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易丝·格丽克与阅读的政治
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出乎不少人的意料。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在十年内第三次颁给诗人（前两次分别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2011年；鲍勃·迪伦，2016年），并在五年内两度授予美国诗人。引发争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许多人压根没听说过露易丝·格丽克。
露易丝·格丽克
除了世纪文景在2016年推出过两本格丽克诗歌合集外，中文世界对格丽克其人其诗的介绍寥寥。这与她在大洋彼岸获得的殊荣显得很不相称：在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格丽克已经包揽了包括普利策诗歌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华莱士·史蒂文斯奖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诗歌奖项， 2003-2004年还被授予年度美国国家桂冠诗人。
中国读者仍然需要去了解这位新晋诺奖诗人。11月15日，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世纪文景，专门邀请到作家、诗人、宗教与文学学者倪湛舸，与读者一同走近露易丝·格丽克，解读其诗歌的美学和阅读的政治。
倪湛舸，作家、诗人、宗教与文学学者，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学士，福德姆大学神学系硕士，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宗教与文学专业博士，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宗教与文化学系副教授。著有文集《黑暗中相逢》《人间深河》，小说《异旅人 》，诗集《真空家乡》等。
个人化的古典主义者
格丽克1943年出生在纽约长岛的一个匈牙利裔犹太移民家庭，家境优渥。父母育有两女，格丽克是家里的长女。17岁时，格丽克患上厌食症，导致她无法继续上学。为此，她接受了长达7年的精神分析治疗。厌食症让格丽克对死亡有了早熟而清醒的认识。她曾提到，“我认识到，从逻辑上，85磅，然后80磅，然后75磅是瘦了。我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正在走向死亡。我内心深处清楚地知道，我并不想死。即使那时，死亡仍然是一个悲痛的隐喻。”
厌食症对格丽克的一生，乃至她的诗歌追求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据格丽克自己讲，这种心理障碍和她早夭的姐姐有关。原来在格丽克出生之前，父母已先育有一女。女儿的去世，让母亲大受打击。而格丽克似乎一直生活在姐姐早逝的阴影下，个体的创痛使得她早期的诗作接近“自白派”。
《生活研究：罗伯特·洛威尔诗选》中文版书影
作为诗歌流派，“自白派”肇始于罗伯特·洛威尔的诗集《生活研究》。这部诗集大胆揭露诗人内心的思想活动，涉及隐私、性爱和心理创伤，由此引发了一场“自白派”运动。同时，格丽克步入诗坛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正是“自白派”风头正劲的时候，格丽克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1968年，格丽克推出第一部诗集《初生子》（Firstborn），结束对厌食症的心理治疗。诗集涉及家庭生活中的亲密关系，围绕着生与死、爱与性等主题展开。此后，格丽克两度结婚，又两度离婚。破碎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格丽克的写作一直延续着“自白派”的主题。
“自白派”女诗人如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 ）等经常被拿来和格丽克比较，三人在诗歌写作上颇有相似的地方：比如经常书写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痛苦经历。但也有不同的地方，格丽克的诗歌风格更加偏向低调和冷静。倪湛舸认为，“格丽克并不看重受难者痛苦状态的宣泄，也不事无巨细地描绘痛苦。她虽然借助个人经历，但往往将其藏着掖着，很多话不愿意明说。早期作品中已经有了后期的倾向，更愿意去寻找一个原型”。
倪湛舸援引伊丽莎白·卡罗琳·多德(Elizabeth Caroline Dodd) 1992年出版的《遮蔽的镜子与女诗人》（The Veiled Mirror and the Woman Poet），称格丽克是后自白派的“个人化的古典主义者”。《遮蔽的镜子与女诗人》是最早研究格丽克诗艺的专著之一，多德在书中研究了四位女诗人，其中之一便是格丽克。多德在书中提到，格丽克的文风具有斯多葛主义的特征，喜欢使用无夸张的修饰手法，采用大量留白，运用沉稳冷静的语气。这种风格往往被认为是古典主义的特点。
