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时至今日，不同媒介之间所缔造的价值观念和叙事秩序，早已借助信息技术发生了产业性融合，媒介文化的交错共生成为日常生活感觉结构的基本元素，互媒性的景观与体验已经很难再引起大范围的文化震惊，不过文学对于如何深入当下信息时代的社会生活，如何表现媒介社会中人之精神状况，似乎仍有些力不从心，批评界对于媒介转型时期文学经验的把握，整体上仍存在着知识性进益的空间。

2015年，最初连载于“弄堂网”的长篇小说《繁花》获得茅盾文学奖，成为文学场域内“媒介融合”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关于小说媒介身份属性的争议在意料之中发生，参与讨论的学者们在文学与媒介之间预设了二元对立的逻辑，而执著于在纸媒文学和网络文学中分出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潜意识和潜结构，实则暗含着关于“文学批评拿什么对‘网络文学+’发声”（南帆）的知识构型隐忧。在常识与冒犯之侧，是作家们个体情感的真实震颤，金宇澄对小说的媒介归属表现出模棱两可的犹疑，余华则讲述了自己的作品在数字化平台上的冷遇，而彼时他的小说《第七天》正因试图以形式实验模拟当下媒介信息密布的生活现场，遭遇了批评界的失望情绪。

如果说在经典文学视域内，理论的凝固造成对“老一辈”作家媒介情感的遮蔽，那么，对于代际文化坐标在新世纪的青年小说家，跨越单一媒介的观照视野则显得十分必要。这倒不是由于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出场”是以媒介事件为标志，也不是说他们中的部分人以文学作为传媒产业进入资本市场，而是指印刷媒介的数字化生存博弈和视听、数字媒介多元共生的文化体验构成了这一代人鲜明的情感认同。不唯如此，青年小说家中的大部分人是数字文化的原住民，他们对社交媒介所形成的书写秩序并不陌生，很多人最初的创作便依托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甚至从事文学网站或网络社区的编辑和管理工作，在这一代人的文学启蒙和实践中，纸媒文学还是网络文学、纯文学还是类型文学似乎并不构成鲜明的界限。同时，青年的文学阅读期待往往也表现为媒介情感的共享，在《文艺报》刊载的高校读书会记录中，青年学生的阅读体验大多基于跨媒介文化的认知，鲜明地呈现着经典化的代际坐标。

于是，当青年小说家们继承当代文学重要的“写真实”传统深入生活时，媒介情感所构成的生命体验，成为他们区别于前辈作家的代际“真实”，无论是他们对生活本质的认识，还是叙事修辞的经验，都在直面信息化社会之人。霍艳的《秘密》试图揭开社交信息织造的人际网络假面。网站漏洞的意外发现，让“我”获得了撕开日常生活表层的缺口。在信息网络重新定义的文化区域里，看取都市的目光不再来自乡土，而在于都市内部的真实与虚构，快递信息所制造的窥视，巧妙地贯穿都市生活的地理边缘和消费中心，把物质的隐私和欲望的隐秘相勾连。不过窥探的视角也并非全然冷漠的外聚焦，作家并没有让叙事者充当职场浮世绘的摄影机，那些三不五时的机敏议论在事件的间隙里成为叙事者的独白，最终在窃喜的、怜悯的、嘲讽的心理波动之后，“我”也难逃猎奇之后的空乏与无趣，“还好”网站的漏洞被及时修复了，这场关于隐私的冒险也随之终止。

郭爽的《拱猪》则把目光望向了《世界》另一边母女的世界里。故事在单亲家庭的母亲和青春期少女各自的孤独中被结构出来，母女的精神世界都在漂泊着，母亲的故事是嘈杂的，泼辣、贫穷、性的苦闷，少女的故事是朦胧的，疼痛、自卑、成长的困惑。母亲对身份的确认倚赖于女儿，而女儿对身份的确认来自互联网“迷”群体的共情机制。小说导演了一场小镇少女的追星记，社交网络、网友、贴吧、粉丝QQ群，在虚拟的两端，“苹果化了”与“季末”是两个少女的姐妹情谊和成长的镜像，“‘季末’后来知道，她在屏幕背后看着这一切发生时不能自抑地激动，就是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现场。”小说结尾处安排了母女的互相体认与和解，生活就像“正午踏进光焰”，作家笔力老练，以年轻的心灵和感知的方式去触碰父辈的命运，“描摹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基本的轮廓”（格非）。

