虽是一家之言,还是代表了先天权重大于后天修习的共识。实践证明是有道理的。比如有这么一种人,先天长着一副“反骨”,本能地反抗一切习俗、威权、偶像、教条。这种精神气质渗透到文本里,让人闻到一股极富叛逆的味道。的确在生活中有人天生就生得勇敢、勇猛、勇毅、勇健,敢作敢为;有人天生就是胆小、退缩、谦让。虽然后天可以加以锤炼改变,但先天那些内在的DNA密码,最终还是起了决定性作用。也有人提出《诗人气质“五因”说》,分别为“纯、苦、醉、淡、远”。在生理体液与心理类型相结合的研究中指出:纯——人性基质——赤子之心;苦——生命体验——存在之忧;醉——精神释放——自由意志;淡——审美观照——优雅气度;远——心境超越——哲理趣味。“五因”元素的相互融合,构成诗人气质的链环,最后达成生命——艺术的灵韵之境。

极端地说,气质决定一个诗人的长势与走向。笔者一直以来有一个固执的理念:诗人是成人的婴儿,本真应为第一要素。没有世俗的乔装面具,没有矫情造作,唯有以直觉与想象发声;敏感的触须,每天面对世界每天的清新,嚎啕或欢笑,怨怼或微笑,皆以本色本真的放大来对待……成长之后,依然没有涂改、也很难涂改某种“傻逼”的“偏执”。真诚、憨傻、偏执,三者加起来接近于半个疯子——夸张性地成为诗人的“徽章”。他是那样好奇,总是孩童般睁大眼睛,追逐每一片云的翅膀,抚摸每一株诗的含羞草。他是那样神经质,因为一句黑夜礼赞,整夜失眠,因为半声呻吟,自我谴责,为一个细节,他用半生的橡皮不断擦拭。他是那样洁癖,不允许书桌,拉下一张废纸,宁可留下空格,也要等到漫长岁月筛选出那唯一的字。这个成人的婴儿,“怪异、费解、陌生,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另一个我们不曾到达的国度”,他拨弄另一架语言算盘,不按常规地加减乘除,任由“激烈地说,极端地说,片面地说,夸张地说……”。说得大千世界、万事万物上的硬壳出现裂痕,出现重新组合,出现另类的精神风景。

没有机会给诗人的特殊气质做测试,但相信只用普遍通用的神经反应测试模式,诸如感受性、耐受性、敏捷性、兴奋性、可塑性、情绪性、稳定性等几个参数,多数诗人的指标立马现出不同于常人,这是职业特点。如同优秀运动员的禀赋——反应频率、肌肉记忆、瞬间爆发力一定明显优于常人。所以说诗人是很难培育的,也才有“天才诗人”“天生就是诗人”之说。而真正的秘密是诗与诗人的关系。在这点上,诗人长期陷入误区,以为自己是诗歌的帝王,完全可以驾驭一切。殊不知,经常是他在写诗,实质上诗在写他。极端地说,是诗驾驭了他,主宰了他,诗反过来写他。这就意味着诗一旦进入生成状态,所谓主体性蒸发了,主客体泯灭了,才是诗写的最佳状态、最高境界。在两者关系上,多数时候水乳交融,少数时候相悖分离。有人在比较之后得出“高下”:“诗比诗人更强大。诗比诗人更永恒。诗只是通过诗人而具有形式。诗是酒,诗人只是器皿,诗盛满了它,又溢出来,世界上激荡着这圣洁浓郁的香气。”

就阅读效果而言,文本的力量肯定远远大于人本,但就生发而言,没有诗人哪来文本?重要的是,诗人要拥有怎样优势强旺的主体性,且出色地融入诗本织体,才算水到渠成。离开文本,诗人一文不值;但融入不够,也难能超越主体产生涅槃。事实上,文本完型之后,主体即告创造结束,应立即断开退出,重新积蓄,听从缪斯召唤,准备下一次进入。在这个意义上,诗人无需做过多的自诩、自阐,只需静候等待,将主体性——包括从隐秘的基因到偏爱的词根——自然而真挚地置入文本经纬,完成自身的归宿。时代的浮华有如蠹虫传染,侵蚀当代诗歌殿堂的檩梁屡见不鲜。话语盛宴的背后,是情怀缺失、价值虚位和无所适从的“本根剥丧,神气彷徨”。这就要求诗人要不断追问,如何守住自我的最后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