融合自白与思辨的神话重写
格丽克从小熟读西方古典神话，经常借助重写神话来书写个人经历和反思现代生活。她的诗里大量出现了希腊神话、圣经神话、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她在1981年接受采访时说，“我的倾向——这是显而易见的——是非常迅速地建立神话结构，看到当前时刻与原型结构的相似性。”
《灵魂说：近期诗歌论》英文版书影
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1995年出版的诗论专著《灵魂说：近期诗歌论》（Soul Says : On Recent Poetry）里有专门研究格丽克的章节，她认为格丽克在自白派的直抒胸臆和智识派的智力游戏间，成功开辟出神话结构这种独特的个人风格。她称”路易丝·格丽克是一位有强大存在感的诗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她出版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诗集，达到了不同寻常的辨识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白’或‘智识’，这两个词往往被认为代表了诗歌史的两大阵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格丽克拒绝传记式或思辨式的书写，而喜欢一些人们称之为神话的或神秘的陈述。”
通过重写神话故事，格丽克将自白和思辨相融合。“文德勒解释了格丽克为什么做大量的神话重写，因为她需要在自白派和智识派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她既不想单纯地依赖自传性素材，也不想上升到一种概念游戏，她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倪湛舸说。
在倪湛舸看来，格丽克重写神话的举动标示着一种双向运动：一方面是神话对日常经验的整合，另一方面是日常经验对神话故事的激活。读者在阅读格丽克诗歌的时候，可以借助她的经验上升到神话经验，并且不被她的个人经验所限制。同时，作为女性主义诗人的格丽克通过重写神话，让在神话中缺席的女性角色发出自己的声音。“格丽克在她的诗歌中给日常经验赋予了一种神话原型的力量，把日常经验提炼并升华到神话原型的高度，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里提到的，‘以朴实的美感使个人的存在变得普遍’。”
倪湛舸提到，另一位美国女作家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同样喜欢重写神话，称其为“写小说的格丽克”。“玛丽莲·罗宾逊的代表作《家园》重写了浪子回头的神话故事，语言极为简练，去除任何修饰，冷峻朴素的语言达到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同时，《家园》中加入原神话故事中被忽视的女性角色，与格丽克类似。”
多声部复调书写
除了书写日常生活中创伤性的个人经验、重写神话故事，自然也是经常出现在格丽克诗歌里。因此，有人把格丽克与以书写自然著称的玛丽·奥利弗（Mary Oliver）相提并论。不过，两人的倾向性有很大不同。正如倪湛舸所言，玛丽·奥利弗诗里的抒情主体往往是一个观察者，诗歌出自人对自然的观察。而在格丽克的诗中，抒情主体并非总是人类生命体。在这个意义上，格丽克的诗歌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诗，对抒情诗这个概念做了一定拓展。
玛丽·奥利弗
“进一步说，两人相似的地方在于都把外在的自然世界当作诗人内心世界的投影。在格丽克的写作中，这种投射不是简单的由人到非人的投射，而是人与非人之间互动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她们诗歌中任何自然景物的描写也属于诗人内心活动的描写。”
格丽克的诗歌显得更加“亲民”。在一次访谈中，一位诗人曾调侃格丽克，说如果阅读不同诗人需要支付不同入场费的话，格丽克的入场费只需一美元。这话的意思其实是说，格丽克写诗喜欢用简单的词汇和流畅的短句，诗歌往往“缺乏”意象和音律之美。不过，作为读者的格丽克就从没被悦耳的音律和漂亮的意象打动过。她认为，诗人写下的每个词都应该非常关键，不需要增加修饰。在写作过程中，她便尽量回避华而不实的东西。她称诗歌最重要的是获得一种类似原型的力量，直达本质。倪湛舸称这种风格与东方美学有共鸣。
倪湛舸以《野鸢尾》为例认为，格丽克在这部诗集中塑造了三重抒情声音，这是她对传统抒情诗概念的又一突破。如果让格丽克来写花园里的花，会怎样呢？按照惯例，花可以是一种声音，诗人是另一种声音。但在花和诗人之上，格丽克还能增加另一重声音：那就是神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格丽克的诗歌达到了类似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中的多声部风格。“超验性的神，其实也是格丽克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野鸢尾》