而若把媒介文化作为主体情感的生成机制，问题便多了一条回归修辞学的可能路径，原生跨媒介文化身份青年小说家的修辞经验，提供了从文本内在视野表征时代生活的可能性。在学者何平与华文青年作家倪湛舸的对话中，倪湛舸坦言自己的写作更大程度上受到社交媒体经验的影响，并将研究者对其创作的散文诗定位，代之以“微博诗”“数码诗”“社交媒体诗”，她认为“‘散文’仍然停留在文体范畴，没有考虑到媒介的变化、读者的参与和更深层面上文本物质性的重组”。当青年小说家们无碍往返于不同媒介语言之中进行写作时，修辞正发生潜移默化的变革。以“豆瓣”网站为基地写作的王占黑，近年来以书写城市旧社区的“街道英雄”系列为人所知。当被问及是否认同历史感的缺乏和经验的同质化是当代青年作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时，王占黑的回答更为干脆，“不认同。作者的多样性在于每个写作个体本身的不同……很多人，尤其是靠互联网长大的一代，完全可以摆脱这部分”。

面对批评家将“街道”这一空间想象归为“效仿本雅明所构想的城市游荡”时，年轻的小说家提出商榷。王占黑确乎看到了市民社会不一样的风景，并不是本雅明面对都市汹涌人群时感觉结构的不适，而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亲切和体贴。小说的文字带着幽默干净的青春气息，既非少年老成的持重也无为赋新词的矫饰，文本结构是立体的、多维的，叙事空间的衔接并非是逻辑的过渡，而是具有移步换景的流动感。事实上，作家对松本哉的解读成为她最好的创作谈，电影、纪录片、游戏、二次元文化，间杂着经典作家、理论家的阅读，构成小说结构的复合来源，这种写作伦理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即是“对看似牢固边际的打破，意味着对更多未知空间的探索，而知识的后面（或前面）紧跟着实践的尾巴”。

当然，修辞的时代感不仅在于结构，更在于语言。学者黄发有曾在文学经典语言的尺度上，通过对剧本式小说和网络小说文本的细读，发现在多媒介文学的交互现象中，语言发生了令人不安的变异。的确，电子媒介的“技术-文化”联合体形成了对语言一定程度上的压力，一方面可能会压缩语言的丰富性，譬如语言学家对语言形态是否会减少而争论不休，不过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对既定语言边界的某种反叛。若从修辞的角度来看，语言形态的更易表征着主体与对象世界审美距离和伦理体验的变化。在近年受到主流文学期刊关注的青年小说家班宇笔下，语言的蔓延似乎在提醒我们信息时代里主体与世界的逼仄。班宇同样是“豆瓣”网的内容原创者，小说《冬泳》深受青年读者的喜爱，“冬泳”这个地方性的极限运动项目成为庸常生活中灵魂闪现的象征。小说的语言刻意在前后两部分发生了语感的断裂，前半部分多以短句和断句为主，但并不构成顿挫感的节奏，反而是随着人物行动和心理的轨迹随性伸展，佐以地方性口语的大量涌入，用随意、散漫、絮叨严格祛除语言的抒情性，语流在寒冷的空气中游荡，讲述着安顿于生老病死、随波逐流的生存体验，即便是作为故事结构的悬疑类型，也在语言的溃散中消磨了棱角。

而在后半部分，当文本打开心理图景时，书面语言的斟酌和韵律又成为文本的主要语调，日常故事在冰冷的雪水中沉没无踪，只剩下叙事者悬浮于此在的踪迹。班宇的语言体现出一种跨媒介叙事语言和叙事规律的典型状态，这种语言来自于信息时代对情感即时满足的需求，全媒介的时空传递时代情绪的速率极大提升，写作在与读者的不间断商榷中进行。与经典文学语言制造情感和时间的延宕满足不同，这样的语言状态使得叙事者无论从哪个节点开始诉说，都保证了确凿无误的自叙传经验，于是，叙事者和读者之间的边界开始消弭，主体和世界无限靠近，读者在反复介入文本时会感受到共情的无碍和抚慰。

多年前，米兰·昆德拉不无担忧地谴责媒介文化对小说的影响，确乎如此，当下信息的过载让一切变得模糊不清，让书写无力超拔，叙事的难度不仅在于如何整合铺天盖地的讯息，并将之妥善安置在一种文学期待和审美期待之中，更在于如何去抵达情感和行动的“真实”。不过，文学最终是要重新阐释历史，并面对不断变化着的“人”，作家们一面要阻止经典坠落大地，另一面，更要成为反向阻止者，敦促自身辨别未来的讯息。在数字文化结构中成长的一代写作者，有着信息时代的文化语境和文本形式体验，这本身构成了他们所要面对的真实生活形态，这或许能够提供某种当下性的小说经验。我们的文学迫切呼唤“新人”，而这个“新人”并不单单是指新的人物形象，更应该是指创造文学的新人，以及作品所传递的我们这个时代真实的伦理体验和精神体验。面对新的世界，去确定究竟什么才是创造性的和积极性的书写实践，或许才是青年小说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