在我苦难的尽头
有一扇门。
听我说完：那被你称为死亡的
我还记得。
头顶上，喧闹，松树的枝杈晃动不定。
然后空无。微弱的阳光
在干燥的地面上摇曳。
当知觉
埋在黑暗的泥土里，
幸存也令人恐怖。
那时突然结束了：你所惧怕的，作为
讲话，突然结束了，僵硬的土地
略微弯曲。那被我认作是鸟儿的，
冲入矮灌木丛。
你，如今不记得
从另一个世界到来的跋涉，
我告诉你我又能讲话了：一切
从遗忘中返回的，返回
去发现一个声音：
从我生命的核心，涌起
巨大的喷泉，湛蓝色
投影在蔚蓝的海水上。
这种多声部的写诗方式，适合创作“组体诗”。自《阿勒山》（Ararat）开始，格丽克的每一部诗集都属于“组诗”的体例：由单独的诗歌篇章按照某种逻辑组织在一起，形成完整的长诗。因此，格丽克的每本诗集都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倪湛舸将这种多视角的叙述比作电影摄影。“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抒情的声音一直在变。这就好比电影里的摄影机，采取不同的视角，把这些视角放在一起，最后呈现出来完整的生活。”
不过，一位叫丹尼尔·莫里斯（Daniel Morris）的学者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研究格丽克诗歌的专著《露易丝•格丽克的诗歌：主题研究》（The Poetry of Louise Glück：A Thematic Introduction），里面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认为格丽克多声部的抒情诗写作，其实受到犹太教释经传统的影响，也就是米德拉什(Midrash)的影响。米德拉什原义是探索和研究，是一个旨在注解《希伯来圣经》而发展出来的诠释传统，通常涉及三个彼此相关但又应予以区分的含义。
倪湛舸介绍说，“《希伯来圣经》里往往有争议性的片段，犹太教的学者会针对这些片段做出解释，不同的学者往往得出不同的解释。这些不同的观点在同一张纸上罗列出来，算得上古代的一种多声部学术，和巴赫金说的多声部复调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格丽克做的尝试是把简单的抒情诗写成一个多声部的“米德拉什”，进入原初的神话故事，但不是简单的引用，而是对经典重新阐释。
阅读的政治学
至于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为何颁给格丽克？倪湛舸认为这与格丽克的写作风格有关。“格丽克的诗歌表现出了强烈的精神追求，愿意突破个体，强调抒情诗的普遍性，看起来非常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一贯审美。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格丽克，对格丽克来说是锦上添花的事，对诺贝尔文学奖则是一以贯之的精神传承”。同时，2020年作为多事之年，全球疫情暴发，世界格局动荡和重组，格丽克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条精神性的艺术拯救之路。
格丽克两本中文版诗集书影
格丽克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风格是阴沉的（grim），她认为自己一直都在追求精神性的超越。她诗歌里的“自白”风格，其实是一种见证。格里克最终所追求的是一种修复和救赎。“格丽克的诗歌风格从早期的相对阴暗，到后期的越发开阔，其间有一个很明显的脉络，即艺术的拯救之路。诺贝尔奖今年发给了她，对全人类而言，可能也是希望能够给深陷于瘟疫之中的我们以一点所谓的希望吧。”
倪湛舸认为，格丽克的诗歌可以在三个方面为当代汉语诗歌提供有力的借鉴。一方面是格丽克素朴的写作风格，与东方美学中的留白有一定的呼应性。“在我的印象中，现在对美的理解可能还过于单一，我们可能还在追求音律悦耳或意象丰富等，还在寻求一种比较程式化的美。我觉得格丽克的作品向我们展现了美的多样性。如果把美看成巅峰的话，通往巅峰的路不是只有一条，而是有很多条。”
从作者层面看，格丽克写诗已愈半个世纪，现今70多岁的她还在继续写作。“这提醒我们诗歌其实不是一种所谓的青春书写，作为一个诗人，你要不停地寻求变化，寻找自我突破。当我们阅读一位比较长寿的诗人，我们要注意他不同阶段的风格变化。”同时从读者层面看，格丽克的诗歌在读者群体中广泛传播，在研究者中也有很高的流传度。这说明格丽克的诗歌能够激发不同理论框架下的阐释和讨论，似乎也在间接提醒我们为诗人建立诗歌阅读和阐释体系的重要性。
“我觉得比诗人更稀缺的是好的读者，读者其实是诗人生长的土壤。” 倪湛舸总结道，“建立诗歌写作和阅读的女性群体更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也许这样的群体早已存在，我们要努力地让更多人听见她们的声音，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
